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的生活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广州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城市——为着它的城市风貌：噪声、污染与杂乱；但广州却是我所热爱的城市——为着它的精神价值：那像海一般的市场包容，那像空气一样的选择自由。在我看来，广州并不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但却是文化最开放的城市。包容比金钱更重要，自由比花儿更美丽。尽管我不断地抱怨它，但它始终接纳着我，认定着我。我对广州的现状并不满意，但却经常感动于这座城市对批评的承受能力。在我去过的那么多地方，很少见到像广州这样，当外地人小心翼翼地对本地人说起它的脏乱差时，本地人不仅不介意，还会加入批评的合唱。他们真实，率直，言语朴素，但他们不爱广州吗?不，假如你让他们离开广州的话，他们马上会说“打死都不去”。我曾一次次地远离它，每年有一半多的周末逃到别的地方，我又一次次地返回它，而且冥冥中越来越觉得今生都会和它结缘。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一年多来，广州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天在变蓝，水在变清，道路在变宽，广场在变绿，交通在变畅，乱摆乱卖、违章建筑在变少。我到外地去，有的地方官员不无嘲讽地对我说：“你们广州的报纸经常登市委书记打扫卫生的照片、报道，堂堂的市委书记天天当‘扫地书记’，还有时间抓城市大计吗?”我辩护说：“广州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城市环境不行，居民生活质量和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因之大受影响。城市环境这笔资产就像名牌产品的商标一样，不仅不会折旧，还会持续升值。广州有几个‘扫地书记’，不是广州的悲哀，恰是广州的幸运，要是他们个个‘志向远大’，整天忙着大搞工业项目、市场建设、商业谈判，那反倒就麻烦了。君不见全国各地，有多少投资几亿几十亿的‘首长工程’最终都大打水漂泡汤了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得好，‘要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无所不为势必容易胡作非为，江总书记也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广州的书记们放下架子当城市美容师，当城市美化的设计师乃至工程师，说明他们对自身的功能定位有着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他们坚决不当‘政府全能主义’的实践者，他们只是‘有限政府’，应把有限的精力投到有限的事情中去，‘有形的手’只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做‘无形的手’做不到的事啊……”
　　在广州，改善城市环境比招商引资搞几个项目要难得多。以清理违章建筑为例，广州寸土尺金，省、市、区、中央、部队、境外中资机构等各色单位林立，争地造楼都有利益所在，若是给它们方便、特权、灵活待遇则皆大欢喜，若是以城市百年可持续发展之大局为重，以现代化国际化城市规划蓝图为本，而求政令一致畅通，则难矣!广州的书记、市长，实在不好干。
　　正由于上述理由，我对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等一大批公务员全力推进城市环境“一年一小变”的努力深表感佩，他们的行为可称得上“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一大壮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爱广州，也和所有广州人一样企盼“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到来。但我也深知其难，我们切不可被“小变”冲昏了头脑，以为前面尽是坦途。
　　第一，广州某些官员对改善城市面貌的重要性、紧迫性的理解还很肤浅，有人是抱着“上面要拆，不得不拆”的勉强心理，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领导来检查与不来检查是两个样子，似乎干工作是为了给市委书记看的。还有个别领导本身的认识就很糊涂。广州白云山风景区管理部门执法犯法，违章建筑，新闻界提出批评时，某领导竟然见怪不怪地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人明知道犯罪会触犯刑律坐牢，不还是会犯罪吗?”他忘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强盗犯法我们并不惊奇也不害怕，我们害怕的是本该抓强盗的警察去犯法!
