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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一流双人滑教练姚滨的儿子，姚远不会滑冰，也没有拳加过任何一项体育项目的专业训练。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他走的是读书上大学这样一条普通的道路，并于2005年顺利考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在他的成长道路上，父亲姚滨有十年时间与他天各一方，以至于现在两人相处，姚远都还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拘束感。然而，作为一个体育圈外的年轻人，姚远说他不埋怨父亲，他为自已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
——编者
1
小时候我很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谁的儿子，一有人问：“你爸爸是姚滨吧?”我就忙不迭地点头，响亮地回答“是啊!是啊!”，很有那么一种“身份感”。
其实我那会儿根本不知道我爸的情况。我只知道他是滑冰教练，老在北京，一年我最多见他三回。我对滑冰也不感兴趣。我只上过一次冰场，人太多，我有点害怕，就再也没去过。
据妈妈说，其实爸爸还是在我身边呆过几年的，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花样滑冰双人滑国家集训队解散了，爸爸回到省队，直到1992年集训队重新成立，才又回到北京。也就是说，在我两岁到5岁期间我们父子俩是在一起的。
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多少他的影子。对幼时的我来说，“爸爸”就是妈妈卧室里墙壁上的那张相片，英俊，严肃，遥远。
在我15岁之前，我们就像两座有着不同运行轨道的星球，在不同的星空下各自运转。我的世界在哈尔滨，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和妈妈组成的，那是一个孩童快乐而又混沌的世界：而他的世界在北京，在首都体育馆的那块冰场里，是由宏博哥、小雪姐构成的，后来又加上了佟健哥、庞清姐和张丹、张昊，是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连绵不断的训练。
听妈妈说，生我时爸爸远在北京，等得知消息安顿完队员，坐着火车赶回哈尔滨时，我已经在医院的育儿房里呆了三天了，于是爸爸给我取了这个“远”字。三天后，他就又回北京了。
远，正是15岁前我们父子俩的写照。
我爸忘我的奋斗，换来的是中国双人滑运动水平在竞技场上奇迹般的攀升。1999年3月，在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申雪和赵宏博获得了银牌，这是中国选手在世锦赛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就在几年前，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的排名还是最末。在这项长期被俄罗斯、欧美选手垄断的项目上，中国人的进步速度之快，被国外报纸形容为“跳高运动员”。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2
因为家中常年看不到男人，邻居们的眼神曾一度告诉我，他们以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爸常年不在家，最苦的其实是我妈，里里外外都要她一个人操劳。我妈也是运动员出身，滑大道(指速度滑冰，编者注)的，因此非常能够理解我爸对事业的付出，极少抱怨。但我爸显然知道一个女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老人孩子的不易，于是在2000年他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花样部并中心领导：
我今年45岁，从事所热爱的花样滑冰事业已经55年了。因目前国家队教练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从1986年，首次建立国家队就任教练以来，与妻子儿子两地分居达十年之久。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主持家务等担子一直落在我爱人曾桂凤一人身上，致使她在工作和我们的家庭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我深感内疚。现在我的儿子姚远已经13岁了，正因为他出生时，我在北京国家队工作，而没在他们母子身边，才给他取名姚远。他马上就要面临升高中考大学，为了尽到一个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也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集中精力工作，在此我向花样部并中心领导提出申请，请求组织上能够尽量解决我的实际情况。当然无论组织上能否解决我个人的困难，我仍然会继续尽我最大的能力和责任，为国家的利益和冬奥会的责任，为花样滑冰事业，献出我全部的心血和力量。
这封信导致的结果是，2002年，15岁的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终于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久我考上了清华附中，它与首都体育馆都属于海淀区，开车只要几十分钟。
我的到来只是在爸爸的生活里加了一个小小的变奏而已，他的生活里依然是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连绵不断的训练。如果没有出国比赛的任务，一般一周我能见他一面。周五晚上他开车把我接到首体他那间宿舍里，然后，我忙我的，他忙他的，周日他再把我送回去。
我们独处的时间更多的是在车里，一般都是他主动找话题，而且显然我各方面的情况他都想了解一下。我们之间的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最近学习怎么样?”
“挺好。”
“生活方面呢?”
“挺好。”
“别的呢?”
