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袁嘉谷先生，云南省石屏县人，是清朝唯一一位“经济特科状元”，也是云南省自科举制度以来的唯一一位状元。本文就读袁嘉谷先生“经济特元”试卷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袁喜谷先生；经济特元；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31-0236-01
袁嘉谷先生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二月北上应会试，四月应殿试和朝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又于七月应经济科试的。经济特科不是传统的科举试，但也如殿试、朝考一样，在故宫保和殿举行考试。初试论题是《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之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策问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初试下来，取一等 48名，二等79名，袁嘉谷列二等第七名。复试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策问题是《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复试结果，取一等9人，二等18人，袁嘉谷最后夺魁，摘取了经济特科桂冠。一向为国人不虞的云南人居然力战群雄，一时间轰动了朝野上下，成为京城一大新闻。
《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3400字，章法上属八股文，但内容非“四书”取材。其题意要求是从《周礼》取材，论述西周农工商管理的专官制，表明观点。袁嘉谷在其论文中紧扣题意，列举了西周农工商官制结构密，分工细，工作的大量事实赞扬了专官制；论述了专官应有的素质，以及专官的培养；并用三味药给清政府开了一个医治时病的处方作为结论，这就是“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即从学校教育入手，培养知识全备又专一的人才，通过任人唯贤的认真挑选，使其成为农、工、商各业的专官，让其管理国家政务，达到改革吏制的目的。显然，袁先生并非在经济建设，而是论述了一个经国济民、吏制改革以振兴国家的政治问题。
下面，就文章作具体分析。
文章破题写道：“天下事，败阙者敝，全备者精；泛鹜者疏，专一者密。”用世万物共有的规律说明“全备”和“专一”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础。承题深化主题写道“学全备而专一，遂以立官人之原。”就是说，（一个人）倘若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并有其精深的一面，也就具备做官的基础了。怎样才会具有全备而专一的知识呢？“稽我中国，其唯成周之盛乎？夫成周之盛，盛于周官，周官之隆，隆于学校。”即考察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西周是兴盛的朝代吧？西周之所以兴盛，乃是由于之兴隆；而西周官制之所以兴隆，又在于西周学校教育之发达。那个时候，“下至乡遂（地方学校），上至成均（国家最高学府），学焉无弗专，专焉无弗成，成焉无弗行，行焉无弗效。”就是说，那时没有一所学校不重视专业知识的教育，有了专业教育就善始善终，而且重视实践，做得很有成效。象这样的教育，在西周，最显著的也就是农工商方面了。
接下来是文章的起讲部分。
西周专官的设置是十分全面的。文章起讲作了大量的列举，为了精简文章篇幅，这里只就袁文大量列举中关于农业管理的专官方面简述如下。文章说，为了加强农业的管理，西周设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适宜种植什么作物；设草人管理各诸候国的土地，并授给他的土地，教给种植的方法；设遂师、遂大夫让其巡视耕作，调遣劳力协作救灾；设草人管理土壤，检查土质，测定土壤，教会种植；设司管理巡查郊区庄稼，区分早熟和晚熟作物，掌握种植和收获时间；设人管理水田洼地有关农务，用蓄水池蓄水，用大大小小的沟渠排水、分水、放水、泄水，让农民能涉足田野，用镰刀去除杂草；设匠人负责修通各种沟渠；设廪人、仓人管理谷粟的统计和贮藏；设雍氏负责处罚违反保护庄稼法令的人；扩大到山林、河流、沼泽、丘陵等领域，西周又设立了林衡、泽虞、川衡、山虞等专官。扩大到水产养殖方面，刚设立了渔人、鳖人、掌氏这些官。总之，在西周，一切农事有专官管，项项农活有专家抓，所以水陆产品日益增长，社会繁荣兴旺。
文章就是这样，用充分的论据（笔者注：古人读书重牢记背熟，能根据题目要求，把“四书”、“五经”背默出来，应是评定考试等级的一个重要方面）肯定了专官制。
那么，专官应具备什么素质呢？
除了知识上的“全备”和“专一”这个做官的基础之外，文章写道，专官还应当“典其职（忠于职守），忧其份（为份内事操心负责），举其辨（敢于提出问题，明辨是非），明其隐（有了缺点错误不隐短，勇于承担责任和检讨）”，专官还应当象周公那样，有“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不断学习的刻苦精神；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忘我工作的态度；有“朝读百篇，暮见七十士”，“贽而师见者十人，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心求教，礼贤下士，文聚众长，从善如流的工作作风。文章指出，专官的良好素质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要挑选农人、手工业工人和商人，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培养而成为农工商的专官。
袁先生分析说，本来西周有了很好的专官制，但是，为什么后世就继承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我国“封建之俗相延未改，官府之间琐而近滥，世卿世禄情私不公，宗臣亲臣尾大不掉“，一句话，是吏制腐败的结果。
