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会二次探底吗?如果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大部分人都会说不会二次探底，但之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总理此前也只是说了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所面对的最难的状况或许不是二次探底，而是不知道是不是会二次探底，这种不确定性制约了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推行的力度和效果。
　　外部经济表现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中国经济，一是外贸进出口，二是热钱的流向，三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单纯就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两个方面上都有调整的空间，可能也有足够的余量来对冲外部经济的变化，但是如果调整方向不是和外部经济变化形成对冲而是发生叠加，无论发生在哪个方向(过热或衰退)，其结果都可能是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是宏观政策表现得暧昧而犹豫的原因所在。
　　很多分析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融资冲动归结为分税制之后的财税结构，认为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中央拿到的税收比例过高，而给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过低却承担了比较大的事权，财权和享权的不匹配诱发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这可能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由于各级官员的升迁考核中，经济发展(或更简化为GDP增长)都是占有最大的权重，从正面的角度，这种激励机制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政府企业家”行为(这一点是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研究中普遍认可的制度因素)，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如果长期按部就班的执行下去，就会诱发出一些负面的因素，如果约知性的制度安排不到位或在执行中变形，就会逐渐吞噬制度的正面因素，甚至形成制约(如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和韩国的大财团制度都有过一个这样的演化过程，当然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带来的证券泡沫也l可以这样来看)。
　　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考核机制，某种意义上就像高考制度，如果只是通过严格的分数高低来优胜劣汰(先不论这种考核指标是否合理)，那么约束机制就一定要有严格的考场纪律，甚至需要避免针对考题的应考式学习模式。
　　如果约束机制跟不上，那么高考高分者就可能不是真正的学习优秀者，而是作弊者或应试教育模式的实施者。对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以经济指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许并没有错，但是，如果监督不到位，为了把经济指标做的好看，以获得升迁，各种对经济长久发展具有伤害的行为就会大行其道(统计砟假、土地财政都可以算到这里面)，在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性机制中，金融、土地、审计、司法、纪检的垂直管理从制度结构上看起来有效，但由于都是软约束，往往会在执行中融化于各地的人事关系中，所以，如何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能是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事情(历史上也—直是难点之一)。
　　美国、欧盟、中国等全球大的经济体内部，各有各的难题，尽管我们无法断言金融危机或全球化会向什么方向演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谁能够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谁就会在下一步的竞争中拥有竞争优势，欧洲需要解决的是“富贵病”，美国需要重塑产业竞争优势，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贫富差距，难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缩小贫富差距，都不是原来的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所能够根本解决的，而且在现有的发展阶段，这两者之间具有矛盾之处，如倡导创新就需要强化激励(即允许更大的贫富差距存在)，而解决贫富差距也不能通过简单的“均贫富”来实现。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曲线因为涉及到最深刻的利益调整，所以需要跳出简单思维和强制思维，从更高的层面进行规划。
　　故而，从中国政策的实施路径看，外部变化固须参考，以确定合适的时间窗口和力度，但主线上和战略上还是应该主要基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