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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倒陈说，揭示真相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揭示事实真相，然受到历史与现实复杂性、文献资料或研究方法的限制，许多事实真相始终在漫漫迷雾之中。汉语史上就有很多类似的“迷”，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以致长期以来始终成为争论不休的“无解”或“多解”之题。比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古人说话就是之乎者也”之类，虽然近百年来的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但似乎说服力不强，仍有很多人怀疑这样的结论。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结论是套用西方语言理论得出来的，而古代并未有相关论述。再如，语言学家还总结出“之乎者也”这些语气词有“多功能”的特点，说“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各种语气，一种语气可以用多个语气词来表达”，这种结论也让人很迷惑：既然一个“乎”就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那么古人造出那么多语气词的目的何在？语言学家解释说，这是方言不同造成的。方言不同，语气词的发音不同，这是事实。但何以各地方言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这几个字来表现？再者，这些语气词常常同时出现在一部经典中，难道先秦文人都有杂用其他方言语气词的习惯？事实上，不但语气词如此，整个虚词系统几乎都是如此，比如表示假设关系的文言连词，就有假使、假若、假如、设若、设使、倘若、即使、纵然、纵使、如果、即使、即如等，单音节的还有如、而、若、苟、使、令、藉、当、即、则、为、其、讵、自、犹、且、乃、所等，竟多达120余个。面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此多的语气词和连词，究竟是方言中的口语词汇，还是文人的书面用语？除了这些，汉语史研究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矛盾现象，要么争执不下，要么避而不谈。
近日细读南开大学教授孟昭连所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发现他独辟蹊径，完全抛开西方的那套语言理论，深入挖掘古代两千多年来的相关论述，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不同表现方法这一独特角度，重新诠释了“之乎者也”这些文言虚词的本质与产生，大胆得出“之乎者也非口语”这一结论，真的是石破天惊，令人耳目一新，阅后深感震撼。本书七章，分节论述，内容充实，结构严密，可说无一字虚，无一句假。书名论题，似乎抽象，而所征引大量文献典籍，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政治经济教育人情风俗，多有形象画面。尤其是，作者挖掘出两千多年来前贤对“辞”的相关论述，使古代汉语的真相，昭然若揭；百年来充斥教科书的“文言文是古代汉语”“之乎者也”就是古人口语等陈说，也就不攻自破。孟教授此一研究成果非有数十年研读中国历史文化文献典籍之苦功，非有数十年淡泊名利、潜心学术并融会贯通之心志，非有献身学术研究之巨大热情、精神意志，绝不能措一辞。书中体现出来的学风文风之典范意义尤其具有时代精神。
本书57万字，中心论题其实就论述了一个字———“辞”。“辞”是什么？功能为何？是如何产生的？作者细致入微地剖析被古人称为“辞”的所谓文言虚词的本质，反复强调“辞”在古代书面语中之特殊用途，指出多年来学界对于“辞”理解之误。孟教授批评王力先生等人关于“辞”（词）的观点，指出他们对于“辞”的认识并不准确，把古代“辞”或者“词”等同于现代所谓“无义理”之“虚词”不符合实际。以大量翔实资料，严密论证阐述“辞”作为书面语而非口语之特殊含义，拨开学术史千年迷雾，意义重大。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可以所谓权威观点为结论，孟昭连教授批评权威不意味否定权威之卓越研究成果，乃是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推动学术文化进步，是对权威之爱护、尊重，孟昭连爱权威以德，正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
