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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电影”短片展
实验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已经是国外人玩剩下的东西，但对于中国来却是一个缺失的单元。2007年12月中旬，一群实验影像的迷恋者，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太稿村艺术区连续做了一周的巡回影片展。本次活动没有太浓厚的学术氛围，来自美国的特邀嘉宾叶丹关于实验电影介绍性的讲座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但策展人白颖认为，展览只要能让一部分人认识到，可以用实验影像来表达自己，就足够了。
被大众误解的影像 炭 叹
作为一个实验电影的创作者，我对好奇的人们解释最多的就是“什么是实验电影”。
2007年12月14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放映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在等着来自美国加州艺术学院电影学院的叶丹老师关于实验电影的讲座。在这个中国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里， “实验电影”的话题是否经常被提起，又是否为多数人了解?我问了周围几位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却得到否定的答案。
在实验短片《一条安达鲁狗》、《蛾光》、《光的召唤》、《第四次观看》的过程中，本来满满的放映厅逐渐少了一些人，他们显然受不了这些比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作品还让人费解的声画表达。相反的，留下的人脸上却出现了比之前更为专注、沉浸的神情。
“实验电影”本来就是小众的，必定会有习惯享受商业视听快餐的人无法接受，因为需要观众主动参与、思考。它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先锋电影探索中产生的一种电影形式，在西方国家一直发展至今；其“实验”性不在于用多么花哨的形式，而重点在与传统商业电影对抗的、个人化的艺术表达，是一种精神上的实验。
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这个话题又一次被提出。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们来说，也许“电影”的行业标准本来就不清晰，他们习惯了看各种当代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人。在看过“实验电影”后，更容易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实验性”。但同样有人中途退场。
“实验电影”是从西方的“ExperimentalFilm”直译过来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进行中国式的说文解字，而无法在西方产生这种艺术形式的历史、社会、文化中来理解这种艺术。在中文的语义中，“实验”仿佛就是一种科学成果的准备阶段，无法摆上正席。更多的人还习惯把所有自己不了解的、非主流的艺术形式全都归为“实验”类。其实，这些都是对“实验电影”的误解。
在西方，“Experimental Film”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别。在形式上，有独特的美学形式；在内容上，更强调思想上的独立、创造性；在手段上，作者全面地控制电影，而不像商业电影工业系统中那么分工明确——作者经常身兼数职，没有“导演”、“摄像”、“录音”之分，所以他们更习惯被称为“电影人”。
相比商业电影，独立导演的纪录片和DV青年的剧情片，实验电影很少在艺术院校里放映，更难有机会在国内的其他放映场出现。也许定义和历史都无法让人理解一种艺术。这些实验电影有的像梦境故事的再现，有的是把具象的物体抽象化，有的是利用胶片本身的材质使画面呈现诗的效果……这样的电影显然不是直白和娱乐的，却给仍然坐在座位上的那些观众带来了心灵静思的空间。也许面对同一片银幕，每个人心里的所想千差万别，但我相信他们都从中感受到了比一般行业化的电影更纯粹、自我、自由的表达方式，发现了电影还能这样拍，艺术还能这样搞!——这大概就是这一系列影展最直观的作用吧。
即使不拍电影，也不搞任何艺术，“实验电影”仍能给人们带来很多思维的、人生的启发——只要准备好了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用心去感受它。
纯属实验 石头燕子
第一次与白颖合作，是在北京三味书屋做的一次实验电影的观摩活动。那天下着雨，来的人不算多，我与白颖都很忐忑。因为在潜意识里，自己也认为这只是小众的节目，尽管杂志上有“VA前线”等栏目会不定期的介绍艺术影像，但仍然不知道实际有多少读者会对此类栏目感兴趣。当晚，美院的吴秋笑和几个学生带着十几部作品过来，随行的学生让会场充实了不少。除了几个美院的学生，大部分观众都是杂志读者或在书店看书的人，大家坐下来看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什么是“实验电影”。现场的放映效果不是很好，开始便走了一部分人，但随后的放映过程中，很少有人说话或者走动。对于不了解的东西，有些人干脆走掉了，但也有保持着很强好奇心的人留了下来。 一个女孩说： “我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和动态影像有什么关系，但今天才知道，原来影像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我有了一种拿起DV记录心情的冲动。”这件事情给了白颖很大的鼓励，后来被他在很多场合引用，作为实验电影放映的初级成果。
