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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本想通过研究哲学解决“人生之问题”的王国维反倒陷入了“可信”与“可爱”两难取舍的烦闷中。虽是抱怨之词，却也无意中揭示出了学术研究尤其是人物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对永恒矛盾，即如何处理好“可信”与“可爱”关系的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张剑的近著《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以下简称《华裘之蚤》），颇有别开生面之感。《华裘之蚤》以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等晚清高官的日记史料为基础，以人物史研究为中心，试图通过对丰富且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爬梳与分析，建立人物史研究的脉络与框架。如在对何汝霖因母丧回乡守制期间乡居生活的讨论中，张剑就不局限于对日记作者的单一性研究，而是以日记主人为中心圆点辐散开去，试图建构起以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为外圈层，以小家庭之外的亲友为次近身圈层，以仆人、塾师为近身圈层的何汝霖乡居生活的人际网络，以期更为立体全面地依据日记史料展开人物史研究。
借鉴医疗史新视野为日记人物研究开掘新路亦是《华裘之蚤》的一大亮点。张剑选取了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四位晚清高官日记中涉及医疗的文字展开论述，但其目的并不在于以新史料填充和拓展医疗史研究，而是希图借鉴医疗史相关研究方法，将人物史与医疗史相结合，重心依旧落脚于人物史研究上。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的具体生命经历展开论述，尽可能地还原出一个个充满血肉、真实具体而又生动感人的历史人物，是《华裘之蚤》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也是其重要命意所在。换言之，如何使“可信”的人与“可爱”的人统一起来，是《华裘之蚤》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剑显然格外强调日记也可为“信史”的一面，看重日记的史料与文献价值。在《华裘之蚤》中，他即曾明确指出受到莱布尼兹在《单子论》中所言“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达事物的联系，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永久的镜子”的观念的启发，认为日记作为一种微观史料，本身也具有一种反映整体历史的能力。日记，尤其是那些长时段记录或身份特殊人物的日记，其意义绝非仅仅止于个人生命史，更兼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价值与内涵，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时代的缩影，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而这对于管窥时代风貌，揭示人物所置身的社会历史情境无疑颇具提示意义。《华裘之蚤》在对何汝霖乡居生活的讨论中，即尤为关注其日记中对何氏自己在江宁守制期间遭逢两次水患的相关记录，在作者看来，由于何汝霖日记中对两次水患期间天象、水况、官府救灾举措和灾情发展过程的记载都极为详尽，颇具现场感，加之何汝霖自道光四年至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一直在都水司任职，具备一定专业水准，因此《何汝霖日记》之于清代气象灾害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填补道光二十八、二十九年江南水灾相关研究的史料空白尤有助益。
与此同时，张剑对日记研究在人物“可信”性方面所存在的局限也有着清醒的反思与认识。在对何汝霖乡居生活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后，他依然指出，由于文章主要立足于何汝霖的视角展开叙述，因此自然而然地会受其视角所限。比如在何汝霖笔下形象颇为不堪的塾師夏家铣，在其他史料中却形象颇佳;被何汝霖反复诟病的侄孙承祜，在何汝霖之子何兆瀛笔下却显得老成干练。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结合更多的史料，通过对多重史料多向度的综合比较与对照，才有可能更为全面、立体、客观、生动地对研究对象加以把握。从这一颇具方法论意义的补充论断中不难见出张剑对人物史研究必须坚持“可信”原则的自觉意识。
而注重对日记日常化和私人性的挖掘则成为《华裘之蚤》努力让“可信”的人更“可爱”的秘钥，因为日常生活化指向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生情境，私人性指向最个性化和内视化的人生情境。张剑认为，自清代以降，日记记述的私人化倾向渐趋普遍与明显，日记记述不再迷恋于记载公务、地理考察、读书修身等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而主要转为对个人生命史的关注，于是吃喝玩乐、疾病牢骚、喜怒哀乐成为日记记录的主体部分，日记也由公转私，距离日常生活也更近了。因此对私人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作者研究近代日记、展开人物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华裘之蚤》一书中，无论是立足于自然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柴米油盐、生理疾病还是心灵归宿，作者的着眼点都落在日常上。于无数细节缝隙间生动活泼地展现出了充斥在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等达官显贵者日常生活中的琐细烦恼，也即张剑所譬喻的“华裘之蚤”。正是通过对这些琐碎日常生活的观照，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建立起来，他们不再只是史书中的空洞符号，而化身成为和我们一样有着爱恨嗔痴、恐惧无奈的寻常人。