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名人的语录，其实都是没有名的人编滴。
　　名著缩编精华本和名人语录集，像杂食铺里卖的现成包装瓜子仁。免你花时间去读，直接剥好装的，省了嗑瓜子吐壳的功夫。当然，惯于嗑瓜子晒太阳过一下午的阿妈们不免鄙视，觉得暴殄天物。但这时代嘛，人民有极大的名人名言需求。大师们的语录，如果长一点的，也得砍头去尾，剩百来字，以便符合微博和签名栏。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仿佛巍如山岳的大块五花肉，还是架不住语录党，能从里面挑出许多细筋碎骨，来供给人民日常需求当牛肉感嚼。
　　比如黑格尔说过那么多话浩浩洋洋，现在只有“存在即合理”？语录体的好处，在于言简意赅。字短了不容易说全面，常是去了前因后果的断语，类似断语最易哄人，且有警醒意味。而且语录体有大师声威撑腰，自然气势凌人。比如“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人人会说；但有位伟人这么说了，字字做金石声，装裱起来，书之竹帛，当广告词了。
　　我小时候上学时，老师教导，写作文常得引名人语录。名人语录像陈年火腿，味浓纯厚，身份尊贵；借味做菜，起头收尾，无不应验。然而小时候教学，价值观甚窄，只允许引用圣贤语录；孔孟可以，韩愈苏轼等也行，王阳明就得斟酌了，至于希特勒、李鸿章、蒋介石、曾国藩这类”反动人物”，其语录是断断引不得的。
　　语录不敷使用，怎么办？编。比如大家随便来个：
　　“高尔基曾经说过，粮食是穷人的命根子。”
　　“列宁曾经说过，学习时投入多少，长大后会收获多少。”
　　“马克思曾经说过，勤奋是幸福之源。”
　　类似于此。老师偶尔也狐疑，但没法证伪，大体上总溜得过去。有位同学最聪明，他发现了外国姓氏的组合法，于是经常来个：“一位外国教育家威廉·爱德华说，孩子不能溺爱”；“一位外国画家杰克·约翰说，艺术是生活的滋养品”。
　　那时代没网络，老师见了，半信半疑，只好胡混过去。直到有一天他编无可编，鬼使神差写了“一个外国科学家汤姆·杰瑞说，欺骗是偷窃的开始……”。
　　老师至此，方知中计，他妈的我自己不看《汤姆和杰瑞》以为我家孩子也不看啊？追悔前尘，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班里公开批评——从此我们才知道此技。所以，现在满世界编情感寓言，然后挂个名人出处这种事，我们小学里就干得驾轻就熟了。
　　当然啦，风雅人编语录就不叫瞎编，而称“杜撰”。贾宝玉小小年纪就懂得哄姑娘，初见林妹妹，就引《古今人物通考》，说什么“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讨好林妹妹的眉毛。被探春揭破“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后，也不羞臊，只答说，“除了《四书》，杜撰的太多了”。
　　其实比他夸张的更多。苏轼当年进京考试写作文，要举例时，就编了个帝尧和皋陶的行为。考官梅圣俞批卷子时有些犯愣，但又不敢擅断，不然显得自己没读过书。直到考试后，梅圣俞才问苏轼：这典故出于何书？苏轼承认是编的，然后补了句“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这种耍无赖法，类似我高考时填政治卷编了个：“马克思同志曾经说，斯里兰卡红茶配西非砂糖最好喝”，然后被问出处时，就撒泼说“我觉得以马克思的品德，说这话也是意料中事耳！”
　　当然，现在名人名言出产机器已经更新换代。乔布斯、艾薇儿、盖茨、巴菲特、赫本、舒淇什么的都在担当语录制造机。虽然这时代名言造假难度甚低，但相对而言吧，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我大学时，有一次辩论会。对方四辩总结陈词时，按住几条名人名言不放，引出处，据经典，然后指出我方三辩有两条名人名言引错了，“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的原创，怎么会是居里夫人说的呢？”
　　我站起来陈词，说了这么段：“我爸爸年轻时，大家开会，都要先念主席语录。我爸爸有一次，说到他爸爸——也就是我爷爷——的时候，说：‘他老人家，毛主席说过，五十多岁了……’结果这话被攻击了，问‘五十多岁了’哪来的，我爸爸就答：‘《纪念白求恩》里来的呀！’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其实，许多名人名言都是虚饰，只要断章取义得当，都可以用。名人也是人，是人就永远抬不过一个理字……下面我做四辩陈述……”这段当时效果不错。结束后，带队老师拍我手臂：“你说的蛮好，那两个故事蛮好，蛮生动蛮形象的。”
　　当然也就我自己知道，我讲的这两个名人名言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谨以一句我们中学老师常用的、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先生的语录收尾：苏霍姆林斯基先生说过，张佳玮其实不是笨，而是学习不用心，没有开发出所有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