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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最能说明全球棉花帝国的基础。美国内战就是这样的一场危机。
1861年4月，当萨姆特堡炮击发生时，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核心成分。根据英国棉花商约翰·本杰明·史密斯的说法，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任何年代或任何国家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最大的产业”。从许多标准——包括雇佣人数、产出价值、盈利能力——来看，棉花帝国都是无与伦比的。1862年，全世界有2000万人（每65人中就有1人）参与了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锭数的2/3，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廉价棉花供应。所以伦敦《统计学会》杂志宣称，除了小麦，没有其他“初级产品像棉花这样对人类需求有如此大的掌控力”。
棉花產业为欧洲制造商和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为成千上万工人带来了工作（虽然境况悲惨），也使美国跃入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建立了“美国各州曾经设想过或实现过的最成功的农业产业”。仅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内战前夕，原棉占美国所有产品出口总值的61%。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开始之前，北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一个有前途但处于边缘位置的角色。1861年，全球资本主义的旗舰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危险地依赖从纽约、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其他美国港口运出的白色黄金。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60%，以及俄国1.02亿磅中的92%。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到了19世纪中叶，棉花已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繁荣的中心。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哈希什”，这种药物正在制造强大的幻梦，让人们认为可以进行领土扩张;认为自己就是法官;可以颠倒是非，认为天堂就是有着“舒适的农场”，还有一些“黑人天使作为监工”。
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雷克斯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中写道：“英国的工业繁荣似乎与奴隶制的进步密切相关。”美国南方种植者热烈地同意这一点：棉花和棉花所依赖的奴隶制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欧洲惊人物质进步的根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和棉花种植者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有一次在参议院论坛上说道，如果奴隶供应的棉花生长系统受到威胁，“英格兰将蹒跚地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
奴隶制使得西方工业有着惊人的进步，同时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然而，美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威胁到它一手创造的繁荣，因为南方棉花独特的政治经济与刚刚出现的自由劳动和北方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相冲突。此外，这两个经济体同时向西部地区的暴力扩张给新生的国家机构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到了1860年，大量美国人，尤其是北方各州的美国人，抗议这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他们及时引发了第二次美国革命。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南方奴隶主独立出去，把赌注押在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将介入并维护世界经济上，以维护自身格外有利可图的利益。南方的种植者明白，他们的棉花王国不仅依赖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也依赖他们保持奴隶制，并将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新棉花产地的政治能力。奴隶制领土的持续扩张，对于确保其经济可行性，甚至是其政治可行性至关重要，而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1861年4月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不仅是为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其“特殊制度”的未来而战，也是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全世界奴隶劳动的依赖而战。美国内战是对全球整个工业秩序的一次严峻考验，它能否适应失去其提供原料的合作伙伴——扩张的、奴隶驱动的战前美国——而不至于让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毁灭他们的帝国？
清算日于1861年4月12日到来。在那个春日，南方邦联军队向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联邦驻军开火。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事件，是世界核心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一个小小的裂缝，但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恰恰彰显了全球棉花产业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其惊人的持续时间和破坏力，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并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的出现。因此，全球资本和劳动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就是在偏远的北美战场上展开的。
内战的爆发一举中断了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迫使英国在外交上承认自己，邦联政府禁止所有的棉花出口。因此，对欧洲的出口从1860年的380万包减少到1862年的几乎没有。由此产生的“棉荒”的影响迅速向外扩散，重塑了整个行业，并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从曼彻斯特到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地方都是如此。萨克森棉花制造业城市开姆尼茨的商会在1865年略带夸张地报道说：“贸易史上从来不曾出现如过去4年那样的重大且意义深远的运动。”
