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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摘要 使用574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3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家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进一步地，使用mlogit模型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选择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与回户口所在地村居定居相比较，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和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而社会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定居。
关键词：（中）关键词 农民工家庭；定居意愿；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68-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7
Abstract：（英）摘要 Based on the data of 574 rural labor migration famil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is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ecific returning settlement selection.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settlement intension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3 variables including family size，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whether experienced demolition， while evaluation about the future appear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settlement intension.Further， by using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to conduct regression analysis regarding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for the settled place， the result implied that those families with higher income levels or older head would have les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big city. In contrary， those families with more social capital and those higher selfrating families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settle in county level city.
Keywords：（英）关键词 rural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sion； urbanization
一、引言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9亿人。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构成部分，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随着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逐步适应，他们会面临着是否返乡，以及返乡后重新定居的抉择。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在打工所在地城市定居下来，另外也有一部分家庭回到户口所在地的城市中定居，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城市人口[1]。农民工群体这种从最初的劳动力迁移逐步深化为迁徙式的形态，具有着隐性人口城镇化的表征[2]。“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3]。因此，从大局上看，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一方面对其家庭长远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二、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城市现代部门就会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4]。而托达罗模型从“成本—收益”视角对农民工居留决策进行了解释，认为如果在城市的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之乘积，减去外出务工的成本后有剩余，农民工才会进城市务工，如果没有剩余，则不会流入城市务工，已经流入城市的则回流到农村[5]。同时，根据“推—拉”理论，农民工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农村，都是农村和城市推力与拉力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农民工家庭无论返乡还是留城，其本质上都属于劳动力流动结果的问题，与产生流动原因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缺少类似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那样严谨而深刻的理论模型。就目前来说，大多数文献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之上。比如李强就通过应用“推—拉”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户籍制度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6]。费喜敏、王成军同样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年轻程度与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外地人子女入学越受歧视和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7]。任远等人则使用上海市的数据测算外来人口（其中包括农民工）中有10%-15%的比例会在上海长期居留[8]。同样，很多学者也都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并进行基本统计分析[9-10]。
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的原因进行归纳：首先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有文献发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 [11]，而有的文献则对这个结论持反对意见[12]。由此可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尚有讨论的空间。其次为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入时间、流动距离和流出地类型。农民工留在城市安家的意愿强度和其进城务工的时间成正比[13]。而如果其外出务工的地点范围越大，那么其在城市中安家的可能性越低[14]。最后为社会融合因素。悦中山等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发展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发展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5]。李树茁等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有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16]。 但是，在何处定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重大决策，而大部分文献是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出发，分析农民工个体定居的意愿。另外，大部分农民工工作的所在城市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从客观上看，很少农民工家庭能够在其打工地稳定安家，更多的是选择回到生活成本较低、生活环境较为熟悉的户口所在地定居。
因此，随着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他们会选择在打工地定居，还是回到户口所在地安家，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决策？进一步，如果回到户口所在地，他们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还是回到农村？哪些因素影响其定居地选择？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对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问题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更积极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家庭自我评价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中选取11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使用oprobit模型探讨影响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因素，进而使用mlogit模型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三、数据和样本描述