写到这里，袁先生的激情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心想：皇恩浩荡。皇帝下诏开经济特科，不正是要在历代科举考试之外，“另辟蹊径，延揽杰出的社会实用人才”、“旁求俊杰”吗？皇上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不是明示当今“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更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下诏求言，封章屡见……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都是一些无用之文。因此才开经济特科取士，务求“洞达时务”者。想到这些，又想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遭受的屈辱，他便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政见。
文章说，看过去，就可以明白将来该怎么办。事情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就应当改变方向，另求他途。纲举目张，抓住关键，就能由衰微而复兴。官制溃烂，中国的问题固然很严峻，但财政困难，并非国家自身的贫困，人才匮乏才是国家真正的贫弱。国家的国际威望不高，不是因为国家的贫弱所至，而在于国家难以严肃法纪，政令不能完全克服反复无常的状态，这才是弱的根源。国家针对时弊改革内政，这不是内乱；那种无原则的宽容，得过且过以求平安，或听任他国摆布，等待后人更新的态度，才是内乱之所在。国家在某些方面出了些乱子岔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伦丧和风俗、语言、文学的毁灭。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文章引用孔子的话说，“为政在人。”在于人的品质，人的修养和行为。而有高尚人格的人才培养又在于教育。因此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要寓人才于教育之中，有了人才，才能變法自强。要把培养人才，认真挑选人和改革官（吏）制三位一体结合起来。在举用人才时，就其名而求其实。他们为官从政，法古又不泥古，能“因时制宜”，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能摆脱危机，肯定是有出路的。
对袁嘉谷先生的这篇试卷，阅卷大臣们的批语是：“精博和厚，似姚秋农一流文学”，“升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万言书如一笔书，非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这三段评语分别是说：袁嘉谷的文章在解释经义上精深厚重，就像嘉庆间礼部尚书姚文田的文字一样。又说，在一群经济特科试的英才中，他是第一，给翰林院又增加了许多美谈。第三段是说，他的文章一气呵成，很流畅，很有条理，不是枝枝节节拼凑起来的，确实不同于一介书生。这些评语，固然评价很高，但都是就文笔的评述。笔者试加一条：“切中时弊，直言敢誎。”也许，这才能符合特科选才的要求，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尖子。
[关键词]袁喜谷先生；经济特元；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31-0236-01
袁嘉谷先生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二月北上应会试，四月应殿试和朝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又于七月应经济科试的。经济特科不是传统的科举试，但也如殿试、朝考一样，在故宫保和殿举行考试。初试论题是《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之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策问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初试下来，取一等 48名，二等79名，袁嘉谷列二等第七名。复试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策问题是《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复试结果，取一等9人，二等18人，袁嘉谷最后夺魁，摘取了经济特科桂冠。一向为国人不虞的云南人居然力战群雄，一时间轰动了朝野上下，成为京城一大新闻。
《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3400字，章法上属八股文，但内容非“四书”取材。其题意要求是从《周礼》取材，论述西周农工商管理的专官制，表明观点。袁嘉谷在其论文中紧扣题意，列举了西周农工商官制结构密，分工细，工作的大量事实赞扬了专官制；论述了专官应有的素质，以及专官的培养；并用三味药给清政府开了一个医治时病的处方作为结论，这就是“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即从学校教育入手，培养知识全备又专一的人才，通过任人唯贤的认真挑选，使其成为农、工、商各业的专官，让其管理国家政务，达到改革吏制的目的。显然，袁先生并非在经济建设，而是论述了一个经国济民、吏制改革以振兴国家的政治问题。
下面，就文章作具体分析。
文章破题写道：“天下事，败阙者敝，全备者精；泛鹜者疏，专一者密。”用世万物共有的规律说明“全备”和“专一”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础。承题深化主题写道“学全备而专一，遂以立官人之原。”就是说，（一个人）倘若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并有其精深的一面，也就具备做官的基础了。怎样才会具有全备而专一的知识呢？“稽我中国，其唯成周之盛乎？夫成周之盛，盛于周官，周官之隆，隆于学校。”即考察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西周是兴盛的朝代吧？西周之所以兴盛，乃是由于之兴隆；而西周官制之所以兴隆，又在于西周学校教育之发达。那个时候，“下至乡遂（地方学校），上至成均（国家最高学府），学焉无弗专，专焉无弗成，成焉无弗行，行焉无弗效。”就是说，那时没有一所学校不重视专业知识的教育，有了专业教育就善始善终，而且重视实践，做得很有成效。象这样的教育，在西周，最显著的也就是农工商方面了。
