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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泉作为出版人，策划出版了很多文学精品力作，如《大漠祭》《猎原》《敦煌不了情》《战马之歌》等，这些作品至今为读者喜爱。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沙尘暴中呼吸》、《西徙鸟》、《白骆驼》、《枯湖》以及多部影响良好的中短篇小说来看，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替别人做嫁衣”的图书的“搬运工”。他在编辑、策划出版作家作品的同时，也训练了自己敏锐的艺术审美力和准确的思想表达力。这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
检视汪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前期的作品关注的视域主要是家乡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深刻之处就在于，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汪泉敏锐捕捉到这种“影响”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人性的诘问和质疑。我们坚信，这些作品完全有能力成为生态文学理论研究的文本。
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随风而逝》则完全是一部“偶然”之作。这部作品虽然以汪泉亲历的一场自己外甥在矿难中牺牲的事故为背景展开叙事，但没有降格为自我悲愤情绪的宣泄，也即没有将文学当做发泄自己私欲的工具。这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也是这部作品能经得住研读的重要原因。在收敛的情绪中，汪泉将肺腑之痛渗透进故事的讲述中，将生活“悲情”转化为审美悲剧，在哲学意义上对人性、生命等命题进行了反思。
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性作品中，优秀的作品在主题上大多都在阐述着悲剧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因为只有悲剧才能促使人们对所处的现实世界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
汪泉是怎样将这场悲情“事故”上升到悲剧故事的呢？
这部作品从一场矿难写起，聚焦矿难的视角是两个“舅舅”：靳凯的“舅舅”和王筱的“舅舅”。靳凯“舅舅”的身份是事故的发生地大沟矿的矿长，而王筱的“舅舅”则是省城一家知名文化企业的职工。两个视角牵引出两条主线，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线并行不悖而又相互辉映。在“事故”的内外视界上拓展了艺术空间，提升了作者对这场“事故”的艺术表现力。
首先，我们从靳凯的“舅舅”这个线索来看。靳凯的“舅舅”刘桐作为一矿之长，在这场事故中始终处于权力关系的重要环节上。作者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主要目的在于从“事故”的内部视角来展现附着在事故之上的权力关系，以此拓展叙事维度。这一视角的矛盾点在于刘桐身份的双重性：与公，他是大沟矿的矿长。与私，他是靳凯的舅舅。站在矿长的角度，他是这次矿难的知情者和始作俑者，因为正是他在采购过程中的沆瀣一气、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才导致包括自己的亲外甥在内的九人死亡和三位施救者的牺牲。他冒险让施救者去救被困之人，发出这种急切的施救命令的原因就在于被困者中有他的外甥靳凯。这不理智的行为完全是私情胜于公理。因此，王筱等三人作为施救者，完全是假公济私的牺牲者。再看井下被困的九个人，他们的死也不能归于天灾，而是人祸。梳理整个事故，我们会发现，导致井下九个人被困致死的原因表面上是一个偶然事件，即稻草复燃，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当政者的懒政、不作为，是权力关系制衡失效，相互“使气耍赖”造成的。
以上是对这场“事故”的原因分析，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事故”案件转化为故事情节的过程就是对艺术化了的“事故”在美学意义上的纵深思考。在这个艺术化了的“事故”中，我们看到了权钱交易的丑恶勾当、痞子当政的无耻行为以及官商结合的政治生态。这是我们“熟悉而陌生”的贪污腐败的惯常表现。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新闻”式的“爆料”层面。作为这张权力关系网中的一枚棋子，刘桐这个人物形象人性和魔性并存，魔性表现在他是权钱交易的参与者，在狼狈为奸的勾当中最终成为自食其果的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他又变成了施害者（下属王筱等三人的死与他假公济私的命令直接相关）。人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面对灾难，相对于副矿长张三岩的百般推诿、变相逃责。刘桐则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施救者，不管是出于公职还是私情，他至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将救人视为第一要务。而在施救的过程中，他体会到“矿长”权力失效的愤慨、孤独和失望，这种心理的落差将他自然而然导向了对自我身份、人性、生命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彻底的，也是坦真的。繁华落尽，欲望不再，在拘禁接受调查期间，他的内心充满内疚，虔诚忏悔，试图以此实现人生突围。尤其他的“姐姐”的死，更加深了他的自我反省与对现实的理解。对刘桐来说，失去自由的生活不是黑暗和阴冷的，而是内心走向光明、走向坦然的一次炼狱。在羁押期间，他看到了妻子的善良、无辜，也从大沟矿石如新这个积劳成疾的“元老和功臣”身上体会到人的渺小和人生的无奈与凄凉。其实，刘桐人性的回归并非在接受调查期间，而是当他得知矿难已成定局，“矿长已经到头”了的时候，他主动承担责任，当他在“秋日淅淅沥沥的冷雨”中回到办公室，对于事故中的遇难者，发自内心的自责：“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良心发现、人性回归的慨叹。