1.数据说明
通过2014年7-8月暑假期间课题组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武汉、济南、广州、深圳、东莞以及江苏昆山十地的农民工聚集地进行调查获得本研究所需的数据。选择上述地区作为样本调研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直辖市和省会是国家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广东的三个城市以及江苏昆山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对其进行调查取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以上述地区常住农民工家庭（即在流入地居住至少超过8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为调研对象，不包括已经完成户籍迁移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在进行数据收集时，我们将农民工家庭定义为有两个以及两个以上家庭主要成员在同一打工地点共同生活的家庭。“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家户是财产分配和继承单位[17]。”因此，使用该数据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农民工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差异问题。
在抽样设计中，为了提高样本对东、中、西部地区具有独立的代表性，调查设计将三个地区按照等额的比例分配。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各区域间农民工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农民工群体聚集的主要区域，为了提高样本对上述两个地区的代表性精度，我们对其进行了补充抽样。最终，这10个城市共同构成本研究中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抽样进行。我们以前一年各市辖区（江苏昆山和广东东莞均无市辖区，我们以其所辖镇和街道办作为抽样代理）的常住人口规模为抽样的依据。对被抽中的市辖区，按照抽中市辖区的人均 GDP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在每个市辖区内将所有居委会按照非户籍（外来）人口比例进行降序排列，由此获得每个市辖区的居委会抽样框列表，进而依据外来人口规模进行系统抽样。对所有居委会样本，我们采用地图地址法建立末端抽样框。所获得的抽样框为居委会行政区划中（排除了空址、商用地址以及当地居民住宅区后）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驻在的居住地址列表，并且按照随机起点的循环等距抽样方式，抽取一个固定大小的样本农民工家庭户地址。对于一址多户的特殊情形，我们在制作末端抽样框时已尽量有效筛选。调查中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696份，问卷的回收率为84.8%。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剔除掉非户主回答的问卷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样本总量为574个农民工家庭。
为了保证问卷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多方征求了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的意见，并且随机选取了100个家庭进行了试测。在试测基础上，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性，我们结合调查目的，对问卷进行小范围的调整，使得问卷更容易被调查对象所了解。试测后，我们检验获得试测问卷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值为0.823，正式施测问卷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值则为0.876，达到统计学上的要求。正式问卷KMO统计量为0.84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6631.528，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说明问卷具有比较良好的结构效度。
2.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1）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变量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了使受访者更清楚问题的指向，我们在问卷中使用“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选项来获得受访者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信息。与返乡定居相对应的是在打工地安家。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有跨省流动、跨市（地区）但不跨省流动、市（地区）内流动等三大类型，为了使数据分析上保持一致，在保证数据真实反映受访者信息前提下，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根据表1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
（2）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规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4个变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是制约农民工家庭进行家庭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越高，其在进行家庭定居决策时，自由度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小，反之自由度越小，受到的约束越大。
劳动力资源是农民工家庭非常重要的资源，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越多，家庭抵御住所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其进行定居决策时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少。
在农村社会中，来自耕地的收益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家庭耕地规模越大，家庭移居到城镇的机会成本越高，其移居到城镇的可能性就越低。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其返乡定居决策的问题，我们构建一个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指数来展开研究。我们通过对家庭主事者是否为党员，以及家庭上一年度礼品礼金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两个方面建立指标并进行打分，最后进行综合加总，得到一个社会资本指数。政治参与度指标中，如果家庭主事者为党员，得1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简单使用家庭开支金额作为计算指标进行比较难以做到科学、合理，在本研究中，社会关系指标使用家庭礼品礼金的年度支出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进行衡量。本研究根据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年度礼品礼金支出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的1/4位数、1/2位数以及3/4位数来划分该项支出的层次，分别赋分2，3，4，5分。最后，将家庭的上述两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了每个家庭的社会资本指标的得分情况，在2-6之间。而在全部样本的社会资本指数平均值为3.592分。 （3）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在本研究中，使用家庭主事者的个人信息代替大部分文献使用的户主个人信息，以期更准确反映农民工家庭的客观情况。在问卷中，家庭主事者的定义为清楚家庭整个经济状况且在家庭大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在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方面，主要选取了3个变量进行研究，包括家庭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其中性别和年龄可以较好地拟合农民工家庭主事者的风险偏好。一般而言，男性的风险偏好倾向强于女性，也更能适应家庭的变迁；而年纪越大的家庭主事者更趋于保守，不愿意冒险，同时受思乡动机的影响，更不愿意移居。在婚姻变量上，为了更加简单清晰地比较家庭主事者有无生活伴侣对其家庭返乡定居决策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对家庭主事者婚姻状况这个虚拟变量进行了处理，我们将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划分为“单身”，将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合并为“非单身”选项。
