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潘忠党,1958年生于北京,安徽黄山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3年赴美求学。先后获得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和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今年5月,潘忠党教授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授课。应笔者之约,潘教授于此期间接受了采访,并有了一番愉快的交流。潘忠党的学者气质很鲜明,自主与批判的意识,独立与反思的情怀,亲和与健谈的性格,这些特点在他身上汇聚得不失色也不过分。无论是谈及学术经历,品评学术环境,还是表达学术观点,他的深邃与真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际视野中国情结
陈娜:1996年,您曾经专门撰文评价过大陆与港、台地区传播学研究的特点。时隔十多年,您再对比一下这几个地区,将如何评价?
潘忠党:大陆跟1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学者的知识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发展。首先,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我们引进了很多研究论著,而这与曾经译介的大多为课本教材不同。其次,我看到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以不同的研究取向,出了相当规范的经验研究,有些文章甚至拿到国外做量化研究的期刊上去发表也不差,我觉得这就很不错。再次,现在年轻学者当中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能提出问题,要研究真问题。所以,整体来讲非常好,整个学术风气更加开放,学术资源、话语资源更加丰富,并且有一批敢于突破的年轻人,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
台湾尽管有些学者做得很不错,但总体而言,格局较小,即便是研究台湾自身的问题,能够对理论的发展建构有启示的研究,依旧很少,所以我在1996年一篇文章中对他们的评价到现在依旧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台湾社会较高的商业化程度和明显的世俗文化特征,使得学者们容易浮躁,而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静思、读书。
香港则比较复杂。整体上看,香港与台湾有相似之处,比如人才训练比较整齐,学术做的相对规范,同时由于它介于中西文化之间,所以视野比较开阔。这几年香港有了些不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自己创办了传播学专业刊物,不再过分依赖于西方的学术平台,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自主性。由于很多香港的传播学者也并不是香港本地人,背景比较多元,所以所谓香港本土的特征很难概括,至少对我这个非香港人来说是如此。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传播学研究的状况依旧是学者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有不少研究者缺少对学术的尊重,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揽财获利的手段,我觉得这就很糟了,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你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并且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你的研究成果。这种趋利的目的、动机及思维逻辑的正态化、正常化,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陈娜:从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国传媒业的关注和把握是积极且深刻的,能否谈谈这种中国情怀的内在驱动力?
潘忠党: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村子里面有条河,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成天泡在水里面玩。中学的时候,每年春天都要支持农村的春耕,我们会下乡去采茶、插秧,这种接地气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哪怕你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你对中国的感受,对中国的直觉都来自于这片土地。这种乡土气息不会改变,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无法改变,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成为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是身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学什么专业,只要他是中国人,他的视角始终会在中国,这是逃避不了的。哪怕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好像已经很隔膜的人,他会送孩子去学中文,也会在家里装上一个卫星天线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还会在网上下载中国的东西,大家聚会时也是谈国内的八卦新闻。这是人的本性,是毫无疑问的。
从做学者、搞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常识性认识是,你在西方所得来的这些理论、方法都只能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者说仅仅是你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可以利用的资源。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分析中国的现象,不是为了说给外国人听,或者验证某个外国人的理论,而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就是要问自己,我对中国真的了解了吗?我这样分析有道理吗?其次是要看我的研究对国人、同胞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些启发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标准。
陈娜:您曾经谈到过在美国做传播学研究所遇到的主流学术圈对中国问题不甚关心的尴尬,这种现象现在是否依旧普遍?您在国外,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还是两者兼有?
潘忠党:我觉得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情况,就是对他国、他者的不够关心。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在他国,所以不了解。美国的这种倾向恐怕会比欧洲国家更严重。像英、法、德等国,对中国研究还是比较关心。英国现在就很突出,好几所学校都开办了“中国媒体研究中心”。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不太关心。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不关心,对其他国家都不关心。近些年,中国开始变强大了,美国意识到了从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中国成为了它必须要了解的大国,所以开始关心了。
我在美国起初从事的是基础的传播理论、舆论、媒介效果研究,也用过同样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做过中国的研究,比如说写过媒介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等文章。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定位为所谓的“中国研究”,而是把它们当做传播效果研究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中国是一个个案,美国也是一个个案。我用英文写过关于《中国的媒介体制改革》的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期刊上发表过,但是那个取向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主要是剖析现实问题,然后有那种介入、主体参与的取向。而用英文写的落脚点是在于理论的建构,就是说中国这个个案给我们从理论上来理解一个体制发生变迁的机制与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启示,所以立足点是不一样的。
摒弃实用主义坚守学术自主
陈娜:您曾经在一些文章中明确提出对于学术“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坚守,作为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这种“独立自主”?
