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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宜宾当日很折腾,飞机晚点,接我的师傅看起来是个硬汉。他就一个人,面无表情,举着牌子。我说你接的人是我。他就转头去开车了。直到开了半程,他突然递给我一瓶水,然后开始听许茹芸。公路上都是树,听说四川就都是树,以及连绵的、明灭的远山。还有坏掉的路灯,一闪一闪,隔三盏就有一盏坏的,如光的裂帛。可惜《泪海》里的裂帛,无论多么干脆都看起来有点娘。天气非常溽热,没想到隔天就泥泞凛冽起来。因为没有任何防护手段,也没有心理准备,忍耐就变得十分具体。
想到四川,好多年前,当我还在沾沾自喜自己是个青春文学作家的时候,就有一些粉丝给我写信。其中有一位,现在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她来找我,是想让我写一个支内后代的故事,她说起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都是学历很高又满腹牢骚的才子。而我当时的阅历,显然是写不出来什么像样的东西的。我的同情和理解,也都是客套的。我们认识第二年,有一次她兴冲冲地说在上海找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麻辣烫,真正的麻辣烫,要带我去吃。那是个大冬天,我也很兴奋,因为冷,又因为麻辣烫我懂啊,学校门口遍地都是。那家店在宜山路上,很靠近我小时候会活动的区域。然而,后来我记得窗户上白色的雾,记得脚下黏黏的地面,记得台面上冰冷的王老吉,以及一桌尴尬的串串。因为太辣太辣了,我吃不了。即使我们说着上海话,好像老朋友一样,我依然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一些较为沉重的人生问题,突然在麻辣烫的气味中浮现出来,吞噬了一些轻盈的、不愿负责的寒暄……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们后来为什么会建立起越来越深厚的友谊,总之现在有时我说“你下班吗?我来找你吃面。”她会说,“别来,忙。”她还会吐槽我一生都欣赏不了川菜的美好,身上湿气太重。但每次吃饭,她都能找到一家新的超好吃的本帮菜,然后很不经意地对我说,也许你会喜欢吧。前年有一次小聚,我们谈笑风生直至笑话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才突然想起要问她,“那你上海户口拿到了吗?”她笑笑说,“最后一年了。”又说,“我妈也回来了。”我很为她开心,问,“真的吗?永远吗?”她又说我是神经病。她昨天叮嘱我一定要自己去吃个面,在看一看旧日里学历很高又满腹牢骚的老牌才子的同时。
《十月》杂志的颁奖活动,我受邀参加,自然很荣幸。但更高兴的,是可以去看看李庄。
我对李庄的了解,大概来自于费慰梅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想到前年我曾在台北看过一场评弹《林徽因》,与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在李庄,我才重新找到了旧日里理想与热忱的涟漪,没有传奇、也没有坊间流言的甜腻,像林徽因自己在1939年写的,那是“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人心头上牵挂”。
战时李庄的气候与生活都远不如昆明,没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没电(“最好和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通货膨胀也厉害,两人的研究经费几近枯竭,吃穿都要以最原始的方式生产及严格控制用度。梁思成曾经写到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像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着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然而想象的苦总不及目之所见那么具体,真的感受到了一鳞半爪,心下仍然是震惊的。我们见到了狭窄如监狱的史语所寝室,也见到了营造学社L形的长短臂,也吃到了李约瑟可能会笑一笑的鸭子。如今的李庄正在大规模改建,也许早晚会以一个更为商业的面貌出现,一切都奔着欣欣向荣而去,好像新的历史总会说服旧的困境。在新景观就要替代旧魂灵的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点不那么“精致”的真实的土壤,真实的生命与空气,依然是件让人高兴的事。1941年到1946年,在生活与身体的双重困境之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工作。当艰困与诗心混淆一起,才情与日常生活居然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林徽因说梁思成不会做家务,“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次,但真的看到眼下的风物,还是觉得奇异。那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希望,面对心里的奇迹,耕耘日常的困顿。如今菜园子里有两人的塑像,显然是新的,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呢。我觉得,大概是少了心里的“纽约中央车站”,那和为柴米日日发愁、且被严重的脊椎病困扰的梁思成“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可以说是相似的割裂,也是相似的、克难中闪耀的微光。
去年有一部青春电影很受人关注,叫《无问西东》,其中扮演王力宏母亲的米雪对儿子说过几句话很打动人心,“我想让你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我怕你还没想好要怎么过好这一生,命就没了。”索引描迹,很可能是来自于林徽因《哭三弟恒》。“我曾经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的弟兄,也是一样,献出了你们的生命;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壮年的工作,老年的智慧;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林徽因的弟弟林恒,1941年在成都与日本飞机空战中阵亡。她所亲历的,也正是《无问西东》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借“母亲”之泪所忧心的。三年后,这首著名的悼亡诗写于李庄。