　　第二，广州此次“小变”能够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与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拍板支持很有关系。李长春新官上任，锐气十足，于1998年7月31日亲自出席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要求广州用一年时间明显改变“脏乱差”现象，以此迎接建国50周年。可见“一年一小变”既是民生要求，亦是作为一项新任省委书记下达的政治任务来安排的，各级官员、各个单位对“小变”的态度完全可以看作是“讲政治”与否的一种表现。前任广州领导苦口婆心逐门逐户劝告犹不得解决的一些问题，此次能势如破竹，一年见效，不能忽视“李长春效应”与“讲政治效应”之作用。“法治效应”何时能真正在城市管理中生根，这是我们不能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在讴歌广州“一年一小变”的大量新闻报道中，我注意到许多类似“拆出一个新广州”、“海珠拆除2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的醒目标题，据介绍，到8月底，广州已拆除175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和占道市场。在这一巨大成绩的背后，我却不无悲哀地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此大量的违章建筑都是谁盖的?哪些部门和领导批准盖的?如果有些是迫于压力不得不批，那么是谁强迫这些部门批的?能否在报纸上也登一下?没有违章干部的违章审批，哪来违章建筑?!谁才是最大的违章者?违章的根源在哪里?第二，怎样确定“违章”的标准?前面花钱盖，后面花钱拆。遵章违章，前任后任，“章”的标准似乎在不断改变。一任领导有一届任期的“工作重点”，似乎“重点”一变，“章”也就变了。那么，“章”本身究竟何在?究竟何用?我们的市政规划应该广泛地公之于众，讨论于众，宣传普及，以天下人之眼睛来监督。广州这么多年的市政建设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我以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計划不如变化快”，“规划不如领导话”，缺乏一个高起点、具有超前性、整体性、集思广益、长期贯彻、共同遵守的规划。如果是一任政府有一套规划，以为长官意志就是市民意志，那么整个广州的建设怎么可能很好地衔接起来呢?广州要真正解决这个“章”的大问题，必须按照现代市场营销的观念，组织高水平的独立的专家机构，与政府和各界代表一起结合广州实际，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最后才能给广州定位，并得出一个广州建设的“根本大法”来。
　　以我10年来的观察，广州的几任领导均为德才兼备之士，可谓人人都是好心美意，但为什么在城市建设中好心加好心却往往自相矛盾导致不良后果呢?恐怕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城建中，流行的是权大于法不按章办事的无序的人治状态，而不是规范有序唯章是从的理性的法治状态。人人都强调特殊，强调眼前，强调任期内干出多少件事的政绩，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却忽略了城市总体的布局、风格的完善与衔接，终于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屋下架屋，愈见其小”，政绩加在一起，反呈抵消之势。
　　第四，每一个广州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塑造者，当此新世纪来临之时，广州那种强调自我、强调个性的文化应该有一个新的提升，要加入群体意识和对公共空间的责任意识。50年代，广州人靠义务劳动建起东山、荔湾、流花三个人工湖和麓湖水库，今人犹在受益。可惜此种情景我们暌违已久了。广州是我家，兴衰靠大家，靠每一个你、我、他。然而很遗憾，在广州，为一己利益而破坏公共空间者大有人在，对待破坏公共空间的不良行为敢于斗争者则少之又少。现代文明素质的提升，是摆在广州人面前的一大挑战。
　　
　　前途系于哪里
　　
　　广州要真正有前途，扩而言之，广东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全体广州人、广东人的努力。坦率来讲，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一两个开明书记市长身上，毋宁说寄托在一套完善的体制与规则之中——它既包括在广东行之有效的诸多市场经济的制度，还应包括我们正在探索的与社会公共产品(如清洁、安全、环保、廉洁、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相关的一系列新规则；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我们乐观的想象上，毋宁说它寄托在我们对竞争者压力的回应上——上海、北京、深圳、大连等许多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水平，那里的人民享受到的公共空间质量，逼也逼得广州要一步步往前走；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地方长官单方面的推进和鼓动上，毋宁说寄托在广东、广州人民更进一步觉醒的现代公民意识，和通过透明的公共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参与热情上。
　　竞争压力带来的不断创新要求、具有反思与自我批判能力的群体文化、从上到下对规则的高度重视与一致遵守……这是我心目中广东、广州新的竞争力之源。一个能顺应这种趋势的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一个能顺应这种趋势的地方长官，是人民欢迎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