“也挺好。”
沉默一会儿。“在学校就没啥事儿要跟爸爸说说的?”
“没啥，都挺好。”
没办法，十几年造成的距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除的。我印象中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不超过5次。我还记得他一共拍过3次我的肩——最近一次是今年大年三十我去机场接他，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去接他，他下飞机后我俩握了握手，跟电视上两国领导人会面差不多，随后他拍了我肩膀一下，也许他也意识到了场面的尴尬。
3
高中之前，我不太关心我爸的事业，对他的工作知道的特别少，因为学业繁忙，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对他的事业也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来北京之前我很少能想起他这个人来。高二我曾回哈尔滨半年，那期间才开始有了对他的思念，但不好意思，还是一闪而过。
只有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空难，恐怖事件，才会想起他并且有点担心。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恐怖的气氛席卷全球。而2002年2月冬奥会恰在美国的盐湖城举行，此时距“9·11”事件还不到半年。电视上、报纸上成篇累牍地报道美国方面如何如临大敌，花费巨额资金将安全保卫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机场里有带着军犬的士兵巡逻，旅客过安检门连鞋都要脱下来，到举办期间，盐湖城上空始终都有战斗机巡逻……义无返顾地，爸爸带着他的三对弟子飞赴盐湖城参加比赛。在决赛中，小雪姐、宏博哥使出了撒手锏“抛四周跳”，尽管落地做得不完美，这一世界大赛中从未有选手做过的突破人类极限的最高难度动作，仍然让他们获得了至为宝贵的一枚银牌，实现了中国双人滑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我每天关注着比赛的进程，提心吊胆地收听新闻广播，担心着会有恐怖分子制造新的恐怖事件。谢天谢地，盐湖城平安无事，爸爸平安无事。听说他在法国有一次发烧到40摄氏度，差点回不来了。还听说有一次坐飞机遇到气流把头磕破了。那时才会想，老爸挺可怜的，飞来飞去也够危险的。
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孩一样，我爱的是篮球，对NBA球星我可以如数家珍，但花样滑冰的术语我懂的没两个，一场比赛现场 都没去过。2003年，中国首次举办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这是花样滑冰世界最高等级的比赛，地点就在北京首体。比赛基本场场爆满，而我一点都没心动，看的是电视直播——还一边玩着电脑，就在我爸的那个宿舍里，离冰场大约100米的距离。
那次比赛，爸爸的三对弟子全部进入决赛，中国队盛况空前，成为进入决赛选手最多的队伍。“老大”申雪／赵宏博最后获得了冠军，“老二”庞清／佟健名列第五，“老三”张丹／张吴排名第六。据报道，现场观众非常热烈，在表演专场时，不停地呼喊着申雪和赵宏博的名字，其疯狂和喊叫声不亚于任何一个巨星的演唱会，有些人还哭了。
那次我爸有点“抱怨”，虽然平时他也很少跟我聊工作的事。比赛完进屋见了我，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也不去关心关心。”我说我看了电视，他说那跟现场能一样嘛!很久以后我才忽然醒悟，老爸其实是很希望得到来自家人特别是我的喝彩的。
我对双人滑的关注是在高中后期才逐渐增多的。我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我爸真不容易，真了不起。当年他作为运动员，5次参加世锦赛两次参加冬奥运，都是最后一名，因而发誓要亲手培养出世界冠军，申雪／赵宏博已经是他培养的第六对。那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啊!在省队时，要自己背着铺盖卷到外地滑野冰，到了国家集训队，条件好了些，可后半夜等着上冰训练的事情一度也是家常便饭……一个人的发愤可以像他那样有着穿越十几年的力量，一个人的决心可以像他那样能够无畏那样艰苦的条件，一个人对事业的痴迷可以像他那样达到舍弃一切的地步!
