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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书墓志；唐太宗；二王；李邕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7-0033-03
墓志由来已久，蔚为大宗，尤以六朝墓志、隋唐墓志和宋代墓志为著，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而且也有丰富的书法价值。就墓志书法而言，其正体为主而草体为辅，正体为正格，草体为别格，正体之中以真书为主而隶书为辅，草体则以行书为主而草书为辅，各体之中各有千秋，加之书手层次不一，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墓志书法。那么，就行书墓志而言，始于唐代而颇见风规，在墓志书法中别具一格，故笔者遴选了河南洛阳的千唐志斋博物馆的四方行书墓志作为范例谈谈行书墓志的欣赏问题。
行书刻石可以追溯到时任隋郑州刺史的李渊为儿子李世民祈福的《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得损造像》（见图1），刊刻时间为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虽是行楷相杂，然兼融二王与北朝遗风，可以视为唐代以行书写碑版的先河。真正意义上的行书入碑之风振发于唐太宗，太宗励精图治，造就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于书法推崇王羲之，王氏书风于是风靡天下。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所书《晋祠铭》、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所书《温泉铭》（见图2）均是行草书入碑的典范之作，全面反映了太宗的书学素养。这种风气在皇室得到了赓扬，其子高宗李治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所立《李勣碑》，武后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所立《升仙太子碑》都是行书或行草书入碑，一时间，便于长卷挥洒的行草书深刻于碑版。上流社会艺文对底层艺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和深刻的统摄力，那么，行书入碑的艺文风气不仅从皇家开始向文人土大夫阶层渗透影响，也影响了墓志书法的书写模式。固然，这需要志主家属的接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丧葬观念的改变。就从行书书写墓志出现较晚的情况可以看真出，墓志书写的风尚在某种程度上是远远滞后于上流艺文的发展的。
《大唐故锦州刺史赵府君（洁）墓志》（见图3），立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其行草书十分流畅，草字也比较规范，可见书丹者在行草书的字法书写上是比较熟练的，有时夹杂一些行楷，在节奏上起到了一定的变化作用（或许是书丹者无意为之，但在视觉上确有这种审美感受）。此志有划定竖线界格，没有划定横线界格，尽管如此，书丹者并没有被界格所缚，依然潇洒自如，甚至突破界格，左右纵横，使得章法上错落有致。字与字在竖式上相互照应，连接感较强。此志笔致流畅，轻重得宜且挥洒自如。字形大小参差错落，潇洒爽快。
《唐故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见图4），立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其书丹者为前进士陇西李封，“前进士”为士人应试进士科及第的称谓。这方墓志的书法与释怀仁和尚《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书风非常接近。众所周知，书法在唐代是铨选制度中四科“书、言、身、判”之一，那么李封作为及第的进士，在书法上自然下过一番工夫，并且也说明了其书法得到了当时翰林的认可。此志书法应当是受到了《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影响，在一些牵丝的用笔上自然灵动，一些字形也比较准确，整体肃穆流畅。
提到唐代行书人碑之风，就不得不提李邕。作为“二王”风格的支脉，李邕开拓出了一种雄浑大气的行书书风，董其昌将其与王羲之并举，赞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足见其气势非凡与开创之功。李邕风格的行书在唐代行书墓志中也有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行书墓志对于“二王”风格的接受情况，其不仅以“二王”为效仿对象，也将唐人对于“二王”风格的再阐释作为效仿对象。如天宝十年（公元750年）所立《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太原王府君（承裕）墓志铭》（见图5），此志颇有李北海笔意，又兼及“二王”风韵。笔力劲爽有弹性，其意态翩翩纵逸，在平正之中不乏险侧，极有骨力。李邕为武后时期的大臣，当时其书法润笔费用颇高，一字难求。但在其当时的行书墓志中却鲜见这种风格的出现，直至晚唐才出现了这种书风，也足以证明墓志书法与上流艺文书法终究属于两条发展的轨迹，墓志书法较日常书法滞后，且一些丧葬礼仪制度的约束使其具有独特的性质。
再如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所立《唐故清河郡崔府君（勗）墓志铭》（见图6），则反映了另外一种消息。此志无经纬界格，字的大小无章法，志石右侧的字较紧密，左侧较为疏朗。在志文前端先以楷书为之，后程加入行书。其行书书写自然，较为洒脱，但整体来讲显得比较程式化，整体上缺乏生气，所谓“凋敝之相已现”，应与唐朝国运的衰落之势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行书墓志在唐代别具一格，给墓志书法增添了几分生气，但总体上来说，行书入志在唐代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当是民众对于庄严、肃穆的丧葬制度仍有敬畏之心，故而以当朝的正体字或前朝的铭石体入志较多，这也是正体书法在墓志书法中占据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笔者从千唐志斋遴选的这四方行书墓志来看，影响墓志书法的不仅是书丹者的书法水平及书法观念的滞后与否，而且刻工對其的二次创作、出土之后的保存状态等也是影响其视觉审美的重要因素。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7-0033-03
