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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作为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华丽转身，以战争、民族和生命本源为主题呈现了一幅21世纪的“维和”画卷。笔者将其定义为“维和叙事”，一方面想展露严歌苓胸怀“仁爱”、善行天下的创作初衷，另一方面想凸显其“续写文明、和谐东方”的宏大构想。
关键词：严歌苓；维和叙事；战争；和谐东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46-03
所谓“维和叙事”指的是一种以寻求战争中“国与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以及战后“民族与民族”之间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为题材的小说叙述。笔者认为，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正是这种“维和叙事”的成功之作。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作家严歌苓从战争写到和平，从罪恶写到救赎，化身为“天国使者”，胸怀“仁爱”，善行天下。这个“文学的游牧民族”[1]，携手其21世纪的“维和叙事”小说，再一次扬帆起航。
一、维和之源：“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
追寻作家严歌苓关注战争、续写历史、创作“维和叙事”小说的源头，笔者认为是其内在的“儒生心性”与其作为“游牧天使”的旅者经历浑然天成的融合使然。
书香世家的熏陶，塑造了严歌苓与生俱来的“儒生心性”，使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之后的投笔从戎，又使其贴近军旅，平视战争，铸就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方面，她有着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诉求；另一方面，她刚健，感性，富有一种“保卫家国，还我河山”的军旅豪情。这种文人诉求与军旅豪情使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民族之兴衰，关注历史，尤其关注中国的近代史、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毋庸置疑，“南京大屠杀”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特别关注点，而这段历史也成为这个返乡“游子”心中不可名状的永恒伤痛。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于2005年发表，严歌苓选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表这部作品，用意深刻。在作者写于1997年的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里，有这样的文字：“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洗劫，对于他们已经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2]由此看来，后生的养尊处优，众人对国仇家恨的遗忘，无法让这个“归航”的游子闭口不言。于是，对于历史的关注和作为儒生的良知，迫使其再现屈辱的记忆，让后人居安思危，令乡邻痛定思痛，使华人勿忘国耻。
罗曼·罗兰说：“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品质：感觉的敏锐，情感的深沉，心灵的丰满。”当这个天资聪慧，三者皆备的军旅舞者，用记忆与伤痛书写了半生繁华之后，严歌苓开始带着艺术家敏锐的感觉、深沉的情感、丰富的心灵追寻世界永恒的主题——生命之源。
半生的漂泊和执着的求索使作家严歌苓幡然醒悟：令世界永恒存在的生命之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军事而是文明。自此，作家严歌苓“游牧天使”一般的，以“和平的信使”自居，用“慈善”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用“仁爱”消逝“族与族”之间的隔膜。《小姨多鹤》仿佛一部《金陵十三钗》的续写，用和平的相处结束了战争的屠戮，用亲情的救赎化解了民族间的仇恨。
固有的“儒生心性”迫使严歌苓旧事重提，再现国耻；“天国使者”的游牧经历又使其关爱生命，弘扬真善。“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使得“游子”严歌苓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关注“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的话题，于惨绝人寰、荼毒生灵的虐杀之后重建心灵的家园，于断壁残垣、一片废墟的荒芜之中，探寻生命的花朵。
二、维和之路：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无疑是一场荼毒生灵的人间浩劫，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日本的平民百姓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作家严歌苓用《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两部小说演绎了这场灾难，一部是为中国人写的，一部是给日本人写的。笔者认为，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严歌苓用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完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维和之路。