接下来是文章的起讲部分。
西周专官的设置是十分全面的。文章起讲作了大量的列举，为了精简文章篇幅，这里只就袁文大量列举中关于农业管理的专官方面简述如下。文章说，为了加强农业的管理，西周设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适宜种植什么作物；设草人管理各诸候国的土地，并授给他的土地，教给种植的方法；设遂师、遂大夫让其巡视耕作，调遣劳力协作救灾；设草人管理土壤，检查土质，测定土壤，教会种植；设司管理巡查郊区庄稼，区分早熟和晚熟作物，掌握种植和收获时间；设人管理水田洼地有关农务，用蓄水池蓄水，用大大小小的沟渠排水、分水、放水、泄水，让农民能涉足田野，用镰刀去除杂草；设匠人负责修通各种沟渠；设廪人、仓人管理谷粟的统计和贮藏；设雍氏负责处罚违反保护庄稼法令的人；扩大到山林、河流、沼泽、丘陵等领域，西周又设立了林衡、泽虞、川衡、山虞等专官。扩大到水产养殖方面，刚设立了渔人、鳖人、掌氏这些官。总之，在西周，一切农事有专官管，项项农活有专家抓，所以水陆产品日益增长，社会繁荣兴旺。
文章就是这样，用充分的论据（笔者注：古人读书重牢记背熟，能根据题目要求，把“四书”、“五经”背默出来，应是评定考试等级的一个重要方面）肯定了专官制。
那么，专官应具备什么素质呢？
除了知识上的“全备”和“专一”这个做官的基础之外，文章写道，专官还应当“典其职（忠于职守），忧其份（为份内事操心负责），举其辨（敢于提出问题，明辨是非），明其隐（有了缺点错误不隐短，勇于承担责任和检讨）”，专官还应当象周公那样，有“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不断学习的刻苦精神；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忘我工作的态度；有“朝读百篇，暮见七十士”，“贽而师见者十人，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心求教，礼贤下士，文聚众长，从善如流的工作作风。文章指出，专官的良好素质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要挑选农人、手工业工人和商人，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培养而成为农工商的专官。
袁先生分析说，本来西周有了很好的专官制，但是，为什么后世就继承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我国“封建之俗相延未改，官府之间琐而近滥，世卿世禄情私不公，宗臣亲臣尾大不掉“，一句话，是吏制腐败的结果。
写到这里，袁先生的激情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心想：皇恩浩荡。皇帝下诏开经济特科，不正是要在历代科举考试之外，“另辟蹊径，延揽杰出的社会实用人才”、“旁求俊杰”吗？皇上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不是明示当今“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更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下诏求言，封章屡见……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都是一些无用之文。因此才开经济特科取士，务求“洞达时务”者。想到这些，又想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遭受的屈辱，他便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政见。
文章说，看过去，就可以明白将来该怎么办。事情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就应当改变方向，另求他途。纲举目张，抓住关键，就能由衰微而复兴。官制溃烂，中国的问题固然很严峻，但财政困难，并非国家自身的贫困，人才匮乏才是国家真正的贫弱。国家的国际威望不高，不是因为国家的贫弱所至，而在于国家难以严肃法纪，政令不能完全克服反复无常的状态，这才是弱的根源。国家针对时弊改革内政，这不是内乱；那种无原则的宽容，得过且过以求平安，或听任他国摆布，等待后人更新的态度，才是内乱之所在。国家在某些方面出了些乱子岔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伦丧和风俗、语言、文学的毁灭。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文章引用孔子的话说，“为政在人。”在于人的品质，人的修养和行为。而有高尚人格的人才培养又在于教育。因此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要寓人才于教育之中，有了人才，才能變法自强。要把培养人才，认真挑选人和改革官（吏）制三位一体结合起来。在举用人才时，就其名而求其实。他们为官从政，法古又不泥古，能“因时制宜”，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能摆脱危机，肯定是有出路的。
对袁嘉谷先生的这篇试卷，阅卷大臣们的批语是：“精博和厚，似姚秋农一流文学”，“升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万言书如一笔书，非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这三段评语分别是说：袁嘉谷的文章在解释经义上精深厚重，就像嘉庆间礼部尚书姚文田的文字一样。又说，在一群经济特科试的英才中，他是第一，给翰林院又增加了许多美谈。第三段是说，他的文章一气呵成，很流畅，很有条理，不是枝枝节节拼凑起来的，确实不同于一介书生。这些评语，固然评价很高，但都是就文笔的评述。笔者试加一条：“切中时弊，直言敢誎。”也许，这才能符合特科选才的要求，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