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但1934年转学到清华读书时，于光远的专业并不是经济，而是物理。他的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他的物理学家之梦并没有成为现实。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他的爱国心。他在后来回忆说：“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成为我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因为革命需要，一开始并没想过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于光远，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钻研经济和哲学。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党委书记看到于光远都说：“我们是你的学生。”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他兼跨“两科”，被人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有人称于光远是“大玩学家”。他提议召开“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批评”研讨会，出访欧洲时大讲特讲苍蝇对人类贡献的也是他。20世纪90年代初，他住进了医院，无法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他转而写起了散文、随笔，重拾当初自己那“可爱的文学细胞”。从《古稀手迹》开始，一发不可收，2005年一年就出版了5部作品。
　　90多岁的于光远常说自己“身老心不老”，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
　　86岁生日时，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他开始学电脑。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对于他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嫌自己打字慢了，他学会单指打字后，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于光远笨蛋”。也正因为使用电脑，启发了于光远的思考，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而让他唯一遗憾的是，他的手稿从此绝迹了。
　　彭立昭据《新京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