《金陵十三钗》是以一位南京沦陷期间的女性亲历者的回忆叙述，揭开了抗战期间“国都”南京沦陷惨痛而又悲愤的民族记忆[3]。一座神圣的天主教堂里，仁爱古板的英格曼神父，英勇无畏的国民党军官，14个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和16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一同见证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战争是残酷的，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给南京人民上了一场血腥的人体解剖课，然而比屠戮更为残暴的是“强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四分之一的比例”[4]。那段“豆蔻”被日本军人轮奸的情节，令人无不痛心疾首，无不泪流成河。作家严歌苓给予灾难中女性肉体与心灵的关注，源于其对于东方文化中对“性”与“尊严”的深刻思考。正如其改编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中那段经典的论述：“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5]至此，8万名被日本人践踏的中国女性，成了这段历史的象征，而那血与泪的记忆，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这场灾难的罪证。
提到“强奸”，其实在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也有同样的情节，不一样的是角色的替换，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笔者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对肉体和心灵的摧残。1942年，随着满洲开拓团，来到中国的竹内多鹤，在日本战败后，她从村民的集体自杀中侥幸存活，之后被土匪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中国男人——张俭，从此作为一个生殖的工具，身处“非妻非妾”的尴尬地位，开始了其在中国辛酸而又屈辱的生活。
如果说《金陵十三钗》痛彻的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罪恶，那么《小姨多鹤》则理性的诠释了“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双重苦难。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作家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想要再现的不仅仅是罪恶本身，而是对于罪恶的救赎和仇恨的消逝。 张俭和多鹤的“无爱之性”，在受害者的哭诉中有了转机。对多鹤的血泪逃亡史的了解，对一个异族受害者的同情，让张俭重新认识这个东洋人。正如作者对张俭和多鹤两人相互注视的有意描写：“仿佛不认识，仿佛有足够的陌生，足够陌生的熟悉，一对重新来过的男女，眼波中绽出迷茫而欢乐的烟波。”[6]之后的小学校的“私会”，破电影院的“缠绵”，山坡的“野合”，二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了一种真爱的进程，在一种“欲”的人性本能中赋予了情的归宿。“共同的生存”为二人奠定了情感的基础，“人性的善良”为两个民族解开了仇恨的隔膜。终于在这场为了生育，带有复仇色彩的买办婚姻里，开除了爱情之花，而这种“有情之爱”也完成了对“无爱之性”的救赎。
被善念唤回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亲情——朱小环和竹内多鹤的姐妹之情。朱小环的尴尬处境代表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罪恶，日本兵的暴行，使得其终身不育。日本女人对家庭的介入使其随时置身于被扫地出门的危机。同样，多鹤的心酸与屈辱也代表了中国人对这个无辜的日本人的罪恶，非妻非妾的生殖工具，仇日情绪对其的倾轧。这两个本是情敌的女人，被共同的男人和三个孩子绑在一起，却又承载了两个民族的之间的仇恨。然而同样是多鹤对于“血泪逃亡史”的哭诉，唤醒了朱小环的善念，开始从新认识这个坚强而又富有母性的日本女人。之后的张俭入狱，使得二人同命相连，相濡以沫，结成了跨越种族和民族仇恨的姐妹情谊。笔者认为，这种跨越民族仇恨的亲情的产生正是对战争罪恶的又一重救赎。正如鲁迅所说：“创作总根于爱。”严歌苓用爱情与亲情完成了《小姨多鹤》中双重罪恶的双重救赎。笔者认为，这种人间的“情”源于人性的“善”，源于一种人道主义。它消融了民族间的隔膜，消融了记忆中的仇恨。同时，战争中“国与国”的仇恨，在严歌苓的笔下明确为一种“善与恶”的冲突，而真爱——人性之爱则成为消融这种裂痕最好的良药。
由此看来“玉墨”之所以能够替“书娟”慷慨赴死，是源于一种善念，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对这个素洁、纯情的花季少女的同情。同时在这种自我牺牲换来的尊重与同仇敌忾的战友情愫下，一种姐妹情谊的重建作为一剂良药愈合了二人之间源于高贵与卑贱、孝女与家庭第三者之间的隔阂。同样，在这种爱的感召下，这最低贱的13个秦淮河女人用牺牲自我，拯救了13个女学生，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救赎与升华。
爱消解了恨，战胜了恨，那种置身于国恨家仇土壤中的爱恨情仇，在人间之爱与人性之善的感召下，发散出虔诚的光芒。而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同样在对爱的诠释中，完成了对心灵的重构，于废墟之处绽放出和平之花。
三、维和之终：“和谐东方，善行天下”的最终构想
笔者认为：《小姨多鹤》有意地展现了中日文化的“近而不同”。在这个中日合璧的六口之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人生理念的不同造成了许多难以避免的相处障碍和关系冲突。类似日本人每天擦地爱干净，中国人随意、不愿在家里被拘束；日本人吃生鱼片，中国人习惯吃熟食；日本人有着看重“尊严”和“自杀意识”，中国人愿意“凑活着活”，有着“避凶死、忌自杀、求善终”的生存理念。笔者认为：严歌苓对中日文化共存模式的刻意呈现，源于其内心深处的伟大构想，成功的营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和睦相处的模式和典范，这也是其“维和叙事”的最终诉求——和谐东方。