无欲则无畏，刘桐在接受调查的拘禁期间，认罪伏法，并且在心理上对自己的贪婪、自私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再三思量，我又主动补充了我的供词，我唯一能做的是必须要为三个救人者争取到应有的荣誉。此后，再死也无憾。”
可以说，在靳凯的舅舅刘桐这条主线上，作者以“事故”为起点，从“事故”内部出发，最终超越了“事故”，在艺术审美的层面上反思“事故”文学价值，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考量了人性的良善。
再从王筱的“舅舅”这条线索透析《随风而逝》。王筱的“舅舅”的身份是省城一家知名文化企业的职工，得知外甥王筱在千里之外大沟矿出事后连夜向事发地赶去，这一情景设计惊险、刺激，扣人心弦。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作为真实事故受难者家属对亲历的每一个情景的刻骨铭心。在這条主线上，失亲之痛贯穿始终。从故事的结构来看，相比较靳凯的“舅舅”从“事故”中心走出来，最后又走进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了精神的救赎而言，王筱的“舅舅”是从外围向“事故”的中心走去，随着“事故”真相的了解以及在艰难而无奈的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公体会的展示，作者最终将思考的视角纵深到人的生存状态上的考量，这在总体上提升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格局。 以王筱的“舅舅”为着眼点，我们看到，一场“事故”像吸铁石一样把不同的人吸纳在它的周围，在这个以“事故”为背景的舞台上，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只有在极端的现实环境中才能清晰而准确地扑捉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景之下所激发出的人性的面相，我们就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进行非此即彼的片面论断。例如，在大家伤心欲绝、极度悲痛的情况下，“我”的“大嫂”雖然也趴在筱的灵前发自内心的哭，“开始哭得很悲壮，后来慢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是，在宾馆吃饭时，“她毫不犹豫，也不客气，在餐桌上，她并不因为王筱的事故而在口腹之欲上有半点的含糊……嫂子大快朵颐，但凡她瞅在眼里的好菜好饭，基本上没有逃得过她嘴巴的，她一面吃，一面还要劝别人吃，不要浪费。”我们要站在一个人的生存、生活经历中去理解一个人，如果说“嫂子”在所有家属中是个“另类”，那么，她就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而已，只要了解她坎坷悲戚的人生历程，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她“高大上”。再从其他遇难者家属的来看，这个因“事故”而聚集起来的维权团体，最终因为各自难言的“家事”而分崩离析，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种情景下，我们不能说这群人坚持“利益高于生命”而鄙弃。他们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现实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生命在利益、权力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在生命和利益两者之间权衡，弱者往往妥协于、屈服于利益。退而求其次，或许是对死者的最大的安慰，也是一种实惠的生活方式。
王筱的“舅舅”还对自己的所有家属的生存、生活、家庭、婚姻等方面进行了“扫描”式的陈说。就文本而言，这些似乎是闲笔，但就作者的写作主题来看，正是这些人的生活现状、生活经历的展现，从侧面助推了主题的升华。从这个角度理解作家的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场矿难“事故”不过是一个背景，一个展现大地上的普通百姓真实生活情状的契机而已。如没有文化、给设计公司做饭的二姐、在民营公司打工并兼两份职的二姐的大女儿婷娃、在做建筑设计的二姐的大女婿晓东、骑着电动摩托车安装销售太阳能热水器的大姐的儿子昌宏、在新疆摘棉花的大嫂、在阿勒泰打工的二姐的二女婿小牛、在深圳打工的“我”的外甥建宇、患有癫痫症的“我”的二舅母的哥哥、三姐的老邻居梁嫂等，如果再加上矿难事故中的其他亲属，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物，善良而卑微，勤劳却不富有，知足但不幸福，有情有义却不得不在现实中忍辱苟活。他们是世间的一枚枚陀螺，在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生轨迹中身不由己的转着。可以说，“他们”的群像就是现实社会的真相，他们的生存境遇就是我们永远思考的哲学命题。