（4）家庭自我评价。家庭自我评价是一种带有浓厚情感体验的自我认识活动。在本研究中指一个家庭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家庭自我评价包括对家庭历史评价和对家庭未来评价两个变量。家庭历史评价越高，自信度越高，其对家庭迁居的态度可能更积极。而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反映出其对家庭自我未来的期许，可能更渴望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为了使受访者更自如地进行家庭自我评价，我们将评价等级分为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由受访者凭主观对自己家庭在社会中的等级进行选择。
（5）其他控制变量。回乡频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访者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决策，回乡频度越大，表明其与家乡的联系越频繁，可能更倾向于回家乡定居。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部分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也涉及拆迁问题。拆迁意味着家庭住所需要重建。在获得补偿的同时也将会面临着重新选择家庭定居地的问题。
四、返乡定居意愿估计与结果分析
1.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
对于本研究的农民工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来说，被访者持5种观点：非常可能，比较可能，不确定，比较不可能，非常不可能。从返乡定居的意愿来看，这5种观点存在递减的有序关系。从模型设定来说，使用有序响应模型比使用普通的多项式模型或二值响应模型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数据中的信息[18]。
从表2中我们看到，家庭人口规模变量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人口规模越大的农民工家庭越不愿意返乡定居。我们认为，家庭人口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家庭潜在劳动力越多，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承受家庭转移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也对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表明家庭社会资本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留在打工地安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所致，家庭社会资本越多的农民工家庭，其将这种特殊的家庭资源延伸到打工所在地的可能性越高，也即是在打工地安家时其能够获得外界的社会支持越多，从而有效缓解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
在表2中，对家庭未来评价显著正向影响着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意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有着农民的基本属性，在其身上有着回乡光宗耀祖的朴素愿望，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意味着对家庭未来的社会地位期望越高，而这种对家庭社会地位的认可只有在老家熟悉的乡邻环境中才能获得。
家庭是否经历过拆迁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定居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发生拆迁不但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同时也在客观上使得家庭住所必须重建，降低其在打工地安家的机会成本，从而从两方面增大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可能性。
2.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从表1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为了更准确地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择，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果有可能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那么具体会选择家乡什么地方”这一选项，并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其依次赋以数值：户口所在地上属地级市（省会城市）=4，户口所在地的县城（县级市）=3，户口所在地的乡镇=2，户口所在地的村居=1。由于农民工家庭的定居选择为多值选择，且其相互排斥，我们采用mlogit（multinomial logit model）回归法，以估计各个自变量与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地选择的关系。
为了判断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根据“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设，为了判断模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我们使用HausmanMcFadden检验对模型进行了检验。HausmanMcFadden检验的原假设为：任意两种备选项选择概率的比值独立于任何其他备选项的存在性。我们发现所有HausmanMcFadden检验统计量的p值都很大，而且大部分接近1，这说明了我们可以接受原假设，也即是我们使用mlogit模型对农民工家庭特征变量、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影响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行为的分析是合适的。
我们使用mlogit模型控制农民工家庭的家庭特征变量、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三个方面，以“户口所在地的村居”作为对照组，分析了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选择的影响因素。表3是利用mlogit模型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在这一模型中，不仅给出了回归系数，还给出了“相对风险比率”（relative risk ratios，RRR，即回归系数的指数）。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首先，收入水平对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家庭选择较大城市居住的影响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农民工家庭成员由于长期流动外出务工，城市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都对其覆盖有限，实际保障能力不足，未来家庭保障低，加上在较大城市居住的生活成本较高，无论是从家庭社会地位，还是生活的舒适度来看，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工家庭，在农村居住的性价比显然更高。另外，受农村传统文化影响，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只有回到最为熟悉的环境，其社会地位才获得认可，这也是希冀“光宗耀祖”心理的直接体现。 其次，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家庭选择到县城以上城市定居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较多的家庭选择到县城和地级市以上的大城市定居的概率分别为选择回农村老家定居的1.601倍和2.048倍。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关系在我们国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其延展到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在进行社会活动和搜寻工作机会等方面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少。
再次，年龄对年长的家庭主事者选择地级市以上大城市居住的意愿有负向的显著影响。相对于回农村定居，主事者年纪较大的家庭更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城市邻里关系较农村邻里关系而言相对淡漠，邻里缔结关系缺少血缘和亲缘支撑，对老人情感交流和释放的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年长的家庭主事者在个人的故土情结和生活习惯上更愿意回到熟悉的地方。
最后，家庭历史自评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定居意愿。在家庭自评中，自认为在五年前的家庭历史等级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在县城及以上城市居住。我们认为，对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家庭，对未来的自信度越高。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生活的水平普遍比农村高。自信度较高的家庭更能从容应对家庭的迁居需要。农民工家庭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情况，同时加上中国文化中“衣锦还乡”的朴素愿望使然，因此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对在城市中定居持更积极的态度。
五、结论与讨论