而了解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积极地承认他是我爸爸了。我有点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从来不主动提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怕他的光芒掩盖了我，这是潜意识中希望超越他的一种表现吧。
直到上大学后的这一两年，我才开始主动地去了解这个项目。因为他还是那么忙，我基本上是通过上网来进行的，一般一周去他的个人网站一次，看留言。我自己也留过一次，“爸，我支持您。”结果因为网站延迟，当时还没发上去。留言的很多是家长，希望我爸能去看一下他们的孩子。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实际上他本人是很少上他的这个网站的，也从不更新。
2006年冬奥会的电视直播我看了，是半夜爬起来看的，我妈、还有心脏不好的姥姥也起来看了。电视里有他几秒钟的镜头，表情跟平时一样，看不出他心里是怎样想的。比赛完我给他发了短信，挺平淡的，就是“祝贺你啊”这样的话，一点都表达不出我看比赛时那激动的心情——张丹摔倒的瞬间我和所有普通观众一样，心情难以名状，之后的几分钟看得我心中很忐忑，那段时间《龙的传人》的旋律还在冰场上回荡，一种壮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光是由张丹的意志而引起的，因为那时我确实也感到了这么多年父亲的艰辛，相信他摔得这么惨也有不少次了，无论身体的，还是心理的。我那时真是体会到了此时此刻金牌相比于这种精神，相比于花样滑冰从没落到腾飞就显得没有那么耀眼了。
他的回信风格跟我一样平淡，就四个字谢谢儿子。
新裁判法出来后，我从网上找到了，看了一遍原文。我希望以后我能跟爸爸聊聊他的双人滑，最起码说出话来不再外行。
4
我是在我妈批判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难得听到两句表扬。我爸的教育方法跟我妈不同。
他很尊重我，希望我能由着自己的天性自然地成长，从来没压迫我干过什么。我小时学过钢琴，学过小提琴，这两样他都有一定水平，还在电视台表演过钢琴独奏《梁祝》。“子承父业”，他非常支持，还趁去前苏学习时给我弄回来一架钢琴，但我学了没多久热乎劲儿就过去了，没见他说过什么。我不会滑冰，我也没见他有什么遗憾。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看你是不是那块料”。
他也很少批评我，但是他说话很有力度，基本上他的一句话能顶我妈的十句。每次批评我，他的一句话，我得想挺长时间。
2005年，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航，我爸嘴上不说，心里应该还是挺自豪的。他觉得他自己尽管平时没顾得上管我，但关键时刻“指挥有方”，抓到了点子上。我高考前心理压力大，给我妈打电话时掉了眼泪。那是五月初，我妈马上请假从哈尔滨赶到北京，陪我呆了几天。6月1号又赶过来陪我直到高考结束，她一是怕我压力大，二是怕我的情况影响我爸备战奥运会。考试前我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运动员比赛时的心态很重要。有的人平时训练很好，一上场比赛就不行了。你有实力，放轻松考就行，别的不用想那么多。”
我估计他一点不紧张。因为他的语气让我这样感觉：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他判断我是“行”的，依据是我的基础还有对我头脑的肯定。但我老觉得这话多半成分是在鼓励我，他对我有信心，不如说他对他自己有信心，觉得他姚滨的儿子怎么会差呢?我爸挺高傲的，在这点上也一样。
好在我没让他失望。
5
今年三十晚上，我从机场把我爸接回家，当他脱下那件冬天常穿的蓝色NIKE棉大衣时，我忽然发现他魁梧的外表下却原来是那样瘦削的身躯，他的面容又是那样地憔悴。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爸老了。
怎么会呢?照片中的爸爸是多么地年轻英俊，宽宽的肩膀，高高的个子，透着男人的风采：训练场边抱着肩站着的爸爸是多么地年轻，专注地看着他的“老大”“老二”“老三”们旋转、托举，指点着，比划着，周身散发着事业有建树的男人才有的气息；电脑旁的爸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对事业的追求比年轻人还要执著……
可是爸爸确实不再年轻，“老”一点点地走近了他——两年前，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上冰指导：也是两年前，备战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操劳让他的头上有了白发；多年不愈的胃病让他的脸变瘦了，脸色也不好：连我都比他高了，尽管只高了1公分。
早年艰苦的、不科学的训练给他的身体埋下了很多的后遗症。最让他难受的是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腰，从第三到第六节都需要手术，2004年他做了第三节。医生原本建议他全做的，但那样的话至少要卧床休息半年，可都灵冬奥会在前头等着他，他无法给自己放假。这一两年来他的“老腰”(他对自己腰的称呼)更坏了，无法一个姿势久呆，有时开车接我回来的路上都要停下车，到路边站一会再走。他感叹要能换个金属的就好了。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就想，“这怎么办呢?”