本书探讨“辞（词）”与“名”“文”“字”之含义和区别，细致生动准确。古人之“辞”或“词”有特殊含义和用途，与一般所说之“文”或“字”有别。“修辞立其诚”主要是就特殊的“辞”之运用而论，并非泛指所有文字修辞，所以孔子才说“辞达而已”“系辞焉以尽其言”，后世文人也才说“文字之妙，只在几个助辞虚字上”“虚字乃文章关捩，入门之要诀”，民谚也才说“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好来成秀才”。可惜的是，后来学者的理解则渐趋于一般修辞学问题，这都是把“辞”误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所谓“词语”的结果。本书揭示古人“辞”之特殊含义，对准确理解古代经典文献内涵有极为重要之学术价值。书面语中大量运用“辞”，“修辞”已成为一种文士必备之重要文字技术修养，必然对口语产生反作用和影响。“辞”非从口语而来之“文字”，乃是从实词假借来表达人类思想感情之“语助”，反过来又会影响读书人之“口语”，使得特殊知识阶层口语书面化，语言和文字关系辩证复杂如此，故后世学者在迷雾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书对许慎改“辞”为“词”，为“词”所下定义做出细致阐述，引证分析，逻辑严密，令人服从。许慎“意内而言外”的真义为何？本书首先引王充“出口为言”的论述，释“言”为口语，而“言外”显然就是口语之外，亦即非口语。又引徐锴“在意之内，在言之外”的解释，与许释相互印证，仍然可以得出“辞非口语”的结论。作者又分析了许慎将“词”入“司”部而非“言”部的做法，进一步将“辞（词）”的“言外”性质揭示得清清楚楚。后学误以为《说文》将“辞”入言部乃许慎粗疏或错误，例如本书揭示清人段玉裁将“意内言外”理解为“意于内，言于外”，就严重误解了许慎之意，把“词”与一般“文字”等同，失去许慎阐释“词”之特殊用意。非但段玉裁，清代几位训诂大家如桂馥、王筠、朱骏声对“意内言外”之训释均不得要领，王力从朱说亦未理解“意内言外”之真实含义。作者经过细致的分析指出，“辞”入“言”部并非许慎的错误，而是其精心安排。古代亦有理解许慎之意者，惜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本书对此做出精确辨析，澄清真相，是非立辨。惜近百年来的语言学者，弃是而从非，以教科书或专著形式，代代相传，误导国人，这也是做出“古人说之乎者也”“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等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
二、尊重前贤，回归传统
本书对前賢相关成果，珍惜推扬，不遗余力。《自序》即云吕叔湘、王力、高名凯诸先生所论书面语中有“非口语成分”，自己深受“古人相关论述”启示方能得出“非口语说”之结论。尤其是对历代有关“辞”的相关论述，孟教授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分析。除了将许慎“意内而言外”的定义，作为“非口语说”之理论基石，其他例证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兮”字虽无实在意义，但能起到“语助余声”之作用。颜师古批评时人对“呜呼”“於戏”“於乎”三词之误解，并明确解释为“叹辞”。柳宗元在书信中论述“助字”，有“疑辞”“决辞”之分类。陈！在《文则》中论“文有助词”，分别“言”“文”概念，言指口语，文指书面语。金代王若虚批评欧阳修《五代史论》“助词虚字亦多不惬”，批评苏轼用“矣”字有不妥者，甚至专列一节评析其论“辞”。明代胡文焕为元代《助语辞》作序，对“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语气词有“不易用”之叹。清人袁仁林所著《虚字说》，更是“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清楚”。孟教授特别强调袁仁林所论不仅指他所处之时代，乃是从历史角度做出之宏观结论。总之，历代学者论述“辞”与“名”“字”之关系，十分透彻明白：“辞”具有非口语之本质特征，与口语性质的“名”“字”有明确区别。如王筠《说文句读》中之观点：“词为意内言外，故属本部而不入言部也。”孟昭连强调此语看出许慎训释之“奥妙”，又赞成徐锴“对许意心领神会”，均可见其尊重前贤成果之谦虚谨慎态度。 本书分析前贤成果多精辟独到之见，多发前人所未发。如探讨孔子名言“辞达而已矣”之“辞”意，实事求是，令人耳目一新。孔子所说之“辞”非一般词语之意，而是特殊之“辞”，即许慎所云“意内言外”之“词”，此“辞”运用恰当与否，关系文章表达思想感情效果，“辞达”“修辞立其诚”，均是要人们恰当地运用“辞”。古人中为“辞”而“辞”的作者不少，否则，孔子无必要呼吁“辞达而已矣”。文字创造是根据人类口头语言而来，起初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把所见所思所闻说出，互相交流、沟通，然后根据口语造出相应文字，记录人类文明进化成果。然而，由于汉语单音节的特征，以口语表达思想情感，尚有语气神态声调抑扬高下之不同，所以书面语单靠实字记录社会人生内容很难准确表达丰富复杂之思想感情，故必须用特殊之“辞”来辅助与口语对应之文字，以加强表达效果，体现社会人事之深微杳渺，体现人们心理之细微差异。《墨子》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是此意。本书还旁征博引前贤典籍，通过对“辞”诸多异名的分析，论述“辞”之非口语本质，并且以“辞非口语”来解释历代文人感叹“虚字难用”的原因，合情合理，极有说服力。正因为“辞”非口语，故先秦经典运用起来时有错乱，后世如司马迁、韩愈、苏东坡等大家，亦不乏运用错误的问题。“辞”作为“语助”广泛运用于古人书面语中，读书人朗读背诵诗词文章，必然会影响其口语表达状态。某些知识分子虽然满口之乎者也，但不会改变“辞”非口语的本质特征。
