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祭祀活动包括祭天、祭神、祭祖，因其祭祀对象和执掌机构的不同可分为国祀和内廷两类，《清史稿·志五十七·礼一》中记载：“凡国家诸祀，皆属于太常、光禄、鸿胪三寺，而综于礼部。惟堂子元日谒拜，立杆致祭，与内廷诸祀，并内务府司之。”
　　要举行祭祀活动，祭器的使用必不可少，《大清会典事例·礼部·祭器》中记载：“乾隆十二年谕：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其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考之前古，笾、豆、簠、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器祭品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庄亲王允禄、户部尚书蒋溥等奉敕编撰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更是详细记载了清代祭器的使用情况，所用祭器分别为：璧、琮、圭、爵、登、簠、簋、笾、豆、篚、俎、尊、盏、铏等14类。其中璧、琮、圭为玉器；登、簠、簋、豆、铏既有瓷器，也有木漆器；爵、盏既有玉器，也有瓷器；尊既有铜器，也有瓷器；笾为竹器；篚、俎为木器。由此书的记载可知，清代官窑烧制的瓷器祭器共有登、簠、簋、豆、铏、爵、尊、盏这8种。
　　《大清会典》中记载：“祭器用陶必辨其色……圜丘用青，方泽用黄，日坛用赤，月坛用白”，也就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器分别是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由此可知，清代烧造的官窑单色釉祭器，不仅对釉色有专门的规定，而且还有专门的用途。
　　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上海文物商店收藏有4件光绪官窑单色釉祭器，均为传世器物。
　　光绪黄釉豆，高29厘米，直径16.5厘米，通体施黄釉。器盖呈半球形，上置螺旋交错状钮。器身呈圆柱状，下为柄，底足外撇。器底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一行楷书窄边款。
　　光绪黄釉簋，高22.8厘米，长28.5厘米，通体施黄釉。器盖上有四钮，器身呈长圆形，两侧有方形兽耳，器底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光绪蓝釉簠，高29.5厘米，长27.8厘米，宽21.3厘米，通体施蓝釉。器身和器盖均有双耳，器口、器盖、器身、器足均呈斗形，器底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光绪黄釉簠，高10.5厘米，长21.5厘米，宽11.8厘米，通体施黄釉，但黄釉的色泽较淡。器盖上有方钮，刻有“宝薰”二字。器身两侧有双耳，器底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这件光绪黄釉簠的器盖与器身明显不符，所以推测此器盖可能为后配，原有器盖已经遗失或损毁。
　　豆、簋、簠作为祭器，所盛放的祭品在《清史稿·志五十七·礼一》中有明确的记载：豆盛放的祭品有十种，分别是韭菹（醯酱腌渍的韭菜）、醓醢（带汁的肉酱）、菁菹（醯酱腌渍的蔬菜）、鹿醢（鹿肉制成的酱）、芹菹（醯酱腌渍的芹菜）、兔醢（兔肉酱）、笋菹（醯酱腌渍的竹笋）、鱼醢（鱼酱）、脾析（牛百叶）、豚拍（猪肋肉）、酏食（薄粥）、糁食（肉粥）；簋盛放的祭品有两种，分别是黍、稷；簠盛放的祭品有两种，分别是稻、粱。
　　根据《清史稿·志五十七·礼一》中“凡陶必辨色，圜丘、祈穀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的记载，可知上述4件光绪单色釉祭器中，蓝釉簠是天坛、祈谷坛的祭祀用具，黄釉豆、黄釉簋、黄釉簠是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的祭祀用具。
　　清代的祭祀活动虽然重要，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全靠繁文缛节的仪式来支撑。不同的祭祀活动需要供奉不同的神位，使用不同的祭器。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祭祀，凡是重要的祭祀活动皇帝均须参加。在祭祀活动举行以前，皇帝要斋戒。在斋戒期内朝廷各衙署要悬挂斋戒木牌，皇宫中的乾清门要悬挂斋戒牌并且安放斋戒铜人。
　　比如，每年的祭天活动定在冬至日，意为“迎长日之至”。在祭天前三日，皇帝要先在宫中斋戒。到祭祀那天，皇帝亲诣圜丘（即天坛），在献乐舞中举行“迎神”、“献玉帛”、“进俎”、“读祝文”、“三次献爵”、“受福胙”、“送神”等许多繁缛的祭祀礼仪。最后，皇帝要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整个祭天仪式才能结束。
　　清代的祭祀活动不仅仪式复杂，而且还十分频繁。根据《清史稿·志五十七·礼一》的记载：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举行的祭祀活动就有十一坛九庙二殿，分别是天坛、祈谷坛、地坛、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太庙、文庙、帝王庙、先医庙、都城隍庙、内城隍庙、永佑庙、天下第一龙王庙、昭灵沛泽龙王庙、奉先殿、传心殿，由此可见当时祭祀活动的频繁程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光绪皇帝亲诣方泽（即地坛）行礼，这也是清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参加的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