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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在3+1Cs模型基础上针对教练员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质性与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以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的3+1Cs模型有助于运动心理学工作者从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四个方面来测量、描述、预测与干预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通过对3+1Cs理论模型的分析，全面地介绍了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概念、理论及应用情况，并进一步展望了该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关键词：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相互定位
中图分类号：G804.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2-04
运动心理学工作者过去主要从领导理论（Leadership Theories）的角度来考察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此类研究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侧重于教练员的人际关系、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的运动表现以及满意感、自尊等身体和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影响。由于忽略了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自然发生的双向交往过程，不能充分地识别、探索以及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中内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者提出在体育运动领域内有关领导理论的多维模型以及调节模型在功能上都不足以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Jowett & Cockerill, 2002［1］; Jowett, Paull, & Pensgaard, 2005［2］）。最近，该领域的研究焦点是用人际关系学模型以及相关的方法来考察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交往的动态过程。3+1Cs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结合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理论。
1 3+1Cs理论
1.1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概念Hinde(1997［3］)综述了有关人际关系的研究，指出要重视人际关系具有双向作用的特点，有必要结合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变量来研究人际关系。Hinde还认为，在体育运动领域中，平等地看待教练员与运动员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是一种可以揭示教练员与运动员如何相互影响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以及共同关系的方法。
Jowett等人指出，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是指当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彼此无意地相互发生联系时的一种情境（Jowett & Cockerill, 2002［4］）。根据这一定义，人际关系是动态的，状态的。其本质是通过人际关系成员的交互作用，并由于人类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活动的动态特性，人际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人际关系具有高度相互依赖的特征，并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且错综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则由教练员与运动员如何体验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所决定。
1.23Cs理论模型组成要素以动态发展观，在相互依赖理论基础上，Jowett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整合模型——3Cs理论模型（Jowett, 2005［4］；Jowett & Chaundy, 2004［5］）。3Cs理论模型建构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心理成份：亲密性（Closeness）、 义务感（Commitment）、以及互补性（Complementarity）（Jowett,2006［6］）。3Cs理论模型的前提是，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是随时相互影响的。亲密性、义务感和互补性分别表述了人际交往过程中教练员与运动员在情感、认知以及行为上的反应。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可以通过直接方式、元认知方式或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评价。直接方式反映了运动员或教练员对对方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上的知觉，例如：“我信任我的教练”，“我不喜欢我的教练”等等。元认知方式能够测量出一个人际关系成员如何准确地知觉与推理出其他人际关系员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方面的反应。例如，“我的教练尊重我”，“我的教练信任我”等等。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分别采用直接方式和元认知方式的评价对比， 可以得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质量好坏的状况。例如，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运用直接方式评价人际关系过程的比较，可以揭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对人际关系中同一问题上一对一致或不致的知觉反应。又如，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运用元认知方式评价人际关系过程的比较，可以得出已假定的成对的教练员与运动员在人际关系某一问题上融洽或不和的状态（图1）。