作者从靳凯的“舅舅”写社会上层，而从王筱的“舅舅”这个角度写社会下层，上层与下层组成社会的整体，在鲜明的对比中清晰地展露出社会的善与恶。善恶相互对抗，形成了两条线索的矛盾点，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最终酝酿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随风而逝》的环境描写是这部作品的亮点。作者将凄风、苦雨、愁雾的环境描写渗透进故事的情节中，从客观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这场矿难事故当时的天气状况，而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设置的这样“惨淡”的环境就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与这样的“事故”叙事相匹配，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和情绪才能得到准确的表现。
《随风而逝》在艺术手法上的探索是全新的。从人称的使用来看，我们惯常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使用了两个第一人称“我”，即靳凯的舅舅“我”和王筱的舅舅“我”（为了便于阅读，作家在目录中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王筱的舅舅这条线索，而已英文字母表示靳凯的舅舅刘桐这个线索），这对作家本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而言，作家要专注于两个“我”的言行举止是困难的，难免“三心二意”。从实际考虑，不管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只用一个第一人称“我”，在表情达意、叙事抒情的过程中会更集中，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会更强。但是，《随风而逝》剑走偏锋，选择两个“我”叙事，这是冒险的，但也是成功的，这是作家的匠心所在。两个“我”的并列叙事，拓宽了艺术视角，在有限的容量中“扫描”了这场“事故”的里里外外，这种内外交错的叙事手法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复杂的。正如作者在最后的“并非结语”中说：“两个舅舅没有一个找到出口，和两个外甥一样，陷入深深地井巷中。”作者一声不无遗憾的慨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情感体验方式，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持守的品质：言有尽而意无穷。否则，一千个读者就没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综上，《随风而逝》在对一场矿难“事故”的艺术升华中，触及了文学审美的一个原命题：悲剧，通过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全新展示出悲剧的现实意义，这种写作的志趣应该是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应该重视的，因为，只有悲剧式的哲学主题，才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具有真正有效的阐释力。
责任编辑 阎强国
检视汪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前期的作品关注的视域主要是家乡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深刻之处就在于，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汪泉敏锐捕捉到这种“影响”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人性的诘问和质疑。我们坚信，这些作品完全有能力成为生态文学理论研究的文本。
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随风而逝》则完全是一部“偶然”之作。这部作品虽然以汪泉亲历的一场自己外甥在矿难中牺牲的事故为背景展开叙事，但没有降格为自我悲愤情绪的宣泄，也即没有将文学当做发泄自己私欲的工具。这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也是这部作品能经得住研读的重要原因。在收敛的情绪中，汪泉将肺腑之痛渗透进故事的讲述中，将生活“悲情”转化为审美悲剧，在哲学意义上对人性、生命等命题进行了反思。
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性作品中，优秀的作品在主题上大多都在阐述着悲剧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因为只有悲剧才能促使人们对所处的现实世界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
汪泉是怎样将这场悲情“事故”上升到悲剧故事的呢？
这部作品从一场矿难写起，聚焦矿难的视角是两个“舅舅”：靳凯的“舅舅”和王筱的“舅舅”。靳凯“舅舅”的身份是事故的发生地大沟矿的矿长，而王筱的“舅舅”则是省城一家知名文化企业的职工。两个视角牵引出两条主线，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线并行不悖而又相互辉映。在“事故”的内外视界上拓展了艺术空间，提升了作者对这场“事故”的艺术表现力。