于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有利于拉近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获得与历史人物平视的机会，有利于掘发出传统正史文献中所不具备的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加深对历史人物生动性与复杂性的展现，这正是以私人叙述为中心的日记研究所深具的潜能与力量，也是作者认为日记研究的生机与意趣所在。在作者看来：“几乎没有人对日记不感兴趣，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看了别人的日记之后会产生一种代入感。”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意思”，或者说发掘人物的“可爱”成为推动作者长久以来致力于日记研究的重要动力;而对于读者受众而言，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也许，当‘榜样’走下神坛，成为我们身边之人时，人们希圣希贤的勇气反而会大大增加。”《华裘之蚤》既为我们打碎了位高权重者只注目于军国大事的单一刻板印象，也展露出了这些历史人物脆弱无奈的表情与可爱侧面。
当然，这种“可爱”的获得必须依靠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才能获得一种真实的在场感，日常的琐细在重返历史现场的激发下才能引发心灵共振和情感共鸣。也就是说，“可信”与“可爱”唯有依凭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展开才能有所附丽。在对晚清遗臣绍英日记所流露出的乱世心态的剖析中，张剑即通过“情生于境”“情随境迁”的人物研究方法，别有慧心地从《绍英日记》中掘发出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诸多隐微关系，通过对焦头烂额的“财神爷”和入不敷出的总管的现实窘境与战战兢兢、凄惶心态的呈现，既反映出民初逊清皇室的尴尬处境，又揭示出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特殊时代风气与社会情绪。其研究既是对绍英个人感受的剖析，又是对清末民初复杂历史图景与人物群像的勾勒，凝结着对高才、遗老、“二臣”等一系列人物幽微心理与复杂情绪的考察与管窥，指向的是对心态史与情感史的注目与关怀。而对心态史与情感史的关注不唯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更是张剑长期致力于日记研究的着力所在。因为在其看来，从日记里看主人公的情绪，琢磨与体察人物心态，恰是日记研究的“可爱”之处。
正如张剑所言，私人日记是最能锻炼历史感、人生感的文献，一页一页、一年一年翻过去，时间的流逝感使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变得具体和琐细，时光的流年碎影便汇成了一道长河。尽管个人撰写的日记存在着视角受限、立场局限和日常琐碎等诸多问题，但却感性生动、切身相关、意涵丰富，具有其他史料所不具备的特殊价值，恰好能弥补理性宏大、居高临下的正史叙事所带来的缝隙，“从而使得瘦骨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而这正是《华裘之蚤》一书的终极指归，也是张剑多年来倾心致力于日记研究的关怀所在。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著，中华书局二0二0年版）
从这一角度看张剑的近著《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以下简称《华裘之蚤》），颇有别开生面之感。《华裘之蚤》以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等晚清高官的日记史料为基础，以人物史研究为中心，试图通过对丰富且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爬梳与分析，建立人物史研究的脉络与框架。如在对何汝霖因母丧回乡守制期间乡居生活的讨论中，张剑就不局限于对日记作者的单一性研究，而是以日记主人为中心圆点辐散开去，试图建构起以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为外圈层，以小家庭之外的亲友为次近身圈层，以仆人、塾师为近身圈层的何汝霖乡居生活的人际网络，以期更为立体全面地依据日记史料展开人物史研究。
借鉴医疗史新视野为日记人物研究开掘新路亦是《华裘之蚤》的一大亮点。张剑选取了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四位晚清高官日记中涉及医疗的文字展开论述，但其目的并不在于以新史料填充和拓展医疗史研究，而是希图借鉴医疗史相关研究方法，将人物史与医疗史相结合，重心依旧落脚于人物史研究上。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的具体生命经历展开论述，尽可能地还原出一个个充满血肉、真实具体而又生动感人的历史人物，是《华裘之蚤》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也是其重要命意所在。换言之，如何使“可信”的人与“可爱”的人统一起来，是《华裘之蚤》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剑显然格外强调日记也可为“信史”的一面，看重日记的史料与文献价值。在《华裘之蚤》中，他即曾明确指出受到莱布尼兹在《单子论》中所言“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达事物的联系，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永久的镜子”的观念的启发，认为日记作为一种微观史料，本身也具有一种反映整体历史的能力。日记，尤其是那些长时段记录或身份特殊人物的日记，其意义绝非仅仅止于个人生命史，更兼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价值与内涵，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时代的缩影，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而这对于管窥时代风貌，揭示人物所置身的社会历史情境无疑颇具提示意义。《华裘之蚤》在对何汝霖乡居生活的讨论中，即尤为关注其日记中对何氏自己在江宁守制期间遭逢两次水患的相关记录，在作者看来，由于何汝霖日记中对两次水患期间天象、水况、官府救灾举措和灾情发展过程的记载都极为详尽，颇具现场感，加之何汝霖自道光四年至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一直在都水司任职，具备一定专业水准，因此《何汝霖日记》之于清代气象灾害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填补道光二十八、二十九年江南水灾相关研究的史料空白尤有助益。