这种“和谐东方”的构想，笔者认为不是作家的突发奇想而是早有打算。回顾严歌苓90年代的小说，我们来仔细审视“游子”严歌苓为我们呈现的一个个伟大女性，扶桑、小渔、海云等，勤劳、隐忍、母爱基本上是她们性格上的共同属性，而作者在她们身上展现的这种“传统女性之美”源于华夏文明，同样也隐约的存在着“大和文化”的影子。尤其是《扶桑》对于女主人公的名字的设计——“扶桑”（传说中东方海中的古国名，旧时指日本），笔者认为作者是有意地把其女性的传统之美归属于一种更为广域的“东方之美”，而不拘泥于“中华民族之美”。
作家严歌苓在女性传统之美这方面找到了中日文化的交点，并在《小姨多鹤》中，以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个女人的共处作为突破口，以二人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化解民族间的隔膜，将一种源于善念的同情心化为“尊重”，在这种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的模式下，中国人和日本人做到了作为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也做到了两种文化的共存。这种“尊重个性、彼此包容”的相处模式也使得严歌苓笔下“和谐东方”的最终成为可能。
笔者认为，以《小姨多鹤》为代表的“维和叙事”小说是一种对于“民族情结”的隐匿，超脱于民族情愫之外，置身于一种对东方文明的阐释与“和谐东方”的建构之中。然而，“和谐东方”的构想源于一种对战争罪恶的认知和对民族差异的彼此尊重，归根到底是一种善念的存在，一种人性的回归。作家严歌苓往返于非洲原始广袤的大地与中华大地的现代文明之中，深刻地体味到《中庸》天人合一的思想，完成对战火、杀戮、仇恨的救赎。
综上所述，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仿佛是“天国使者”手中的《圣经》，构筑了东方的和谐，诠释了东方的文化。以其“母性之爱”，哺育大地；以其隐忍之德，善行天下。
参考文献：
〔1〕（美）融融，（美）陈瑞林.文学的游牧民族——访严歌苓.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评述[C].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王卉.历史·女性·救赎——评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3）.
〔3〕钱虹.小说是作者的一个梦——《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中短篇佳作选》编后记[M].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中短篇佳作选[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The Rape of Nanking读书心得，波西米亚楼[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5〕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
〔6〕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严歌苓；维和叙事；战争；和谐东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46-03
所谓“维和叙事”指的是一种以寻求战争中“国与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以及战后“民族与民族”之间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为题材的小说叙述。笔者认为，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正是这种“维和叙事”的成功之作。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作家严歌苓从战争写到和平，从罪恶写到救赎，化身为“天国使者”，胸怀“仁爱”，善行天下。这个“文学的游牧民族”[1]，携手其21世纪的“维和叙事”小说，再一次扬帆起航。
一、维和之源：“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
追寻作家严歌苓关注战争、续写历史、创作“维和叙事”小说的源头，笔者认为是其内在的“儒生心性”与其作为“游牧天使”的旅者经历浑然天成的融合使然。
书香世家的熏陶，塑造了严歌苓与生俱来的“儒生心性”，使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之后的投笔从戎，又使其贴近军旅，平视战争，铸就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方面，她有着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诉求；另一方面，她刚健，感性，富有一种“保卫家国，还我河山”的军旅豪情。这种文人诉求与军旅豪情使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民族之兴衰，关注历史，尤其关注中国的近代史、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毋庸置疑，“南京大屠杀”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特别关注点，而这段历史也成为这个返乡“游子”心中不可名状的永恒伤痛。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于2005年发表，严歌苓选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表这部作品，用意深刻。在作者写于1997年的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里，有这样的文字：“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洗劫，对于他们已经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2]由此看来，后生的养尊处优，众人对国仇家恨的遗忘，无法让这个“归航”的游子闭口不言。于是，对于历史的关注和作为儒生的良知，迫使其再现屈辱的记忆，让后人居安思危，令乡邻痛定思痛，使华人勿忘国耻。