潘忠党:我们的体制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真正的学术有着某种程度的不良影响。我觉得我们缺少一种学术的独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被逼得要得到学位,要评到职称,所以就必须去做出一些东西来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至于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帮助我们提出并解答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则在其次。
真正的学术应该解决真问题,正如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失去了这个。
我们能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看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和课题来进行研究,这是我自己根据学理根据兴趣可以控制的;第二,要对写出来的东西精益求精,要言之有据、概念清晰,不能乱来;第三,如果带学生的话,不去使唤学生、训斥学生,而是帮助学生、支持学生。不管体制如何,这些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总之,用一句我曾经和一位学生聊天时说的话,就是“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陈娜:那么您认为学术研究要做到“独立自主”,在当前的环境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潘忠党: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讲的是美国的太空项目,有一帮人在研究宇宙形成的过程。美国的太空项目有很多,因为是联邦政府给的钱,所以联邦议员们总得要问这个问题,“你这个研究对我们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位科学家说,“我们做研究根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我们就像一个顽皮的儿童,就是好奇,仅此而已”。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对学术没有起码的尊重,在大学的教育、设计、发展思路上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1995年我在北大,那时候校长为了要建“211”大学,请我们这些海外归国人员座谈,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破除实用主义,这很关键。或者说,我们可以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不能以实用为初衷,不能以近利为目的。遗憾的是,实用主义现在甚嚣尘上,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有强化的趋势。
陈娜:那么,实用主义倾向对促进学术的繁荣有好处吗?
潘忠党:从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一,学术研究的经费增加了,这是好事情;第二,提高了学者们的积极性和收入、福利,这是好事情;第三,改善了学者们的研究条件,这也是好事情。可怕的是,在实用主义泛滥下,资金、权力的力量得到强化,并有收买学者、学术的意味。
在中国做到学术自主很难,因为要在学界扎下根来,总要评职称、写论文、申请项目,要在这里生存,很难招架得住。
其实我们在学美国的学术评定体系,比如CSSCI这个量化的指标,就是从美国学来的,但是我们学的是皮毛。首先,在美国,职称评定的程序和标准是建立在一个信念基础之上,就是保护学者,保护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也就是说,让学者们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自我评价,政府不得干预,大学行政部门也不得干涉。学者同行评价认为合格的人,一旦获得终身任职,就意味着除非他犯法,学校不能够开除他,这就是保护学术自由。第二,整个评审过程全部都是学者们自己执行,也就是业内评价。有一个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一起来看所有的评审材料,看一个人是否已经达到这个标准。这其中没有名额限制,合格就可以,这就不会造成利益冲突,所以与国内有着根本制度的不同。
陈娜:您曾经说过传播学要走进“学以启蒙”的天地,也就是强调对于基础理论性研究的重视。而您自己的研究却更大多数关注现实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会有矛盾?
潘忠党: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矛盾,就是说立足点当然应该是现实的社会,因为你生活在现实当中,都是要着眼于一个问题,试图为我们理解现实的社会有一定的启示。但是,你解答这个问题的目标并不应该是为了完成某个政策制定者,或者营利性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而应该是,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给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所以我就要从理论上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了,才可能对其他的人继续深入探讨带来某种角度的启示。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社会科学界,也包括传播学界,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西部?那是在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是以论证西部大开发这个策略而去考察西部的话,那么你考察的必将是“我们如何开发西部”。但是我更关注的可能是什么?是西部为何被忽略掉了?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些问题可能也会跟西部开发的策略联系在一起,但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基本的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观念在里面,所以说这两者不矛盾,基本落足点是一致的。
我也反对那种纯粹思辨的研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不好,而是说思辨的研究只是一种路径,但是我们国内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为纯思辨可以罔顾现实。罔顾现实有时候就让我莫名其妙,中国的现实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从事思辨是一种路径,跟从事经验的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你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
学者情怀平等对话
陈娜: 2009年在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您也与他就“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相对激烈的讨论。对于这次意见交锋,您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
潘忠党:我跟芮必峰是老乡,私交很好,我们也都是差不多年龄的人,而且他在国内已经是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我是想利用这次答辩会做一个平等的学者间的相互交流和对话。我对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质疑,因为我知道他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而他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提。首先,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有更大的超越,但为什么没有?其次,他在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有过于机械的地方。第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阐述要从中国“可行性”的角度出发,这个立场我理解但我不接受。芮必峰的答辩很机敏,我们最后相视而笑。
当然,我对学生不会这样,因为以这样尖锐的方式来提问的话,很可能一下子就把学生打晕了。只有在与学者平等对话的时候,我才这样。我不会在乎所谓得罪人,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者都会理解这一点。真正的学者会知道谈问题是对事不对人的,这当中丝毫不会包含相互轻视。当然,肯定会有人暗地里有其他想法,但也没有办法,那或许是他缺少包容的心态。
陈娜:在您心中,是否有最难以忘怀的精神导师、学术导师?