流言似乎沉溺于自身,总不愿相信真正的担当是多么残酷、苦痛,又充满理想的光芒。离开李庄时在游览车上看到一个没有穿鞋的农人,正淡然走过自己的土地。想到林徽因在《窗子以外》里写的,“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我们在和风细雨里眺望的人,唯有尊敬可以献出,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谢谢《十月》。
想到四川,好多年前,当我还在沾沾自喜自己是个青春文学作家的时候,就有一些粉丝给我写信。其中有一位,现在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她来找我,是想让我写一个支内后代的故事,她说起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都是学历很高又满腹牢骚的才子。而我当时的阅历,显然是写不出来什么像样的东西的。我的同情和理解,也都是客套的。我们认识第二年,有一次她兴冲冲地说在上海找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麻辣烫,真正的麻辣烫,要带我去吃。那是个大冬天,我也很兴奋,因为冷,又因为麻辣烫我懂啊,学校门口遍地都是。那家店在宜山路上,很靠近我小时候会活动的区域。然而,后来我记得窗户上白色的雾,记得脚下黏黏的地面,记得台面上冰冷的王老吉,以及一桌尴尬的串串。因为太辣太辣了,我吃不了。即使我们说着上海话,好像老朋友一样,我依然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一些较为沉重的人生问题,突然在麻辣烫的气味中浮现出来,吞噬了一些轻盈的、不愿负责的寒暄……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们后来为什么会建立起越来越深厚的友谊,总之现在有时我说“你下班吗?我来找你吃面。”她会说,“别来,忙。”她还会吐槽我一生都欣赏不了川菜的美好,身上湿气太重。但每次吃饭,她都能找到一家新的超好吃的本帮菜,然后很不经意地对我说,也许你会喜欢吧。前年有一次小聚,我们谈笑风生直至笑话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才突然想起要问她,“那你上海户口拿到了吗?”她笑笑说,“最后一年了。”又说,“我妈也回来了。”我很为她开心,问,“真的吗?永远吗?”她又说我是神经病。她昨天叮嘱我一定要自己去吃个面,在看一看旧日里学历很高又满腹牢骚的老牌才子的同时。
《十月》杂志的颁奖活动,我受邀参加,自然很荣幸。但更高兴的,是可以去看看李庄。
我对李庄的了解,大概来自于费慰梅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想到前年我曾在台北看过一场评弹《林徽因》,与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在李庄,我才重新找到了旧日里理想与热忱的涟漪,没有传奇、也没有坊间流言的甜腻,像林徽因自己在1939年写的,那是“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人心头上牵挂”。
战时李庄的气候与生活都远不如昆明,没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没电(“最好和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通货膨胀也厉害,两人的研究经费几近枯竭,吃穿都要以最原始的方式生产及严格控制用度。梁思成曾经写到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像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着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然而想象的苦总不及目之所见那么具体,真的感受到了一鳞半爪,心下仍然是震惊的。我们见到了狭窄如监狱的史语所寝室,也见到了营造学社L形的长短臂,也吃到了李约瑟可能会笑一笑的鸭子。如今的李庄正在大规模改建,也许早晚会以一个更为商业的面貌出现,一切都奔着欣欣向荣而去,好像新的历史总会说服旧的困境。在新景观就要替代旧魂灵的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点不那么“精致”的真实的土壤,真实的生命与空气,依然是件让人高兴的事。1941年到1946年,在生活与身体的双重困境之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工作。当艰困与诗心混淆一起,才情与日常生活居然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林徽因说梁思成不会做家务,“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次,但真的看到眼下的风物,还是觉得奇异。那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希望,面对心里的奇迹,耕耘日常的困顿。如今菜园子里有两人的塑像,显然是新的,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呢。我觉得,大概是少了心里的“纽约中央车站”,那和为柴米日日发愁、且被严重的脊椎病困扰的梁思成“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可以说是相似的割裂,也是相似的、克难中闪耀的微光。
去年有一部青春电影很受人关注,叫《无问西东》,其中扮演王力宏母亲的米雪对儿子说过几句话很打动人心,“我想让你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我怕你还没想好要怎么过好这一生,命就没了。”索引描迹,很可能是来自于林徽因《哭三弟恒》。“我曾经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的弟兄,也是一样,献出了你们的生命;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壮年的工作,老年的智慧;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林徽因的弟弟林恒,1941年在成都与日本飞机空战中阵亡。她所亲历的,也正是《无问西东》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借“母亲”之泪所忧心的。三年后,这首著名的悼亡诗写于李庄。
流言似乎沉溺于自身,总不愿相信真正的担当是多么残酷、苦痛,又充满理想的光芒。离开李庄时在游览车上看到一个没有穿鞋的农人,正淡然走过自己的土地。想到林徽因在《窗子以外》里写的,“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我们在和风细雨里眺望的人,唯有尊敬可以献出,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谢谢《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