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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在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东北抗联就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东北抗联志士们开展的长期的抗日游击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气节和精神，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先锋；东北抗联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2-0004-04
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日作战主力部队之一。这支英雄的部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斗，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14年历史中，东北抗日联军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站在抗日第一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拼搏，给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打击，牵制敌人的大量精力和兵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战决心，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是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愧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东北抗日联军是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抗日先锋
从日本侵占东北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直接导致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积极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方面加强和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同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发展到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游击区扩大到70余个县。以杨靖宇、赵尚志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怕流血牺牲。一大批抗日志士為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坚持局部抗战，而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为免除事态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以后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的榆关之战等，都是国民党政府退让妥协，导致日军侵略者得寸进尺，得意忘形。所以，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就是放任和纵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恣意妄为；就是眼看着东北3 000万民众沦为亡国奴；眼看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肆掠夺中国的各种物资和资源。1935年3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日人统治下东北经济破产”的报道。文章指出：“东北治安始终在动乱中，百业凋敝，农村破产，经济恐慌”“日伪方面复发行大量纸币，益使当地资本，遭受更大之打击及压迫”。[1]
1940年前后，东北抗联的活动在日伪加紧殖民统治的情况下，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如何保存抗日力量，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东北抗联领导人审时度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注意争取苏联的帮助，既保存抗日队伍的有生力量，又坚持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1940年秋冬，东北抗联各部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以后，根据同年春第一次伯力会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曾承诺并允许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于是，从1940年10月末11月初开始，许多抗联部队先后越境入苏，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苏联境内建立南野营、北野营营地，休养训练，适机潜回国内进行抗日游击战。跨境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编入了苏联红军系列，名称也改为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坚持进行整训，并不时派出小分队回国执行任务，收集敌人情况，破坏和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等等，直到抗战胜利。东北抗联始终坚持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像东北抗联这样长期坚持在抗日前线没有哪一支部队可以比拟。不论是东北军的爱国官兵，还是中央军的爱国官兵，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力量，大多是在全国抗战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正式投入抗日战场。所以，东北抗日联军是在14年抗战中坚持对日作战时期最长的部队。
二、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拼搏的英雄部队
在东北，除了东北爱国官兵和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把东北作为侵略中国、亚洲，妄图称霸世界的大后方，在东北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它们在政治上实行严厉的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的掠夺，在文化实行毒害和奴役政策。特别是敌人采取了“集家并村”的恶毒政策，切断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的血肉联系，断绝东北抗联从人民群众得到帮助和支持的途径和可能。同时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讨伐”，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即便如此，东北抗日联军也没有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们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而人民群众也看到了东北抗联对日军作战的英勇顽强，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和帮助。1936年4月16日， “四、五个农民挑着，走好几里路程，绕过好几架山，找到了我们的大休息地点”，吃着农民半秘密造作、辛苦做好并送来的饭菜，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非常感动。周保中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动人的情景。[2] 在抗日游击战中，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1936年二三月的莲花泡战斗，42名抗联指战员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在密山同数倍敌人作战七个小时，最后阵亡，数名干部和队员伤亡；第四团第二连连长佟绍毅在穆棱县同敌人激战四小时，最后战死[2]。令人痛心的是最后一次“宝清密营之被袭，牺牲了很多宝贵的中级干部及战斗员及重要武器”[3]（P.170）。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日、伪军又制定“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对东北抗日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尽管如此，抗联战士仍然怀着对“帝国主义日本强盗”的刻骨仇恨，怀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2]的坚定信念，以“英勇、忠实”的精神继续作战，没有动摇和退缩。
东北的冬季十分寒冷，东北抗联指战员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如果说夏秋两季还可以靠着大自然的赐予，山上的山菜、野果可充饥，山洞、密林也可作为栖身之所。但每当冬季到来，气候严寒，粮食断绝，煮苞米粒是最好的食品，有时竟连冻菜叶也很难得到。东北抗联指战员要想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也十分困难。[2]周保中在日记中，记下了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雪雨交加、道路泥泞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始终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并顽强战斗的精神风貌。
