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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15世纪初，世界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对外传播的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君王，他站在封建社会的顶峰，居高临下，以欲与汉、唐相比隆的气势在永乐元年(1403年)对礼部宣称：“帝王居中，抚驭万方，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他忠实地秉承太祖朱元璋对四邻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洪武二年(1369年)颁布的“皇明祖训”指出：“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继承太祖的外交方针，对海外诸国以德服人，“厚往薄来”，采取安抚驾驭各国的怀柔政策。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颁布了第二次出使西洋敕谕：“尔等祈顺天道，格尊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鹤声、郑一均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朱瞻基派遣郑和前往诸蕃国时也强调：“其各敬天道，抚揖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
明代以前的历代君主都没有提出过与邻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主张，只有成祖和宣宗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正如明人敖英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呜呼盛哉!”(敖英《东谷赘言》卷上)中国明初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永乐元年开始调集全国的力量，在南京等地建造大吨位远洋宝船，为郑和航海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郑和的远航，执行了明政府与各国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方针，开辟了中国通往西域的通道，为催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名和，回族，生于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县)宝山乡。朱元璋发兵云南时被俘，入宫后随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赐郑姓，成为朱棣倚重的近臣。曲折艰辛的经历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被成祖授以“钦差总兵太监”的军衔，将2700多名下洋官兵全部交他指挥。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开始前往东西洋各国的小规模考察活动。永乐三年(1405年)6月，正式开始第一次远航，200多艘宝船结集江苏太仓刘家港，帆樯如云，遮天蔽日，郑和率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船队，承载着大明帝国与海外诸番“共享太平之福”的信念驶向海洋。其船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均居世界前列。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明帝国大踏步地走向海洋，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播到沿途各国。郑和的第一次远航比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早87年，比葡萄牙航海家达珈玛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早92年。30年的时间里，郑和不辱君命“南极冥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郑和等《天妃之神灵应记》，转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一、郑和下西洋遍历的国家：
关于郑和，正史、野史都有记述，而七下西洋所到的国家，通常所说30余国，多是根据清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郑和传》的记述：“永乐i年六月，命(郑)和、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凡三十余国。”查阅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主要有四种：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明费信《星槎胜览》、明马欢《赢涯胜览》。此外，申时行重修《明会典》、张天复《皇舆考》、张燮《东西洋考》、李贽《大明一统志》、罗日襞《咸宾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丘溶等《寰宇通志》、查继佐《罪惟录》等明代文献，对郑和下西洋也多有涉及，所提到国家的数量比《明史》要多许多，远不止30几国，按照所属地区划分，大约有如下国家：
属于中印半岛的有：占城、灵山、昆仑山、宾童龙、真腊、暹罗。
属于马来半岛的有：满刺加、九洲山、彭亨、柔佛、急兰丹、龙牙犀角。
属于印度尼西亚一带有：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览帮、淡巴、阿鲁、淡洋、那孤儿、黎伐、南渤里、龙蜒屿、东西苎、龙牙门、龙牙善提、百花、假里马达、交栏山、爪哇、蔺婆、苏吉丹、丁机宜、重迦罗、吉里地闷、碟里、日罗夏治、渤泥、婆罗。
属于菲律宾一带有：苏禄、吕宋、合猫里、沙瑶、呐俾惮、古麻刺朗。麻逸、三岛。
属于印度沿岸有：锡兰、翠兰屿、小葛蓝、大葛蓝、柯枝、古里、溜山、榜葛刺、沼纳朴儿、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甘巴里、古里班卒。
属于阿拉伯、波斯沿岸有：忽鲁谟斯、祖法儿、刺撒、阿丹、天方、默德那、阿速、沙哈鲁、乞力麻儿、亦失把汗、木蓝皮。
属于非洲东岸的有：木骨都束、卜刺哇、竹布、麻林、沙里湾泥。
上述国家粗略统计已有70多国。尚不包括“又有国日比刺，日孙刺(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107页：“比刺和孙刺指今非洲东部的莫桑比克港和索法拉港”)，郑和亦尝赉敕往赐。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明史·溜山传·比刺、孙刺》)许多明代文献提到的这样遥远而偏僻的国家，今天已无法考证，但是郑和“所历西洋诸国凡三十余国”的记述显然是不全面的。郑和航海所到的国家之多、范围之广，上述70多国也没有全部囊括，有待今后更加深入地考察研究。
