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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庄严百世师，
白头犹是一婴儿。
平生历尽风波恶，
独抱天真妩媚姿。
这首诗，是许寿裳先生的知友谢似颜为悼念先生写的四首挽诗之一。我认为很贴切，很亲和，活脱脱画出一位谦和慈祥、率直纯真的长者之风。世上不乏专业上有成就的人，但历经沧桑，始终保持赤子之心者，却令人备感亲切，由衷崇敬。许寿裳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之人。
寿裳先生是绍兴人。他为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寿裳先生是我妻子的叔祖，我不知道按传统的称谓，应当如何称呼他。我一向只是随妻子称他为四爷爷。他行四，襁褓丧父，由长兄寿昌（字铭伯）教养，这种特殊关系，符合世俗所谓长兄如父之义。正因此，先生与铭伯公一家长期过从甚密。我妻子是铭伯的孙女，每当她谈起四爷爷，都充满了眷恋、温馨和尊敬的心情。我虽然无缘随侍先生，亲承謦咳，但从先岳母和许姓亲友处陆续听过有关先生的嘉言懿行，从而时发高山仰止之叹。
寿裳先生是我国有影响的教育家。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学的就是师范专业。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许寿裳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抗战胜利后，他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他延聘各方面的人才，一时李霁野、李何林、台静农、谢似颜、杨云萍、乔大壮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翻译家，先后到台工作。
大学的讲台上，作为一位教授，许寿裳以博学著称。
由于职业不同，我对先生的一些学术专著，如《中国文学学》《考试制度述要》《周官研究》《章炳麟传》《传记研究》等，都未曾深涉。但先生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介绍鲁迅的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拜读过。这些著作不仅回忆了鲁迅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一起在教育部工作和在大学教书时的许多情况，而且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评论，已成为研究鲁迅的最基本的必读书。近年来我又陆续读到一些有关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和诗文集，深深为先生的德行风范和学问的渊博感动。
早在青年时期，寿裳先生在日本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活动，编辑《浙江潮》，参加光复会东京分部，和鲁迅一道，追随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写了不少热切期望中华民族复兴的文章。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支持进步，革故鼎新，特别是在北平女师大反对章士钊、杨荫榆专横的运动中，毅然在宗帽胡同办起临时学校。为了不让莘莘学子失学，他不取任何报酬，既教书又做行政工作。他还在《莽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上世纪30年代，他一直支持鲁迅，写了许多介绍和宣扬鲁迅精神的文章，1946年去台湾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鲁迅，为此曾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先生胸襟豁达，平易近人，外圆内方，临事不苟，廉洁自励，一秉大公。无论当校长、当馆长，从来不任用私人，不矫情，不做作，真正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妻子说他童颜鹤发，和蔼可亲，博学多能，诲人不倦，常给子侄讲唐诗，假日有时还带她们姐妹游公园或金陵名胜。这些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我每每闭目遐思，仿佛又见先生的音容笑貌，平添一种敬仰之情。今天，在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寿裳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国敬业的品德修养，对我们是有很深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说到寿裳先生的作风，我从一些资料中看到的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绝对守时，哪怕只有一两个学生听课，也绝不敷衍塞责。学生的试卷、论文，都细心批改，有错别字或标点不当之处都要一一标出、改正。自己的稿件付排，清样都要亲自校对，如此等等，真是使人如对严师，如沐春风，自然不得不受他的教化。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作用。
寿裳先生是学者，他开过教育学、心理学、西洋史、传记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文学等课程。但他研究和著述的重心，离不开国学这个大范畴。如搜集编辑《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为俞曲园、章太炎立传，编著《文字学概要》讲义等等。他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作家、诗人。香港未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许寿裳诗集》，收录五言七言绝句、律句及四言诗共143首，序言说先生的诗作“闲雅和平，锋芒内敛，字底留哀。……离怀别绪，郁蕴诗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振聋发聩”。这和先生的“外温雅而内方刚，待人和易而笃于性情”相一致。
寿裳先生毕生为启发民智、振兴中华殚精竭虑，卓著辛劳。记得钱伟长先生曾把寿裳先生一生归结为“为科教兴国而奋斗”，正是知人入理之论。我们今天纪念寿裳先生，也要继承他的遗志，在科技、文化、教育方面各尽所能，作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说起寿裳先生与鲁迅先生的友谊。他们两人同是绍兴人，属于同乡；1902年都以官费留学日本，同入弘文书院学日语，是为同学；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北京、广州多所学校教书，并曾同在教育部任事多年，又是同事。这“三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同心同德，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历35年，始终充满“兄弟怡怡之情”。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无论在北京、广州还是上海，他们都时相过从。在上海时，鲁迅先生无论工作多么忙，看到许先生来，必定放下，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到多大创伤，在许先生的同情、安慰以及正义的共鸣下，那波涛汹涌的心绪，忽然宁静平和起来了。“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至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毫不遮瞒，尽情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景宋女士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友谊之深。
作为浙江绍兴的乡贤，近年，家乡接连出版了《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和《许寿裳书信选集》。现在《许寿裳文集》也出版了，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