潘忠党:两位老师对我最重要。一位是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她也姓潘,是无锡人。潘老师的字是全校公认的漂亮。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们班干部到她办公室去开会,我到得早了一点,看到门开了便先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在她的桌子上有一张纸,用非常漂亮的小楷写着“本学期计划”,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每天写50个字的大楷,写一页宣纸的小楷”,这当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老师的字在我们那时看来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可是她居然还有这种勤奋练字的劲头,那种学无止境,没有顶点的精神很让我感动。
另外一位是我在美国的博士生导师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很有名,却是极其低调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种问题意识,都会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他退休的时候,我们给他办了一次专场学术研讨会,我们几个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麦克劳德的特点是,他从来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他总是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你,你去思考他的提问,你想通了,也就解答了本来的疑问。我跟他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在一起什么都聊。有的时候他会拿着一本书,或者拿着一篇文章过来问我,“看过这个没有?你看看,再给我讲讲你怎么想。”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
陈娜:您能否透露一下您最近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
潘忠党: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经常是一时兴起就写了起来。像中国新闻改革当中所建构的“法团主义”模式,传播的公共性问题,以及从体制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策略性抗衡进行反思等等都是我曾经关注过的问题。
而我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跟央视春晚有关的“民族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叙事结构有什么特征,为什么它这么强调共同性,还有它的逻辑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再比如电视片《河殇》《走向共和》《大国崛起》,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很难让国人保持心理平衡的大国意识值得研究。我感兴趣的大多是那些潜藏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东西。我希望能够了解它们是如何通过媒体的内容呈现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强化的。
(特约记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今年5月,潘忠党教授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授课。应笔者之约,潘教授于此期间接受了采访,并有了一番愉快的交流。潘忠党的学者气质很鲜明,自主与批判的意识,独立与反思的情怀,亲和与健谈的性格,这些特点在他身上汇聚得不失色也不过分。无论是谈及学术经历,品评学术环境,还是表达学术观点,他的深邃与真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际视野中国情结
陈娜:1996年,您曾经专门撰文评价过大陆与港、台地区传播学研究的特点。时隔十多年,您再对比一下这几个地区,将如何评价?
潘忠党:大陆跟1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学者的知识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发展。首先,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我们引进了很多研究论著,而这与曾经译介的大多为课本教材不同。其次,我看到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以不同的研究取向,出了相当规范的经验研究,有些文章甚至拿到国外做量化研究的期刊上去发表也不差,我觉得这就很不错。再次,现在年轻学者当中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能提出问题,要研究真问题。所以,整体来讲非常好,整个学术风气更加开放,学术资源、话语资源更加丰富,并且有一批敢于突破的年轻人,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
台湾尽管有些学者做得很不错,但总体而言,格局较小,即便是研究台湾自身的问题,能够对理论的发展建构有启示的研究,依旧很少,所以我在1996年一篇文章中对他们的评价到现在依旧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台湾社会较高的商业化程度和明显的世俗文化特征,使得学者们容易浮躁,而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静思、读书。
香港则比较复杂。整体上看,香港与台湾有相似之处,比如人才训练比较整齐,学术做的相对规范,同时由于它介于中西文化之间,所以视野比较开阔。这几年香港有了些不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自己创办了传播学专业刊物,不再过分依赖于西方的学术平台,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自主性。由于很多香港的传播学者也并不是香港本地人,背景比较多元,所以所谓香港本土的特征很难概括,至少对我这个非香港人来说是如此。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传播学研究的状况依旧是学者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有不少研究者缺少对学术的尊重,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揽财获利的手段,我觉得这就很糟了,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你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并且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你的研究成果。这种趋利的目的、动机及思维逻辑的正态化、正常化,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陈娜:从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国传媒业的关注和把握是积极且深刻的,能否谈谈这种中国情怀的内在驱动力?
