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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新中国的外交发展进行了梳理，具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前期、改革开放后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史也是新中国的崛起史，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是基于革命和民族的视角，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则是基于发展和世界的视角。新时代新形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弘扬优良传统，坚定不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外交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外交政策的形成
1948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一大批大城市被解放，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政权与驻扎在这些大城市的西方国家外交代表进行接触的问题，考虑到建国后即将面临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全盘考虑外交政策。
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着重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两项原则。“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政府不继承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旧有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①;“打扫屋子再请客”是指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之前，既不急于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也不急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等到清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七届二中全会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侧重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是指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主义阵营之内，①与苏联结成同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标志着新中国三大外交政策的最终形成。
2.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的对外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60年、1960-1971年、1972-1981年。
第一阶段：1949-1960。中国“联苏反美”，又被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边倒”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表示，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决定中苏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12月6日，毛泽东前往苏联进行访问。②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訪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落实“一边倒”政策的重要步骤。“一边倒”战略的实施既使新中国提前收回了苏联在东北享有的特权，又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宝贵援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边倒”新中国获取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支持，从而抵御外部威胁进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受冷战国际格局的制约，美国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从而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1950-1953年朝鲜战争、1954年金门轰炸、1955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都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挑衅行为。1956年，以苏共二十大为转折点，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波动。1958，中苏两国在长波电台、核潜艇舰队问题、台海问题上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加上“八二三”炮击金门事件，苏联在1959年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并于第二年撤走了全部在华援助专家，中苏关系开始破裂。
第二阶段：1960—1971。中国反苏反美，即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敌人。这一阶段是中国外交发展较为艰难的时期，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也没有缓和。自1960开始，中苏就两国边界问题不断进行磋商和对话，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1962年，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采取了支持印度贬低中国的行为，使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到了1970年，两国关系发展到在珍宝岛上兵戎相见的地步，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正式交恶。在中苏关系破裂的同时，中美关系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挑衅，同时还在台湾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在与美苏两国关系均没有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寻找了来自中间地带的友谊;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得到发展，尤其是中非关系。此外，中日民间外交十分活跃，中法两国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建交。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经过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
第三阶段：1972—1981。中国“联美反苏”，又被称为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一大片是指维度大致相同的国家联合起来、整个第三世界都要联合起来组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需求，大多数西方国家也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1972年和1973年这两年，除爱尔兰外，所有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布，中美建交。这一时期，虽然与苏联阵营国家的关系比较冷淡，但中国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建交，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改善了自己的安全环境。
3.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发展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中心任务和对外开放的方针之后，中国外交进一步活跃。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格局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给国内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1982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宣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立场。”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共十二大还提出了新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以此来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此外，邓小平在1985年3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世界格局的这个判断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里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 为了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中国领导人还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看法。邓小平于1988年明确提出：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进一步指出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按照新的外交政策，中国在80年代与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到198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31个。此外，从8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一是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维和活动;二是中国加入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专业组织。
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根据变化后的新形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对东欧国家的方针政策，其中心内容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稳步发展、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关系。这一外交方针的贯彻实施使中国渡过了冷战后的外交难关，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同时，针对冷战后的复杂局面，邓小平也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0字指导方针。其中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主要概括为不抗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超脱和超越意识形态。此后，“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
进入21世纪，中国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并创建了一系列的国际机制，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新理念。2003年12月，温家宝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2004年4月12日，胡锦涛发表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2005年4月，胡锦涛在出席亚非峰会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渴盼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给世界秩序带来了良好的影响。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政策。中国尤为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是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加强睦邻友好，推进地区合作。
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发展的新理念，中国外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发展的理念，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一定意义上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模式和努力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為目标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更加清晰，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二是以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关系;三是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发展中国家;四是在多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话语权。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路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中国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注释
①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
②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③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研究》，第8页。
【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外交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外交政策的形成
1948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一大批大城市被解放，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政权与驻扎在这些大城市的西方国家外交代表进行接触的问题，考虑到建国后即将面临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全盘考虑外交政策。
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着重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两项原则。“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政府不继承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旧有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①;“打扫屋子再请客”是指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之前，既不急于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也不急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等到清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七届二中全会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侧重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是指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主义阵营之内，①与苏联结成同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标志着新中国三大外交政策的最终形成。
2.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的对外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60年、1960-1971年、1972-1981年。
第一阶段：1949-1960。中国“联苏反美”，又被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边倒”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表示，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决定中苏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12月6日，毛泽东前往苏联进行访问。②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訪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落实“一边倒”政策的重要步骤。“一边倒”战略的实施既使新中国提前收回了苏联在东北享有的特权，又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宝贵援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边倒”新中国获取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支持，从而抵御外部威胁进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受冷战国际格局的制约，美国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从而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1950-1953年朝鲜战争、1954年金门轰炸、1955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都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挑衅行为。1956年，以苏共二十大为转折点，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波动。1958，中苏两国在长波电台、核潜艇舰队问题、台海问题上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加上“八二三”炮击金门事件，苏联在1959年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并于第二年撤走了全部在华援助专家，中苏关系开始破裂。
第二阶段：1960—1971。中国反苏反美，即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敌人。这一阶段是中国外交发展较为艰难的时期，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也没有缓和。自1960开始，中苏就两国边界问题不断进行磋商和对话，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1962年，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采取了支持印度贬低中国的行为，使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到了1970年，两国关系发展到在珍宝岛上兵戎相见的地步，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正式交恶。在中苏关系破裂的同时，中美关系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挑衅，同时还在台湾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在与美苏两国关系均没有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寻找了来自中间地带的友谊;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得到发展，尤其是中非关系。此外，中日民间外交十分活跃，中法两国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建交。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经过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
第三阶段：1972—1981。中国“联美反苏”，又被称为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一大片是指维度大致相同的国家联合起来、整个第三世界都要联合起来组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需求，大多数西方国家也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1972年和1973年这两年，除爱尔兰外，所有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布，中美建交。这一时期，虽然与苏联阵营国家的关系比较冷淡，但中国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建交，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改善了自己的安全环境。
3.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发展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中心任务和对外开放的方针之后，中国外交进一步活跃。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格局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给国内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1982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宣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立场。”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共十二大还提出了新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以此来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此外，邓小平在1985年3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世界格局的这个判断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里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 为了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中国领导人还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看法。邓小平于1988年明确提出：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进一步指出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按照新的外交政策，中国在80年代与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到198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31个。此外，从8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一是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维和活动;二是中国加入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专业组织。
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根据变化后的新形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对东欧国家的方针政策，其中心内容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稳步发展、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关系。这一外交方针的贯彻实施使中国渡过了冷战后的外交难关，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同时，针对冷战后的复杂局面，邓小平也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0字指导方针。其中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主要概括为不抗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超脱和超越意识形态。此后，“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
进入21世纪，中国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并创建了一系列的国际机制，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新理念。2003年12月，温家宝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2004年4月12日，胡锦涛发表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2005年4月，胡锦涛在出席亚非峰会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渴盼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给世界秩序带来了良好的影响。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政策。中国尤为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是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加强睦邻友好，推进地区合作。
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发展的新理念，中国外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发展的理念，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一定意义上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模式和努力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為目标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更加清晰，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二是以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关系;三是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发展中国家;四是在多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话语权。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路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中国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注释
①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
②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③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研究》，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