关于“西洋”，明代人的地理概念与现代不同，凡南海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都称为西洋。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所列的国家西洋琐里、毛夕里等都是印度洋东岸国家。直到清初大量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人们开始逐渐以“西洋”专指欧洲。郑和下的“西洋”在今天的地理概念上属于南洋及中近东地区和非洲东部。
郑和的航海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次至第三次的远航，主要活动区域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第二阶段：第四次至第七次远航，途经主要地区是阿拉伯半岛、非洲东部地区。当时明政府侧重中亚和波斯湾的安定，特别是以蒙古帖木耳帝国为首的西域地区。每次远航，大抵都是出江苏太仓刘家河，经越南中部、泰国中部、穿过印度半岛，到达波斯湾霍尔木茨岛，再前往至非洲东部。现代考古发掘证明，郑和船队所到的几十个国家中多有明初青花器物或残片的遗留，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多集中在伊朗和土耳其等中近东国家。
二、停驶西洋的主要原因：
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是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八年以后突然停驶。停驶西洋的主要原因，是“永宣盛世”之后巨舶远航所需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动摇，完全由政府出资支撑的下西洋 活动难以维系。由于航程过长，宝船的行进主要靠洋流和季风，每次往返需两三年的时间，返航后又要接着准备下一次航程，人员伤亡甚重。宝船的建造耗资巨大，当时一只一般大小的船“造舶可千余金，每往还，岁一修茸，亦不下五六百金”。(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而永乐元年到十七年之间，由政府下令新建和改造的宝船就达2718艘之多(《明成祖实录》卷十七)，所耗白银可想而知。宣德以后明政府再也无力支付下西洋所需的巨额费用，当明初的昌盛一去不复返时，下西洋也必然成为历史的陈迹，郑和的壮举遂成绝响。
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明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营手工业大发展的时代，纺织、冶铁、陶瓷、造船业的兴盛，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船队以赏赐和贸易的方式向海外提供的大宗中国物品主要有：丝绸、瓷器和茶叶。郑和船队到达哪里，中国的丝绸、瓷器就传播到哪里，郑和开拓的航路也被称为：“丝瓷之路”。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展，瓷器的需求量猛增，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生产。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华帝国与亚非诸国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的，当承载着先进文化的精美瓷器输出海外时，对当地国家形成巨大的文明冲击。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器素雅高洁，备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如占城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聍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明马欢《赢涯胜览》“祖法儿条”)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聍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赢涯胜览》“爪哇国”条)在锡兰国，对中国“麝香、聍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赢涯胜览》“锡兰国”条)
我国青花瓷的创烧始于唐代，元代发展迅速，但到明洪武年间，官窑侧重烧造白釉瓷器和釉里红器。从目前的传世或出土的洪武瓷器来看，青花瓷器的数量只占釉里红瓷器的四分之一。而且普遍发色灰黑不清，尤其大件器物发色更不清晰(图一)。永宣青花一改元代的粗放之风，又摒弃了洪武的黑灰不爽，靓丽明亮，令人耳目一新。新颖的造型，宝蓝的发色，异域风情的纹饰，创造了青花瓷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些代表泱泱大国恢弘气质的皇家艺术品具有中华民族最正统、最纯粹、最完美的艺术特质。
从永乐元年到宣德十年，只有短暂的三十三年，青花瓷的烧造为何会突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诚然，明初的强盛当之无愧，但也不能忽视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具体事件对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就有陶瓷器被带出国门，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输出的数量十分有限。郑和开启的海上“丝瓷之路”，第一次通过官方朝贡贸易的途径与西域国家进行广泛地亲密地接触。如果没有郑和船队承装数千吨的瓷器、丝绸等输出海外，再满载外国的奇珍异宝带回国内，皇室不可能直接接触大量异国特产和最精湛的手工艺品，没有宝船通畅的海路运输，异域文化的传人只能渗透性地、间接而缓慢地进行，郑和的洲际航行大大地缩短了中国与外国的距离，带回了明朝没有的香料、珍宝和精湛的手工艺品。这些艺术品的传人为永宣青花烧造开启了一扇通往辉煌的大门。
具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造型
中国古陶瓷造型受外来影响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吸收了西域国家流行的式样，如凤头壶、牛首杯、八棱瓶、净水瓶等，但主流造型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式样。明初，伊斯兰教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郑和航海所到之处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城邦国家，“国人皆从回回教门”，伊斯兰手工艺品融汇了古波斯、古希腊以及古印度的艺术精华，精美无比。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当航海目的地大多为伊斯兰教区时，他精准地把握了阿拉伯人的审美趣味，用散发着阿拉伯文化符号的瓷器拉近了两个民族的文化距离。