使用574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3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家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进一步地，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与回户口所在地村居定居相比较，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这与费喜敏、王成军的发现[7]相比，更加准确地刻画出收入水平在农民工家庭定居决策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家庭的经济因素对定居决策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对定居地的选择有着非线性效应。同样，与悦中山等的结论[15]一致，年长的农民工对融入大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不足，在心理融合程度上较难实现突破，文化融入阻力大，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而社会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定居。这表明，社会资本作为家庭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农民工家庭的决策活动中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城镇化具体实施方案要做到以人为本，必须以尊重城镇化对象的意愿为前提。而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将直接揭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以什么样的方向和速度流动。农民工家庭大部分拥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资本，也学到了大城市的经营理念，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在主力军，如何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业宜居环境，对其定居意愿进行分析研究和实施针对性引导，这对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破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障碍，既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决心，也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谢桂华.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J].社会学研究，2007（5）：84-109.
[2] 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EB/OL].（2011-03-16）[2014-10-21].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156007.htm.
[4] 倪志远.论二元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道路[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3）：48-52.
[5]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6]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7] 费喜敏，王成军.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4（3）：40-44.
[8] 任远，姚慧.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3）：71-78.
[9] 吴磊，朱冠楠.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5.
[10] 李丹，任洁.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生存分析方法[J].软科学，2013，27（5）：113-119.
[11] 曾旭辉，秦伟.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3（3）：50-54.
[12] 熊波，石人炳.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07（2）：52-57.
[13] 任远.“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7-72.
[14] 任远.谁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来？——对城市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113-119.
[15]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77.
[16] 李树茁，王维博，悦中山.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4（2）：12-21.
[17]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
[18]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66.
[19]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and panal data [M]. Massachasetts：The MIT Press，2002：125-168.
关键词：（中）关键词 农民工家庭；定居意愿；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68-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7
Abstract：（英）摘要 Based on the data of 574 rural labor migration famil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is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ecific returning settlement selection.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settlement intension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3 variables including family size，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whether experienced demolition， while evaluation about the future appear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settlement intension.Further， by using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to conduct regression analysis regarding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for the settled place， the result implied that those families with higher income levels or older head would have les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big city. In contrary， those families with more social capital and those higher selfrating families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settle in county level city.
Keywords：（英）关键词 rural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sion； urbanization
一、引言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9亿人。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构成部分，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随着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逐步适应，他们会面临着是否返乡，以及返乡后重新定居的抉择。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在打工所在地城市定居下来，另外也有一部分家庭回到户口所在地的城市中定居，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城市人口[1]。农民工群体这种从最初的劳动力迁移逐步深化为迁徙式的形态，具有着隐性人口城镇化的表征[2]。“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3]。因此，从大局上看，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一方面对其家庭长远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二、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城市现代部门就会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4]。而托达罗模型从“成本—收益”视角对农民工居留决策进行了解释，认为如果在城市的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之乘积，减去外出务工的成本后有剩余，农民工才会进城市务工，如果没有剩余，则不会流入城市务工，已经流入城市的则回流到农村[5]。同时，根据“推—拉”理论，农民工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农村，都是农村和城市推力与拉力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农民工家庭无论返乡还是留城，其本质上都属于劳动力流动结果的问题，与产生流动原因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缺少类似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那样严谨而深刻的理论模型。就目前来说，大多数文献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之上。比如李强就通过应用“推—拉”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户籍制度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6]。费喜敏、王成军同样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年轻程度与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外地人子女入学越受歧视和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7]。任远等人则使用上海市的数据测算外来人口（其中包括农民工）中有10%-15%的比例会在上海长期居留[8]。同样，很多学者也都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并进行基本统计分析[9-10]。