他一直挺累的。2003年我们有了家之后，周末在家看电视，经常是半小时没到，扭头一看，他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工作之外，他其实心特别细。爷爷过75大寿他赶了回去，姥姥过70大寿，尽管我妈不让他回去，他还是赶回去了。下午的训练结束后，坐的是晚上的飞机，原本当天夜里就要飞回来，赶上哈尔滨有暴风雪，航班延误，不得不临时改第二天的头一班飞机。等他回到首体宿舍放下箱子，就又直接去了训练场。
4月29号我爸就50岁了。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我在我妈生日时送过花，当时我还不在哈尔滨，是托一个好朋友送的。对我爸，我只是问候过一句“生日快乐!”我爸不喜欢搞什么名堂，觉得娘们叽叽的，我也是那样。他已经经历过6届冬奥会了，可我知道他还不能停下脚步。尽管在一起话不多，但我自认为还是很了解他的，那种了解来自血液深处，不需要语言。我知道他一定会在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才会安心地过日子。
6
我爸带宏博哥已经18年了，小雪姐跟他练也已经有15年了。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有说有笑，气氛融洽热烈，绝没有我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拘束，不知道的肯定以为他们才是他的儿女——小雪姐也确实认了我爸当干爹。就连我爸自己也说过，跟我交谈不如与他的队员交流来得顺畅。
就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又要出国了，来学校看望我，在附近吃的饭，不知道怎么的聊开了，气氛非常好，边吃边聊得有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这顿饭就是个转折点了，以后我们就老能这样了。但这顿饭之后，一切照旧。
其实除了拘束感，我爸身上还有一种气质让我无法放松。那种气质是那些在自己的领域里独树一帜的成功人士所共有的，就跟我在我们北航那些老教授身上感受到的一样。
其实很多次我想跟他说话时，却发现他脑子里在想别的。我觉得等他退休了，没那么忙了，我们说话的机会肯定会很多很多。那时我们就能真正的交谈了。但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爸的朋友，在他面前，我始终只能仰视。
初中时有一次写作文，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就想写写我爸，那总是离我那么远的爸爸。回头看看当时对他的认识，当然跟现在有很多不同。在作文里我形容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缺陷，我爸应该也有。如果让我现在评价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
责编 张冬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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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很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谁的儿子，一有人问：“你爸爸是姚滨吧?”我就忙不迭地点头，响亮地回答“是啊!是啊!”，很有那么一种“身份感”。
其实我那会儿根本不知道我爸的情况。我只知道他是滑冰教练，老在北京，一年我最多见他三回。我对滑冰也不感兴趣。我只上过一次冰场，人太多，我有点害怕，就再也没去过。
据妈妈说，其实爸爸还是在我身边呆过几年的，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花样滑冰双人滑国家集训队解散了，爸爸回到省队，直到1992年集训队重新成立，才又回到北京。也就是说，在我两岁到5岁期间我们父子俩是在一起的。
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多少他的影子。对幼时的我来说，“爸爸”就是妈妈卧室里墙壁上的那张相片，英俊，严肃，遥远。
在我15岁之前，我们就像两座有着不同运行轨道的星球，在不同的星空下各自运转。我的世界在哈尔滨，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和妈妈组成的，那是一个孩童快乐而又混沌的世界：而他的世界在北京，在首都体育馆的那块冰场里，是由宏博哥、小雪姐构成的，后来又加上了佟健哥、庞清姐和张丹、张昊，是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连绵不断的训练。
听妈妈说，生我时爸爸远在北京，等得知消息安顿完队员，坐着火车赶回哈尔滨时，我已经在医院的育儿房里呆了三天了，于是爸爸给我取了这个“远”字。三天后，他就又回北京了。
远，正是15岁前我们父子俩的写照。