永宣时期带有明显伊斯兰式样的瓷器有青花折沿洗、青花天球瓶、青花大扁瓶、青花大卧壶(图二)、青花花浇、青花鱼篓鳟、青花盘座(图三)、青花八棱执壶、青花八方烛台、青花鸡心碗、青花鱼篓尊、青花象耳折方瓶、青花梨式壶、青花菱花口盘、青花十菱花口洗等，其形制几乎照搬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中近东地区的陶器、玻璃、金属器的式样。特别是一些传统造型中从未出现过的几何体造型，新颖奇特，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抽象之美。一些器物上的附加装饰，比如：盲系(图四)、云板(图五)、鼓钉、錾花、弦纹、浮雕起线(图六)等都保留了西亚金属工艺品的手工特征。
异域文化的大规模流播是以人或物为载体的，华丽优雅的西亚手工艺品的传人，引领了永宣青花瓷器造型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结出的硕果，永宣青花在汲取外来营养的同时保留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出的艺术风貌较之它的母本更加恢弘大气，壮美崇高(图七)。如果没有郑和出使带回最精湛的伊斯兰教手工艺品母本(也许还有精于此道的技师)，单靠景德镇匠人闭门造车，完成传统造型的突破是根本不可能的。此一时段出现的所有具有异国风情的造型都与郑和下西洋同步，可以说，郑和与伊斯兰世界的频繁接触，引发了永宣青花瓷造型的大胆创新。大多创新造型在郑和停航以后的整个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有学者认为，当时曾有一些伊斯兰工匠被派到景德镇参与了瓷器的制作。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元明之际，中近东地区的中上层穆斯林大批回归中国，他们仰慕明朝的强盛，历尽艰辛，自愿回中国定居。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从西域东归的穆斯林共有70批，同一时期，从漠北蒙古等地来归的穆斯林也有近50批，每一批人数数百十人不等。这些穆斯林中不乏擅长制作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的手工艺匠人，他们的到来给明初手工艺品注入了新的活力，永宣青花的奇特造型正是在穆斯林艺匠参与的大环境下，日臻完美。
二、花纹
永宣青花瓷器纹饰满密的风格承袭元代，但婉约优雅的图案组合为本时期所独有。主要表现形式是植物花果。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人们，终年映入眼帘的是如火的骄阳和遍野的黄沙。穆斯林们崇拜绿色的生命，对于植物有着特殊的情感，甚至在圣教理想的天国里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植物的枝叶可以无限地延伸、卷曲、缠绕，按照理想和意愿随意组合，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枝叶的绘画以柔美的曲线为主，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环绕图形延伸变幻，绵长无边地布满整个空间。特别是西蕃莲的画法错综交织，繁复缠绕，动感十足(图八)。盘、碗的图案，多以碗内里心为同心圆，花纹依次呈放射状向外展开。如永乐青花鸡心碗(图九)，以碗心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顺序扩展十 字花、缠枝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等等，繁密而紧凑，不禁使人想起清真寺天花板上凸起的穹窟。还有以西域折枝花果为主题纹样，如西瓜(图十)、葡萄(图十一)石榴等，同时在主题纹样的周边划分出若干个对称的区域，相互默契，和谐统一。回纹、忍冬纹、网格纹(图十二)、卷叶纹、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受波斯地毯的影响。
阿拉伯书法艺术也被巧妙运用到青花瓷器上。十二世纪初，阿拉伯纷繁的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组合，自由变换，一气呵成，广泛应用于房屋装修、书籍装祯、金属镶嵌等艺术品上。永乐青花卧足碗和永乐青花盘座上的阿拉伯文书体神采飞扬，充满韵律之美。
当时伊斯兰地区数学发达，永宣青花上的几何体随处可见，图案中的几何线条也应用得十分普遍，常见由相交的直线和平行线组成菱形、多边形、三角形、星形(图十三)、八角形、棋盘格形、的图案格局，构图严谨，层次分明。
永宣青花海水和海洋生物的题材增多，鱼、海怪、龙的画法多与涌起的海浪纹相呼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永乐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图十四)，炉体硕大，气势磅礴，通体绘画的海水纹汹涌激荡，白浪滔天。永宣青花中海浪的画法独具特色(图十五)，飓风卷起的排浪，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一浪高过一浪，其创作灵感当来自于郑和的海上生活。
三、青料
永宣青花使用的进口青料，文献称“苏泥渤青”或“苏麻泥青”，也称“回回青”。关于它的产地未见详实记载。《明会典》记载，苏门答刺国进贡的物品中有“马、犀牛、龙诞、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锡硫磺、番刀……。”(明徐溥《明会典·苏门答刺国·贡物》)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也记载了苏门答刺国所贡方物中有“石青、回回青、硫黄”。明万历十九年刊行的《事物绀珠》记载，苏门答腊使者于1426年、1430年、1433年、1434年曾先后四次携带“回回青”和其他方物到中国。查阅明代有关外国贡品的文献，只有苏门答腊国进贡过“回回青”和“石青料”，其他国家的贡品中未见记述。这种青料英文名称为“smaltum”，与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的发音十分贴近，已故著名学者傅振伦先生考证说，苏泥勃青的产地为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岛附近。(见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18页)