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的原因进行归纳：首先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有文献发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 [11]，而有的文献则对这个结论持反对意见[12]。由此可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尚有讨论的空间。其次为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入时间、流动距离和流出地类型。农民工留在城市安家的意愿强度和其进城务工的时间成正比[13]。而如果其外出务工的地点范围越大，那么其在城市中安家的可能性越低[14]。最后为社会融合因素。悦中山等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发展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发展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5]。李树茁等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有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16]。 但是，在何处定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重大决策，而大部分文献是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出发，分析农民工个体定居的意愿。另外，大部分农民工工作的所在城市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从客观上看，很少农民工家庭能够在其打工地稳定安家，更多的是选择回到生活成本较低、生活环境较为熟悉的户口所在地定居。
因此，随着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他们会选择在打工地定居，还是回到户口所在地安家，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决策？进一步，如果回到户口所在地，他们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还是回到农村？哪些因素影响其定居地选择？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对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问题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更积极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家庭自我评价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中选取11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使用oprobit模型探讨影响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因素，进而使用mlogit模型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三、数据和样本描述
1.数据说明
通过2014年7-8月暑假期间课题组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武汉、济南、广州、深圳、东莞以及江苏昆山十地的农民工聚集地进行调查获得本研究所需的数据。选择上述地区作为样本调研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直辖市和省会是国家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广东的三个城市以及江苏昆山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对其进行调查取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以上述地区常住农民工家庭（即在流入地居住至少超过8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为调研对象，不包括已经完成户籍迁移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在进行数据收集时，我们将农民工家庭定义为有两个以及两个以上家庭主要成员在同一打工地点共同生活的家庭。“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家户是财产分配和继承单位[17]。”因此，使用该数据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农民工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差异问题。
在抽样设计中，为了提高样本对东、中、西部地区具有独立的代表性，调查设计将三个地区按照等额的比例分配。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各区域间农民工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农民工群体聚集的主要区域，为了提高样本对上述两个地区的代表性精度，我们对其进行了补充抽样。最终，这10个城市共同构成本研究中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抽样进行。我们以前一年各市辖区（江苏昆山和广东东莞均无市辖区，我们以其所辖镇和街道办作为抽样代理）的常住人口规模为抽样的依据。对被抽中的市辖区，按照抽中市辖区的人均 GDP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在每个市辖区内将所有居委会按照非户籍（外来）人口比例进行降序排列，由此获得每个市辖区的居委会抽样框列表，进而依据外来人口规模进行系统抽样。对所有居委会样本，我们采用地图地址法建立末端抽样框。所获得的抽样框为居委会行政区划中（排除了空址、商用地址以及当地居民住宅区后）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驻在的居住地址列表，并且按照随机起点的循环等距抽样方式，抽取一个固定大小的样本农民工家庭户地址。对于一址多户的特殊情形，我们在制作末端抽样框时已尽量有效筛选。调查中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696份，问卷的回收率为84.8%。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剔除掉非户主回答的问卷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样本总量为574个农民工家庭。
为了保证问卷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多方征求了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的意见，并且随机选取了100个家庭进行了试测。在试测基础上，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性，我们结合调查目的，对问卷进行小范围的调整，使得问卷更容易被调查对象所了解。试测后，我们检验获得试测问卷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值为0.823，正式施测问卷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值则为0.876，达到统计学上的要求。正式问卷KMO统计量为0.84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6631.528，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说明问卷具有比较良好的结构效度。
2.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1）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变量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了使受访者更清楚问题的指向，我们在问卷中使用“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选项来获得受访者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信息。与返乡定居相对应的是在打工地安家。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有跨省流动、跨市（地区）但不跨省流动、市（地区）内流动等三大类型，为了使数据分析上保持一致，在保证数据真实反映受访者信息前提下，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根据表1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