本书论述考证极为抽象之问题，最大特点是以大量事实讲话，许多个案考证，细节生动，引人入胜。从古代口语之考察到文言虚词之“爆发”与迅速“消失”，从“辞”之本质非口语到文言虚词的产生，从“辞”之繁荣与“言外”观念的消亡，再到“辞”的加减与替换，直至第七章探讨古人修辞为文之法，既有准确的事实与数据，又围绕核心论题，可谓一“辞”极乎天人之际，万象归于本体之理。如论述《春秋》及三传中之语气词问题，就用精确的统计数据，相互比较，在对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作者不但发现“春秋战国书面语中的常用语气词如乎、也、矣、者、焉等，《春秋》中竟一个都没有”，这种语言现象，2500年来没有受到学界注意。作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春秋》没有语气词有三种可能：（1）因文体原因，或作者故意省略。（2）本来有，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删掉，或传抄时漏掉。（3）原文本来就没有，因为那时口语中并没有语气词。本书详细考察论证，排除前两种可能性，证实只有第三种可能：那时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春秋》是据实记录之书面语，较多地保留了口语之原貌。《春秋》中没有语气词，《尚书》中语气词亦极为罕见，既不是文体原因，更非在流传过程中被后学删除，只是因为当时口语中没有后来盛行的书面语气词。《春秋》原文只有1.6万余字，记载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200多年鲁国历史，其文字之简练不言而喻。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不断提高，文字不断进化，社会上使用文字者不断增多，所表达的社会生活内容日益复杂深广，文言书面语之“辞”便被文人发明（假借）出来，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书面文字中。然而作为一种非口语成分，运用多少、如何运用因人而异，很难达到完全统一，故出现《春秋》三传“修辞”之迥然差异。显然，相对于有的学者所谓春秋战国的口语语法“尚未固定”的观点，孟教授的这个解释更具说服力。
再如，对文言虚字“也”的分析极为细致深入。“也”是文言中使用率最高之语气词，一般语言学家说它具有“多功能”，可以表达多种语气。本书比较分析考察《诗经》《礼记》《老子》《左传》《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马说》等大量古代典籍资料，经过比较分析论证，发现“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断句符号，并无语气功能。对柳宗元、朱熹、陈！、卢以纬、袁仁林、马建忠、王力、向熹等人相关论述，辩证分析，肯定其得，否定其失，态度公允。随着时代变化，后世学者对于“也”字修辞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出现认知上的偏差，许多时候处于模糊状态，使得“也”字在后世文人的笔下，不但有早先之“断句”功能，且有了表达语气之意义。然在《春秋》三传时代，“也”字只是作为“断句”符号，其功能相当单纯。
本书考察《晋史》引用《世说新语》用减字法和换字法，因《世说新语》是古代纪实笔记“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口语状况，所以虚词较少，《晋史》引用时为符合书面文言规范，便做了相应改动，其主要方法就是增加文言虚词。《新唐书》删削《旧唐书》如法炮制，“基本原则就是文言代口语”。宋祁生造文言词汇，许多形象事实触目惊心，通过本书分析，可知玩弄文字游戏不良学风文风自古已然。宋祁生造之1600余词，多不合理，只有“杀人灭口”“自食其言”等少数几个词被现代人所继承运用。本书揭示出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并加以全新的阐释，其典范意义远远超越一般学者想象，盖因其所引证之典籍资料，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可让读者自得之、领悟之、想象之，言有尽而意无穷。