疯狂的争夺随之而来。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及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什么时候能够复苏。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开始使生产瘫痪。到1862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多，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几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因此制造商关闭了商店，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到1863年，失业工人在英国几个棉花城镇的街道上暴动，凸显了棉荒的爆炸性社会后果。在法国，制造商关闭了棉纺厂，1863年，诺曼底织机的3/5处于闲置状态，法国国家救援委员会估计有25万纺织工人失业。在阿尔萨斯的纺织城镇，有人张贴海报宣称“面包或死亡”。
虽然制造商关闭了纺织厂，纺纱工和织工遭受了磨难，棉花商人却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棉花价格上涨导致了一阵狂热，“医生、牧师、律师、妻子和寡妇以及贸易商都开始投机”。随着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蔓延，贸易商也在努力将投机性市场交易，特别是远期交易制度化。实际上，战争导致了“革命性的贸易现代化”，而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期货市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当商人和投机者受益于全球对棉花的争夺时，制造商大声地、迫切地要求开放新的棉花来源。棉花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中心，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平至关重要。在制造商的压力下，一些欧洲官员主张承认美国南方邦联，打破联邦的封锁，以获得迫切需要的棉花。另一些则希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新的棉花来源，拥有庞大棉花产业和大量殖民地的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尤为迫切。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已经赶紧向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保证，他的政府将尽全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取得棉花。
公众对于确保获得国内工业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的强烈关注与过去明显不同。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原棉市场一直决定性地由商人主宰，但现在棉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问题，而国家在这几十年来的商人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工業生产的大量投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奇事物，这要求土地、劳动力和金钱的不断供应。政治领导人正在为棉荒而战，他们看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他们自己只能和制造商一样，依靠可预见的廉价原材料供应。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轮廓开始出现。
为回应对棉花的迫切需求，在位于利物浦以东4600英里和安提塔姆以东9200英里的地方，印度商人和耕种者、英国殖民官僚和曼彻斯特制造商开始了一场为国际市场种植棉花的疯狂竞赛。
炮击萨姆特堡事件宣布印度的时代来临了。对于棉花商、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没有哪个地方看起来比印度更有希望成为棉花的来源地。面对重重困难，英国的棉花生产商加倍努力改造印度的农村，特别是通过他们主导的两个组织，曼彻斯特商会和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英国政府和制造商一致认为，帝国的行政、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需要渗透进印度农村。也许最重要的是，制造商施压要创造一种新的法律环境，以促进欧洲对棉花生产的投资，加强欧洲的支配。
奴隶制的危机迫使帝国以新的方式对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进行重新配置。改造印度部分地区的这一波活动浪潮也波及了埃及下游的尼罗河三角洲。奥斯曼帝国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很快就决定把自己的大片土地转变为棉花农场，以强迫和暴力加诸埃及农村，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出色的棉花种植者”。内战的影响也波及了巴西东北部的海岸，伯南布哥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民开始种植少量的棉花，以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缴纳税收所需的现金。当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飙升、英国信贷淹没农村时，农民放弃了生计作物，转而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种植者的棉花出口总量翻了一番多。
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民也对棉荒作出了回应。西安纳托利亚在1863年的时候出口量增长到了战前3倍以上，达到了3150万镑。这既要归功于英国的私人棉花资本家，也要归功于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司令部，后者为棉花种植者提供特权，发放美国棉花种子，还把铁路扩展到腹地地区，以帮助将棉花运输到海岸。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官员在美国内战期间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并得到一些在那里筹集资金并开展业务的私营公司的支持。在阿根廷，“传播棉花种植的试验开始了几次，特别是在1862年到1865年期间”。在未来的棉花大国墨西哥，棉花种植大增，并服务北方联邦市场，1861年至1865年期间棉花产业的出口价值猛增8倍。秘鲁棉花产业的出口量翻了两番。同样，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国之一中国，打破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进入世界市场。外高加索和中亚棉花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西非棉花在非洲商人和法国殖民者的共同努力下，在阿尔萨斯和诺曼底找到了热切的买家。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在未来的德国殖民地多哥，非洲商人雇佣奴隶生产棉花，将其运往利物浦。