罗曼·罗兰说：“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品质：感觉的敏锐，情感的深沉，心灵的丰满。”当这个天资聪慧，三者皆备的军旅舞者，用记忆与伤痛书写了半生繁华之后，严歌苓开始带着艺术家敏锐的感觉、深沉的情感、丰富的心灵追寻世界永恒的主题——生命之源。
半生的漂泊和执着的求索使作家严歌苓幡然醒悟：令世界永恒存在的生命之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军事而是文明。自此，作家严歌苓“游牧天使”一般的，以“和平的信使”自居，用“慈善”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用“仁爱”消逝“族与族”之间的隔膜。《小姨多鹤》仿佛一部《金陵十三钗》的续写，用和平的相处结束了战争的屠戮，用亲情的救赎化解了民族间的仇恨。
固有的“儒生心性”迫使严歌苓旧事重提，再现国耻；“天国使者”的游牧经历又使其关爱生命，弘扬真善。“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使得“游子”严歌苓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关注“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的话题，于惨绝人寰、荼毒生灵的虐杀之后重建心灵的家园，于断壁残垣、一片废墟的荒芜之中，探寻生命的花朵。
二、维和之路：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无疑是一场荼毒生灵的人间浩劫，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日本的平民百姓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作家严歌苓用《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两部小说演绎了这场灾难，一部是为中国人写的，一部是给日本人写的。笔者认为，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严歌苓用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完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维和之路。
《金陵十三钗》是以一位南京沦陷期间的女性亲历者的回忆叙述，揭开了抗战期间“国都”南京沦陷惨痛而又悲愤的民族记忆[3]。一座神圣的天主教堂里，仁爱古板的英格曼神父，英勇无畏的国民党军官，14个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和16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一同见证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战争是残酷的，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给南京人民上了一场血腥的人体解剖课，然而比屠戮更为残暴的是“强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四分之一的比例”[4]。那段“豆蔻”被日本军人轮奸的情节，令人无不痛心疾首，无不泪流成河。作家严歌苓给予灾难中女性肉体与心灵的关注，源于其对于东方文化中对“性”与“尊严”的深刻思考。正如其改编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中那段经典的论述：“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5]至此，8万名被日本人践踏的中国女性，成了这段历史的象征，而那血与泪的记忆，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这场灾难的罪证。
提到“强奸”，其实在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也有同样的情节，不一样的是角色的替换，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笔者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对肉体和心灵的摧残。1942年，随着满洲开拓团，来到中国的竹内多鹤，在日本战败后，她从村民的集体自杀中侥幸存活，之后被土匪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中国男人——张俭，从此作为一个生殖的工具，身处“非妻非妾”的尴尬地位，开始了其在中国辛酸而又屈辱的生活。
如果说《金陵十三钗》痛彻的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罪恶，那么《小姨多鹤》则理性的诠释了“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双重苦难。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作家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想要再现的不仅仅是罪恶本身，而是对于罪恶的救赎和仇恨的消逝。 张俭和多鹤的“无爱之性”，在受害者的哭诉中有了转机。对多鹤的血泪逃亡史的了解，对一个异族受害者的同情，让张俭重新认识这个东洋人。正如作者对张俭和多鹤两人相互注视的有意描写：“仿佛不认识，仿佛有足够的陌生，足够陌生的熟悉，一对重新来过的男女，眼波中绽出迷茫而欢乐的烟波。”[6]之后的小学校的“私会”，破电影院的“缠绵”，山坡的“野合”，二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了一种真爱的进程，在一种“欲”的人性本能中赋予了情的归宿。“共同的生存”为二人奠定了情感的基础，“人性的善良”为两个民族解开了仇恨的隔膜。终于在这场为了生育，带有复仇色彩的买办婚姻里，开除了爱情之花，而这种“有情之爱”也完成了对“无爱之性”的救赎。