首先，我们从靳凯的“舅舅”这个线索来看。靳凯的“舅舅”刘桐作为一矿之长，在这场事故中始终处于权力关系的重要环节上。作者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主要目的在于从“事故”的内部视角来展现附着在事故之上的权力关系，以此拓展叙事维度。这一视角的矛盾点在于刘桐身份的双重性：与公，他是大沟矿的矿长。与私，他是靳凯的舅舅。站在矿长的角度，他是这次矿难的知情者和始作俑者，因为正是他在采购过程中的沆瀣一气、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才导致包括自己的亲外甥在内的九人死亡和三位施救者的牺牲。他冒险让施救者去救被困之人，发出这种急切的施救命令的原因就在于被困者中有他的外甥靳凯。这不理智的行为完全是私情胜于公理。因此，王筱等三人作为施救者，完全是假公济私的牺牲者。再看井下被困的九个人，他们的死也不能归于天灾，而是人祸。梳理整个事故，我们会发现，导致井下九个人被困致死的原因表面上是一个偶然事件，即稻草复燃，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当政者的懒政、不作为，是权力关系制衡失效，相互“使气耍赖”造成的。
以上是对这场“事故”的原因分析，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事故”案件转化为故事情节的过程就是对艺术化了的“事故”在美学意义上的纵深思考。在这个艺术化了的“事故”中，我们看到了权钱交易的丑恶勾当、痞子当政的无耻行为以及官商结合的政治生态。这是我们“熟悉而陌生”的贪污腐败的惯常表现。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新闻”式的“爆料”层面。作为这张权力关系网中的一枚棋子，刘桐这个人物形象人性和魔性并存，魔性表现在他是权钱交易的参与者，在狼狈为奸的勾当中最终成为自食其果的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他又变成了施害者（下属王筱等三人的死与他假公济私的命令直接相关）。人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面对灾难，相对于副矿长张三岩的百般推诿、变相逃责。刘桐则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施救者，不管是出于公职还是私情，他至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将救人视为第一要务。而在施救的过程中，他体会到“矿长”权力失效的愤慨、孤独和失望，这种心理的落差将他自然而然导向了对自我身份、人性、生命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彻底的，也是坦真的。繁华落尽，欲望不再，在拘禁接受调查期间，他的内心充满内疚，虔诚忏悔，试图以此实现人生突围。尤其他的“姐姐”的死，更加深了他的自我反省与对现实的理解。对刘桐来说，失去自由的生活不是黑暗和阴冷的，而是内心走向光明、走向坦然的一次炼狱。在羁押期间，他看到了妻子的善良、无辜，也从大沟矿石如新这个积劳成疾的“元老和功臣”身上体会到人的渺小和人生的无奈与凄凉。其实，刘桐人性的回归并非在接受调查期间，而是当他得知矿难已成定局，“矿长已经到头”了的时候，他主动承担责任，当他在“秋日淅淅沥沥的冷雨”中回到办公室，对于事故中的遇难者，发自内心的自责：“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良心发现、人性回归的慨叹。
无欲则无畏，刘桐在接受调查的拘禁期间，认罪伏法，并且在心理上对自己的贪婪、自私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再三思量，我又主动补充了我的供词，我唯一能做的是必须要为三个救人者争取到应有的荣誉。此后，再死也无憾。”
可以说，在靳凯的舅舅刘桐这条主线上，作者以“事故”为起点，从“事故”内部出发，最终超越了“事故”，在艺术审美的层面上反思“事故”文学价值，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考量了人性的良善。
再从王筱的“舅舅”这条线索透析《随风而逝》。王筱的“舅舅”的身份是省城一家知名文化企业的职工，得知外甥王筱在千里之外大沟矿出事后连夜向事发地赶去，这一情景设计惊险、刺激，扣人心弦。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作为真实事故受难者家属对亲历的每一个情景的刻骨铭心。在這条主线上，失亲之痛贯穿始终。从故事的结构来看，相比较靳凯的“舅舅”从“事故”中心走出来，最后又走进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了精神的救赎而言，王筱的“舅舅”是从外围向“事故”的中心走去，随着“事故”真相的了解以及在艰难而无奈的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公体会的展示，作者最终将思考的视角纵深到人的生存状态上的考量，这在总体上提升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格局。 以王筱的“舅舅”为着眼点，我们看到，一场“事故”像吸铁石一样把不同的人吸纳在它的周围，在这个以“事故”为背景的舞台上，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只有在极端的现实环境中才能清晰而准确地扑捉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景之下所激发出的人性的面相，我们就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进行非此即彼的片面论断。例如，在大家伤心欲绝、极度悲痛的情况下，“我”的“大嫂”雖然也趴在筱的灵前发自内心的哭，“开始哭得很悲壮，后来慢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是，在宾馆吃饭时，“她毫不犹豫，也不客气，在餐桌上，她并不因为王筱的事故而在口腹之欲上有半点的含糊……嫂子大快朵颐，但凡她瞅在眼里的好菜好饭，基本上没有逃得过她嘴巴的，她一面吃，一面还要劝别人吃，不要浪费。”