白颖提议我们可以做一次更大的，在学院间的实验电影交流，随后他便投入到紧张筹备之中。几个月后，白颖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已答应一起做这件事，要我选些具有实验性的影片交给他。
经过几次筛选，我最后选定了两部短片和两部长片，有意思的是短片作者都是80后的，而长片作者都是70后的。
短片《心千咀咩咙》的作者高铭老家在广州，她把家人打麻将等生活场景拍摄下来，片各种图形和卡通化的文字充斥画面。高铭从粤语中随意抽取了几个带有“口”字旁的字当作名字，影片的配音也是粤语方言。对大部分观众来说，这种富于“VJ”效果的作品充满了大量不可解读的符号，但作者的幽默像漫画一般在影像中被图解了。
上海艺术家林哲乐的《Repanda》曾参加2007上海果冻时代展览并被上海美术馆收藏，内容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的熊猫，如何发现自己生命的不可逃脱。和林哲乐早期的短片《Q鱼的下午》同样，在对生命的无奈妥协中表现80年代作者对于自身的思考。
白颖原意是希望这次展览的作品都以短片为主，但又难以舍弃两部具有较强实验性的长片，便在位于通州区梨园镇的大稿村国际艺术区中安排了特邀影片放映单元，放映张跃冬的《下午狗叫》和日蚀劳动(项砚冬、汤一虎)的《殒云》。
章节形式构成的《下午狗叫》，曾获得2007年第26届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尽管如此，这部影片在一些地方放映时，依然有观众产生对导演拍摄意图的质疑。但最被怀疑创作初衷的是新媒体影像艺术家项砚冬和汤一虎的作品《殒云》。由于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现场放映有极强要求，所以尽管影像方面早在2000年就已经完成，但直到2007年才实现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这也是电影学院的刘旭光老师在交流会上所提到的实验影像展映的问题之一。
《殒云》是一部双屏放映的交互性作品，两个并排放映的屏幕同时讲述两个人的故事，影像极端而暴力。在大稿村的放映现场中，原本就不多的观众大部分在影片放映的头三十分钟离开，坚持下来的也是看一会就到门口抽烟和聊天。
项砚冬确信自己每次都明确表达了创作意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作品中暴力符号，而同时他对于没有人能看懂该片也确信无疑。事实上，本就没有人能够绝对准确地把自己的观念传达给他人，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个纯粹的实验而已。
而对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来说，和作者所想，一般无二。
实验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已经是国外人玩剩下的东西，但对于中国来却是一个缺失的单元。2007年12月中旬，一群实验影像的迷恋者，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太稿村艺术区连续做了一周的巡回影片展。本次活动没有太浓厚的学术氛围，来自美国的特邀嘉宾叶丹关于实验电影介绍性的讲座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但策展人白颖认为，展览只要能让一部分人认识到，可以用实验影像来表达自己，就足够了。
被大众误解的影像 炭 叹
作为一个实验电影的创作者，我对好奇的人们解释最多的就是“什么是实验电影”。
2007年12月14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放映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在等着来自美国加州艺术学院电影学院的叶丹老师关于实验电影的讲座。在这个中国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里， “实验电影”的话题是否经常被提起，又是否为多数人了解?我问了周围几位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却得到否定的答案。
在实验短片《一条安达鲁狗》、《蛾光》、《光的召唤》、《第四次观看》的过程中，本来满满的放映厅逐渐少了一些人，他们显然受不了这些比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作品还让人费解的声画表达。相反的，留下的人脸上却出现了比之前更为专注、沉浸的神情。
“实验电影”本来就是小众的，必定会有习惯享受商业视听快餐的人无法接受，因为需要观众主动参与、思考。它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先锋电影探索中产生的一种电影形式，在西方国家一直发展至今；其“实验”性不在于用多么花哨的形式，而重点在与传统商业电影对抗的、个人化的艺术表达，是一种精神上的实验。
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这个话题又一次被提出。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们来说，也许“电影”的行业标准本来就不清晰，他们习惯了看各种当代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人。在看过“实验电影”后，更容易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实验性”。但同样有人中途退场。