三、颠覆之作，影响深远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是数十年来难得的独创性学术著作。本书包蕴中国社会文化信息极深极广，所引证之资料极为丰富、严谨，论述论证逻辑性极强。理一分殊，核心话题可一言以蔽之，且支撑论题的又有无数抽象形象之证据，涉及经史子集浩瀚典籍。故阅读本书，不但令人信服“之乎者也非口语”的立论是正确的，且不知不觉走进古代文明博大精深之画廊，令人望洋兴叹，叹为观止。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然其中舛误难免；《红楼梦》作者自谓“满纸荒唐”，假语村言，迷离恍惚。本书虽为惊世力作，学术巨著，某些说法，亦必然引发诸多争议。如作者引朱子语“《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认为“朱熹得出这种结论毫无根据”。其实朱子主要是就《史记》之文风而言，与《汉书》之“纸上做”加以对比，非谓《史记》文字完全是口语实录。司马迁作为史家一样要用之乎者也之“辞”，朱子只是“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史记》更口语化”而已。
李剑国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序云，孟教授近年研究文言虚词可谓“如痴如醉”，几乎到了“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地步。作为一个大半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他能跳出西方语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框框，从一个特殊角度揭示语言学研究的“无明”状态，并做出全新的解释。他对文献资料的挖掘利用，他的思考方法与研究方法，相较于时下通行的有其独特之处；事实上，他也正是用这些独特的方法，得出了与语言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他的这些结论，除极个别语言学者简单地斥为“外行”外，大多数语言学者保持沉默，或只以“路子不一样”加以搪塞。然笔者通读全书后以为，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不但是一部学术研究的创新之作，更是实事求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其观点必將对今后的语言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揭示事实真相，然受到历史与现实复杂性、文献资料或研究方法的限制，许多事实真相始终在漫漫迷雾之中。汉语史上就有很多类似的“迷”，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以致长期以来始终成为争论不休的“无解”或“多解”之题。比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古人说话就是之乎者也”之类，虽然近百年来的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但似乎说服力不强，仍有很多人怀疑这样的结论。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结论是套用西方语言理论得出来的，而古代并未有相关论述。再如，语言学家还总结出“之乎者也”这些语气词有“多功能”的特点，说“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各种语气，一种语气可以用多个语气词来表达”，这种结论也让人很迷惑：既然一个“乎”就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那么古人造出那么多语气词的目的何在？语言学家解释说，这是方言不同造成的。方言不同，语气词的发音不同，这是事实。但何以各地方言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这几个字来表现？再者，这些语气词常常同时出现在一部经典中，难道先秦文人都有杂用其他方言语气词的习惯？事实上，不但语气词如此，整个虚词系统几乎都是如此，比如表示假设关系的文言连词，就有假使、假若、假如、设若、设使、倘若、即使、纵然、纵使、如果、即使、即如等，单音节的还有如、而、若、苟、使、令、藉、当、即、则、为、其、讵、自、犹、且、乃、所等，竟多达120余个。面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此多的语气词和连词，究竟是方言中的口语词汇，还是文人的书面用语？除了这些，汉语史研究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矛盾现象，要么争执不下，要么避而不谈。