1.33+1Cs理论模型近年来，研究者非常强调获得体育运动中两人之间人际关系中双向或交互作用的特性（Jowett, Paull, & Pensgaard, 2005［2］; Wylleman, 2000［7］)。为了采用成对的方式来研究教練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研究者在3Cs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另一成份——相互定位（Co- Orientation），构成了3+1Cs理论模型。相互定位是由Newcomb(1953)提出的用以解释人际关系成员对彼此看法的一个专业术语。Jowett 等人一系列个案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人际关系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相互定位时体现出的共同知识和理解正是两者间开放交流渠道的结果，并且，这些共享的知识和理解促进了两者对彼此的满意度，增强了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努力程度［7-9］。
根据相互知觉的方法，对相互定位成份的测量通过直接与元认知两种认知方式获得。将上述两种认知方式结合起来，相互定位成份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假定的相似性（assumed similarity）、实际的相似性(actual similarity)以及同感(empathic understanding)来表达（表1）。
假定的相似性反映的是运动员或教练员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直接与元认知方式做出看法的一致性程度。实际的相似性反映的是运动员对两者关系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直接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用直接认知方式评价的一致性程度，或是运动员对两者关系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元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用元认知方式评价的一致性程度。同感反映的是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运动员的直接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的元认知方式或者运动员的元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的直接方式做出看法的一致性。由于组成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在实现共同目标过程中起着协调关系成员行为的作用，因此它们是预测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质量好坏的基本指标。一名教练员与他的队员在他们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认知、感情及行为方面的实际的相似性和同感程度可以为体育运动实践者提供有关相互依赖方面有益的信息。例如，当一名运动员或教练员能够准确地推断出对方在亲密方面的情感体验，那么可以认为，这名运动员或教练员与他的教练或运动员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很高。相反，错误的推断则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够紧密。
1.4基于3+1Cs理论的测量工具从直接认知和元认知方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开发并验证了两种测量工具，用来测量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亲密性、义务感和互补性。这两项工具都称为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或者CART-Q）。对CART-Q问卷中直接认知方式的验证采用了诸如以下的一些程序——专家检验组成条目（Jowett， 2003［7］;Jowett& Cockerill，2003［8］）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对高阶因子模型进行一系列探索性和验证性的因素分析；以及检验各因子的内部信度。
直接认知方式的问卷包含了11个项目，用来测量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在亲密性（例如，我很尊重我的教练）、义务感（例如，我对我的教练常做承诺）和互补性（例如，当我训练我的运动员时，我常给反馈）三个方面的强度。元认知方式的CART-Q也包含了11个项目，它与直接认知方式的问卷相对应，用以测量和评价教练员和运动员对另一方在亲密性（例如，我的教练尊重我）、沟通性（例如，我的教练常与我交流）和互补性（例如，我的教练能予我以反馈）三方面不同程度的判断。这两个问卷在应用领域及实证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帮助研究者弄清楚教练员和运动员双方的动态关系在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上的状况，从而提供出一幅关于双方关系质与量的剖面图。
2 目前3+1Cs理论的实证研究
以3+1Cs模型为基础的质性研究与量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相关的一系列质性研究都集中于发现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重要相关变量上。确切地说，这些研究试图考察3+1Cs模型所定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与性别、满意度（Jowett& Ntoumanis, 2004［10］）的关系；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与教练的领导方式、团队凝聚力（Jowett & Chaundy, 2004［5］）。研究者还通过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分析，考察了相互定位成份中同感与假定的相似性维度的情况（Jowett& Clark-Carter, 2006［11］）。