与此同时，张剑对日记研究在人物“可信”性方面所存在的局限也有着清醒的反思与认识。在对何汝霖乡居生活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后，他依然指出，由于文章主要立足于何汝霖的视角展开叙述，因此自然而然地会受其视角所限。比如在何汝霖笔下形象颇为不堪的塾師夏家铣，在其他史料中却形象颇佳;被何汝霖反复诟病的侄孙承祜，在何汝霖之子何兆瀛笔下却显得老成干练。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结合更多的史料，通过对多重史料多向度的综合比较与对照，才有可能更为全面、立体、客观、生动地对研究对象加以把握。从这一颇具方法论意义的补充论断中不难见出张剑对人物史研究必须坚持“可信”原则的自觉意识。
而注重对日记日常化和私人性的挖掘则成为《华裘之蚤》努力让“可信”的人更“可爱”的秘钥，因为日常生活化指向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生情境，私人性指向最个性化和内视化的人生情境。张剑认为，自清代以降，日记记述的私人化倾向渐趋普遍与明显，日记记述不再迷恋于记载公务、地理考察、读书修身等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而主要转为对个人生命史的关注，于是吃喝玩乐、疾病牢骚、喜怒哀乐成为日记记录的主体部分，日记也由公转私，距离日常生活也更近了。因此对私人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作者研究近代日记、展开人物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华裘之蚤》一书中，无论是立足于自然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柴米油盐、生理疾病还是心灵归宿，作者的着眼点都落在日常上。于无数细节缝隙间生动活泼地展现出了充斥在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等达官显贵者日常生活中的琐细烦恼，也即张剑所譬喻的“华裘之蚤”。正是通过对这些琐碎日常生活的观照，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建立起来，他们不再只是史书中的空洞符号，而化身成为和我们一样有着爱恨嗔痴、恐惧无奈的寻常人。于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有利于拉近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获得与历史人物平视的机会，有利于掘发出传统正史文献中所不具备的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加深对历史人物生动性与复杂性的展现，这正是以私人叙述为中心的日记研究所深具的潜能与力量，也是作者认为日记研究的生机与意趣所在。在作者看来：“几乎没有人对日记不感兴趣，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看了别人的日记之后会产生一种代入感。”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意思”，或者说发掘人物的“可爱”成为推动作者长久以来致力于日记研究的重要动力;而对于读者受众而言，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也许，当‘榜样’走下神坛，成为我们身边之人时，人们希圣希贤的勇气反而会大大增加。”《华裘之蚤》既为我们打碎了位高权重者只注目于军国大事的单一刻板印象，也展露出了这些历史人物脆弱无奈的表情与可爱侧面。
当然，这种“可爱”的获得必须依靠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才能获得一种真实的在场感，日常的琐细在重返历史现场的激发下才能引发心灵共振和情感共鸣。也就是说，“可信”与“可爱”唯有依凭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展开才能有所附丽。在对晚清遗臣绍英日记所流露出的乱世心态的剖析中，张剑即通过“情生于境”“情随境迁”的人物研究方法，别有慧心地从《绍英日记》中掘发出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诸多隐微关系，通过对焦头烂额的“财神爷”和入不敷出的总管的现实窘境与战战兢兢、凄惶心态的呈现，既反映出民初逊清皇室的尴尬处境，又揭示出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特殊时代风气与社会情绪。其研究既是对绍英个人感受的剖析，又是对清末民初复杂历史图景与人物群像的勾勒，凝结着对高才、遗老、“二臣”等一系列人物幽微心理与复杂情绪的考察与管窥，指向的是对心态史与情感史的注目与关怀。而对心态史与情感史的关注不唯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更是张剑长期致力于日记研究的着力所在。因为在其看来，从日记里看主人公的情绪，琢磨与体察人物心态，恰是日记研究的“可爱”之处。
正如张剑所言，私人日记是最能锻炼历史感、人生感的文献，一页一页、一年一年翻过去，时间的流逝感使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变得具体和琐细，时光的流年碎影便汇成了一道长河。尽管个人撰写的日记存在着视角受限、立场局限和日常琐碎等诸多问题，但却感性生动、切身相关、意涵丰富，具有其他史料所不具备的特殊价值，恰好能弥补理性宏大、居高临下的正史叙事所带来的缝隙，“从而使得瘦骨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而这正是《华裘之蚤》一书的终极指归，也是张剑多年来倾心致力于日记研究的关怀所在。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著，中华书局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