近日细读南开大学教授孟昭连所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发现他独辟蹊径，完全抛开西方的那套语言理论，深入挖掘古代两千多年来的相关论述，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不同表现方法这一独特角度，重新诠释了“之乎者也”这些文言虚词的本质与产生，大胆得出“之乎者也非口语”这一结论，真的是石破天惊，令人耳目一新，阅后深感震撼。本书七章，分节论述，内容充实，结构严密，可说无一字虚，无一句假。书名论题，似乎抽象，而所征引大量文献典籍，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政治经济教育人情风俗，多有形象画面。尤其是，作者挖掘出两千多年来前贤对“辞”的相关论述，使古代汉语的真相，昭然若揭；百年来充斥教科书的“文言文是古代汉语”“之乎者也”就是古人口语等陈说，也就不攻自破。孟教授此一研究成果非有数十年研读中国历史文化文献典籍之苦功，非有数十年淡泊名利、潜心学术并融会贯通之心志，非有献身学术研究之巨大热情、精神意志，绝不能措一辞。书中体现出来的学风文风之典范意义尤其具有时代精神。
本书57万字，中心论题其实就论述了一个字———“辞”。“辞”是什么？功能为何？是如何产生的？作者细致入微地剖析被古人称为“辞”的所谓文言虚词的本质，反复强调“辞”在古代书面语中之特殊用途，指出多年来学界对于“辞”理解之误。孟教授批评王力先生等人关于“辞”（词）的观点，指出他们对于“辞”的认识并不准确，把古代“辞”或者“词”等同于现代所谓“无义理”之“虚词”不符合实际。以大量翔实资料，严密论证阐述“辞”作为书面语而非口语之特殊含义，拨开学术史千年迷雾，意义重大。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可以所谓权威观点为结论，孟昭连教授批评权威不意味否定权威之卓越研究成果，乃是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推动学术文化进步，是对权威之爱护、尊重，孟昭连爱权威以德，正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
本书探讨“辞（词）”与“名”“文”“字”之含义和区别，细致生动准确。古人之“辞”或“词”有特殊含义和用途，与一般所说之“文”或“字”有别。“修辞立其诚”主要是就特殊的“辞”之运用而论，并非泛指所有文字修辞，所以孔子才说“辞达而已”“系辞焉以尽其言”，后世文人也才说“文字之妙，只在几个助辞虚字上”“虚字乃文章关捩，入门之要诀”，民谚也才说“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好来成秀才”。可惜的是，后来学者的理解则渐趋于一般修辞学问题，这都是把“辞”误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所谓“词语”的结果。本书揭示古人“辞”之特殊含义，对准确理解古代经典文献内涵有极为重要之学术价值。书面语中大量运用“辞”，“修辞”已成为一种文士必备之重要文字技术修养，必然对口语产生反作用和影响。“辞”非从口语而来之“文字”，乃是从实词假借来表达人类思想感情之“语助”，反过来又会影响读书人之“口语”，使得特殊知识阶层口语书面化，语言和文字关系辩证复杂如此，故后世学者在迷雾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书对许慎改“辞”为“词”，为“词”所下定义做出细致阐述，引证分析，逻辑严密，令人服从。许慎“意内而言外”的真义为何？本书首先引王充“出口为言”的论述，释“言”为口语，而“言外”显然就是口语之外，亦即非口语。又引徐锴“在意之内，在言之外”的解释，与许释相互印证，仍然可以得出“辞非口语”的结论。作者又分析了许慎将“词”入“司”部而非“言”部的做法，进一步将“辞（词）”的“言外”性质揭示得清清楚楚。后学误以为《说文》将“辞”入言部乃许慎粗疏或错误，例如本书揭示清人段玉裁将“意内言外”理解为“意于内，言于外”，就严重误解了许慎之意，把“词”与一般“文字”等同，失去许慎阐释“词”之特殊用意。非但段玉裁，清代几位训诂大家如桂馥、王筠、朱骏声对“意内言外”之训释均不得要领，王力从朱说亦未理解“意内言外”之真实含义。作者经过细致的分析指出，“辞”入“言”部并非许慎的错误，而是其精心安排。古代亦有理解许慎之意者，惜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本书对此做出精确辨析，澄清真相，是非立辨。惜近百年来的语言学者，弃是而从非，以教科书或专著形式，代代相传，误导国人，这也是做出“古人说之乎者也”“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等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
二、尊重前贤，回归传统