苏门答腊(明代称“苏门答刺”)位于东西洋海上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家进行海上贸易的转运中心，郑和船队长期在此设有“官厂”，作为储存货物和集合修整的基地。优质的苏泥渤青料产自何处，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但由苏门答腊港带回中国确是事实。有人说，苏泥勃青产于非洲索马里或某个阿拉伯国家，由商人带到苏门答腊与中国进行交易，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无论如何都与苏门答腊有关，最终由来自苏门答腊的贡使或郑和宝船带回中国。
青花瓷器白地蓝花，素雅高沽，迎合了广大穆斯林的审美情趣，白与蓝的组合最能体现对真主的敬畏与虔诚。几乎所有圣洁的地方如清真寺的门楣、窗框、拱顶、壁龛上都是宝蓝色和白色为主的色调。永宣青花发色一流，青料的质量至关重要，是进口的青料使此时的青花发色有产生了质的飞跃。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云：“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清代朱琰《陶说》把这种青料称为苏泥勃青，“苏泥渤青，宣德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时已绝。”苏泥勃青引进中国，引发了青花瓷发色的伟大革命，这种青料浓厚深邃，渗入胎骨，具有震撼人心的表现力，至今没有哪一种青料可以与之媲美。郑和停航之后，失去了高档进口青料的持续供给，青花发色的优势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四、数量
郑和下西洋期间，景德镇官营瓷业不断向船队提供大量朝贡贸易用瓷。仅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那年，明朝向景德镇派造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明宣宗实录》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条”)永宣时期官窑青花瓷的具体数量有多少，已经很难找到相关史料。但作为七下西洋主要的宝船压仓物，数量想必非常可观。瓷器、丝绸和茶叶始终是宝船主要的压仓物，脆弱的瓷器靠着垫底的丝绸布卷和柔软茶叶填充抵御了海上航行的颠簸。每次远航少则六十几艘，多则二百多艘，大船的吨位有几千吨，小船也有二百吨以上，28年间往返7次，需要带走的瓷器难以计数。永乐十八年、十九年，都曾敕书天下采办用品。宣德五年(1430年)，皇帝诏书云：“敕注南海京守各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前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该关领厚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诸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以厚阿丹之国，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贮丝等件，并厚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人情物价及随舡合用军火器、纸扎、油烛、柴炭，并内官办使年例酒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准稽缓。”(明巩《西洋番国志·卷首》“敕书二”)海外市场对青花瓷器需求猛增，使得景德镇在最短时间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数量。官窑由原来的20座增至“陶窑官五十八座”。(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窑制>)
郑和出使途经的印度洋沿岸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对烹煮食物的铁器和盛装保存食物的瓷器非常需要，“其国不贵纨绮，唯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明史·外国四》“硫球条”)郑和带去的瓷器一部分无偿地馈赠给当地酋长君主，另一部分则与居民进行互惠贸易。郑和的随员马欢记载：“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论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芩、安息香、苏会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贮丝、瓷器等物”。(马欢《赢涯胜览》“祖法儿条”)另一随员费信的《星槎胜览》一书也多次提到各国购买瓷器的情况。
外国使臣回国时也要带走大量瓷器。明政府实行“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凡有进贡，回礼一律从丰，表现出上邦大国的宏伟气度，赏赉瓷器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丙子，榜葛刺国王霭亚思丁一马哈耶等二百三十四人贡方物，赐钞及袭衣、文绮有差，赐其王绮帛、纱罗、销金伞盖、磁器等物”，“七月丁酉，古里国王沙米的遣使哈背乃那等贡方物，赐之钞锦。乃赐沙米的纱罗、绮锦、销金幔帐，磁器等物”。(《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中来贡，……其王亦思罕儿鲁密帖里牙复觉，使臣奏求贮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三)“先刺思近撒马尔罕……永乐十七年赐其酋线、绵、文绮、纱、罗、玉丝腰、瓷器诸物”。(《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
明政府慷慨的赏赐吸引了各国的来华热潮。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乙亥，出现了“忽鲁谟斯、阿丹……等十六国遣使”，两千多人同时来朝的盛况。(《明成祖实录》卷一一九)据不完全统计，永乐朝外国来华378次，平均每年15次；洪熙一年9次；宣德朝十年79次，平均每年9次。三朝合计466次。每次来华使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这种“怀柔远人”的赏赉一直延续到宣德，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壬寅，宣德帝针对满刺加头目被暹罗国王所阻一事对礼部说：“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由于海路的畅通，需要提供给来华使节的赏赉瓷数量非常巨大，客观上促进了官营瓷业产量的提高。
综上所述，明永宣时期，航海家郑和忠实地执行了成祖、宣宗的开放政策，七下西洋，足迹遍及数十个国家，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海上“丝瓷之路”的开辟架起了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桥梁，永宣青花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丰富营养，创烧出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郑和的媒介作用不可低估。