三、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是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抗日联军在敌人的后方，不断给予日伪统治打击，使敌人不得安宁。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前，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就已经在进行之中。1932年3月，共产党员李延禄等率领吉林救国军补充团700人，在宁安镜泊湖边设下埋伏，给嚣张前来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以至于在日军出版的画册中，也不得不承认在镜泊湖边被抗日军队袭击，32人被打死。这是有记载的共产党人成功歼灭敌人的第一次袭击战。而在这次战斗后，抗日武装又在镜泊湖边多次围歼敌人，被称为“镜泊湖连环战”。这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有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对日作战。
同年9月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联合安图、桦甸义勇军再攻敦化县城，而后又攻克敌人据点额穆。救国军的抗日活动严重威胁着日、伪军的统治，因此派重兵“围剿”。1933年末，吴义成率余部转移到东宁老黑山一带活动，周保中则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组织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担任留守处主任，并联合其他义勇军在汪清、安图、宁安一带坚持斗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击毙者总数在二万人以上。日本侵略军一些头目也供认了在东北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声称“日本皇军鲜血洒遍了全满洲”。而共产党人在东北局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4月，上海《申报》刊登了几则有关红军的消息。报道称：“吉林东边桦田县属道荒沟地方，本月二日发现红军二百余人，与日军讨伐大军，发生遭遇战，红军武器极佳，日军伤亡颇众。伪军萧步兵营于本月三日上午，在里万镇，六百名与红军相遇，当即发生激战，红军败退。辽宁东边金川县，已被红军总司令杨某，率众千余人，实行占领，现该红军与日伪军，在大荒沟等地激战中”[4]。文中所提到的红军，应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因为当时关内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简称为红军。上述报道提到了在吉林东边桦田和辽宁东边金川都发现红军，并且与日、伪军激战，给敌人造成颇众伤亡。这些消息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同时，其他的抗日武装也活跃在东北大地。据1935年4月9日的报纸报道：凌源义军活跃，凌源县东南二十里之沟门山嘴子等地，近突发现义军二百余人。凌源县警察局指挥官坂滕率队往攻。三日下午，被义军包围，将伪警五十余名，及坂滕等全部击毙。凌源日军现已星夜驰战场应援。[4]1940年夏秋季攻势中，周保中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曾夺得轻重机枪10余挺，毙敌三四百名”的胜利。[3]东北抗日联军对敌人的打击，几十万日军被牵制在东北战场，无疑是对关内人民抗日斗争的有力配合和支援。
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抗日联军开辟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联所坚持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东北也在客观上成为中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东北抗联没有建立如同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但他们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所进行的抗日斗争，实际上形成了东北抗日游击区。这对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在敌后方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此，东北抗联在东北开辟和坚持的抗日斗争，其战略作用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举起抗日的大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满洲省委为日本侵略中国发出通电，呼吁东北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同时派人到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到1931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共有2 132人[5]（P.191）。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周保中，于1931年12月被派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春，周保中被组织派到吉东地区的宁安一带，要求他设法打入吉林自卫军或吉林救国军，争取参与领导这些东北武装的抗日斗争。于是，周保中来到群众抗日武装、吉林自卫军吴义成部总指挥部做宣传工作。1932年8月，他被吉林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又被委任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阐释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救国方略，得到吴义成、王德林等抗日将领的信任。1934年，周保中担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又担任了东北反日联合军（1936年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兼军党委书记。
1933年1月初，日本攻占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方针。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 这一指示信传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给予高度重视。1933年4月16日，省委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报告称：“我们从国际方面得到了用中央名义写出的一封信，这是太平洋秘书处传来的，这封信据说是中共代表在国际东方部之下讨论出来给满洲的指示。这信我们收到后立刻作一个初步讨论，认为这信是非常正确的，省委完全一致的同意。省委认为这信虽然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给，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之整个一致方面，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下，在这信正确的战争任务的指示方面，因此，我们也就接受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指示信，并且立刻决定把这封信发到各级党部并很深入的去讨论。”
1933年5月，东北党组织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议，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民众政府当作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在目前满洲反帝民族解放的运动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满洲人民革命军和选举的民众政府。”为了更好地贯彻指示信精神，1934年9月吴平奉命至吉东整顿各县党组织，到黑龙江密山进一步贯彻指示信。指示信提出的方针政策比较符合东北实际，反映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的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推动了各抗日队伍关系的改善和抗日武装统一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也使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三年左右时间里有了迅速发展，将东北抗日游擊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初步形成抗日队伍的骨干与领袖”。
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残酷统治，战斗频繁，关山阻隔，东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十分困难。但东北抗联指战员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尽力沟通和党中央的关系。1940年3月24日，周保中和冯仲云以中共吉东省委和中共北满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恢复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6]（P.132）7月23日，周保中写信给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提出：“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允许和帮助，我们要派遣党的代表到内地中共中央所在地解决东北问题，或者在您的帮助下，能从X城（指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接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要我们死守阵地，还是在极不利情形之下，应设法保存残余势力，以图再起。”[7]（P.255）盼望得到党中央指导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在东北抗联各部领导人的强烈要求下，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给抗联各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张寿籛、冯仲云、柴世荣、季青发出通知：“在今年12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要求在12月前抵达此地[8]（P.287-289）。但当抗联领导人按通知于12月上旬集合于苏联伯力时，却不见中共中央代表的踪影。为此，周保中等人于12月7日询问苏方：中共中央代表何时到来？接到的回答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12月16日，苏方给予了正式通知。这一回答引起了与会人员思想上的波动与不安。为了安定思想情绪，周保中和张寿籛等几位抗联主要领导人，一面写信同苏方代表王新林进行交涉，一面引导大家认真思考问题，统一认识。