本书对前賢相关成果，珍惜推扬，不遗余力。《自序》即云吕叔湘、王力、高名凯诸先生所论书面语中有“非口语成分”，自己深受“古人相关论述”启示方能得出“非口语说”之结论。尤其是对历代有关“辞”的相关论述，孟教授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分析。除了将许慎“意内而言外”的定义，作为“非口语说”之理论基石，其他例证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兮”字虽无实在意义，但能起到“语助余声”之作用。颜师古批评时人对“呜呼”“於戏”“於乎”三词之误解，并明确解释为“叹辞”。柳宗元在书信中论述“助字”，有“疑辞”“决辞”之分类。陈！在《文则》中论“文有助词”，分别“言”“文”概念，言指口语，文指书面语。金代王若虚批评欧阳修《五代史论》“助词虚字亦多不惬”，批评苏轼用“矣”字有不妥者，甚至专列一节评析其论“辞”。明代胡文焕为元代《助语辞》作序，对“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语气词有“不易用”之叹。清人袁仁林所著《虚字说》，更是“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清楚”。孟教授特别强调袁仁林所论不仅指他所处之时代，乃是从历史角度做出之宏观结论。总之，历代学者论述“辞”与“名”“字”之关系，十分透彻明白：“辞”具有非口语之本质特征，与口语性质的“名”“字”有明确区别。如王筠《说文句读》中之观点：“词为意内言外，故属本部而不入言部也。”孟昭连强调此语看出许慎训释之“奥妙”，又赞成徐锴“对许意心领神会”，均可见其尊重前贤成果之谦虚谨慎态度。 本书分析前贤成果多精辟独到之见，多发前人所未发。如探讨孔子名言“辞达而已矣”之“辞”意，实事求是，令人耳目一新。孔子所说之“辞”非一般词语之意，而是特殊之“辞”，即许慎所云“意内言外”之“词”，此“辞”运用恰当与否，关系文章表达思想感情效果，“辞达”“修辞立其诚”，均是要人们恰当地运用“辞”。古人中为“辞”而“辞”的作者不少，否则，孔子无必要呼吁“辞达而已矣”。文字创造是根据人类口头语言而来，起初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把所见所思所闻说出，互相交流、沟通，然后根据口语造出相应文字，记录人类文明进化成果。然而，由于汉语单音节的特征，以口语表达思想情感，尚有语气神态声调抑扬高下之不同，所以书面语单靠实字记录社会人生内容很难准确表达丰富复杂之思想感情，故必须用特殊之“辞”来辅助与口语对应之文字，以加强表达效果，体现社会人事之深微杳渺，体现人们心理之细微差异。《墨子》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是此意。本书还旁征博引前贤典籍，通过对“辞”诸多异名的分析，论述“辞”之非口语本质，并且以“辞非口语”来解释历代文人感叹“虚字难用”的原因，合情合理，极有说服力。正因为“辞”非口语，故先秦经典运用起来时有错乱，后世如司马迁、韩愈、苏东坡等大家，亦不乏运用错误的问题。“辞”作为“语助”广泛运用于古人书面语中，读书人朗读背诵诗词文章，必然会影响其口语表达状态。某些知识分子虽然满口之乎者也，但不会改变“辞”非口语的本质特征。
本书论述考证极为抽象之问题，最大特点是以大量事实讲话，许多个案考证，细节生动，引人入胜。从古代口语之考察到文言虚词之“爆发”与迅速“消失”，从“辞”之本质非口语到文言虚词的产生，从“辞”之繁荣与“言外”观念的消亡，再到“辞”的加减与替换，直至第七章探讨古人修辞为文之法，既有准确的事实与数据，又围绕核心论题，可谓一“辞”极乎天人之际，万象归于本体之理。如论述《春秋》及三传中之语气词问题，就用精确的统计数据，相互比较，在对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作者不但发现“春秋战国书面语中的常用语气词如乎、也、矣、者、焉等，《春秋》中竟一个都没有”，这种语言现象，2500年来没有受到学界注意。作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春秋》没有语气词有三种可能：（1）因文体原因，或作者故意省略。（2）本来有，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删掉，或传抄时漏掉。（3）原文本来就没有，因为那时口语中并没有语气词。本书详细考察论证，排除前两种可能性，证实只有第三种可能：那时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春秋》是据实记录之书面语，较多地保留了口语之原貌。《春秋》中没有语气词，《尚书》中语气词亦极为罕见，既不是文体原因，更非在流传过程中被后学删除，只是因为当时口语中没有后来盛行的书面语气词。《春秋》原文只有1.6万余字，记载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200多年鲁国历史，其文字之简练不言而喻。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不断提高，文字不断进化，社会上使用文字者不断增多，所表达的社会生活内容日益复杂深广，文言书面语之“辞”便被文人发明（假借）出来，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书面文字中。然而作为一种非口语成分，运用多少、如何运用因人而异，很难达到完全统一，故出现《春秋》三传“修辞”之迥然差异。显然，相对于有的学者所谓春秋战国的口语语法“尚未固定”的观点，孟教授的这个解释更具说服力。