15世纪初，世界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对外传播的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君王，他站在封建社会的顶峰，居高临下，以欲与汉、唐相比隆的气势在永乐元年(1403年)对礼部宣称：“帝王居中，抚驭万方，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他忠实地秉承太祖朱元璋对四邻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洪武二年(1369年)颁布的“皇明祖训”指出：“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继承太祖的外交方针，对海外诸国以德服人，“厚往薄来”，采取安抚驾驭各国的怀柔政策。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颁布了第二次出使西洋敕谕：“尔等祈顺天道，格尊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鹤声、郑一均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朱瞻基派遣郑和前往诸蕃国时也强调：“其各敬天道，抚揖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
明代以前的历代君主都没有提出过与邻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主张，只有成祖和宣宗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正如明人敖英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呜呼盛哉!”(敖英《东谷赘言》卷上)中国明初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永乐元年开始调集全国的力量，在南京等地建造大吨位远洋宝船，为郑和航海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郑和的远航，执行了明政府与各国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方针，开辟了中国通往西域的通道，为催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名和，回族，生于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县)宝山乡。朱元璋发兵云南时被俘，入宫后随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赐郑姓，成为朱棣倚重的近臣。曲折艰辛的经历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被成祖授以“钦差总兵太监”的军衔，将2700多名下洋官兵全部交他指挥。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开始前往东西洋各国的小规模考察活动。永乐三年(1405年)6月，正式开始第一次远航，200多艘宝船结集江苏太仓刘家港，帆樯如云，遮天蔽日，郑和率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船队，承载着大明帝国与海外诸番“共享太平之福”的信念驶向海洋。其船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均居世界前列。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明帝国大踏步地走向海洋，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播到沿途各国。郑和的第一次远航比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早87年，比葡萄牙航海家达珈玛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早92年。30年的时间里，郑和不辱君命“南极冥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郑和等《天妃之神灵应记》，转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一、郑和下西洋遍历的国家：
关于郑和，正史、野史都有记述，而七下西洋所到的国家，通常所说30余国，多是根据清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郑和传》的记述：“永乐i年六月，命(郑)和、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凡三十余国。”查阅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主要有四种：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明费信《星槎胜览》、明马欢《赢涯胜览》。此外，申时行重修《明会典》、张天复《皇舆考》、张燮《东西洋考》、李贽《大明一统志》、罗日襞《咸宾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丘溶等《寰宇通志》、查继佐《罪惟录》等明代文献，对郑和下西洋也多有涉及，所提到国家的数量比《明史》要多许多，远不止30几国，按照所属地区划分，大约有如下国家：
属于中印半岛的有：占城、灵山、昆仑山、宾童龙、真腊、暹罗。
属于马来半岛的有：满刺加、九洲山、彭亨、柔佛、急兰丹、龙牙犀角。
属于印度尼西亚一带有：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览帮、淡巴、阿鲁、淡洋、那孤儿、黎伐、南渤里、龙蜒屿、东西苎、龙牙门、龙牙善提、百花、假里马达、交栏山、爪哇、蔺婆、苏吉丹、丁机宜、重迦罗、吉里地闷、碟里、日罗夏治、渤泥、婆罗。
属于菲律宾一带有：苏禄、吕宋、合猫里、沙瑶、呐俾惮、古麻刺朗。麻逸、三岛。
属于印度沿岸有：锡兰、翠兰屿、小葛蓝、大葛蓝、柯枝、古里、溜山、榜葛刺、沼纳朴儿、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甘巴里、古里班卒。
属于阿拉伯、波斯沿岸有：忽鲁谟斯、祖法儿、刺撒、阿丹、天方、默德那、阿速、沙哈鲁、乞力麻儿、亦失把汗、木蓝皮。
属于非洲东岸的有：木骨都束、卜刺哇、竹布、麻林、沙里湾泥。
上述国家粗略统计已有70多国。尚不包括“又有国日比刺，日孙刺(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107页：“比刺和孙刺指今非洲东部的莫桑比克港和索法拉港”)，郑和亦尝赉敕往赐。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明史·溜山传·比刺、孙刺》)许多明代文献提到的这样遥远而偏僻的国家，今天已无法考证，但是郑和“所历西洋诸国凡三十余国”的记述显然是不全面的。郑和航海所到的国家之多、范围之广，上述70多国也没有全部囊括，有待今后更加深入地考察研究。