棉花潮的确在政治经济学家、制造商和商人中引发了更多的幻想，他们瞥见了棉花帝国的未来形态。正如塞缪尔·鲁格莱斯向纽约商会解释的那样，他们“为了地球上文明国家的商业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他们，印度、埃及和巴西的棉花才能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此外，他们在棉荒期间的经历，也开启了殖民冒险和国家介入商品市场的大胆新景象。虽然在战前，棉商和制造商的活动也是以私人投资和国家游说为主，但棉荒大大提高了这些棉花资本家对国家和自身的政治成熟度的依赖。殖民主义已成为关乎自身利益的紧迫问题，因为资本家明白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庞大的资本投资在当地的动乱面前是多么脆弱。
美国内战的经验表明，只有在不可持续的高价下，非奴隶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才能进入世界市场。棉花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也学到了更广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限制了棉花的生产。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成员是世界上这方面问题最重要的专家，他们知道在全球许多不同的地区，土地和气候条件“和美国的质量相当，甚至优于美国”。但是这些全球棉花专家发现，“最迫切的必需品——劳动力”更难以找到。
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张，与寻找新的方式来激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棉花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努力深深纠葛在一起。内战已经无意中改变了棉花种植的地点和方式的可能性，一举推翻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中被迫劳动力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平衡，摧毁了250年来推动战争资本和工业革命的奴隶财产制度。1865年4月，当北美大陆的枪炮声沉寂下来时，欧洲棉纺织业85年来最大的动荡结束了。劳动力的新体系——从苦力工人到受薪劳动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测试。
这次全球性的恐慌向农民、工人、制造商和商人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现在是多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弗吉尼亚农村地区的一场战斗的余波震及贝拉尔和下埃及的小村庄，巴西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利物浦市场的判断，而美国联邦攻陷里士满的消息传到印度海岸，孟买的房地产价格立刻崩溃。一位英国观察家对美国内战带来的这些新的全球联系感到惊讶。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全球最偏远的地方，‘价格’的影响是多么有力和迅速。”
世界确实变小了，棉花把世界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内战是棉花帝国的危机时刻，那么这也是对其重建的一次排演。棉花资本家因为成功地在国内重新开启工业生产而充满信心。当他们在南方的灰烬中调查时，他们看到颇有希望让棉花种植采用自由劳动力方式，有着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关系和新的关系。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棉花资本家已经知道，他们所编织的利润丰厚的全球贸易网络只能由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来保护和维持。与此同时，政治家也明白，这些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和力量的关键壁垒。因此，法国观察家在1863年预言时是正确的：“棉花帝国被保住了;棉花王并没有卸权退位。”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1861年4月，当萨姆特堡炮击发生时，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核心成分。根据英国棉花商约翰·本杰明·史密斯的说法，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任何年代或任何国家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最大的产业”。从许多标准——包括雇佣人数、产出价值、盈利能力——来看，棉花帝国都是无与伦比的。1862年，全世界有2000万人（每65人中就有1人）参与了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锭数的2/3，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廉价棉花供应。所以伦敦《统计学会》杂志宣称，除了小麦，没有其他“初级产品像棉花这样对人类需求有如此大的掌控力”。
棉花產业为欧洲制造商和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为成千上万工人带来了工作（虽然境况悲惨），也使美国跃入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建立了“美国各州曾经设想过或实现过的最成功的农业产业”。仅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内战前夕，原棉占美国所有产品出口总值的61%。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开始之前，北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一个有前途但处于边缘位置的角色。1861年，全球资本主义的旗舰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危险地依赖从纽约、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其他美国港口运出的白色黄金。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60%，以及俄国1.02亿磅中的92%。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到了19世纪中叶，棉花已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繁荣的中心。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哈希什”，这种药物正在制造强大的幻梦，让人们认为可以进行领土扩张;认为自己就是法官;可以颠倒是非，认为天堂就是有着“舒适的农场”，还有一些“黑人天使作为监工”。
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雷克斯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中写道：“英国的工业繁荣似乎与奴隶制的进步密切相关。”美国南方种植者热烈地同意这一点：棉花和棉花所依赖的奴隶制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欧洲惊人物质进步的根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和棉花种植者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有一次在参议院论坛上说道，如果奴隶供应的棉花生长系统受到威胁，“英格兰将蹒跚地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