再如，对文言虚字“也”的分析极为细致深入。“也”是文言中使用率最高之语气词，一般语言学家说它具有“多功能”，可以表达多种语气。本书比较分析考察《诗经》《礼记》《老子》《左传》《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马说》等大量古代典籍资料，经过比较分析论证，发现“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断句符号，并无语气功能。对柳宗元、朱熹、陈！、卢以纬、袁仁林、马建忠、王力、向熹等人相关论述，辩证分析，肯定其得，否定其失，态度公允。随着时代变化，后世学者对于“也”字修辞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出现认知上的偏差，许多时候处于模糊状态，使得“也”字在后世文人的笔下，不但有早先之“断句”功能，且有了表达语气之意义。然在《春秋》三传时代，“也”字只是作为“断句”符号，其功能相当单纯。
本书考察《晋史》引用《世说新语》用减字法和换字法，因《世说新语》是古代纪实笔记“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口语状况，所以虚词较少，《晋史》引用时为符合书面文言规范，便做了相应改动，其主要方法就是增加文言虚词。《新唐书》删削《旧唐书》如法炮制，“基本原则就是文言代口语”。宋祁生造文言词汇，许多形象事实触目惊心，通过本书分析，可知玩弄文字游戏不良学风文风自古已然。宋祁生造之1600余词，多不合理，只有“杀人灭口”“自食其言”等少数几个词被现代人所继承运用。本书揭示出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并加以全新的阐释，其典范意义远远超越一般学者想象，盖因其所引证之典籍资料，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可让读者自得之、领悟之、想象之，言有尽而意无穷。
三、颠覆之作，影响深远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是数十年来难得的独创性学术著作。本书包蕴中国社会文化信息极深极广，所引证之资料极为丰富、严谨，论述论证逻辑性极强。理一分殊，核心话题可一言以蔽之，且支撑论题的又有无数抽象形象之证据，涉及经史子集浩瀚典籍。故阅读本书，不但令人信服“之乎者也非口语”的立论是正确的，且不知不觉走进古代文明博大精深之画廊，令人望洋兴叹，叹为观止。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然其中舛误难免；《红楼梦》作者自谓“满纸荒唐”，假语村言，迷离恍惚。本书虽为惊世力作，学术巨著，某些说法，亦必然引发诸多争议。如作者引朱子语“《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认为“朱熹得出这种结论毫无根据”。其实朱子主要是就《史记》之文风而言，与《汉书》之“纸上做”加以对比，非谓《史记》文字完全是口语实录。司马迁作为史家一样要用之乎者也之“辞”，朱子只是“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史记》更口语化”而已。
李剑国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序云，孟教授近年研究文言虚词可谓“如痴如醉”，几乎到了“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地步。作为一个大半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他能跳出西方语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框框，从一个特殊角度揭示语言学研究的“无明”状态，并做出全新的解释。他对文献资料的挖掘利用，他的思考方法与研究方法，相较于时下通行的有其独特之处；事实上，他也正是用这些独特的方法，得出了与语言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他的这些结论，除极个别语言学者简单地斥为“外行”外，大多数语言学者保持沉默，或只以“路子不一样”加以搪塞。然笔者通读全书后以为，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不但是一部学术研究的创新之作，更是实事求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其观点必將对今后的语言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