关于“西洋”，明代人的地理概念与现代不同，凡南海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都称为西洋。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所列的国家西洋琐里、毛夕里等都是印度洋东岸国家。直到清初大量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人们开始逐渐以“西洋”专指欧洲。郑和下的“西洋”在今天的地理概念上属于南洋及中近东地区和非洲东部。
郑和的航海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次至第三次的远航，主要活动区域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第二阶段：第四次至第七次远航，途经主要地区是阿拉伯半岛、非洲东部地区。当时明政府侧重中亚和波斯湾的安定，特别是以蒙古帖木耳帝国为首的西域地区。每次远航，大抵都是出江苏太仓刘家河，经越南中部、泰国中部、穿过印度半岛，到达波斯湾霍尔木茨岛，再前往至非洲东部。现代考古发掘证明，郑和船队所到的几十个国家中多有明初青花器物或残片的遗留，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多集中在伊朗和土耳其等中近东国家。
二、停驶西洋的主要原因：
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是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八年以后突然停驶。停驶西洋的主要原因，是“永宣盛世”之后巨舶远航所需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动摇，完全由政府出资支撑的下西洋 活动难以维系。由于航程过长，宝船的行进主要靠洋流和季风，每次往返需两三年的时间，返航后又要接着准备下一次航程，人员伤亡甚重。宝船的建造耗资巨大，当时一只一般大小的船“造舶可千余金，每往还，岁一修茸，亦不下五六百金”。(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而永乐元年到十七年之间，由政府下令新建和改造的宝船就达2718艘之多(《明成祖实录》卷十七)，所耗白银可想而知。宣德以后明政府再也无力支付下西洋所需的巨额费用，当明初的昌盛一去不复返时，下西洋也必然成为历史的陈迹，郑和的壮举遂成绝响。
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明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营手工业大发展的时代，纺织、冶铁、陶瓷、造船业的兴盛，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船队以赏赐和贸易的方式向海外提供的大宗中国物品主要有：丝绸、瓷器和茶叶。郑和船队到达哪里，中国的丝绸、瓷器就传播到哪里，郑和开拓的航路也被称为：“丝瓷之路”。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展，瓷器的需求量猛增，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生产。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华帝国与亚非诸国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的，当承载着先进文化的精美瓷器输出海外时，对当地国家形成巨大的文明冲击。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器素雅高洁，备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如占城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聍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明马欢《赢涯胜览》“祖法儿条”)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聍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赢涯胜览》“爪哇国”条)在锡兰国，对中国“麝香、聍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赢涯胜览》“锡兰国”条)
我国青花瓷的创烧始于唐代，元代发展迅速，但到明洪武年间，官窑侧重烧造白釉瓷器和釉里红器。从目前的传世或出土的洪武瓷器来看，青花瓷器的数量只占釉里红瓷器的四分之一。而且普遍发色灰黑不清，尤其大件器物发色更不清晰(图一)。永宣青花一改元代的粗放之风，又摒弃了洪武的黑灰不爽，靓丽明亮，令人耳目一新。新颖的造型，宝蓝的发色，异域风情的纹饰，创造了青花瓷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些代表泱泱大国恢弘气质的皇家艺术品具有中华民族最正统、最纯粹、最完美的艺术特质。
从永乐元年到宣德十年，只有短暂的三十三年，青花瓷的烧造为何会突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诚然，明初的强盛当之无愧，但也不能忽视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具体事件对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就有陶瓷器被带出国门，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输出的数量十分有限。郑和开启的海上“丝瓷之路”，第一次通过官方朝贡贸易的途径与西域国家进行广泛地亲密地接触。如果没有郑和船队承装数千吨的瓷器、丝绸等输出海外，再满载外国的奇珍异宝带回国内，皇室不可能直接接触大量异国特产和最精湛的手工艺品，没有宝船通畅的海路运输，异域文化的传人只能渗透性地、间接而缓慢地进行，郑和的洲际航行大大地缩短了中国与外国的距离，带回了明朝没有的香料、珍宝和精湛的手工艺品。这些艺术品的传人为永宣青花烧造开启了一扇通往辉煌的大门。
具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造型
中国古陶瓷造型受外来影响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吸收了西域国家流行的式样，如凤头壶、牛首杯、八棱瓶、净水瓶等，但主流造型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式样。明初，伊斯兰教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郑和航海所到之处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城邦国家，“国人皆从回回教门”，伊斯兰手工艺品融汇了古波斯、古希腊以及古印度的艺术精华，精美无比。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当航海目的地大多为伊斯兰教区时，他精准地把握了阿拉伯人的审美趣味，用散发着阿拉伯文化符号的瓷器拉近了两个民族的文化距离。