我爸忘我的奋斗，换来的是中国双人滑运动水平在竞技场上奇迹般的攀升。1999年3月，在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申雪和赵宏博获得了银牌，这是中国选手在世锦赛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就在几年前，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的排名还是最末。在这项长期被俄罗斯、欧美选手垄断的项目上，中国人的进步速度之快，被国外报纸形容为“跳高运动员”。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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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中常年看不到男人，邻居们的眼神曾一度告诉我，他们以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爸常年不在家，最苦的其实是我妈，里里外外都要她一个人操劳。我妈也是运动员出身，滑大道(指速度滑冰，编者注)的，因此非常能够理解我爸对事业的付出，极少抱怨。但我爸显然知道一个女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老人孩子的不易，于是在2000年他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花样部并中心领导：
我今年45岁，从事所热爱的花样滑冰事业已经55年了。因目前国家队教练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从1986年，首次建立国家队就任教练以来，与妻子儿子两地分居达十年之久。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主持家务等担子一直落在我爱人曾桂凤一人身上，致使她在工作和我们的家庭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我深感内疚。现在我的儿子姚远已经13岁了，正因为他出生时，我在北京国家队工作，而没在他们母子身边，才给他取名姚远。他马上就要面临升高中考大学，为了尽到一个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也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集中精力工作，在此我向花样部并中心领导提出申请，请求组织上能够尽量解决我的实际情况。当然无论组织上能否解决我个人的困难，我仍然会继续尽我最大的能力和责任，为国家的利益和冬奥会的责任，为花样滑冰事业，献出我全部的心血和力量。
这封信导致的结果是，2002年，15岁的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终于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久我考上了清华附中，它与首都体育馆都属于海淀区，开车只要几十分钟。
我的到来只是在爸爸的生活里加了一个小小的变奏而已，他的生活里依然是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连绵不断的训练。如果没有出国比赛的任务，一般一周我能见他一面。周五晚上他开车把我接到首体他那间宿舍里，然后，我忙我的，他忙他的，周日他再把我送回去。
我们独处的时间更多的是在车里，一般都是他主动找话题，而且显然我各方面的情况他都想了解一下。我们之间的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最近学习怎么样?”
“挺好。”
“生活方面呢?”
“挺好。”
“别的呢?”
“也挺好。”
沉默一会儿。“在学校就没啥事儿要跟爸爸说说的?”
“没啥，都挺好。”
没办法，十几年造成的距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除的。我印象中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不超过5次。我还记得他一共拍过3次我的肩——最近一次是今年大年三十我去机场接他，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去接他，他下飞机后我俩握了握手，跟电视上两国领导人会面差不多，随后他拍了我肩膀一下，也许他也意识到了场面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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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之前，我不太关心我爸的事业，对他的工作知道的特别少，因为学业繁忙，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对他的事业也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来北京之前我很少能想起他这个人来。高二我曾回哈尔滨半年，那期间才开始有了对他的思念，但不好意思，还是一闪而过。
只有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空难，恐怖事件，才会想起他并且有点担心。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恐怖的气氛席卷全球。而2002年2月冬奥会恰在美国的盐湖城举行，此时距“9·11”事件还不到半年。电视上、报纸上成篇累牍地报道美国方面如何如临大敌，花费巨额资金将安全保卫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机场里有带着军犬的士兵巡逻，旅客过安检门连鞋都要脱下来，到举办期间，盐湖城上空始终都有战斗机巡逻……义无返顾地，爸爸带着他的三对弟子飞赴盐湖城参加比赛。在决赛中，小雪姐、宏博哥使出了撒手锏“抛四周跳”，尽管落地做得不完美，这一世界大赛中从未有选手做过的突破人类极限的最高难度动作，仍然让他们获得了至为宝贵的一枚银牌，实现了中国双人滑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我每天关注着比赛的进程，提心吊胆地收听新闻广播，担心着会有恐怖分子制造新的恐怖事件。谢天谢地，盐湖城平安无事，爸爸平安无事。听说他在法国有一次发烧到40摄氏度，差点回不来了。还听说有一次坐飞机遇到气流把头磕破了。那时才会想，老爸挺可怜的，飞来飞去也够危险的。