奴隶制使得西方工业有着惊人的进步，同时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然而，美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威胁到它一手创造的繁荣，因为南方棉花独特的政治经济与刚刚出现的自由劳动和北方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相冲突。此外，这两个经济体同时向西部地区的暴力扩张给新生的国家机构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到了1860年，大量美国人，尤其是北方各州的美国人，抗议这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他们及时引发了第二次美国革命。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南方奴隶主独立出去，把赌注押在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将介入并维护世界经济上，以维护自身格外有利可图的利益。南方的种植者明白，他们的棉花王国不仅依赖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也依赖他们保持奴隶制，并将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新棉花产地的政治能力。奴隶制领土的持续扩张，对于确保其经济可行性，甚至是其政治可行性至关重要，而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1861年4月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不仅是为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其“特殊制度”的未来而战，也是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全世界奴隶劳动的依赖而战。美国内战是对全球整个工业秩序的一次严峻考验，它能否适应失去其提供原料的合作伙伴——扩张的、奴隶驱动的战前美国——而不至于让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毁灭他们的帝国？
清算日于1861年4月12日到来。在那个春日，南方邦联军队向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联邦驻军开火。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事件，是世界核心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一个小小的裂缝，但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恰恰彰显了全球棉花产业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其惊人的持续时间和破坏力，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并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的出现。因此，全球资本和劳动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就是在偏远的北美战场上展开的。
内战的爆发一举中断了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迫使英国在外交上承认自己，邦联政府禁止所有的棉花出口。因此，对欧洲的出口从1860年的380万包减少到1862年的几乎没有。由此产生的“棉荒”的影响迅速向外扩散，重塑了整个行业，并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从曼彻斯特到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地方都是如此。萨克森棉花制造业城市开姆尼茨的商会在1865年略带夸张地报道说：“贸易史上从来不曾出现如过去4年那样的重大且意义深远的运动。”
疯狂的争夺随之而来。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及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什么时候能够复苏。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开始使生产瘫痪。到1862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多，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几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因此制造商关闭了商店，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到1863年，失业工人在英国几个棉花城镇的街道上暴动，凸显了棉荒的爆炸性社会后果。在法国，制造商关闭了棉纺厂，1863年，诺曼底织机的3/5处于闲置状态，法国国家救援委员会估计有25万纺织工人失业。在阿尔萨斯的纺织城镇，有人张贴海报宣称“面包或死亡”。
虽然制造商关闭了纺织厂，纺纱工和织工遭受了磨难，棉花商人却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棉花价格上涨导致了一阵狂热，“医生、牧师、律师、妻子和寡妇以及贸易商都开始投机”。随着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蔓延，贸易商也在努力将投机性市场交易，特别是远期交易制度化。实际上，战争导致了“革命性的贸易现代化”，而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期货市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当商人和投机者受益于全球对棉花的争夺时，制造商大声地、迫切地要求开放新的棉花来源。棉花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中心，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平至关重要。在制造商的压力下，一些欧洲官员主张承认美国南方邦联，打破联邦的封锁，以获得迫切需要的棉花。另一些则希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新的棉花来源，拥有庞大棉花产业和大量殖民地的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尤为迫切。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已经赶紧向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保证，他的政府将尽全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取得棉花。
公众对于确保获得国内工业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的强烈关注与过去明显不同。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原棉市场一直决定性地由商人主宰，但现在棉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问题，而国家在这几十年来的商人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工業生产的大量投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奇事物，这要求土地、劳动力和金钱的不断供应。政治领导人正在为棉荒而战，他们看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他们自己只能和制造商一样，依靠可预见的廉价原材料供应。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轮廓开始出现。
为回应对棉花的迫切需求，在位于利物浦以东4600英里和安提塔姆以东9200英里的地方，印度商人和耕种者、英国殖民官僚和曼彻斯特制造商开始了一场为国际市场种植棉花的疯狂竞赛。
