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然今日望欧梅，
　　已发黄州首更回；
　　试问淮南风月主，
　　新年桃李为谁开。
　　
　　徐渭这幅大字行书，纵122．2厘米，横35厘米，纸本；字面结构有李北海之沉稳雄健，给人予金刚ā目，力士挥拳之感。取势险而涩，纵横不拘绳墨；以中锋挥毫，拖拽顿挫，屈曲随意，书中有画。每遇有难以布局处，则采用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此高超技艺，胜人一筹，也为其特色所在。难怪谢稚柳夫子观此，也欣然挥笔跋之于侧，云“此青藤真笔，盖为其后期所书，笔势烂漫，近亦殊不多见矣，玉弟新得此书，欢喜无量，乐为之题，戊辰冬，在广州，稚柳”。谢公说出此话，何以见得呢?
　　徐渭的书法作品留传在世的不算太多，较好的都在大博物馆可以看到，民间的赝品则比比皆是。然据我眼见所及，多为轻佻浮薄及恶俗之属，难以仿效徐天池书法之骨力风神。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可谓坎坷一生；余父有诗云：“坎坷清狂一老夫，澜翻墨瀋意模糊；文章便有千秋业，无奈寒窗竹影孤。”俨然是位才情横溢而生活困顿，饱受打击的人物。诗文及书法早有所成，而较晚才学习绘画；自评其书法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早年小字学倪瓒、兼学钟繇、王羲之，所谓“古而媚，密而散”一类。大字吸收张旭之狂傲；李北海之沉雄；黄山谷之纵横构密；米元章之放逸出尘；同时也很推崇祝枝山(1460—1526)之书风。著有《书评》、《执笔法》等文章，理论上倾慕晋魏及唐宋人之书风。尝云：“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芙蓉低昂；又如美玉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沿浮霞。桓夫人书如快马入阵，屈曲随人。傅玉书如项羽拔戈，荆轲执戟。嵇康书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王羲之书如壮士拔山，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堕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他把走笔运毫取势形象化，去字之形而取其神，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执笔则以中锋悬腕中速度为之，缓缓而行，沉着运转，意欲急而腕若迟。执管则轻重恰度，所谓太牢太用力则质滞钝俗而不灵活；太松太轻则浮滑扁薄。徐渭还有一印，其文日“公孙大娘”。表明其有意仿效张旭对公孙氏敬佩之情，并寓意其书法好比公孙大娘舞剑，有种雄健刚劲的姿势和淋漓顿挫的节奏。
　　
　　现存徐氏书法，估计以55-65岁的作品居多，65-73岁的作品较少。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美术馆的《蕉石梅竹图》为较晚年之作，笔头老硬，其题字写得很放，烂漫之极，老辣稳重。还有行书小字手卷《煎茶七类》写于“壬辰仲秋”，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年72岁，属晚年之作，显得有点干硬。另外一卷《花卉杂画卷》见于日本中央公论社印的《文人画粹编》，未知出处。写于“万历辛卯重九日”，亦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时年71岁矣。此图之画则稍显老硬，而字却还可以，瘦劲温婉，徐渭的书画作品有一特点，即少有写上年干的，赝品则写年干的居多。故较难考证其作品年代的变化。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花卉杂画卷》即为其较早年之作，上书“万历三年菊月望日”。亦即1575年乙亥，时年55岁，也即出狱后两年。此图题识，字近钟王、倪迂体，即“古而媚”一类。
　　其他较具代表性的大幅书法有：西泠印社藏之《草书岑参诗轴》，353×104cm，纸本，行草，写得淋漓尽致，气雄力厚，运笔有与此轴相近处。
　　另外《行书自作夜雨剪春韭七律诗轴》，现存共有3幅。其一，现藏上海博物馆，为行书，纵306．6×横104cm，纸本。其二，为故宫博物院藏，纸本，纵209．8×横64．3cm，是三幅中最放浪开张的一幅。其三，及见于2005年11月7日中国嘉德秋拍，立轴，纸本，纵166×横68cm，最后以一百七十几万成交。此幅作品写得萧疏跳跃，大有米元章之风，劲健奇倔，用笔沉着圆浑。三幅作品虽然同写一首诗。然各具特色，其中有片言只字有出入，那只是写自己诗的缘故，诗人喜欢经常改动一两个字以求完美。
　　苏州博物馆藏的两幅巨制，其一为《应制咏墨轴》，二为《应制咏剑轴》，行草，纸本，大小均各352×102．6cm，其走笔支离，布局散漫，貌似无力而骨格犹存，直舒其不平之气。真性情之书也。
　　还有一轴为青岛市博物馆藏《行书群望诗中堂》，纵349．5×横97．5cm，纸本，其中“桃李”、“一”、“光”、“子”等字运笔结体与此轴非常接近，似为同一时期的作品。
　　徐渭之印颇多，似为自刻；此轴钤有两印，一时很难对验。一为“天池山人”、一为“文长”；“天池山人”印鉴中有三个，均为类似者，“文长”印则更多，而风格相近。另外吴子玉在此轴右侧绫边题云：“右下角有曝书亭白文半印，为朱竹坨所藏，朱氏迟徐渭三十五六年，彝尊乃清词一大宗师，徐氏书画不可多得也，子玉又记，己卯冬”。
　　徐渭自书诗较多，写别人的诗反而较少。此轴无论纸质，落款应无异议；估计为六十后所作，“青藤”二字，雄豪有力，“风”、“主”、“新”、“桃李为谁开”等字，均力透纸背，雄健沉稳，实非一般人所能；难怪谢公也说：“笔势烂漫近世亦殊不多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