我们要站在一个人的生存、生活经历中去理解一个人，如果说“嫂子”在所有家属中是个“另类”，那么，她就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而已，只要了解她坎坷悲戚的人生历程，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她“高大上”。再从其他遇难者家属的来看，这个因“事故”而聚集起来的维权团体，最终因为各自难言的“家事”而分崩离析，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种情景下，我们不能说这群人坚持“利益高于生命”而鄙弃。他们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现实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生命在利益、权力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在生命和利益两者之间权衡，弱者往往妥协于、屈服于利益。退而求其次，或许是对死者的最大的安慰，也是一种实惠的生活方式。
王筱的“舅舅”还对自己的所有家属的生存、生活、家庭、婚姻等方面进行了“扫描”式的陈说。就文本而言，这些似乎是闲笔，但就作者的写作主题来看，正是这些人的生活现状、生活经历的展现，从侧面助推了主题的升华。从这个角度理解作家的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场矿难“事故”不过是一个背景，一个展现大地上的普通百姓真实生活情状的契机而已。如没有文化、给设计公司做饭的二姐、在民营公司打工并兼两份职的二姐的大女儿婷娃、在做建筑设计的二姐的大女婿晓东、骑着电动摩托车安装销售太阳能热水器的大姐的儿子昌宏、在新疆摘棉花的大嫂、在阿勒泰打工的二姐的二女婿小牛、在深圳打工的“我”的外甥建宇、患有癫痫症的“我”的二舅母的哥哥、三姐的老邻居梁嫂等，如果再加上矿难事故中的其他亲属，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物，善良而卑微，勤劳却不富有，知足但不幸福，有情有义却不得不在现实中忍辱苟活。他们是世间的一枚枚陀螺，在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生轨迹中身不由己的转着。可以说，“他们”的群像就是现实社会的真相，他们的生存境遇就是我们永远思考的哲学命题。
作者从靳凯的“舅舅”写社会上层，而从王筱的“舅舅”这个角度写社会下层，上层与下层组成社会的整体，在鲜明的对比中清晰地展露出社会的善与恶。善恶相互对抗，形成了两条线索的矛盾点，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最终酝酿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随风而逝》的环境描写是这部作品的亮点。作者将凄风、苦雨、愁雾的环境描写渗透进故事的情节中，从客观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这场矿难事故当时的天气状况，而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设置的这样“惨淡”的环境就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与这样的“事故”叙事相匹配，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和情绪才能得到准确的表现。
《随风而逝》在艺术手法上的探索是全新的。从人称的使用来看，我们惯常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使用了两个第一人称“我”，即靳凯的舅舅“我”和王筱的舅舅“我”（为了便于阅读，作家在目录中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王筱的舅舅这条线索，而已英文字母表示靳凯的舅舅刘桐这个线索），这对作家本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而言，作家要专注于两个“我”的言行举止是困难的，难免“三心二意”。从实际考虑，不管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只用一个第一人称“我”，在表情达意、叙事抒情的过程中会更集中，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会更强。但是，《随风而逝》剑走偏锋，选择两个“我”叙事，这是冒险的，但也是成功的，这是作家的匠心所在。两个“我”的并列叙事，拓宽了艺术视角，在有限的容量中“扫描”了这场“事故”的里里外外，这种内外交错的叙事手法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复杂的。正如作者在最后的“并非结语”中说：“两个舅舅没有一个找到出口，和两个外甥一样，陷入深深地井巷中。”作者一声不无遗憾的慨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情感体验方式，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持守的品质：言有尽而意无穷。否则，一千个读者就没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综上，《随风而逝》在对一场矿难“事故”的艺术升华中，触及了文学审美的一个原命题：悲剧，通过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全新展示出悲剧的现实意义，这种写作的志趣应该是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应该重视的，因为，只有悲剧式的哲学主题，才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具有真正有效的阐释力。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