12月20日，周保中等东北抗联领导人向苏方写信提出：“只有我们东北党组织领导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而加以批准才行”。同时说明：“第一，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游击运动接受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第三，按照现实全部环境，不论为加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或为巩固工人祖国边防工作，东北游击队与远东红军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其重要性而不是单纯的。中国东北共产党组织，必须依据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上述声明，反映了东北抗联将领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采取一些灵活措施解决东北抗日中实际问题的原则立场。
依据上述意见，参加伯力会议的代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到1941年1月上旬，就东北党组织的集中统一，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政策，各省委、各路军之间的一些意见分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1941年1月2日，吉东、南满党的负责同志在一起开会进行交谈；5日，吉东、北满、南满党的负责同志又在一起讨论。两次会议形成了一些共识。加强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尽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仍然是全体抗联将士的一致要求和迫切愿望。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东北抗联做了大量努力。1941年5月26日，吉东、北满党组织举行会议，周保中等参加。会上，大家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和中央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的意见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对于正确认识全国以及东北的形势，如何对待《苏日中立条约》，以及今后东北游击战争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提出必须根据现实条件来进行我们自己工作当前问题的适当解决；同时必须稳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立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革命政治任务；不变更东北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和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革命军队系统。明确指出抗联领导工作是经过各路军总指挥，而各路军总指挥必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9]（P.140）会议通过了《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表示了东北抗联指战员既拥护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定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部队中的消极情绪和思想，增强了东北抗联指战员继续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五、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东北抗日联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先锋；二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坚持英勇的抗日斗争；三是坚持抗日游击战，在东北开辟抗日游击区，成为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代表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不论是打仗还是做群众工作，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不论是和友党还是友军合作，都要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一大批为国为民的精英人物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为着民族的利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抗日前线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信催人泪下。她给儿子写道：“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而牺牲”，这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信念，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更是中華民族宁死不屈，坚信抗战最后必定胜利的伟大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东北抗联张寿籛和他的战友们，同仇敌忾、英勇无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在战斗之余，他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创作了著名的《露营之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的英勇气概。“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正如原中顾委常委陆定一所说：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5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无耻之极。在东北广大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旗帜，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奋斗。虽然条件非常困难，重要干部大批牺牲，但是没有投降，也没有一天倒掉中华民族的神圣旗帜，一直到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业绩。中国人民因此自豪，是完全应该的。陆定一还指出：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荣事迹，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全国人民知道得也太少了。我希望在东北各大城市里，要有东北抗日历史的纪念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愧对先烈，也无法向后人交代。“用我们的民族正气，杀一杀崇洋媚外”“一切向钱看”的腐败风气。[10]
东北抗联的历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共产党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申报》，1935年3月29日.
[2]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吉东党的第二路军总部召开现地党干部会记录 （1941年3月31日）[R]//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9集）[C].1989.
[4]上海《申报》，1935年4月9日.
[5]满洲工作近况（1932年1月27日）[R]//载中央档案 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9集） [C].1991.
[6]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 央的信（1940年3月2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 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9集）[C].1989.
[7]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7月23日）[R]//载中 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8）[C].1991.
[8]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 指令（1940年9月30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 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9集）[C].1991.
[9]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1941年 5月26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 史文件汇集（甲第27集）[C].1988.
[10]陆定一.《东北抗联歌曲选》题词，1989年5月5日.