白头犹是一婴儿。
平生历尽风波恶，
独抱天真妩媚姿。
这首诗，是许寿裳先生的知友谢似颜为悼念先生写的四首挽诗之一。我认为很贴切，很亲和，活脱脱画出一位谦和慈祥、率直纯真的长者之风。世上不乏专业上有成就的人，但历经沧桑，始终保持赤子之心者，却令人备感亲切，由衷崇敬。许寿裳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之人。
寿裳先生是绍兴人。他为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寿裳先生是我妻子的叔祖，我不知道按传统的称谓，应当如何称呼他。我一向只是随妻子称他为四爷爷。他行四，襁褓丧父，由长兄寿昌（字铭伯）教养，这种特殊关系，符合世俗所谓长兄如父之义。正因此，先生与铭伯公一家长期过从甚密。我妻子是铭伯的孙女，每当她谈起四爷爷，都充满了眷恋、温馨和尊敬的心情。我虽然无缘随侍先生，亲承謦咳，但从先岳母和许姓亲友处陆续听过有关先生的嘉言懿行，从而时发高山仰止之叹。
寿裳先生是我国有影响的教育家。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学的就是师范专业。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许寿裳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抗战胜利后，他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他延聘各方面的人才，一时李霁野、李何林、台静农、谢似颜、杨云萍、乔大壮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翻译家，先后到台工作。
大学的讲台上，作为一位教授，许寿裳以博学著称。
由于职业不同，我对先生的一些学术专著，如《中国文学学》《考试制度述要》《周官研究》《章炳麟传》《传记研究》等，都未曾深涉。但先生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介绍鲁迅的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拜读过。这些著作不仅回忆了鲁迅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一起在教育部工作和在大学教书时的许多情况，而且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评论，已成为研究鲁迅的最基本的必读书。近年来我又陆续读到一些有关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和诗文集，深深为先生的德行风范和学问的渊博感动。
早在青年时期，寿裳先生在日本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活动，编辑《浙江潮》，参加光复会东京分部，和鲁迅一道，追随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写了不少热切期望中华民族复兴的文章。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支持进步，革故鼎新，特别是在北平女师大反对章士钊、杨荫榆专横的运动中，毅然在宗帽胡同办起临时学校。为了不让莘莘学子失学，他不取任何报酬，既教书又做行政工作。他还在《莽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上世纪30年代，他一直支持鲁迅，写了许多介绍和宣扬鲁迅精神的文章，1946年去台湾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鲁迅，为此曾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先生胸襟豁达，平易近人，外圆内方，临事不苟，廉洁自励，一秉大公。无论当校长、当馆长，从来不任用私人，不矫情，不做作，真正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妻子说他童颜鹤发，和蔼可亲，博学多能，诲人不倦，常给子侄讲唐诗，假日有时还带她们姐妹游公园或金陵名胜。这些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我每每闭目遐思，仿佛又见先生的音容笑貌，平添一种敬仰之情。今天，在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寿裳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国敬业的品德修养，对我们是有很深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说到寿裳先生的作风，我从一些资料中看到的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绝对守时，哪怕只有一两个学生听课，也绝不敷衍塞责。学生的试卷、论文，都细心批改，有错别字或标点不当之处都要一一标出、改正。自己的稿件付排，清样都要亲自校对，如此等等，真是使人如对严师，如沐春风，自然不得不受他的教化。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作用。
寿裳先生是学者，他开过教育学、心理学、西洋史、传记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文学等课程。但他研究和著述的重心，离不开国学这个大范畴。如搜集编辑《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为俞曲园、章太炎立传，编著《文字学概要》讲义等等。他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作家、诗人。香港未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许寿裳诗集》，收录五言七言绝句、律句及四言诗共143首，序言说先生的诗作“闲雅和平，锋芒内敛，字底留哀。……离怀别绪，郁蕴诗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振聋发聩”。这和先生的“外温雅而内方刚，待人和易而笃于性情”相一致。
寿裳先生毕生为启发民智、振兴中华殚精竭虑，卓著辛劳。记得钱伟长先生曾把寿裳先生一生归结为“为科教兴国而奋斗”，正是知人入理之论。我们今天纪念寿裳先生，也要继承他的遗志，在科技、文化、教育方面各尽所能，作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说起寿裳先生与鲁迅先生的友谊。他们两人同是绍兴人，属于同乡；1902年都以官费留学日本，同入弘文书院学日语，是为同学；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北京、广州多所学校教书，并曾同在教育部任事多年，又是同事。这“三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同心同德，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历35年，始终充满“兄弟怡怡之情”。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无论在北京、广州还是上海，他们都时相过从。在上海时，鲁迅先生无论工作多么忙，看到许先生来，必定放下，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到多大创伤，在许先生的同情、安慰以及正义的共鸣下，那波涛汹涌的心绪，忽然宁静平和起来了。“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至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毫不遮瞒，尽情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景宋女士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友谊之深。
作为浙江绍兴的乡贤，近年，家乡接连出版了《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和《许寿裳书信选集》。现在《许寿裳文集》也出版了，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