量的研究［1，2，5，6，7，11］则集中于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心理或主观的体验上。例如Jowett和Cockerill（2003［7］）考察了12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的人际交往关系，发现这些昔日的运动员都将其教练视为一位亦父亦友的人。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强有效的关系纽带的存在通过信任（例如，我相信他的判断）和尊重（例如，我对他的尊重是至高无上的）的表达，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并且，教练员在这种关系纽带的维持过程中的掌控力，会被运动员视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技巧（Jowett& Timson-Katchis, 2005［12］）。Jowett等人(2004［5］)的研究也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质量的好坏也是一个预测团体凝聚力（尤其是任务凝聚力）的指标。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Jowett（2006［6］）采用个人项目的280名研究对象（140名教练员，140名运动员）考察了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希腊版（GrCART-Q）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该问卷在使用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总的来说，量的研究强调了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具体内容（比如说运动员和教练员通过什么内容来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人际关系的过程（比如说运动员和教练员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扮演各自角色和做出交往行为所处的背景环境。
3 3+1Cs理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研究中的前景与应用意义
3.1研究前景1) 教练员和运动员会建立起他们之间关系的具体规则，以增强彼此的联系以及解决依赖中产生的问题。那么，影响教练员和运动员关系的准则和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怎样使教练员和运动员间的冲突、不满及对立最小化？这些规则与相互依赖结构间的联系是否会受某些环境变量的影响而减弱——诸如运动类型（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运动的水平（新手或专家选手）、以及文化的影响（东方传统运动项目或西方主流运动项目）。这些信息对于指导和促进教练与运动员间的关系都具有实践意义。
2) 研究也应当关注性别与教练员和运动员关系的联系。有研究者认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中，女运动员是弱势成员。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预见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的互相依赖的结构是有差别的。并且，根据经验证据，男教练员应该调整他们的行为使之与运动员的性别相适应（Jowett& Clark-Carter，2006［11］）；同样的，女教练员亦然。Jowett等人探索了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他们之间假定的相似性、同感的感知情况。结果显示，与男运动员及其教练比较，女运动员及其教练在义务感方面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而且，女运动员往往认为，她们的教练对她们投入的水平是相等的，这样的知觉可以增强她们的自我概念；而对教练们来说，这么做是为了削弱“教练是权威的”的传统观念的力量，并且可以营造一种相互依赖的氛围。因此，对性别构成与相互依赖结构的探索研究，将会为理论的形成带来很有用的信息，并且可以为实践和指导关系提供重要的启示。
3) 个人倾向或者人际间的倾向是否会影响相互依赖的结构？举例来说，运动员对人际关系的定位类型怎样影响运动员对教练的依赖程度？可以通过对人际关系定位类型的分析，可以具体地分析在不同倾向的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结构。
4) 可以将3+1Cs视为检验相互依赖的基本结构的手段，例如，教练员或者运动员成就水平或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时间是否是两者相互依赖的程度、兴趣的一致性等等相互依赖结构发生改变的调节变量？
3.2应用意义动态地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去理解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对于认识相互依赖的结构以及识别功能良好与功能失调的相互依赖过程，具有实践的意义。这部分具有诊断价值的内容可以为教练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进行管理提供指导方法和程序，这种管理不论对教练员、运动员，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大有裨益的。当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时，上述内容同时可能提供大量实践可运用的信息。
回顾一下雅典奥运会上某些教练员与运动员的组合，当事人双方都表现出利益的冲突。他们之间交互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冲突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错，而仅仅是由于其个人偏好和利益不一致。而且，发生利益冲突的教练员与运动员还会经历相互对抗、怀疑以及利己体验。這种教练员与运动员的组合关系的将来命运极不确定，他们的冲突（敌对和破坏）可能逐步升级，甚至可能因此他们最终脱离关系。
尽管上述情况很难以处理，运动心理学实践工作者还是可以为教练和运动员双方提供让他们阐明目标和动机的机会，即实践工作者可以为他们创造这样一种机会，让他们能以社交性的而不是非社交性的方式行事，且以信赖的心态和具有同情心的方式去交流。这种交流要求的不仅仅是言语通道的开放，教练员和运动员需要表现出愿意转变的可能性，并相互支持，允许表达彼此感受，允许交换彼此的清晰合理的关系规则。总之，实践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教练员和运动员以社交性的方式交往，最终达到一种能使其双方都从中获益的高质量人际关系或相互依赖水平。
3+1Cs模型及其测量工具可以用来判断那些正试图或着力于解决其利益冲突的教练和运动员间在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方面的程度。因此，当教练和运动员在3Cs中得分都很高时，可能提示了双方有意以解决他们间的不一致和差异的方式交往；当两者在3Cs中得分都很低时，可能表明了双方皆无上述意向；当教练在3Cs中得分较高，运动员得分较低时，很有可能是一方有此意向，而另一方并未予以积极的回应。
社交化的交互行为与交往方式有助于确定和谐而稳固的关系，这种关系会为教练员与运动员在将来相互交往中带来更好的适应。在教练与运动员关系中，如果想要使关系长久到足以产生如获得成就、心理健康之类的收益，那么关系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学着去一同工作，满足彼此的需要，理解彼此的动机。