[责任编辑：秦 超]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先锋；东北抗联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2-0004-04
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日作战主力部队之一。这支英雄的部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斗，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14年历史中，东北抗日联军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站在抗日第一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拼搏，给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打击，牵制敌人的大量精力和兵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战决心，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是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愧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东北抗日联军是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抗日先锋
从日本侵占东北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直接导致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积极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方面加强和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同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发展到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游击区扩大到70余个县。以杨靖宇、赵尚志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怕流血牺牲。一大批抗日志士為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坚持局部抗战，而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为免除事态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以后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的榆关之战等，都是国民党政府退让妥协，导致日军侵略者得寸进尺，得意忘形。所以，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就是放任和纵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恣意妄为；就是眼看着东北3 000万民众沦为亡国奴；眼看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肆掠夺中国的各种物资和资源。1935年3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日人统治下东北经济破产”的报道。文章指出：“东北治安始终在动乱中，百业凋敝，农村破产，经济恐慌”“日伪方面复发行大量纸币，益使当地资本，遭受更大之打击及压迫”。[1]
1940年前后，东北抗联的活动在日伪加紧殖民统治的情况下，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如何保存抗日力量，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东北抗联领导人审时度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注意争取苏联的帮助，既保存抗日队伍的有生力量，又坚持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1940年秋冬，东北抗联各部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以后，根据同年春第一次伯力会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曾承诺并允许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于是，从1940年10月末11月初开始，许多抗联部队先后越境入苏，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苏联境内建立南野营、北野营营地，休养训练，适机潜回国内进行抗日游击战。跨境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编入了苏联红军系列，名称也改为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坚持进行整训，并不时派出小分队回国执行任务，收集敌人情况，破坏和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等等，直到抗战胜利。东北抗联始终坚持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像东北抗联这样长期坚持在抗日前线没有哪一支部队可以比拟。不论是东北军的爱国官兵，还是中央军的爱国官兵，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力量，大多是在全国抗战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正式投入抗日战场。所以，东北抗日联军是在14年抗战中坚持对日作战时期最长的部队。
二、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拼搏的英雄部队
在东北，除了东北爱国官兵和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把东北作为侵略中国、亚洲，妄图称霸世界的大后方，在东北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它们在政治上实行严厉的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的掠夺，在文化实行毒害和奴役政策。特别是敌人采取了“集家并村”的恶毒政策，切断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的血肉联系，断绝东北抗联从人民群众得到帮助和支持的途径和可能。同时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讨伐”，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即便如此，东北抗日联军也没有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们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而人民群众也看到了东北抗联对日军作战的英勇顽强，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和帮助。1936年4月16日， “四、五个农民挑着，走好几里路程，绕过好几架山，找到了我们的大休息地点”，吃着农民半秘密造作、辛苦做好并送来的饭菜，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非常感动。周保中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动人的情景。[2] 在抗日游击战中，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1936年二三月的莲花泡战斗，42名抗联指战员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在密山同数倍敌人作战七个小时，最后阵亡，数名干部和队员伤亡；第四团第二连连长佟绍毅在穆棱县同敌人激战四小时，最后战死[2]。令人痛心的是最后一次“宝清密营之被袭，牺牲了很多宝贵的中级干部及战斗员及重要武器”[3]（P.170）。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日、伪军又制定“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对东北抗日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尽管如此，抗联战士仍然怀着对“帝国主义日本强盗”的刻骨仇恨，怀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2]的坚定信念，以“英勇、忠实”的精神继续作战，没有动摇和退缩。
东北的冬季十分寒冷，东北抗联指战员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如果说夏秋两季还可以靠着大自然的赐予，山上的山菜、野果可充饥，山洞、密林也可作为栖身之所。但每当冬季到来，气候严寒，粮食断绝，煮苞米粒是最好的食品，有时竟连冻菜叶也很难得到。东北抗联指战员要想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也十分困难。[2]周保中在日记中，记下了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雪雨交加、道路泥泞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始终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并顽强战斗的精神风貌。
三、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是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抗日联军在敌人的后方，不断给予日伪统治打击，使敌人不得安宁。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前，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就已经在进行之中。1932年3月，共产党员李延禄等率领吉林救国军补充团700人，在宁安镜泊湖边设下埋伏，给嚣张前来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以至于在日军出版的画册中，也不得不承认在镜泊湖边被抗日军队袭击，32人被打死。这是有记载的共产党人成功歼灭敌人的第一次袭击战。而在这次战斗后，抗日武装又在镜泊湖边多次围歼敌人，被称为“镜泊湖连环战”。这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有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对日作战。