（2）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规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4个变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是制约农民工家庭进行家庭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越高，其在进行家庭定居决策时，自由度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小，反之自由度越小，受到的约束越大。
劳动力资源是农民工家庭非常重要的资源，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越多，家庭抵御住所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其进行定居决策时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少。
在农村社会中，来自耕地的收益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家庭耕地规模越大，家庭移居到城镇的机会成本越高，其移居到城镇的可能性就越低。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其返乡定居决策的问题，我们构建一个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指数来展开研究。我们通过对家庭主事者是否为党员，以及家庭上一年度礼品礼金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两个方面建立指标并进行打分，最后进行综合加总，得到一个社会资本指数。政治参与度指标中，如果家庭主事者为党员，得1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简单使用家庭开支金额作为计算指标进行比较难以做到科学、合理，在本研究中，社会关系指标使用家庭礼品礼金的年度支出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进行衡量。本研究根据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年度礼品礼金支出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的1/4位数、1/2位数以及3/4位数来划分该项支出的层次，分别赋分2，3，4，5分。最后，将家庭的上述两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了每个家庭的社会资本指标的得分情况，在2-6之间。而在全部样本的社会资本指数平均值为3.592分。 （3）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在本研究中，使用家庭主事者的个人信息代替大部分文献使用的户主个人信息，以期更准确反映农民工家庭的客观情况。在问卷中，家庭主事者的定义为清楚家庭整个经济状况且在家庭大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在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方面，主要选取了3个变量进行研究，包括家庭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其中性别和年龄可以较好地拟合农民工家庭主事者的风险偏好。一般而言，男性的风险偏好倾向强于女性，也更能适应家庭的变迁；而年纪越大的家庭主事者更趋于保守，不愿意冒险，同时受思乡动机的影响，更不愿意移居。在婚姻变量上，为了更加简单清晰地比较家庭主事者有无生活伴侣对其家庭返乡定居决策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对家庭主事者婚姻状况这个虚拟变量进行了处理，我们将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划分为“单身”，将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合并为“非单身”选项。
（4）家庭自我评价。家庭自我评价是一种带有浓厚情感体验的自我认识活动。在本研究中指一个家庭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家庭自我评价包括对家庭历史评价和对家庭未来评价两个变量。家庭历史评价越高，自信度越高，其对家庭迁居的态度可能更积极。而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反映出其对家庭自我未来的期许，可能更渴望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为了使受访者更自如地进行家庭自我评价，我们将评价等级分为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由受访者凭主观对自己家庭在社会中的等级进行选择。
（5）其他控制变量。回乡频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访者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决策，回乡频度越大，表明其与家乡的联系越频繁，可能更倾向于回家乡定居。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部分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也涉及拆迁问题。拆迁意味着家庭住所需要重建。在获得补偿的同时也将会面临着重新选择家庭定居地的问题。
四、返乡定居意愿估计与结果分析
1.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
对于本研究的农民工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来说，被访者持5种观点：非常可能，比较可能，不确定，比较不可能，非常不可能。从返乡定居的意愿来看，这5种观点存在递减的有序关系。从模型设定来说，使用有序响应模型比使用普通的多项式模型或二值响应模型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数据中的信息[18]。
从表2中我们看到，家庭人口规模变量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人口规模越大的农民工家庭越不愿意返乡定居。我们认为，家庭人口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家庭潜在劳动力越多，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承受家庭转移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也对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表明家庭社会资本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留在打工地安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所致，家庭社会资本越多的农民工家庭，其将这种特殊的家庭资源延伸到打工所在地的可能性越高，也即是在打工地安家时其能够获得外界的社会支持越多，从而有效缓解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
在表2中，对家庭未来评价显著正向影响着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意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有着农民的基本属性，在其身上有着回乡光宗耀祖的朴素愿望，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意味着对家庭未来的社会地位期望越高，而这种对家庭社会地位的认可只有在老家熟悉的乡邻环境中才能获得。
家庭是否经历过拆迁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定居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发生拆迁不但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同时也在客观上使得家庭住所必须重建，降低其在打工地安家的机会成本，从而从两方面增大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可能性。
2.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从表1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为了更准确地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择，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果有可能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那么具体会选择家乡什么地方”这一选项，并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其依次赋以数值：户口所在地上属地级市（省会城市）=4，户口所在地的县城（县级市）=3，户口所在地的乡镇=2，户口所在地的村居=1。由于农民工家庭的定居选择为多值选择，且其相互排斥，我们采用mlogit（multinomial logit model）回归法，以估计各个自变量与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地选择的关系。
为了判断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根据“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设，为了判断模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我们使用HausmanMcFadden检验对模型进行了检验。HausmanMcFadden检验的原假设为：任意两种备选项选择概率的比值独立于任何其他备选项的存在性。我们发现所有HausmanMcFadden检验统计量的p值都很大，而且大部分接近1，这说明了我们可以接受原假设，也即是我们使用mlogit模型对农民工家庭特征变量、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影响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行为的分析是合适的。