永宣时期带有明显伊斯兰式样的瓷器有青花折沿洗、青花天球瓶、青花大扁瓶、青花大卧壶(图二)、青花花浇、青花鱼篓鳟、青花盘座(图三)、青花八棱执壶、青花八方烛台、青花鸡心碗、青花鱼篓尊、青花象耳折方瓶、青花梨式壶、青花菱花口盘、青花十菱花口洗等，其形制几乎照搬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中近东地区的陶器、玻璃、金属器的式样。特别是一些传统造型中从未出现过的几何体造型，新颖奇特，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抽象之美。一些器物上的附加装饰，比如：盲系(图四)、云板(图五)、鼓钉、錾花、弦纹、浮雕起线(图六)等都保留了西亚金属工艺品的手工特征。
异域文化的大规模流播是以人或物为载体的，华丽优雅的西亚手工艺品的传人，引领了永宣青花瓷器造型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结出的硕果，永宣青花在汲取外来营养的同时保留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出的艺术风貌较之它的母本更加恢弘大气，壮美崇高(图七)。如果没有郑和出使带回最精湛的伊斯兰教手工艺品母本(也许还有精于此道的技师)，单靠景德镇匠人闭门造车，完成传统造型的突破是根本不可能的。此一时段出现的所有具有异国风情的造型都与郑和下西洋同步，可以说，郑和与伊斯兰世界的频繁接触，引发了永宣青花瓷造型的大胆创新。大多创新造型在郑和停航以后的整个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有学者认为，当时曾有一些伊斯兰工匠被派到景德镇参与了瓷器的制作。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元明之际，中近东地区的中上层穆斯林大批回归中国，他们仰慕明朝的强盛，历尽艰辛，自愿回中国定居。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从西域东归的穆斯林共有70批，同一时期，从漠北蒙古等地来归的穆斯林也有近50批，每一批人数数百十人不等。这些穆斯林中不乏擅长制作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的手工艺匠人，他们的到来给明初手工艺品注入了新的活力，永宣青花的奇特造型正是在穆斯林艺匠参与的大环境下，日臻完美。
二、花纹
永宣青花瓷器纹饰满密的风格承袭元代，但婉约优雅的图案组合为本时期所独有。主要表现形式是植物花果。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人们，终年映入眼帘的是如火的骄阳和遍野的黄沙。穆斯林们崇拜绿色的生命，对于植物有着特殊的情感，甚至在圣教理想的天国里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植物的枝叶可以无限地延伸、卷曲、缠绕，按照理想和意愿随意组合，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枝叶的绘画以柔美的曲线为主，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环绕图形延伸变幻，绵长无边地布满整个空间。特别是西蕃莲的画法错综交织，繁复缠绕，动感十足(图八)。盘、碗的图案，多以碗内里心为同心圆，花纹依次呈放射状向外展开。如永乐青花鸡心碗(图九)，以碗心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顺序扩展十 字花、缠枝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等等，繁密而紧凑，不禁使人想起清真寺天花板上凸起的穹窟。还有以西域折枝花果为主题纹样，如西瓜(图十)、葡萄(图十一)石榴等，同时在主题纹样的周边划分出若干个对称的区域，相互默契，和谐统一。回纹、忍冬纹、网格纹(图十二)、卷叶纹、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受波斯地毯的影响。
阿拉伯书法艺术也被巧妙运用到青花瓷器上。十二世纪初，阿拉伯纷繁的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组合，自由变换，一气呵成，广泛应用于房屋装修、书籍装祯、金属镶嵌等艺术品上。永乐青花卧足碗和永乐青花盘座上的阿拉伯文书体神采飞扬，充满韵律之美。
当时伊斯兰地区数学发达，永宣青花上的几何体随处可见，图案中的几何线条也应用得十分普遍，常见由相交的直线和平行线组成菱形、多边形、三角形、星形(图十三)、八角形、棋盘格形、的图案格局，构图严谨，层次分明。
永宣青花海水和海洋生物的题材增多，鱼、海怪、龙的画法多与涌起的海浪纹相呼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永乐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图十四)，炉体硕大，气势磅礴，通体绘画的海水纹汹涌激荡，白浪滔天。永宣青花中海浪的画法独具特色(图十五)，飓风卷起的排浪，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一浪高过一浪，其创作灵感当来自于郑和的海上生活。
三、青料
永宣青花使用的进口青料，文献称“苏泥渤青”或“苏麻泥青”，也称“回回青”。关于它的产地未见详实记载。《明会典》记载，苏门答刺国进贡的物品中有“马、犀牛、龙诞、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锡硫磺、番刀……。”(明徐溥《明会典·苏门答刺国·贡物》)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也记载了苏门答刺国所贡方物中有“石青、回回青、硫黄”。明万历十九年刊行的《事物绀珠》记载，苏门答腊使者于1426年、1430年、1433年、1434年曾先后四次携带“回回青”和其他方物到中国。查阅明代有关外国贡品的文献，只有苏门答腊国进贡过“回回青”和“石青料”，其他国家的贡品中未见记述。这种青料英文名称为“smaltum”，与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的发音十分贴近，已故著名学者傅振伦先生考证说，苏泥勃青的产地为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岛附近。(见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18页)
苏门答腊(明代称“苏门答刺”)位于东西洋海上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家进行海上贸易的转运中心，郑和船队长期在此设有“官厂”，作为储存货物和集合修整的基地。优质的苏泥渤青料产自何处，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但由苏门答腊港带回中国确是事实。有人说，苏泥勃青产于非洲索马里或某个阿拉伯国家，由商人带到苏门答腊与中国进行交易，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无论如何都与苏门答腊有关，最终由来自苏门答腊的贡使或郑和宝船带回中国。
