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90年国内电视剧《渴望》的热播，标志着以反映家庭矛盾、日常生活为核心内容的家庭伦理剧的崛起，自2010年以来，一部分家庭伦理剧逐渐把题材聚焦在婆媳关系，都市婚恋等主题上，演变成了当今热播的都市婚恋剧。在电视艺术的放大下，故事情节以“恶婆婆”对战”新媳妇“为主，故事主角大多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看，“婆媳大战”的情节设置是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和审美心理的。本文将从2010年热播的部分都市婚恋剧本体入手，分析其中的“恶婆婆”形象，并结合中国文化及女性主义探究“婆媳矛盾”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都市婚恋剧、“恶婆婆”、夫妻、家庭
一、都市婚恋剧中两类典型“恶婆婆”形象
1、草根家庭“恶婆婆”：
2010年梁山导演、沙溢主演的电视剧《婆婆来了》中，王美嫦是一位来自农村、思想封建的“恶婆婆”，他看见儿子传志婚后的新居不错，没和儿子儿媳妇商量便立马卖地拖家带口地搬进来，还提出要拿卖地的20万让儿子把自己名字写房产证上。在儿子传志和其他女人来往时，王美嫦竟然暗示传志与儿媳妇没有未来，试图让传志与儿媳妇离婚。由于《婆婆来了》中“王美嫦”的形象塑造太过深入人心，使得现实生活中很多城市人对涉农婚姻望而生畏。2012年王丽云、李勤勤主演的电视剧《岳母的幸福生活》也塑造了一位愛面子、处处刁难儿媳妇的“草根婆婆”刘玉娥。刘玉娥看不惯儿媳妇申紫花钱买衣服，于是变着法的让申紫贴补家用，申紫花光了自己的工资，却还是遭到了婆婆刘玉娥的数落。刘玉娥的儿子管亲家母借了五万块钱做服装生意，刘玉娥便拿赔本剩的“洋垃圾”衣服抵债，闹得两家很不愉快。
由于草根阶层“恶婆婆”有极强的话题性和可塑性，所以常被都市婚恋剧塑造为故事主角。一方面，“婆婆”都有爱子情结，希望儿子在家地位更高，另一方面，“草根婆婆”的传统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与现代城市媳妇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与矛盾。草根“恶婆婆”的形象是凤凰女与孔雀男故事冲突的重头戏，婆媳大战的戏码使剧情张力十足，具备看点，《婆婆来了》与《岳母的幸福生活》良好的收视率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且该剧播出后引发的话题热度与社会讨论，也说明婚恋剧对人物的成功塑造其实是对当今社会现实婚姻模式的折射。都市婚恋剧通过“草根婆婆”的视角，洞察着国内几十年经济发展下城市快速发展背后的社会问题，既贴近老百姓的平常生活，又增加了影视剧作品本身的深度。
《婆婆来了》的导演梁山这样的一番话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希望通过本剧略带黑色幽默的现实主义手法解析家庭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不仅是揭露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关系所导致的婆媳纷争，还将镜头拓宽，关注“城市对城市”、“城市对农村”、“农村对农村”的三种婆媳形态，做成当代婆媳关系全景图。[1]剧中“草根婆婆”对儿媳妇百般折磨的情节常常引起观众的愤怒与反感，观众在评价“草根婆婆”的种种不当行为时无形中会加入对现实家庭生活的反思，这也达到了艺术鉴赏主体在进行欣赏时对艺术作品的“重塑”和“制约”，艺术形象总归是艺术思维的根源，所以都市婚恋剧中“草根恶婆婆”形象的塑造对当今观众的鉴赏反思是有现实意义的。
2.富裕阶层“恶婆婆”：
潘虹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饰演的婆婆大可妈是一位有着严重重男轻女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她为了儿子能和家庭条件更好的笑笑结合，想尽一切办法逼大可和儿媳妇佳佳离婚，佳佳很快便成了被蹂躏的小媳妇。其中大可妈偏袒儿子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一次大可晚上酒后回家，佳佳和大可闹并询问晚上具体行踪，大可妈担心回到卧室后佳佳会对儿子大可动手，竟抡起锤子把门砸开，乱发一通脾气。后来大可妈在得知佳佳怀孕后，态度一下子转变，对儿媳妇百般体贴。本以为双方可以就此和解，不料当大可妈知道佳佳怀的是女孩时，又很快变了脸色，为了能早日抱上孙子，大可妈把目光放在了勾引大可的小三上。这种生活在大城市却有传统的思想的婆婆不在少数，她们对家庭有强烈的控制欲，丈夫和儿子的生活及事业她们都必须占主导地位，一旦家庭成员中有任何人威胁到她“意见领袖”的中心地位时，此类婆婆就会找寻办法扳回局面。类似的富裕家庭“恶婆婆”形象在《双城生活》中也有体现，杨曼莉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就算后来家境稍不如从前，她也要维持面子死撑到底，杨曼莉会去老牌子咖啡馆喝下午茶，逛外贸小店，讲究吃西餐，保留着一些上海人的小资情结和怀旧思想。杨曼莉对直爽单纯甚至有些大大咧咧的北京媳妇十分看不惯，制订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家规给儿媳妇，于是生活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式等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代人产生了哭笑不得的婆媳争斗。这种富裕家庭的“恶婆婆”在其他都市婚恋剧中也有很多典型形象，比如《回家的诱惑》中把儿媳妇当保姆使唤的白凤，《瞧这两家子》中的高管婆婆在职场为难下属儿媳妇小雪，《贤妻》里百般刁难儿媳妇的婆婆李水仙，甚至帮外面怀了儿子的小三把原配儿媳妇赶出家门。
二、婆媳矛盾的原因
1、不同经济阶层的碰撞
都市婚恋剧中展现的婆媳矛盾不仅是两代人的观念代沟，还有城乡两种经济形态下暴露的改革开放后的城乡经济差距。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婆婆和媳妇因为同一个男人聚集在同一家庭生活，由小视角观看婆媳相处状态能推断整个社会的存在状态，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电视剧的艺术创作则是从生活中抽取素材提链情节精华，以小见大，由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西蒙·波伏娃说：“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特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2]。
