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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王书月老师《金钱在<老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兼议“我”为什么“愧怍”》(《语文学习》2011年第6期)一文后,深受启发。王老师观摩了众多公开课后,提出了疑问:“钱”在《老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钱”是展示爱心的媒介;“钱”是情感交流的鸿沟以及“钱”是唤醒良知的醒木,王老师独具慧眼,给读者具体分析了造成杨绛“愧怍”的原因。受王老师的启发,笔者在备课时,决定也从金钱这个角度去挖掘杨绛愧怍的原因。但在备课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杨绛先生在记叙和老王交往的几件事时,尤其在给老王钱的时候,老王有关钱的表述都有所不同,从“车费减半”到“我不要钱”再到“我不是要钱”,笔者发现,这一表述说明老王对杨绛一家的情感是有所变化的,但是杨绛对老王的回应却仍然是“坚持给钱”,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挖掘杨绛“愧怍”很好的切入口。于是笔者开始更细致的备课。
一、从“车费减半”到“不要钱”再到“我不是要钱”中看老王的心理变化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让我们知道老王是一个人力车夫。他所依靠的谋生手段就是凭借那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去载客或拉货。因此,他收取车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给“我们家”送冰他却要“车费减半”呢?这还得要从“我”和他的关系说起。
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让读者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坐他车的顾客。本来不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常坐”,因此,“我们”还会“说着闲话”,也就是唠唠家常。这样一来二去,”我”和老王的关系就进了一步,不再仅仅是拉车和坐车的关系,而是熟人关系。在“闲话”中,“我”知道了老王是个单干户,没能够进入组织,没有组织的照顾;谋生的唯一手段就是这辆破旧的三轮车;没有亲人,没有人关爱;身体上了有残疾;住处很糟糕。出于同情弱者以及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心理,“我”对老王很照顾。别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而“我”“常”坐他的三轮;别的人揣测他的眼睛是得了恶病,并且还称呼他是“老光棍”,从这个略带贬义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王身边的人对他的态度,而“我”却丝毫不介意,“我”的女儿还给他大瓶的鱼肝油吃,可见“我们”一家对老王都是很照顾的。
对于这样一个孤独的老人,我们一家对他的照顾,他无以为报,于是就想通过做一些事情来表达感谢。于是就出现了文中“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是“车费减半”而不是不要?笔者分析,此时的老王与“我”的关系也仅是熟人,一个比较照顾他的乘客。出于生活的需要,他需要钱,因此,多给几家人家运送,就能多赚一些车费,但是,因为“我”于他有恩,因此,老王就在车费上减半。这也比较符合老王当时的心理。但是面对老王给“我们”送冰要“车费减半”的表示,“我”首先的表态就是“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王书月老师已经分析了,核心应该是“当然”上,并分析“只有‘我’在经济或者精神处于优越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发现,老王对于“我”再一次的同情,只能用“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来报答。我们可以发现,老王非常希望能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车费减半”,让杨绛一家也感受到他的帮助,但是当杨绛没有接受时,老王的心里一定是失落的,不然他也不会“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了。即便面对老王的如此表示,“我”没有体会到老王的心理感受,而是归结为老王是最老实的,不欺负我们。潜台词就是前任送冰的人不老实,因此送的冰小。因此,杨绛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老王,老王的这种心理落差一直存在,直到后来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需要请老王送其去医院。老王知道终于可以帮助杨绛一家了,于是就出现了“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这句话,“坚决不肯拿钱”。在老王看来,这是能帮助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让老王觉得自己和杨绛可以互不相欠的机会。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底层人的同情再次涌起,“我”坚决不能让老王白拉车,“一定要给钱”,此时的老王,应该比较了解他们的处境,因此,“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从这一个细节看,老王和我们一家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老王对我们一家已经很关心了,因此才会说“不要钱”。但是“我”仍然没有给他报答我们的机会,这还是让老王觉得欠我们的。这种心理差距仍然存在。
后来老王生病了,“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里。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一个生了病的人还要到杨绛家里去,他去干什么,让老李代他传话,传的是什么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于“我”有恩而“我”却没有能力报答的人,去看望一下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因此,老王后来不能去了,托老李传话,应该也是问好的一类话。这个时候,老王绝不只是把“我”当成一个相熟的乘客,而是一个像亲人一样的人。因此,到后来,老王快要不行了还要把自己留下来的香油和鸡蛋送给我。这应该看作老王最后想表示感激的举动,而且还说了一句“我不是要钱”。的确,老王此行绝不仅是想送香油和鸡蛋。如果是,那完全也可以让老李带送。所以,我们探讨的重点应该就是“我不是要钱”,“我”要什么或是“我”要干什么。王书月老师谈到他应该是来交代一下“身后事”的。对此,笔者存疑,以待商榷。老王此行来的目的,只是以送香油和鸡蛋为由,一则是来感恩,感谢杨绛一家对他的帮助;二则也是最重要的是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我不是要钱,我是要和你好好聊聊。但是杨绛仍然拿了钱给他,连一口茶水都没有请他喝,完全拒绝了一种情感上的交流。可以说,钱,永远是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一条鸿沟。老王走了,带走了无尽了失落,可以说,作者最后给他的钱,加速了他生命的衰竭。
二、“我”究竟为什么“愧怍”?