潘忠党: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村子里面有条河,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成天泡在水里面玩。中学的时候,每年春天都要支持农村的春耕,我们会下乡去采茶、插秧,这种接地气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哪怕你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你对中国的感受,对中国的直觉都来自于这片土地。这种乡土气息不会改变,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无法改变,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成为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是身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学什么专业,只要他是中国人,他的视角始终会在中国,这是逃避不了的。哪怕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好像已经很隔膜的人,他会送孩子去学中文,也会在家里装上一个卫星天线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还会在网上下载中国的东西,大家聚会时也是谈国内的八卦新闻。这是人的本性,是毫无疑问的。
从做学者、搞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常识性认识是,你在西方所得来的这些理论、方法都只能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者说仅仅是你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可以利用的资源。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分析中国的现象,不是为了说给外国人听,或者验证某个外国人的理论,而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就是要问自己,我对中国真的了解了吗?我这样分析有道理吗?其次是要看我的研究对国人、同胞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些启发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标准。
陈娜:您曾经谈到过在美国做传播学研究所遇到的主流学术圈对中国问题不甚关心的尴尬,这种现象现在是否依旧普遍?您在国外,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还是两者兼有?
潘忠党:我觉得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情况,就是对他国、他者的不够关心。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在他国,所以不了解。美国的这种倾向恐怕会比欧洲国家更严重。像英、法、德等国,对中国研究还是比较关心。英国现在就很突出,好几所学校都开办了“中国媒体研究中心”。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不太关心。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不关心,对其他国家都不关心。近些年,中国开始变强大了,美国意识到了从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中国成为了它必须要了解的大国,所以开始关心了。
我在美国起初从事的是基础的传播理论、舆论、媒介效果研究,也用过同样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做过中国的研究,比如说写过媒介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等文章。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定位为所谓的“中国研究”,而是把它们当做传播效果研究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中国是一个个案,美国也是一个个案。我用英文写过关于《中国的媒介体制改革》的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期刊上发表过,但是那个取向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主要是剖析现实问题,然后有那种介入、主体参与的取向。而用英文写的落脚点是在于理论的建构,就是说中国这个个案给我们从理论上来理解一个体制发生变迁的机制与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启示,所以立足点是不一样的。
摒弃实用主义坚守学术自主
陈娜:您曾经在一些文章中明确提出对于学术“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坚守,作为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这种“独立自主”?
潘忠党:我们的体制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真正的学术有着某种程度的不良影响。我觉得我们缺少一种学术的独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被逼得要得到学位,要评到职称,所以就必须去做出一些东西来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至于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帮助我们提出并解答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则在其次。
真正的学术应该解决真问题,正如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失去了这个。
我们能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看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和课题来进行研究,这是我自己根据学理根据兴趣可以控制的;第二,要对写出来的东西精益求精,要言之有据、概念清晰,不能乱来;第三,如果带学生的话,不去使唤学生、训斥学生,而是帮助学生、支持学生。不管体制如何,这些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总之,用一句我曾经和一位学生聊天时说的话,就是“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陈娜:那么您认为学术研究要做到“独立自主”,在当前的环境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潘忠党: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讲的是美国的太空项目,有一帮人在研究宇宙形成的过程。美国的太空项目有很多,因为是联邦政府给的钱,所以联邦议员们总得要问这个问题,“你这个研究对我们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位科学家说,“我们做研究根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我们就像一个顽皮的儿童,就是好奇,仅此而已”。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对学术没有起码的尊重,在大学的教育、设计、发展思路上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1995年我在北大,那时候校长为了要建“211”大学,请我们这些海外归国人员座谈,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破除实用主义,这很关键。或者说,我们可以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不能以实用为初衷,不能以近利为目的。遗憾的是,实用主义现在甚嚣尘上,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有强化的趋势。
陈娜:那么,实用主义倾向对促进学术的繁荣有好处吗?