《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了京城公务员，传志身上既有部分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又保留着农村人淳朴、踏实的性格特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北京女孩何琳看惯了不学无术的城市公子哥，后来被勤奋有才华传志吸引。如今农村大学生留在大城市的数量日益增多，城农结合的婚姻形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不可忽视的现状，虽然近几十年中国不断完善城市化、现代化，但城乡居民的生活思维和消费习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婆婆和儿媳是不同经济条件、成长环境的女性，婆媳之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一方，因为无论双方哪一个角度都有她各自合情合理的立场，城市人相对优越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农村人保守节省的消费观念难免会在鸡毛蒜皮上引起纷争。
2.“女主人”家庭地位的争夺
都市男女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相对一致，都是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上找寻心仪的伴侣，加之现代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女性不再束缚于封建传统的礼教规矩，可以实现经济独立，所以都市婚恋剧中的夫妻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妻子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家务活和照顾孩子由男性承担，这无疑是与老一辈父母的观念是相悖。婆婆认为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尤其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使婆婆对儿子的宠爱更加强烈。《当婆婆遇上妈》中大可妈不能允许儿子受一点委屈，看到儿子对儿媳妇嘘寒问暖，大可妈便感觉到自己在家中“女主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婆婆和媳妇因为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个家庭中，婆媳二人都希望能掌握家庭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些细小的斗争则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体现出来，多数表现为儿子对婆媳的态度倾向变化，以及对家务分担的不满。婆婆希望儿子主导媳妇，事实上现代观念中男女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大城市中男性对自己妻子宠爱有加才是当今的夫妻之道，当然这些在婆婆眼里无一不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家中“女主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1]刘晔原.电视剧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57
【关键词】：都市婚恋剧、“恶婆婆”、夫妻、家庭
一、都市婚恋剧中两类典型“恶婆婆”形象
1、草根家庭“恶婆婆”：
2010年梁山导演、沙溢主演的电视剧《婆婆来了》中，王美嫦是一位来自农村、思想封建的“恶婆婆”，他看见儿子传志婚后的新居不错，没和儿子儿媳妇商量便立马卖地拖家带口地搬进来，还提出要拿卖地的20万让儿子把自己名字写房产证上。在儿子传志和其他女人来往时，王美嫦竟然暗示传志与儿媳妇没有未来，试图让传志与儿媳妇离婚。由于《婆婆来了》中“王美嫦”的形象塑造太过深入人心，使得现实生活中很多城市人对涉农婚姻望而生畏。2012年王丽云、李勤勤主演的电视剧《岳母的幸福生活》也塑造了一位愛面子、处处刁难儿媳妇的“草根婆婆”刘玉娥。刘玉娥看不惯儿媳妇申紫花钱买衣服，于是变着法的让申紫贴补家用，申紫花光了自己的工资，却还是遭到了婆婆刘玉娥的数落。刘玉娥的儿子管亲家母借了五万块钱做服装生意，刘玉娥便拿赔本剩的“洋垃圾”衣服抵债，闹得两家很不愉快。
由于草根阶层“恶婆婆”有极强的话题性和可塑性，所以常被都市婚恋剧塑造为故事主角。一方面，“婆婆”都有爱子情结，希望儿子在家地位更高，另一方面，“草根婆婆”的传统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与现代城市媳妇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与矛盾。草根“恶婆婆”的形象是凤凰女与孔雀男故事冲突的重头戏，婆媳大战的戏码使剧情张力十足，具备看点，《婆婆来了》与《岳母的幸福生活》良好的收视率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且该剧播出后引发的话题热度与社会讨论，也说明婚恋剧对人物的成功塑造其实是对当今社会现实婚姻模式的折射。都市婚恋剧通过“草根婆婆”的视角，洞察着国内几十年经济发展下城市快速发展背后的社会问题，既贴近老百姓的平常生活，又增加了影视剧作品本身的深度。
《婆婆来了》的导演梁山这样的一番话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希望通过本剧略带黑色幽默的现实主义手法解析家庭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不仅是揭露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关系所导致的婆媳纷争，还将镜头拓宽，关注“城市对城市”、“城市对农村”、“农村对农村”的三种婆媳形态，做成当代婆媳关系全景图。[1]剧中“草根婆婆”对儿媳妇百般折磨的情节常常引起观众的愤怒与反感，观众在评价“草根婆婆”的种种不当行为时无形中会加入对现实家庭生活的反思，这也达到了艺术鉴赏主体在进行欣赏时对艺术作品的“重塑”和“制约”，艺术形象总归是艺术思维的根源，所以都市婚恋剧中“草根恶婆婆”形象的塑造对当今观众的鉴赏反思是有现实意义的。
2.富裕阶层“恶婆婆”：
