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老板宋守根更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宋博士”或“宋老师”。2002年，宋守根用他在加拿大留学时赚回的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海淀区创业园创立了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开始了他所说的“给地球做CT，为国家找油”的“大事业”。三年来，这家公司已经名气在外。但是宋守根依然不习惯别人称他为“董事长”。
　　
　　我在年轻的时候推迟过出国。那还是在1994年，当时我正在中南大学读勘探地球物理博士学位，恰好遇到了一个出国读博士后的机会，但是我放弃了。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跟国外同行平起平坐的地步，而我当时的导师也跟我说，我将来的事业在中国，他建议我在我的研究方向上朝着工业的方向再做深入和完善一些。因此，我决定先在中国把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
　　经过几年的研究，到1998年，我已经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拿到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的二级专题“黏弹性介质地震波高分辨聚焦成像计算机技术”攻关项目，在研究上取得了实际效果的佐证。
　　这个时候，又一次出国的机会降临在我面前。由于我的研究方向在国际上被普遍看好，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意出资让我过去进行合作研究。于是在1998年，我正式进入这所大学，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地震成像技术的合作开发研究工作。
　　在加拿大的那几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旁边办公室的一位老教授，带着一批博士后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放到自己开办的公司进行产业化，产业化获得的收益又被投入到研究中去。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让这位教授每年有100多万美元的收入。
　　这就激发了我脑海里早就存在的一些想法，那就是干事业一定要靠近产业，靠近应用才有出路。光有一堆论文，并不等于拥有了技术，有了技术也并不等于有了市场，理论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实际上的市场问题。我认为，科学发现、实用技术和市场这三者要统一起来。我在国内比较早的就做了正教授，当时才33岁。做教授就意味着你要带着一批人干活，但拿着几万块钱是干不了大事的，因为你连人才都留不住。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在岳麓山下跑步来锻炼身体。那个时候我就经常想，黄兴和蔡锷通过干革命走出了岳麓山，我要通过干科学走出去。从小到大，我读书一直很好，在去加拿大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脑子很好使，看问题也很准，但是往往忽视了时间是有限的。在那呆了三年后，我认识到个人的能力、精力和见识都是有限的，只有把比你更厉害的人组织到一个团队下，由你来领导，你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回国后的2002年，我创办了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希望将自己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我只身来到北京，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招聘人才，一个好的团队是很重要的。我招聘的人大都是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他们更能够耐得住寂寞，做技术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尽管如此，我的团队还是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稳定下来。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自有的资金不是很多，我把在加拿大赚的200万元人民币全部投了进去，再借了一点，公司就这样算是起步了。
　　然而从学者到商人角色的转变比资金的匮乏更让我感到痛苦。我创业的时候是42岁，之前做的都是老师和研究工作。还好，从加拿大学回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就是管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把公司做成一家能源高技术公司，我想过两三年后，我手上会有一家比较像样的公司。
　　然而，创业毕竟是刺刀见红的事情，做公司是很残酷的。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海归来说，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好不要去碰，不要轻易去骑这只老虎，否则很容易骑虎难下。要想创业，首先资金上要有充分的准备。至少要能够满足在赢利之前的这段支出。还有就是要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高效率的团队。
　　我觉得海归回来一定要有梦,每个阶段要有不同的梦，并且坚持走下去，这对年轻的海归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