文章的最后一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是文章的文眼,也是学生存疑的地方,同样也是分析这篇文章的重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老王非常的同情和照顾。但也只能说是“同情”和“照顾”。因为面对老王的通过“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的方式来表示感激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白老王的苦心,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老王是最老实的,前任送冰的人不老实。我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老王的做法;其次,当老王生病时,“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药。作为一个非常关切“我”生活的人(送钱先生看病一事),“我”却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如果“我”也能像老王一样,把我们一家当成一个他非常关心的人,那么,一定会弄清楚生的是什么病,吃的是什么药,甚至还会到他家里去看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做出这样的行为,只是看到老王抱病来看望作者。如果是作者生病,我们可以想见,老王一定会前来看望。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生活层次的人在交流上的隔膜。第三,老王生前来给“我”送香油和鸡蛋,因为害怕得糊涂了而没有请他坐坐,喝口茶水这些事,“我”当时就感到“抱歉”。但这种抱歉并不是愧怍,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认识,“来而不往非礼也”,别人来“我”家做客,“我”没有接待,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当“我”后来从老李那里知道了老王第二天就过世了的时候,“我”因为不懂,也没有多问。同样让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老王的关心。直到“我”回到了家,再次看到“香油和鸡蛋”,“我”才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才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我”的种种行为,尤其是当老王说“我不是要钱”而“我”却仍旧给他钱这个做法,“我”感觉到了良心不安。但是是因为钱吗?杨绛说“都不是”。几年过去了,作者终于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相较于老王,“我”无论是家庭,还是身体,还是学识、工作等等都是幸运的,对于不幸的老王,作者始终把他当成一个底层的人,一个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无形中会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看待的人。因此这种愧怍就起源于一个用心来和我们交往的人,“我”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而是一直用一种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优越眼光去同情他、俯视他。虽然作者也否认了不是因为拿钱侮辱他,但是作者却能从“给钱”这个动作上反省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以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我想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在面对底层人的时候,首先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以尊重其尊严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让人间充满大爱。
一、从“车费减半”到“不要钱”再到“我不是要钱”中看老王的心理变化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让我们知道老王是一个人力车夫。他所依靠的谋生手段就是凭借那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去载客或拉货。因此,他收取车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给“我们家”送冰他却要“车费减半”呢?这还得要从“我”和他的关系说起。
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让读者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坐他车的顾客。本来不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常坐”,因此,“我们”还会“说着闲话”,也就是唠唠家常。这样一来二去,”我”和老王的关系就进了一步,不再仅仅是拉车和坐车的关系,而是熟人关系。在“闲话”中,“我”知道了老王是个单干户,没能够进入组织,没有组织的照顾;谋生的唯一手段就是这辆破旧的三轮车;没有亲人,没有人关爱;身体上了有残疾;住处很糟糕。出于同情弱者以及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心理,“我”对老王很照顾。别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而“我”“常”坐他的三轮;别的人揣测他的眼睛是得了恶病,并且还称呼他是“老光棍”,从这个略带贬义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王身边的人对他的态度,而“我”却丝毫不介意,“我”的女儿还给他大瓶的鱼肝油吃,可见“我们”一家对老王都是很照顾的。
对于这样一个孤独的老人,我们一家对他的照顾,他无以为报,于是就想通过做一些事情来表达感谢。于是就出现了文中“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是“车费减半”而不是不要?笔者分析,此时的老王与“我”的关系也仅是熟人,一个比较照顾他的乘客。出于生活的需要,他需要钱,因此,多给几家人家运送,就能多赚一些车费,但是,因为“我”于他有恩,因此,老王就在车费上减半。这也比较符合老王当时的心理。但是面对老王给“我们”送冰要“车费减半”的表示,“我”首先的表态就是“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王书月老师已经分析了,核心应该是“当然”上,并分析“只有‘我’在经济或者精神处于优越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发现,老王对于“我”再一次的同情,只能用“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来报答。我们可以发现,老王非常希望能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车费减半”,让杨绛一家也感受到他的帮助,但是当杨绛没有接受时,老王的心里一定是失落的,不然他也不会“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了。