4小結
1) 3+1Cs理论是一种从动态角度揭示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自然发生的双向交往过程，解释两者相互依赖、交互作用的关系理论，在新时期展开对在我国运动队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研究，促进双方关系良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共同组成了3+1Cs理论模型，国外研究表明，该理论在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具有可行性，也昭示着可以尝试在我国应用该理论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3) 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CART-Q）是基于3+1Cs理论模型的测量工具，它可以通过直接认知和元认知方式两套问卷帮助研究者全面了解教练员和运动员双方的动态关系在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上的状况，从而提供出教练员与运动员双方关系质量的剖面图。
4) 国外研究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的质量好坏也是预测团体凝聚力（尤其是任务凝聚力）的指标之一；而且双方之间的信任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精英运动员常将教练员在双方交往中的掌控力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
5) 进一步开展运动类型、运动的水平、文化的影响，以及性别，个人倾向等因素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影响研究，将提供有利于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而稳固关系的信息。
6) 3+1Cs模型及其测量工具的应用有利于评估和解决面临双方利益冲突的教练和运动员间在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方面的融洽程度。因此，3+1Cs理论模型及其应用对于识别功能良好或功能失调的相互依赖过程，具有实践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Jowett, S., & Cockerill,I.M.Incompatibility in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I. M. Cockerill(Eds.), Solutions in sport psychology. London: Thomson Learning，2002：16-31.
［2］ Jowett, S., Paull, G., & Pensgaard, A. M.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J. Taylor & G. S.Wilson (Eds.), Applying sport psychology: Four perspectives.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2005：157.
［3］ Hinde, R. A.Relationship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sychology Press，1997.
［4］ Jowett, S.On enhancing and repairing the coach- athlete relationship. In S. Jowett & M. Jo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coaching.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2005：14-26.
［5］ Jowett, S., & Chaundy, V.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mpact of Coach Leadership and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on Group Cohesion.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2004, 8(4), 302-311.
［6］ Jowett, S.Interpersonal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of Greek Coach-Athlete Dyads Performing in Individual Sports.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2006，18：69-81.
［7］ Jowett, S., & Cockerill, I. M.Olympic Medallists' perspective of the athlete-coach relationship.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03，4：313-331.
［8］ Jowett, S. When the honeymoon is over: A case study of a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crisis.The Sport Psychologist,2003，17：444-460.
［9］ Jowett, S., & Meek, G.A.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married couples: An exploratory content analysis. The Sport Psychologist,2000，14：157-175.
［10］ Jowett, S., & Ntoumanis, N.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ART-Q):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2004，14：245-257.
［11］ Jowett, S., & Clark- Carter, D.Perceptions of empathic accuracy and assumed similarity in the coach- athlete relation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6，45：617-637.
［12］ Jowett, S., & Timson- Katchis, M.Social networks in the sport context: The influences of parents on the coach- athlete relationship. The Sport Psychologist，2005，19：267-287.