被善念唤回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亲情——朱小环和竹内多鹤的姐妹之情。朱小环的尴尬处境代表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罪恶，日本兵的暴行，使得其终身不育。日本女人对家庭的介入使其随时置身于被扫地出门的危机。同样，多鹤的心酸与屈辱也代表了中国人对这个无辜的日本人的罪恶，非妻非妾的生殖工具，仇日情绪对其的倾轧。这两个本是情敌的女人，被共同的男人和三个孩子绑在一起，却又承载了两个民族的之间的仇恨。然而同样是多鹤对于“血泪逃亡史”的哭诉，唤醒了朱小环的善念，开始从新认识这个坚强而又富有母性的日本女人。之后的张俭入狱，使得二人同命相连，相濡以沫，结成了跨越种族和民族仇恨的姐妹情谊。笔者认为，这种跨越民族仇恨的亲情的产生正是对战争罪恶的又一重救赎。正如鲁迅所说：“创作总根于爱。”严歌苓用爱情与亲情完成了《小姨多鹤》中双重罪恶的双重救赎。笔者认为，这种人间的“情”源于人性的“善”，源于一种人道主义。它消融了民族间的隔膜，消融了记忆中的仇恨。同时，战争中“国与国”的仇恨，在严歌苓的笔下明确为一种“善与恶”的冲突，而真爱——人性之爱则成为消融这种裂痕最好的良药。
由此看来“玉墨”之所以能够替“书娟”慷慨赴死，是源于一种善念，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对这个素洁、纯情的花季少女的同情。同时在这种自我牺牲换来的尊重与同仇敌忾的战友情愫下，一种姐妹情谊的重建作为一剂良药愈合了二人之间源于高贵与卑贱、孝女与家庭第三者之间的隔阂。同样，在这种爱的感召下，这最低贱的13个秦淮河女人用牺牲自我，拯救了13个女学生，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救赎与升华。
爱消解了恨，战胜了恨，那种置身于国恨家仇土壤中的爱恨情仇，在人间之爱与人性之善的感召下，发散出虔诚的光芒。而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同样在对爱的诠释中，完成了对心灵的重构，于废墟之处绽放出和平之花。
三、维和之终：“和谐东方，善行天下”的最终构想
笔者认为：《小姨多鹤》有意地展现了中日文化的“近而不同”。在这个中日合璧的六口之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人生理念的不同造成了许多难以避免的相处障碍和关系冲突。类似日本人每天擦地爱干净，中国人随意、不愿在家里被拘束；日本人吃生鱼片，中国人习惯吃熟食；日本人有着看重“尊严”和“自杀意识”，中国人愿意“凑活着活”，有着“避凶死、忌自杀、求善终”的生存理念。笔者认为：严歌苓对中日文化共存模式的刻意呈现，源于其内心深处的伟大构想，成功的营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和睦相处的模式和典范，这也是其“维和叙事”的最终诉求——和谐东方。
这种“和谐东方”的构想，笔者认为不是作家的突发奇想而是早有打算。回顾严歌苓90年代的小说，我们来仔细审视“游子”严歌苓为我们呈现的一个个伟大女性，扶桑、小渔、海云等，勤劳、隐忍、母爱基本上是她们性格上的共同属性，而作者在她们身上展现的这种“传统女性之美”源于华夏文明，同样也隐约的存在着“大和文化”的影子。尤其是《扶桑》对于女主人公的名字的设计——“扶桑”（传说中东方海中的古国名，旧时指日本），笔者认为作者是有意地把其女性的传统之美归属于一种更为广域的“东方之美”，而不拘泥于“中华民族之美”。
作家严歌苓在女性传统之美这方面找到了中日文化的交点，并在《小姨多鹤》中，以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个女人的共处作为突破口，以二人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化解民族间的隔膜，将一种源于善念的同情心化为“尊重”，在这种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的模式下，中国人和日本人做到了作为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也做到了两种文化的共存。这种“尊重个性、彼此包容”的相处模式也使得严歌苓笔下“和谐东方”的最终成为可能。
笔者认为，以《小姨多鹤》为代表的“维和叙事”小说是一种对于“民族情结”的隐匿，超脱于民族情愫之外，置身于一种对东方文明的阐释与“和谐东方”的建构之中。然而，“和谐东方”的构想源于一种对战争罪恶的认知和对民族差异的彼此尊重，归根到底是一种善念的存在，一种人性的回归。作家严歌苓往返于非洲原始广袤的大地与中华大地的现代文明之中，深刻地体味到《中庸》天人合一的思想，完成对战火、杀戮、仇恨的救赎。
综上所述，严歌苓的“维和叙事”小说仿佛是“天国使者”手中的《圣经》，构筑了东方的和谐，诠释了东方的文化。以其“母性之爱”，哺育大地；以其隐忍之德，善行天下。
参考文献：
〔1〕（美）融融，（美）陈瑞林.文学的游牧民族——访严歌苓.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评述[C].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王卉.历史·女性·救赎——评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3）.
〔3〕钱虹.小说是作者的一个梦——《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中短篇佳作选》编后记[M].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中短篇佳作选[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The Rape of Nanking读书心得，波西米亚楼[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5〕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
〔6〕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