即便面对老王的如此表示,“我”没有体会到老王的心理感受,而是归结为老王是最老实的,不欺负我们。潜台词就是前任送冰的人不老实,因此送的冰小。因此,杨绛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老王,老王的这种心理落差一直存在,直到后来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需要请老王送其去医院。老王知道终于可以帮助杨绛一家了,于是就出现了“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这句话,“坚决不肯拿钱”。在老王看来,这是能帮助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让老王觉得自己和杨绛可以互不相欠的机会。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底层人的同情再次涌起,“我”坚决不能让老王白拉车,“一定要给钱”,此时的老王,应该比较了解他们的处境,因此,“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从这一个细节看,老王和我们一家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老王对我们一家已经很关心了,因此才会说“不要钱”。但是“我”仍然没有给他报答我们的机会,这还是让老王觉得欠我们的。这种心理差距仍然存在。
后来老王生病了,“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里。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一个生了病的人还要到杨绛家里去,他去干什么,让老李代他传话,传的是什么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于“我”有恩而“我”却没有能力报答的人,去看望一下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因此,老王后来不能去了,托老李传话,应该也是问好的一类话。这个时候,老王绝不只是把“我”当成一个相熟的乘客,而是一个像亲人一样的人。因此,到后来,老王快要不行了还要把自己留下来的香油和鸡蛋送给我。这应该看作老王最后想表示感激的举动,而且还说了一句“我不是要钱”。的确,老王此行绝不仅是想送香油和鸡蛋。如果是,那完全也可以让老李带送。所以,我们探讨的重点应该就是“我不是要钱”,“我”要什么或是“我”要干什么。王书月老师谈到他应该是来交代一下“身后事”的。对此,笔者存疑,以待商榷。老王此行来的目的,只是以送香油和鸡蛋为由,一则是来感恩,感谢杨绛一家对他的帮助;二则也是最重要的是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我不是要钱,我是要和你好好聊聊。但是杨绛仍然拿了钱给他,连一口茶水都没有请他喝,完全拒绝了一种情感上的交流。可以说,钱,永远是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一条鸿沟。老王走了,带走了无尽了失落,可以说,作者最后给他的钱,加速了他生命的衰竭。
二、“我”究竟为什么“愧怍”?
文章的最后一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是文章的文眼,也是学生存疑的地方,同样也是分析这篇文章的重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老王非常的同情和照顾。但也只能说是“同情”和“照顾”。因为面对老王的通过“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的方式来表示感激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白老王的苦心,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老王是最老实的,前任送冰的人不老实。我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老王的做法;其次,当老王生病时,“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药。作为一个非常关切“我”生活的人(送钱先生看病一事),“我”却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如果“我”也能像老王一样,把我们一家当成一个他非常关心的人,那么,一定会弄清楚生的是什么病,吃的是什么药,甚至还会到他家里去看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做出这样的行为,只是看到老王抱病来看望作者。如果是作者生病,我们可以想见,老王一定会前来看望。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生活层次的人在交流上的隔膜。第三,老王生前来给“我”送香油和鸡蛋,因为害怕得糊涂了而没有请他坐坐,喝口茶水这些事,“我”当时就感到“抱歉”。但这种抱歉并不是愧怍,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认识,“来而不往非礼也”,别人来“我”家做客,“我”没有接待,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当“我”后来从老李那里知道了老王第二天就过世了的时候,“我”因为不懂,也没有多问。同样让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老王的关心。直到“我”回到了家,再次看到“香油和鸡蛋”,“我”才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才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我”的种种行为,尤其是当老王说“我不是要钱”而“我”却仍旧给他钱这个做法,“我”感觉到了良心不安。但是是因为钱吗?杨绛说“都不是”。几年过去了,作者终于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相较于老王,“我”无论是家庭,还是身体,还是学识、工作等等都是幸运的,对于不幸的老王,作者始终把他当成一个底层的人,一个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无形中会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看待的人。因此这种愧怍就起源于一个用心来和我们交往的人,“我”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而是一直用一种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优越眼光去同情他、俯视他。虽然作者也否认了不是因为拿钱侮辱他,但是作者却能从“给钱”这个动作上反省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以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我想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在面对底层人的时候,首先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以尊重其尊严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让人间充满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