关键词：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相互定位
中图分类号：G804.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2-04
运动心理学工作者过去主要从领导理论（Leadership Theories）的角度来考察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此类研究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侧重于教练员的人际关系、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的运动表现以及满意感、自尊等身体和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影响。由于忽略了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自然发生的双向交往过程，不能充分地识别、探索以及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中内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者提出在体育运动领域内有关领导理论的多维模型以及调节模型在功能上都不足以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Jowett & Cockerill, 2002［1］; Jowett, Paull, & Pensgaard, 2005［2］）。最近，该领域的研究焦点是用人际关系学模型以及相关的方法来考察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交往的动态过程。3+1Cs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结合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理论。
1 3+1Cs理论
1.1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概念Hinde(1997［3］)综述了有关人际关系的研究，指出要重视人际关系具有双向作用的特点，有必要结合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变量来研究人际关系。Hinde还认为，在体育运动领域中，平等地看待教练员与运动员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是一种可以揭示教练员与运动员如何相互影响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以及共同关系的方法。
Jowett等人指出，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是指当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彼此无意地相互发生联系时的一种情境（Jowett & Cockerill, 2002［4］）。根据这一定义，人际关系是动态的，状态的。其本质是通过人际关系成员的交互作用，并由于人类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活动的动态特性，人际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人际关系具有高度相互依赖的特征，并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且错综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则由教练员与运动员如何体验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所决定。
1.23Cs理论模型组成要素以动态发展观，在相互依赖理论基础上，Jowett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整合模型——3Cs理论模型（Jowett, 2005［4］；Jowett & Chaundy, 2004［5］）。3Cs理论模型建构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心理成份：亲密性（Closeness）、 义务感（Commitment）、以及互补性（Complementarity）（Jowett,2006［6］）。3Cs理论模型的前提是，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是随时相互影响的。亲密性、义务感和互补性分别表述了人际交往过程中教练员与运动员在情感、认知以及行为上的反应。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可以通过直接方式、元认知方式或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评价。直接方式反映了运动员或教练员对对方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上的知觉，例如：“我信任我的教练”，“我不喜欢我的教练”等等。元认知方式能够测量出一个人际关系成员如何准确地知觉与推理出其他人际关系员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方面的反应。例如，“我的教练尊重我”，“我的教练信任我”等等。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分别采用直接方式和元认知方式的评价对比， 可以得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质量好坏的状况。例如，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运用直接方式评价人际关系过程的比较，可以揭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对人际关系中同一问题上一对一致或不致的知觉反应。又如，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运用元认知方式评价人际关系过程的比较，可以得出已假定的成对的教练员与运动员在人际关系某一问题上融洽或不和的状态（图1）。
1.33+1Cs理论模型近年来，研究者非常强调获得体育运动中两人之间人际关系中双向或交互作用的特性（Jowett, Paull, & Pensgaard, 2005［2］; Wylleman, 2000［7］)。为了采用成对的方式来研究教練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研究者在3Cs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另一成份——相互定位（Co- Orientation），构成了3+1Cs理论模型。相互定位是由Newcomb(1953)提出的用以解释人际关系成员对彼此看法的一个专业术语。Jowett 等人一系列个案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人际关系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相互定位时体现出的共同知识和理解正是两者间开放交流渠道的结果，并且，这些共享的知识和理解促进了两者对彼此的满意度，增强了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努力程度［7-9］。