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孩一样，我爱的是篮球，对NBA球星我可以如数家珍，但花样滑冰的术语我懂的没两个，一场比赛现场 都没去过。2003年，中国首次举办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这是花样滑冰世界最高等级的比赛，地点就在北京首体。比赛基本场场爆满，而我一点都没心动，看的是电视直播——还一边玩着电脑，就在我爸的那个宿舍里，离冰场大约100米的距离。
那次比赛，爸爸的三对弟子全部进入决赛，中国队盛况空前，成为进入决赛选手最多的队伍。“老大”申雪／赵宏博最后获得了冠军，“老二”庞清／佟健名列第五，“老三”张丹／张吴排名第六。据报道，现场观众非常热烈，在表演专场时，不停地呼喊着申雪和赵宏博的名字，其疯狂和喊叫声不亚于任何一个巨星的演唱会，有些人还哭了。
那次我爸有点“抱怨”，虽然平时他也很少跟我聊工作的事。比赛完进屋见了我，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也不去关心关心。”我说我看了电视，他说那跟现场能一样嘛!很久以后我才忽然醒悟，老爸其实是很希望得到来自家人特别是我的喝彩的。
我对双人滑的关注是在高中后期才逐渐增多的。我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我爸真不容易，真了不起。当年他作为运动员，5次参加世锦赛两次参加冬奥运，都是最后一名，因而发誓要亲手培养出世界冠军，申雪／赵宏博已经是他培养的第六对。那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啊!在省队时，要自己背着铺盖卷到外地滑野冰，到了国家集训队，条件好了些，可后半夜等着上冰训练的事情一度也是家常便饭……一个人的发愤可以像他那样有着穿越十几年的力量，一个人的决心可以像他那样能够无畏那样艰苦的条件，一个人对事业的痴迷可以像他那样达到舍弃一切的地步!
而了解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积极地承认他是我爸爸了。我有点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从来不主动提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怕他的光芒掩盖了我，这是潜意识中希望超越他的一种表现吧。
直到上大学后的这一两年，我才开始主动地去了解这个项目。因为他还是那么忙，我基本上是通过上网来进行的，一般一周去他的个人网站一次，看留言。我自己也留过一次，“爸，我支持您。”结果因为网站延迟，当时还没发上去。留言的很多是家长，希望我爸能去看一下他们的孩子。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实际上他本人是很少上他的这个网站的，也从不更新。
2006年冬奥会的电视直播我看了，是半夜爬起来看的，我妈、还有心脏不好的姥姥也起来看了。电视里有他几秒钟的镜头，表情跟平时一样，看不出他心里是怎样想的。比赛完我给他发了短信，挺平淡的，就是“祝贺你啊”这样的话，一点都表达不出我看比赛时那激动的心情——张丹摔倒的瞬间我和所有普通观众一样，心情难以名状，之后的几分钟看得我心中很忐忑，那段时间《龙的传人》的旋律还在冰场上回荡，一种壮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光是由张丹的意志而引起的，因为那时我确实也感到了这么多年父亲的艰辛，相信他摔得这么惨也有不少次了，无论身体的，还是心理的。我那时真是体会到了此时此刻金牌相比于这种精神，相比于花样滑冰从没落到腾飞就显得没有那么耀眼了。
他的回信风格跟我一样平淡，就四个字谢谢儿子。
新裁判法出来后，我从网上找到了，看了一遍原文。我希望以后我能跟爸爸聊聊他的双人滑，最起码说出话来不再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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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我妈批判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难得听到两句表扬。我爸的教育方法跟我妈不同。
他很尊重我，希望我能由着自己的天性自然地成长，从来没压迫我干过什么。我小时学过钢琴，学过小提琴，这两样他都有一定水平，还在电视台表演过钢琴独奏《梁祝》。“子承父业”，他非常支持，还趁去前苏学习时给我弄回来一架钢琴，但我学了没多久热乎劲儿就过去了，没见他说过什么。我不会滑冰，我也没见他有什么遗憾。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看你是不是那块料”。
他也很少批评我，但是他说话很有力度，基本上他的一句话能顶我妈的十句。每次批评我，他的一句话，我得想挺长时间。
2005年，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航，我爸嘴上不说，心里应该还是挺自豪的。他觉得他自己尽管平时没顾得上管我，但关键时刻“指挥有方”，抓到了点子上。我高考前心理压力大，给我妈打电话时掉了眼泪。那是五月初，我妈马上请假从哈尔滨赶到北京，陪我呆了几天。6月1号又赶过来陪我直到高考结束，她一是怕我压力大，二是怕我的情况影响我爸备战奥运会。考试前我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运动员比赛时的心态很重要。有的人平时训练很好，一上场比赛就不行了。你有实力，放轻松考就行，别的不用想那么多。”