同年9月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联合安图、桦甸义勇军再攻敦化县城，而后又攻克敌人据点额穆。救国军的抗日活动严重威胁着日、伪军的统治，因此派重兵“围剿”。1933年末，吴义成率余部转移到东宁老黑山一带活动，周保中则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组织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担任留守处主任，并联合其他义勇军在汪清、安图、宁安一带坚持斗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击毙者总数在二万人以上。日本侵略军一些头目也供认了在东北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声称“日本皇军鲜血洒遍了全满洲”。而共产党人在东北局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4月，上海《申报》刊登了几则有关红军的消息。报道称：“吉林东边桦田县属道荒沟地方，本月二日发现红军二百余人，与日军讨伐大军，发生遭遇战，红军武器极佳，日军伤亡颇众。伪军萧步兵营于本月三日上午，在里万镇，六百名与红军相遇，当即发生激战，红军败退。辽宁东边金川县，已被红军总司令杨某，率众千余人，实行占领，现该红军与日伪军，在大荒沟等地激战中”[4]。文中所提到的红军，应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因为当时关内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简称为红军。上述报道提到了在吉林东边桦田和辽宁东边金川都发现红军，并且与日、伪军激战，给敌人造成颇众伤亡。这些消息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同时，其他的抗日武装也活跃在东北大地。据1935年4月9日的报纸报道：凌源义军活跃，凌源县东南二十里之沟门山嘴子等地，近突发现义军二百余人。凌源县警察局指挥官坂滕率队往攻。三日下午，被义军包围，将伪警五十余名，及坂滕等全部击毙。凌源日军现已星夜驰战场应援。[4]1940年夏秋季攻势中，周保中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曾夺得轻重机枪10余挺，毙敌三四百名”的胜利。[3]东北抗日联军对敌人的打击，几十万日军被牵制在东北战场，无疑是对关内人民抗日斗争的有力配合和支援。
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抗日联军开辟和坚持的东北抗日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联所坚持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东北也在客观上成为中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东北抗联没有建立如同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但他们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所进行的抗日斗争，实际上形成了东北抗日游击区。这对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在敌后方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此，东北抗联在东北开辟和坚持的抗日斗争，其战略作用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举起抗日的大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满洲省委为日本侵略中国发出通电，呼吁东北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同时派人到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到1931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共有2 132人[5]（P.191）。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周保中，于1931年12月被派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春，周保中被组织派到吉东地区的宁安一带，要求他设法打入吉林自卫军或吉林救国军，争取参与领导这些东北武装的抗日斗争。于是，周保中来到群众抗日武装、吉林自卫军吴义成部总指挥部做宣传工作。1932年8月，他被吉林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又被委任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阐释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救国方略，得到吴义成、王德林等抗日将领的信任。1934年，周保中担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又担任了东北反日联合军（1936年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兼军党委书记。
1933年1月初，日本攻占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方针。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 这一指示信传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给予高度重视。1933年4月16日，省委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报告称：“我们从国际方面得到了用中央名义写出的一封信，这是太平洋秘书处传来的，这封信据说是中共代表在国际东方部之下讨论出来给满洲的指示。这信我们收到后立刻作一个初步讨论，认为这信是非常正确的，省委完全一致的同意。省委认为这信虽然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给，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之整个一致方面，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下，在这信正确的战争任务的指示方面，因此，我们也就接受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指示信，并且立刻决定把这封信发到各级党部并很深入的去讨论。”
1933年5月，东北党组织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议，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民众政府当作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在目前满洲反帝民族解放的运动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满洲人民革命军和选举的民众政府。”为了更好地贯彻指示信精神，1934年9月吴平奉命至吉东整顿各县党组织，到黑龙江密山进一步贯彻指示信。指示信提出的方针政策比较符合东北实际，反映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的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推动了各抗日队伍关系的改善和抗日武装统一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也使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三年左右时间里有了迅速发展，将东北抗日游擊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初步形成抗日队伍的骨干与领袖”。
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残酷统治，战斗频繁，关山阻隔，东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十分困难。但东北抗联指战员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尽力沟通和党中央的关系。1940年3月24日，周保中和冯仲云以中共吉东省委和中共北满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恢复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6]（P.132）7月23日，周保中写信给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提出：“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允许和帮助，我们要派遣党的代表到内地中共中央所在地解决东北问题，或者在您的帮助下，能从X城（指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接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要我们死守阵地，还是在极不利情形之下，应设法保存残余势力，以图再起。”[7]（P.255）盼望得到党中央指导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在东北抗联各部领导人的强烈要求下，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给抗联各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张寿籛、冯仲云、柴世荣、季青发出通知：“在今年12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要求在12月前抵达此地[8]（P.287-289）。但当抗联领导人按通知于12月上旬集合于苏联伯力时，却不见中共中央代表的踪影。为此，周保中等人于12月7日询问苏方：中共中央代表何时到来？接到的回答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12月16日，苏方给予了正式通知。这一回答引起了与会人员思想上的波动与不安。为了安定思想情绪，周保中和张寿籛等几位抗联主要领导人，一面写信同苏方代表王新林进行交涉，一面引导大家认真思考问题，统一认识。