根据相互知觉的方法，对相互定位成份的测量通过直接与元认知两种认知方式获得。将上述两种认知方式结合起来，相互定位成份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假定的相似性（assumed similarity）、实际的相似性(actual similarity)以及同感(empathic understanding)来表达（表1）。
假定的相似性反映的是运动员或教练员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直接与元认知方式做出看法的一致性程度。实际的相似性反映的是运动员对两者关系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直接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用直接认知方式评价的一致性程度，或是运动员对两者关系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用元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用元认知方式评价的一致性程度。同感反映的是在亲密性、义务感以及互补性某一方面运动员的直接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的元认知方式或者运动员的元认知方式与教练员的直接方式做出看法的一致性。由于组成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在实现共同目标过程中起着协调关系成员行为的作用，因此它们是预测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质量好坏的基本指标。一名教练员与他的队员在他们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认知、感情及行为方面的实际的相似性和同感程度可以为体育运动实践者提供有关相互依赖方面有益的信息。例如，当一名运动员或教练员能够准确地推断出对方在亲密方面的情感体验，那么可以认为，这名运动员或教练员与他的教练或运动员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很高。相反，错误的推断则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够紧密。
1.4基于3+1Cs理论的测量工具从直接认知和元认知方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开发并验证了两种测量工具，用来测量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亲密性、义务感和互补性。这两项工具都称为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或者CART-Q）。对CART-Q问卷中直接认知方式的验证采用了诸如以下的一些程序——专家检验组成条目（Jowett， 2003［7］;Jowett& Cockerill，2003［8］）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对高阶因子模型进行一系列探索性和验证性的因素分析；以及检验各因子的内部信度。
直接认知方式的问卷包含了11个项目，用来测量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在亲密性（例如，我很尊重我的教练）、义务感（例如，我对我的教练常做承诺）和互补性（例如，当我训练我的运动员时，我常给反馈）三个方面的强度。元认知方式的CART-Q也包含了11个项目，它与直接认知方式的问卷相对应，用以测量和评价教练员和运动员对另一方在亲密性（例如，我的教练尊重我）、沟通性（例如，我的教练常与我交流）和互补性（例如，我的教练能予我以反馈）三方面不同程度的判断。这两个问卷在应用领域及实证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帮助研究者弄清楚教练员和运动员双方的动态关系在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上的状况，从而提供出一幅关于双方关系质与量的剖面图。
2 目前3+1Cs理论的实证研究
以3+1Cs模型为基础的质性研究与量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相关的一系列质性研究都集中于发现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重要相关变量上。确切地说，这些研究试图考察3+1Cs模型所定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与性别、满意度（Jowett& Ntoumanis, 2004［10］）的关系；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与教练的领导方式、团队凝聚力（Jowett & Chaundy, 2004［5］）。研究者还通过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分析，考察了相互定位成份中同感与假定的相似性维度的情况（Jowett& Clark-Carter, 2006［11］）。
量的研究［1，2，5，6，7，11］则集中于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心理或主观的体验上。例如Jowett和Cockerill（2003［7］）考察了12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的人际交往关系，发现这些昔日的运动员都将其教练视为一位亦父亦友的人。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强有效的关系纽带的存在通过信任（例如，我相信他的判断）和尊重（例如，我对他的尊重是至高无上的）的表达，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并且，教练员在这种关系纽带的维持过程中的掌控力，会被运动员视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技巧（Jowett& Timson-Katchis, 2005［12］）。Jowett等人(2004［5］)的研究也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质量的好坏也是一个预测团体凝聚力（尤其是任务凝聚力）的指标。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Jowett（2006［6］）采用个人项目的280名研究对象（140名教练员，140名运动员）考察了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希腊版（GrCART-Q）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该问卷在使用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总的来说，量的研究强调了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具体内容（比如说运动员和教练员通过什么内容来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人际关系的过程（比如说运动员和教练员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扮演各自角色和做出交往行为所处的背景环境。
3 3+1Cs理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研究中的前景与应用意义