我估计他一点不紧张。因为他的语气让我这样感觉：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他判断我是“行”的，依据是我的基础还有对我头脑的肯定。但我老觉得这话多半成分是在鼓励我，他对我有信心，不如说他对他自己有信心，觉得他姚滨的儿子怎么会差呢?我爸挺高傲的，在这点上也一样。
好在我没让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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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十晚上，我从机场把我爸接回家，当他脱下那件冬天常穿的蓝色NIKE棉大衣时，我忽然发现他魁梧的外表下却原来是那样瘦削的身躯，他的面容又是那样地憔悴。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爸老了。
怎么会呢?照片中的爸爸是多么地年轻英俊，宽宽的肩膀，高高的个子，透着男人的风采：训练场边抱着肩站着的爸爸是多么地年轻，专注地看着他的“老大”“老二”“老三”们旋转、托举，指点着，比划着，周身散发着事业有建树的男人才有的气息；电脑旁的爸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对事业的追求比年轻人还要执著……
可是爸爸确实不再年轻，“老”一点点地走近了他——两年前，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上冰指导：也是两年前，备战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操劳让他的头上有了白发；多年不愈的胃病让他的脸变瘦了，脸色也不好：连我都比他高了，尽管只高了1公分。
早年艰苦的、不科学的训练给他的身体埋下了很多的后遗症。最让他难受的是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腰，从第三到第六节都需要手术，2004年他做了第三节。医生原本建议他全做的，但那样的话至少要卧床休息半年，可都灵冬奥会在前头等着他，他无法给自己放假。这一两年来他的“老腰”(他对自己腰的称呼)更坏了，无法一个姿势久呆，有时开车接我回来的路上都要停下车，到路边站一会再走。他感叹要能换个金属的就好了。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就想，“这怎么办呢?”
他一直挺累的。2003年我们有了家之后，周末在家看电视，经常是半小时没到，扭头一看，他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工作之外，他其实心特别细。爷爷过75大寿他赶了回去，姥姥过70大寿，尽管我妈不让他回去，他还是赶回去了。下午的训练结束后，坐的是晚上的飞机，原本当天夜里就要飞回来，赶上哈尔滨有暴风雪，航班延误，不得不临时改第二天的头一班飞机。等他回到首体宿舍放下箱子，就又直接去了训练场。
4月29号我爸就50岁了。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我在我妈生日时送过花，当时我还不在哈尔滨，是托一个好朋友送的。对我爸，我只是问候过一句“生日快乐!”我爸不喜欢搞什么名堂，觉得娘们叽叽的，我也是那样。他已经经历过6届冬奥会了，可我知道他还不能停下脚步。尽管在一起话不多，但我自认为还是很了解他的，那种了解来自血液深处，不需要语言。我知道他一定会在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才会安心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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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带宏博哥已经18年了，小雪姐跟他练也已经有15年了。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有说有笑，气氛融洽热烈，绝没有我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拘束，不知道的肯定以为他们才是他的儿女——小雪姐也确实认了我爸当干爹。就连我爸自己也说过，跟我交谈不如与他的队员交流来得顺畅。
就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又要出国了，来学校看望我，在附近吃的饭，不知道怎么的聊开了，气氛非常好，边吃边聊得有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这顿饭就是个转折点了，以后我们就老能这样了。但这顿饭之后，一切照旧。
其实除了拘束感，我爸身上还有一种气质让我无法放松。那种气质是那些在自己的领域里独树一帜的成功人士所共有的，就跟我在我们北航那些老教授身上感受到的一样。
其实很多次我想跟他说话时，却发现他脑子里在想别的。我觉得等他退休了，没那么忙了，我们说话的机会肯定会很多很多。那时我们就能真正的交谈了。但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爸的朋友，在他面前，我始终只能仰视。
初中时有一次写作文，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就想写写我爸，那总是离我那么远的爸爸。回头看看当时对他的认识，当然跟现在有很多不同。在作文里我形容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缺陷，我爸应该也有。如果让我现在评价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
责编 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