12月20日，周保中等东北抗联领导人向苏方写信提出：“只有我们东北党组织领导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而加以批准才行”。同时说明：“第一，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游击运动接受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第三，按照现实全部环境，不论为加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或为巩固工人祖国边防工作，东北游击队与远东红军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其重要性而不是单纯的。中国东北共产党组织，必须依据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上述声明，反映了东北抗联将领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采取一些灵活措施解决东北抗日中实际问题的原则立场。
依据上述意见，参加伯力会议的代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到1941年1月上旬，就东北党组织的集中统一，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政策，各省委、各路军之间的一些意见分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1941年1月2日，吉东、南满党的负责同志在一起开会进行交谈；5日，吉东、北满、南满党的负责同志又在一起讨论。两次会议形成了一些共识。加强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尽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仍然是全体抗联将士的一致要求和迫切愿望。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东北抗联做了大量努力。1941年5月26日，吉东、北满党组织举行会议，周保中等参加。会上，大家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和中央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的意见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对于正确认识全国以及东北的形势，如何对待《苏日中立条约》，以及今后东北游击战争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提出必须根据现实条件来进行我们自己工作当前问题的适当解决；同时必须稳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立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革命政治任务；不变更东北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和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革命军队系统。明确指出抗联领导工作是经过各路军总指挥，而各路军总指挥必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9]（P.140）会议通过了《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表示了东北抗联指战员既拥护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定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部队中的消极情绪和思想，增强了东北抗联指战员继续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五、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东北抗日联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先锋；二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坚持英勇的抗日斗争；三是坚持抗日游击战，在东北开辟抗日游击区，成为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代表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不论是打仗还是做群众工作，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不论是和友党还是友军合作，都要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一大批为国为民的精英人物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为着民族的利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抗日前线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信催人泪下。她给儿子写道：“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而牺牲”，这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信念，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更是中華民族宁死不屈，坚信抗战最后必定胜利的伟大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东北抗联张寿籛和他的战友们，同仇敌忾、英勇无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在战斗之余，他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创作了著名的《露营之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的英勇气概。“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正如原中顾委常委陆定一所说：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5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无耻之极。在东北广大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旗帜，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奋斗。虽然条件非常困难，重要干部大批牺牲，但是没有投降，也没有一天倒掉中华民族的神圣旗帜，一直到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业绩。中国人民因此自豪，是完全应该的。陆定一还指出：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荣事迹，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全国人民知道得也太少了。我希望在东北各大城市里，要有东北抗日历史的纪念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愧对先烈，也无法向后人交代。“用我们的民族正气，杀一杀崇洋媚外”“一切向钱看”的腐败风气。[10]
东北抗联的历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共产党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申报》，1935年3月29日.
[2]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吉东党的第二路军总部召开现地党干部会记录 （1941年3月31日）[R]//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9集）[C].1989.
[4]上海《申报》，1935年4月9日.
[5]满洲工作近况（1932年1月27日）[R]//载中央档案 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9集） [C].1991.
[6]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 央的信（1940年3月2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 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9集）[C].1989.
[7]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7月23日）[R]//载中 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8）[C].1991.
[8]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 指令（1940年9月30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 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9集）[C].1991.
[9]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1941年 5月26日）[R]//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 史文件汇集（甲第27集）[C].1988.
[10]陆定一.《东北抗联歌曲选》题词，1989年5月5日.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