炮击萨姆特堡事件宣布印度的时代来临了。对于棉花商、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没有哪个地方看起来比印度更有希望成为棉花的来源地。面对重重困难，英国的棉花生产商加倍努力改造印度的农村，特别是通过他们主导的两个组织，曼彻斯特商会和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英国政府和制造商一致认为，帝国的行政、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需要渗透进印度农村。也许最重要的是，制造商施压要创造一种新的法律环境，以促进欧洲对棉花生产的投资，加强欧洲的支配。
奴隶制的危机迫使帝国以新的方式对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进行重新配置。改造印度部分地区的这一波活动浪潮也波及了埃及下游的尼罗河三角洲。奥斯曼帝国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很快就决定把自己的大片土地转变为棉花农场，以强迫和暴力加诸埃及农村，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出色的棉花种植者”。内战的影响也波及了巴西东北部的海岸，伯南布哥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民开始种植少量的棉花，以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缴纳税收所需的现金。当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飙升、英国信贷淹没农村时，农民放弃了生计作物，转而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种植者的棉花出口总量翻了一番多。
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民也对棉荒作出了回应。西安纳托利亚在1863年的时候出口量增长到了战前3倍以上，达到了3150万镑。这既要归功于英国的私人棉花资本家，也要归功于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司令部，后者为棉花种植者提供特权，发放美国棉花种子，还把铁路扩展到腹地地区，以帮助将棉花运输到海岸。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官员在美国内战期间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并得到一些在那里筹集资金并开展业务的私营公司的支持。在阿根廷，“传播棉花种植的试验开始了几次，特别是在1862年到1865年期间”。在未来的棉花大国墨西哥，棉花种植大增，并服务北方联邦市场，1861年至1865年期间棉花产业的出口价值猛增8倍。秘鲁棉花产业的出口量翻了两番。同样，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国之一中国，打破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进入世界市场。外高加索和中亚棉花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西非棉花在非洲商人和法国殖民者的共同努力下，在阿尔萨斯和诺曼底找到了热切的买家。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在未来的德国殖民地多哥，非洲商人雇佣奴隶生产棉花，将其运往利物浦。
棉花潮的确在政治经济学家、制造商和商人中引发了更多的幻想，他们瞥见了棉花帝国的未来形态。正如塞缪尔·鲁格莱斯向纽约商会解释的那样，他们“为了地球上文明国家的商业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他们，印度、埃及和巴西的棉花才能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此外，他们在棉荒期间的经历，也开启了殖民冒险和国家介入商品市场的大胆新景象。虽然在战前，棉商和制造商的活动也是以私人投资和国家游说为主，但棉荒大大提高了这些棉花资本家对国家和自身的政治成熟度的依赖。殖民主义已成为关乎自身利益的紧迫问题，因为资本家明白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庞大的资本投资在当地的动乱面前是多么脆弱。
美国内战的经验表明，只有在不可持续的高价下，非奴隶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才能进入世界市场。棉花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也学到了更广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限制了棉花的生产。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成员是世界上这方面问题最重要的专家，他们知道在全球许多不同的地区，土地和气候条件“和美国的质量相当，甚至优于美国”。但是这些全球棉花专家发现，“最迫切的必需品——劳动力”更难以找到。
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张，与寻找新的方式来激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棉花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努力深深纠葛在一起。内战已经无意中改变了棉花种植的地点和方式的可能性，一举推翻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中被迫劳动力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平衡，摧毁了250年来推动战争资本和工业革命的奴隶财产制度。1865年4月，当北美大陆的枪炮声沉寂下来时，欧洲棉纺织业85年来最大的动荡结束了。劳动力的新体系——从苦力工人到受薪劳动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测试。
这次全球性的恐慌向农民、工人、制造商和商人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现在是多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弗吉尼亚农村地区的一场战斗的余波震及贝拉尔和下埃及的小村庄，巴西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利物浦市场的判断，而美国联邦攻陷里士满的消息传到印度海岸，孟买的房地产价格立刻崩溃。一位英国观察家对美国内战带来的这些新的全球联系感到惊讶。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全球最偏远的地方，‘价格’的影响是多么有力和迅速。”
世界确实变小了，棉花把世界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内战是棉花帝国的危机时刻，那么这也是对其重建的一次排演。棉花资本家因为成功地在国内重新开启工业生产而充满信心。当他们在南方的灰烬中调查时，他们看到颇有希望让棉花种植采用自由劳动力方式，有着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关系和新的关系。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棉花资本家已经知道，他们所编织的利润丰厚的全球贸易网络只能由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来保护和维持。与此同时，政治家也明白，这些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和力量的关键壁垒。因此，法国观察家在1863年预言时是正确的：“棉花帝国被保住了;棉花王并没有卸权退位。”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