我们使用mlogit模型控制农民工家庭的家庭特征变量、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三个方面，以“户口所在地的村居”作为对照组，分析了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选择的影响因素。表3是利用mlogit模型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在这一模型中，不仅给出了回归系数，还给出了“相对风险比率”（relative risk ratios，RRR，即回归系数的指数）。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首先，收入水平对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家庭选择较大城市居住的影响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农民工家庭成员由于长期流动外出务工，城市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都对其覆盖有限，实际保障能力不足，未来家庭保障低，加上在较大城市居住的生活成本较高，无论是从家庭社会地位，还是生活的舒适度来看，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工家庭，在农村居住的性价比显然更高。另外，受农村传统文化影响，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只有回到最为熟悉的环境，其社会地位才获得认可，这也是希冀“光宗耀祖”心理的直接体现。 其次，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家庭选择到县城以上城市定居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较多的家庭选择到县城和地级市以上的大城市定居的概率分别为选择回农村老家定居的1.601倍和2.048倍。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关系在我们国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其延展到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在进行社会活动和搜寻工作机会等方面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少。
再次，年龄对年长的家庭主事者选择地级市以上大城市居住的意愿有负向的显著影响。相对于回农村定居，主事者年纪较大的家庭更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城市邻里关系较农村邻里关系而言相对淡漠，邻里缔结关系缺少血缘和亲缘支撑，对老人情感交流和释放的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年长的家庭主事者在个人的故土情结和生活习惯上更愿意回到熟悉的地方。
最后，家庭历史自评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定居意愿。在家庭自评中，自认为在五年前的家庭历史等级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在县城及以上城市居住。我们认为，对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家庭，对未来的自信度越高。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生活的水平普遍比农村高。自信度较高的家庭更能从容应对家庭的迁居需要。农民工家庭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情况，同时加上中国文化中“衣锦还乡”的朴素愿望使然，因此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对在城市中定居持更积极的态度。
五、结论与讨论
使用574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3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家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进一步地，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与回户口所在地村居定居相比较，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这与费喜敏、王成军的发现[7]相比，更加准确地刻画出收入水平在农民工家庭定居决策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家庭的经济因素对定居决策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对定居地的选择有着非线性效应。同样，与悦中山等的结论[15]一致，年长的农民工对融入大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不足，在心理融合程度上较难实现突破，文化融入阻力大，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而社会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定居。这表明，社会资本作为家庭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农民工家庭的决策活动中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城镇化具体实施方案要做到以人为本，必须以尊重城镇化对象的意愿为前提。而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将直接揭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以什么样的方向和速度流动。农民工家庭大部分拥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资本，也学到了大城市的经营理念，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在主力军，如何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业宜居环境，对其定居意愿进行分析研究和实施针对性引导，这对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破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障碍，既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决心，也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谢桂华.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J].社会学研究，2007（5）：84-109.
[2] 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EB/OL].（2011-03-16）[2014-10-21].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156007.htm.
[4] 倪志远.论二元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道路[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3）：48-52.
[5]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6]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7] 费喜敏，王成军.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4（3）：40-44.
[8] 任远，姚慧.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3）：71-78.
[9] 吴磊，朱冠楠.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5.
[10] 李丹，任洁.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生存分析方法[J].软科学，2013，27（5）：113-119.
[11] 曾旭辉，秦伟.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3（3）：50-54.
[12] 熊波，石人炳.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07（2）：52-57.
[13] 任远.“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7-72.
[14] 任远.谁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来？——对城市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113-119.
[15]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77.
[16] 李树茁，王维博，悦中山.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4（2）：12-21.
[17]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
[18]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66.
[19]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and panal data [M]. Massachasetts：The MIT Press，2002：12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