墓志由来已久，蔚为大宗，尤以六朝墓志、隋唐墓志和宋代墓志为著，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而且也有丰富的书法价值。就墓志书法而言，其正体为主而草体为辅，正体为正格，草体为别格，正体之中以真书为主而隶书为辅，草体则以行书为主而草书为辅，各体之中各有千秋，加之书手层次不一，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墓志书法。那么，就行书墓志而言，始于唐代而颇见风规，在墓志书法中别具一格，故笔者遴选了河南洛阳的千唐志斋博物馆的四方行书墓志作为范例谈谈行书墓志的欣赏问题。
行书刻石可以追溯到时任隋郑州刺史的李渊为儿子李世民祈福的《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得损造像》（见图1），刊刻时间为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虽是行楷相杂，然兼融二王与北朝遗风，可以视为唐代以行书写碑版的先河。真正意义上的行书入碑之风振发于唐太宗，太宗励精图治，造就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于书法推崇王羲之，王氏书风于是风靡天下。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所书《晋祠铭》、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所书《温泉铭》（见图2）均是行草书入碑的典范之作，全面反映了太宗的书学素养。这种风气在皇室得到了赓扬，其子高宗李治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所立《李勣碑》，武后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所立《升仙太子碑》都是行书或行草书入碑，一时间，便于长卷挥洒的行草书深刻于碑版。上流社会艺文对底层艺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和深刻的统摄力，那么，行书入碑的艺文风气不仅从皇家开始向文人土大夫阶层渗透影响，也影响了墓志书法的书写模式。固然，这需要志主家属的接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丧葬观念的改变。就从行书书写墓志出现较晚的情况可以看真出，墓志书写的风尚在某种程度上是远远滞后于上流艺文的发展的。
《大唐故锦州刺史赵府君（洁）墓志》（见图3），立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其行草书十分流畅，草字也比较规范，可见书丹者在行草书的字法书写上是比较熟练的，有时夹杂一些行楷，在节奏上起到了一定的变化作用（或许是书丹者无意为之，但在视觉上确有这种审美感受）。此志有划定竖线界格，没有划定横线界格，尽管如此，书丹者并没有被界格所缚，依然潇洒自如，甚至突破界格，左右纵横，使得章法上错落有致。字与字在竖式上相互照应，连接感较强。此志笔致流畅，轻重得宜且挥洒自如。字形大小参差错落，潇洒爽快。
《唐故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见图4），立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其书丹者为前进士陇西李封，“前进士”为士人应试进士科及第的称谓。这方墓志的书法与释怀仁和尚《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书风非常接近。众所周知，书法在唐代是铨选制度中四科“书、言、身、判”之一，那么李封作为及第的进士，在书法上自然下过一番工夫，并且也说明了其书法得到了当时翰林的认可。此志书法应当是受到了《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影响，在一些牵丝的用笔上自然灵动，一些字形也比较准确，整体肃穆流畅。
提到唐代行书人碑之风，就不得不提李邕。作为“二王”风格的支脉，李邕开拓出了一种雄浑大气的行书书风，董其昌将其与王羲之并举，赞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足见其气势非凡与开创之功。李邕风格的行书在唐代行书墓志中也有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行书墓志对于“二王”风格的接受情况，其不仅以“二王”为效仿对象，也将唐人对于“二王”风格的再阐释作为效仿对象。如天宝十年（公元750年）所立《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太原王府君（承裕）墓志铭》（见图5），此志颇有李北海笔意，又兼及“二王”风韵。笔力劲爽有弹性，其意态翩翩纵逸，在平正之中不乏险侧，极有骨力。李邕为武后时期的大臣，当时其书法润笔费用颇高，一字难求。但在其当时的行书墓志中却鲜见这种风格的出现，直至晚唐才出现了这种书风，也足以证明墓志书法与上流艺文书法终究属于两条发展的轨迹，墓志书法较日常书法滞后，且一些丧葬礼仪制度的约束使其具有独特的性质。
再如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所立《唐故清河郡崔府君（勗）墓志铭》（见图6），则反映了另外一种消息。此志无经纬界格，字的大小无章法，志石右侧的字较紧密，左侧较为疏朗。在志文前端先以楷书为之，后程加入行书。其行书书写自然，较为洒脱，但整体来讲显得比较程式化，整体上缺乏生气，所谓“凋敝之相已现”，应与唐朝国运的衰落之势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行书墓志在唐代别具一格，给墓志书法增添了几分生气，但总体上来说，行书入志在唐代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当是民众对于庄严、肃穆的丧葬制度仍有敬畏之心，故而以当朝的正体字或前朝的铭石体入志较多，这也是正体书法在墓志书法中占据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笔者从千唐志斋遴选的这四方行书墓志来看，影响墓志书法的不仅是书丹者的书法水平及书法观念的滞后与否，而且刻工對其的二次创作、出土之后的保存状态等也是影响其视觉审美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