潘忠党:从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一,学术研究的经费增加了,这是好事情;第二,提高了学者们的积极性和收入、福利,这是好事情;第三,改善了学者们的研究条件,这也是好事情。可怕的是,在实用主义泛滥下,资金、权力的力量得到强化,并有收买学者、学术的意味。
在中国做到学术自主很难,因为要在学界扎下根来,总要评职称、写论文、申请项目,要在这里生存,很难招架得住。
其实我们在学美国的学术评定体系,比如CSSCI这个量化的指标,就是从美国学来的,但是我们学的是皮毛。首先,在美国,职称评定的程序和标准是建立在一个信念基础之上,就是保护学者,保护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也就是说,让学者们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自我评价,政府不得干预,大学行政部门也不得干涉。学者同行评价认为合格的人,一旦获得终身任职,就意味着除非他犯法,学校不能够开除他,这就是保护学术自由。第二,整个评审过程全部都是学者们自己执行,也就是业内评价。有一个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一起来看所有的评审材料,看一个人是否已经达到这个标准。这其中没有名额限制,合格就可以,这就不会造成利益冲突,所以与国内有着根本制度的不同。
陈娜:您曾经说过传播学要走进“学以启蒙”的天地,也就是强调对于基础理论性研究的重视。而您自己的研究却更大多数关注现实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会有矛盾?
潘忠党: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矛盾,就是说立足点当然应该是现实的社会,因为你生活在现实当中,都是要着眼于一个问题,试图为我们理解现实的社会有一定的启示。但是,你解答这个问题的目标并不应该是为了完成某个政策制定者,或者营利性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而应该是,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给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所以我就要从理论上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了,才可能对其他的人继续深入探讨带来某种角度的启示。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社会科学界,也包括传播学界,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西部?那是在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是以论证西部大开发这个策略而去考察西部的话,那么你考察的必将是“我们如何开发西部”。但是我更关注的可能是什么?是西部为何被忽略掉了?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些问题可能也会跟西部开发的策略联系在一起,但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基本的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观念在里面,所以说这两者不矛盾,基本落足点是一致的。
我也反对那种纯粹思辨的研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不好,而是说思辨的研究只是一种路径,但是我们国内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为纯思辨可以罔顾现实。罔顾现实有时候就让我莫名其妙,中国的现实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从事思辨是一种路径,跟从事经验的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你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
学者情怀平等对话
陈娜: 2009年在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您也与他就“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相对激烈的讨论。对于这次意见交锋,您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
潘忠党:我跟芮必峰是老乡,私交很好,我们也都是差不多年龄的人,而且他在国内已经是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我是想利用这次答辩会做一个平等的学者间的相互交流和对话。我对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质疑,因为我知道他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而他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提。首先,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有更大的超越,但为什么没有?其次,他在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有过于机械的地方。第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阐述要从中国“可行性”的角度出发,这个立场我理解但我不接受。芮必峰的答辩很机敏,我们最后相视而笑。
当然,我对学生不会这样,因为以这样尖锐的方式来提问的话,很可能一下子就把学生打晕了。只有在与学者平等对话的时候,我才这样。我不会在乎所谓得罪人,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者都会理解这一点。真正的学者会知道谈问题是对事不对人的,这当中丝毫不会包含相互轻视。当然,肯定会有人暗地里有其他想法,但也没有办法,那或许是他缺少包容的心态。
陈娜:在您心中,是否有最难以忘怀的精神导师、学术导师?
潘忠党:两位老师对我最重要。一位是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她也姓潘,是无锡人。潘老师的字是全校公认的漂亮。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们班干部到她办公室去开会,我到得早了一点,看到门开了便先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在她的桌子上有一张纸,用非常漂亮的小楷写着“本学期计划”,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每天写50个字的大楷,写一页宣纸的小楷”,这当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老师的字在我们那时看来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可是她居然还有这种勤奋练字的劲头,那种学无止境,没有顶点的精神很让我感动。
另外一位是我在美国的博士生导师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很有名,却是极其低调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种问题意识,都会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他退休的时候,我们给他办了一次专场学术研讨会,我们几个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麦克劳德的特点是,他从来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他总是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你,你去思考他的提问,你想通了,也就解答了本来的疑问。我跟他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在一起什么都聊。有的时候他会拿着一本书,或者拿着一篇文章过来问我,“看过这个没有?你看看,再给我讲讲你怎么想。”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
陈娜:您能否透露一下您最近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
潘忠党: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经常是一时兴起就写了起来。像中国新闻改革当中所建构的“法团主义”模式,传播的公共性问题,以及从体制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策略性抗衡进行反思等等都是我曾经关注过的问题。
而我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跟央视春晚有关的“民族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叙事结构有什么特征,为什么它这么强调共同性,还有它的逻辑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再比如电视片《河殇》《走向共和》《大国崛起》,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很难让国人保持心理平衡的大国意识值得研究。我感兴趣的大多是那些潜藏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东西。我希望能够了解它们是如何通过媒体的内容呈现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强化的。
(特约记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