青花瓷器白地蓝花，素雅高沽，迎合了广大穆斯林的审美情趣，白与蓝的组合最能体现对真主的敬畏与虔诚。几乎所有圣洁的地方如清真寺的门楣、窗框、拱顶、壁龛上都是宝蓝色和白色为主的色调。永宣青花发色一流，青料的质量至关重要，是进口的青料使此时的青花发色有产生了质的飞跃。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云：“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清代朱琰《陶说》把这种青料称为苏泥勃青，“苏泥渤青，宣德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时已绝。”苏泥勃青引进中国，引发了青花瓷发色的伟大革命，这种青料浓厚深邃，渗入胎骨，具有震撼人心的表现力，至今没有哪一种青料可以与之媲美。郑和停航之后，失去了高档进口青料的持续供给，青花发色的优势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四、数量
郑和下西洋期间，景德镇官营瓷业不断向船队提供大量朝贡贸易用瓷。仅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那年，明朝向景德镇派造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明宣宗实录》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条”)永宣时期官窑青花瓷的具体数量有多少，已经很难找到相关史料。但作为七下西洋主要的宝船压仓物，数量想必非常可观。瓷器、丝绸和茶叶始终是宝船主要的压仓物，脆弱的瓷器靠着垫底的丝绸布卷和柔软茶叶填充抵御了海上航行的颠簸。每次远航少则六十几艘，多则二百多艘，大船的吨位有几千吨，小船也有二百吨以上，28年间往返7次，需要带走的瓷器难以计数。永乐十八年、十九年，都曾敕书天下采办用品。宣德五年(1430年)，皇帝诏书云：“敕注南海京守各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前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该关领厚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诸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以厚阿丹之国，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贮丝等件，并厚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人情物价及随舡合用军火器、纸扎、油烛、柴炭，并内官办使年例酒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准稽缓。”(明巩《西洋番国志·卷首》“敕书二”)海外市场对青花瓷器需求猛增，使得景德镇在最短时间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数量。官窑由原来的20座增至“陶窑官五十八座”。(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窑制>)
郑和出使途经的印度洋沿岸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对烹煮食物的铁器和盛装保存食物的瓷器非常需要，“其国不贵纨绮，唯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明史·外国四》“硫球条”)郑和带去的瓷器一部分无偿地馈赠给当地酋长君主，另一部分则与居民进行互惠贸易。郑和的随员马欢记载：“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论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芩、安息香、苏会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贮丝、瓷器等物”。(马欢《赢涯胜览》“祖法儿条”)另一随员费信的《星槎胜览》一书也多次提到各国购买瓷器的情况。
外国使臣回国时也要带走大量瓷器。明政府实行“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凡有进贡，回礼一律从丰，表现出上邦大国的宏伟气度，赏赉瓷器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丙子，榜葛刺国王霭亚思丁一马哈耶等二百三十四人贡方物，赐钞及袭衣、文绮有差，赐其王绮帛、纱罗、销金伞盖、磁器等物”，“七月丁酉，古里国王沙米的遣使哈背乃那等贡方物，赐之钞锦。乃赐沙米的纱罗、绮锦、销金幔帐，磁器等物”。(《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中来贡，……其王亦思罕儿鲁密帖里牙复觉，使臣奏求贮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三)“先刺思近撒马尔罕……永乐十七年赐其酋线、绵、文绮、纱、罗、玉丝腰、瓷器诸物”。(《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
明政府慷慨的赏赐吸引了各国的来华热潮。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乙亥，出现了“忽鲁谟斯、阿丹……等十六国遣使”，两千多人同时来朝的盛况。(《明成祖实录》卷一一九)据不完全统计，永乐朝外国来华378次，平均每年15次；洪熙一年9次；宣德朝十年79次，平均每年9次。三朝合计466次。每次来华使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这种“怀柔远人”的赏赉一直延续到宣德，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壬寅，宣德帝针对满刺加头目被暹罗国王所阻一事对礼部说：“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由于海路的畅通，需要提供给来华使节的赏赉瓷数量非常巨大，客观上促进了官营瓷业产量的提高。
综上所述，明永宣时期，航海家郑和忠实地执行了成祖、宣宗的开放政策，七下西洋，足迹遍及数十个国家，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海上“丝瓷之路”的开辟架起了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桥梁，永宣青花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丰富营养，创烧出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郑和的媒介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