潘虹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饰演的婆婆大可妈是一位有着严重重男轻女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她为了儿子能和家庭条件更好的笑笑结合，想尽一切办法逼大可和儿媳妇佳佳离婚，佳佳很快便成了被蹂躏的小媳妇。其中大可妈偏袒儿子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一次大可晚上酒后回家，佳佳和大可闹并询问晚上具体行踪，大可妈担心回到卧室后佳佳会对儿子大可动手，竟抡起锤子把门砸开，乱发一通脾气。后来大可妈在得知佳佳怀孕后，态度一下子转变，对儿媳妇百般体贴。本以为双方可以就此和解，不料当大可妈知道佳佳怀的是女孩时，又很快变了脸色，为了能早日抱上孙子，大可妈把目光放在了勾引大可的小三上。这种生活在大城市却有传统的思想的婆婆不在少数，她们对家庭有强烈的控制欲，丈夫和儿子的生活及事业她们都必须占主导地位，一旦家庭成员中有任何人威胁到她“意见领袖”的中心地位时，此类婆婆就会找寻办法扳回局面。类似的富裕家庭“恶婆婆”形象在《双城生活》中也有体现，杨曼莉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就算后来家境稍不如从前，她也要维持面子死撑到底，杨曼莉会去老牌子咖啡馆喝下午茶，逛外贸小店，讲究吃西餐，保留着一些上海人的小资情结和怀旧思想。杨曼莉对直爽单纯甚至有些大大咧咧的北京媳妇十分看不惯，制订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家规给儿媳妇，于是生活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式等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代人产生了哭笑不得的婆媳争斗。这种富裕家庭的“恶婆婆”在其他都市婚恋剧中也有很多典型形象，比如《回家的诱惑》中把儿媳妇当保姆使唤的白凤，《瞧这两家子》中的高管婆婆在职场为难下属儿媳妇小雪，《贤妻》里百般刁难儿媳妇的婆婆李水仙，甚至帮外面怀了儿子的小三把原配儿媳妇赶出家门。
二、婆媳矛盾的原因
1、不同经济阶层的碰撞
都市婚恋剧中展现的婆媳矛盾不仅是两代人的观念代沟，还有城乡两种经济形态下暴露的改革开放后的城乡经济差距。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婆婆和媳妇因为同一个男人聚集在同一家庭生活，由小视角观看婆媳相处状态能推断整个社会的存在状态，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电视剧的艺术创作则是从生活中抽取素材提链情节精华，以小见大，由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西蒙·波伏娃说：“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特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2]。
《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了京城公务员，传志身上既有部分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又保留着农村人淳朴、踏实的性格特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北京女孩何琳看惯了不学无术的城市公子哥，后来被勤奋有才华传志吸引。如今农村大学生留在大城市的数量日益增多，城农结合的婚姻形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不可忽视的现状，虽然近几十年中国不断完善城市化、现代化，但城乡居民的生活思维和消费习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婆婆和儿媳是不同经济条件、成长环境的女性，婆媳之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一方，因为无论双方哪一个角度都有她各自合情合理的立场，城市人相对优越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农村人保守节省的消费观念难免会在鸡毛蒜皮上引起纷争。
2.“女主人”家庭地位的争夺
都市男女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相对一致，都是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上找寻心仪的伴侣，加之现代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女性不再束缚于封建传统的礼教规矩，可以实现经济独立，所以都市婚恋剧中的夫妻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妻子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家务活和照顾孩子由男性承担，这无疑是与老一辈父母的观念是相悖。婆婆认为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尤其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使婆婆对儿子的宠爱更加强烈。《当婆婆遇上妈》中大可妈不能允许儿子受一点委屈，看到儿子对儿媳妇嘘寒问暖，大可妈便感觉到自己在家中“女主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婆婆和媳妇因为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个家庭中，婆媳二人都希望能掌握家庭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些细小的斗争则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体现出来，多数表现为儿子对婆媳的态度倾向变化，以及对家务分担的不满。婆婆希望儿子主导媳妇，事实上现代观念中男女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大城市中男性对自己妻子宠爱有加才是当今的夫妻之道，当然这些在婆婆眼里无一不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家中“女主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1]刘晔原.电视剧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