3.1研究前景1) 教练员和运动员会建立起他们之间关系的具体规则，以增强彼此的联系以及解决依赖中产生的问题。那么，影响教练员和运动员关系的准则和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怎样使教练员和运动员间的冲突、不满及对立最小化？这些规则与相互依赖结构间的联系是否会受某些环境变量的影响而减弱——诸如运动类型（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运动的水平（新手或专家选手）、以及文化的影响（东方传统运动项目或西方主流运动项目）。这些信息对于指导和促进教练与运动员间的关系都具有实践意义。
2) 研究也应当关注性别与教练员和运动员关系的联系。有研究者认为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中，女运动员是弱势成员。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预见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的互相依赖的结构是有差别的。并且，根据经验证据，男教练员应该调整他们的行为使之与运动员的性别相适应（Jowett& Clark-Carter，2006［11］）；同样的，女教练员亦然。Jowett等人探索了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他们之间假定的相似性、同感的感知情况。结果显示，与男运动员及其教练比较，女运动员及其教练在义务感方面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而且，女运动员往往认为，她们的教练对她们投入的水平是相等的，这样的知觉可以增强她们的自我概念；而对教练们来说，这么做是为了削弱“教练是权威的”的传统观念的力量，并且可以营造一种相互依赖的氛围。因此，对性别构成与相互依赖结构的探索研究，将会为理论的形成带来很有用的信息，并且可以为实践和指导关系提供重要的启示。
3) 个人倾向或者人际间的倾向是否会影响相互依赖的结构？举例来说，运动员对人际关系的定位类型怎样影响运动员对教练的依赖程度？可以通过对人际关系定位类型的分析，可以具体地分析在不同倾向的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结构。
4) 可以将3+1Cs视为检验相互依赖的基本结构的手段，例如，教练员或者运动员成就水平或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时间是否是两者相互依赖的程度、兴趣的一致性等等相互依赖结构发生改变的调节变量？
3.2应用意义动态地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去理解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对于认识相互依赖的结构以及识别功能良好与功能失调的相互依赖过程，具有实践的意义。这部分具有诊断价值的内容可以为教练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进行管理提供指导方法和程序，这种管理不论对教练员、运动员，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大有裨益的。当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时，上述内容同时可能提供大量实践可运用的信息。
回顾一下雅典奥运会上某些教练员与运动员的组合，当事人双方都表现出利益的冲突。他们之间交互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冲突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错，而仅仅是由于其个人偏好和利益不一致。而且，发生利益冲突的教练员与运动员还会经历相互对抗、怀疑以及利己体验。這种教练员与运动员的组合关系的将来命运极不确定，他们的冲突（敌对和破坏）可能逐步升级，甚至可能因此他们最终脱离关系。
尽管上述情况很难以处理，运动心理学实践工作者还是可以为教练和运动员双方提供让他们阐明目标和动机的机会，即实践工作者可以为他们创造这样一种机会，让他们能以社交性的而不是非社交性的方式行事，且以信赖的心态和具有同情心的方式去交流。这种交流要求的不仅仅是言语通道的开放，教练员和运动员需要表现出愿意转变的可能性，并相互支持，允许表达彼此感受，允许交换彼此的清晰合理的关系规则。总之，实践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教练员和运动员以社交性的方式交往，最终达到一种能使其双方都从中获益的高质量人际关系或相互依赖水平。
3+1Cs模型及其测量工具可以用来判断那些正试图或着力于解决其利益冲突的教练和运动员间在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方面的程度。因此，当教练和运动员在3Cs中得分都很高时，可能提示了双方有意以解决他们间的不一致和差异的方式交往；当两者在3Cs中得分都很低时，可能表明了双方皆无上述意向；当教练在3Cs中得分较高，运动员得分较低时，很有可能是一方有此意向，而另一方并未予以积极的回应。
社交化的交互行为与交往方式有助于确定和谐而稳固的关系，这种关系会为教练员与运动员在将来相互交往中带来更好的适应。在教练与运动员关系中，如果想要使关系长久到足以产生如获得成就、心理健康之类的收益，那么关系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学着去一同工作，满足彼此的需要，理解彼此的动机。
4小結
1) 3+1Cs理论是一种从动态角度揭示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自然发生的双向交往过程，解释两者相互依赖、交互作用的关系理论，在新时期展开对在我国运动队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研究，促进双方关系良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共同组成了3+1Cs理论模型，国外研究表明，该理论在解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具有可行性，也昭示着可以尝试在我国应用该理论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3) 教练员与运动员人际关系问卷（CART-Q）是基于3+1Cs理论模型的测量工具，它可以通过直接认知和元认知方式两套问卷帮助研究者全面了解教练员和运动员双方的动态关系在相互定位的三个维度上的状况，从而提供出教练员与运动员双方关系质量的剖面图。
4) 国外研究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的质量好坏也是预测团体凝聚力（尤其是任务凝聚力）的指标之一；而且双方之间的信任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精英运动员常将教练员在双方交往中的掌控力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
5) 进一步开展运动类型、运动的水平、文化的影响，以及性别，个人倾向等因素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影响研究，将提供有利于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而稳固关系的信息。
6) 3+1Cs模型及其测量工具的应用有利于评估和解决面临双方利益冲突的教练和运动员间在亲密性、义务感、互补性以及相互定位方面的融洽程度。因此，3+1Cs理论模型及其应用对于识别功能良好或功能失调的相互依赖过程，具有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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