“实验电影”是从西方的“ExperimentalFilm”直译过来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进行中国式的说文解字，而无法在西方产生这种艺术形式的历史、社会、文化中来理解这种艺术。在中文的语义中，“实验”仿佛就是一种科学成果的准备阶段，无法摆上正席。更多的人还习惯把所有自己不了解的、非主流的艺术形式全都归为“实验”类。其实，这些都是对“实验电影”的误解。
在西方，“Experimental Film”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别。在形式上，有独特的美学形式；在内容上，更强调思想上的独立、创造性；在手段上，作者全面地控制电影，而不像商业电影工业系统中那么分工明确——作者经常身兼数职，没有“导演”、“摄像”、“录音”之分，所以他们更习惯被称为“电影人”。
相比商业电影，独立导演的纪录片和DV青年的剧情片，实验电影很少在艺术院校里放映，更难有机会在国内的其他放映场出现。也许定义和历史都无法让人理解一种艺术。这些实验电影有的像梦境故事的再现，有的是把具象的物体抽象化，有的是利用胶片本身的材质使画面呈现诗的效果……这样的电影显然不是直白和娱乐的，却给仍然坐在座位上的那些观众带来了心灵静思的空间。也许面对同一片银幕，每个人心里的所想千差万别，但我相信他们都从中感受到了比一般行业化的电影更纯粹、自我、自由的表达方式，发现了电影还能这样拍，艺术还能这样搞!——这大概就是这一系列影展最直观的作用吧。
即使不拍电影，也不搞任何艺术，“实验电影”仍能给人们带来很多思维的、人生的启发——只要准备好了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用心去感受它。
纯属实验 石头燕子
第一次与白颖合作，是在北京三味书屋做的一次实验电影的观摩活动。那天下着雨，来的人不算多，我与白颖都很忐忑。因为在潜意识里，自己也认为这只是小众的节目，尽管杂志上有“VA前线”等栏目会不定期的介绍艺术影像，但仍然不知道实际有多少读者会对此类栏目感兴趣。当晚，美院的吴秋笑和几个学生带着十几部作品过来，随行的学生让会场充实了不少。除了几个美院的学生，大部分观众都是杂志读者或在书店看书的人，大家坐下来看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什么是“实验电影”。现场的放映效果不是很好，开始便走了一部分人，但随后的放映过程中，很少有人说话或者走动。对于不了解的东西，有些人干脆走掉了，但也有保持着很强好奇心的人留了下来。 一个女孩说： “我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和动态影像有什么关系，但今天才知道，原来影像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我有了一种拿起DV记录心情的冲动。”这件事情给了白颖很大的鼓励，后来被他在很多场合引用，作为实验电影放映的初级成果。
白颖提议我们可以做一次更大的，在学院间的实验电影交流，随后他便投入到紧张筹备之中。几个月后，白颖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已答应一起做这件事，要我选些具有实验性的影片交给他。
经过几次筛选，我最后选定了两部短片和两部长片，有意思的是短片作者都是80后的，而长片作者都是70后的。
短片《心千咀咩咙》的作者高铭老家在广州，她把家人打麻将等生活场景拍摄下来，片各种图形和卡通化的文字充斥画面。高铭从粤语中随意抽取了几个带有“口”字旁的字当作名字，影片的配音也是粤语方言。对大部分观众来说，这种富于“VJ”效果的作品充满了大量不可解读的符号，但作者的幽默像漫画一般在影像中被图解了。
上海艺术家林哲乐的《Repanda》曾参加2007上海果冻时代展览并被上海美术馆收藏，内容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的熊猫，如何发现自己生命的不可逃脱。和林哲乐早期的短片《Q鱼的下午》同样，在对生命的无奈妥协中表现80年代作者对于自身的思考。
白颖原意是希望这次展览的作品都以短片为主，但又难以舍弃两部具有较强实验性的长片，便在位于通州区梨园镇的大稿村国际艺术区中安排了特邀影片放映单元，放映张跃冬的《下午狗叫》和日蚀劳动(项砚冬、汤一虎)的《殒云》。
章节形式构成的《下午狗叫》，曾获得2007年第26届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尽管如此，这部影片在一些地方放映时，依然有观众产生对导演拍摄意图的质疑。但最被怀疑创作初衷的是新媒体影像艺术家项砚冬和汤一虎的作品《殒云》。由于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现场放映有极强要求，所以尽管影像方面早在2000年就已经完成，但直到2007年才实现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这也是电影学院的刘旭光老师在交流会上所提到的实验影像展映的问题之一。
《殒云》是一部双屏放映的交互性作品，两个并排放映的屏幕同时讲述两个人的故事，影像极端而暴力。在大稿村的放映现场中，原本就不多的观众大部分在影片放映的头三十分钟离开，坚持下来的也是看一会就到门口抽烟和聊天。
项砚冬确信自己每次都明确表达了创作意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作品中暴力符号，而同时他对于没有人能看懂该片也确信无疑。事实上，本就没有人能够绝对准确地把自己的观念传达给他人，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个纯粹的实验而已。
而对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来说，和作者所想，一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