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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50多年里，新加坡实现了由一个蕞尔渔村到现代化国家的跨越。在此期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不断提升其执政绩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维护了社会的和谐安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人民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历史实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构建精英治国策略，提高决策科学化；优化执政环境，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加强廉政建设，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以民为本，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绩效；实践；启示
执政绩效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要达到的工作目标、工作效果、社会效益以及人民满意程度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1]执政党的执政绩效，不仅可以体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高低，更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前景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的领导下，不但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声望，远远超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2]这些显性因素都体现出行动党优异的执政绩效。因此，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构建精英治国策略,提高决策科学化
所谓精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门知识或专业特长,个人素质较好,能力较强，可以在政府或其它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专家或行政官僚。[3] 由于李光耀本人从小就接受了最完备的教育，所以他有着独到的人才观。他提出，真正的人才要兼具分析力、想象力、务实感，还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坚定的意志，吃苦的精神，他深知人才的知识储备，工作效率，个人品质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水平。为了提高新加坡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李光耀曾指出“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罗致更多的人才，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生活的素质。”[4]可以看出他就是一位坚定的精英治国论者。因为李光耀知道，新加坡国小民微，没有发展资源，唯一可以用的只有人才。
为了发现、培养和吸引更多的精英，新加坡确立了人才立国的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各级教育的发展。第一，在教育中实施学生分流制度，让更多的精英凸显出来。一些获得政府奖学金的优秀人才，都将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据了解，现任政府部长的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奖学金的获得者。第二，对于政治精英人才的挑选，将会走更加严格的程序。大致过程为推荐、审查、考试、面试等几个重要阶段，其中，审查阶段是最受政府关注的。第三，吸引外来优秀人才为新加坡服务。迈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加坡面临人才外流和本国人口低生育的困扰，尽管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补救，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行动党开始放眼全球，面向世界寻找优秀的人才。在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看来，优秀的人才是组建一个好政府的关键因素。因此，寻求具备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政治精英来参与政府，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一直是行动党努力的方向。
二、优化执政环境，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执政环境，是执政党在执政期间影响其执政效能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一切资源的总和。能否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执政环境，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新加坡行动党在其执政的50多年里，能够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优绩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执政环境的不断优化。
（一）国内环境
行动党执政初期，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短缺、经济滞后、社会动荡、失业人口激增和环境污染严重的烂摊子。面对当时的国情，行动党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问题。例如通过推行“依法治国”、“居者有其屋”、“城市清洁运动”等有效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
（二）国际环境
新加坡建国初期，正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状态下，新加坡要想发展经济只能采用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在注重互利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需要保持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打出了“排共不排华”的论调，注意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其在发展国际关系上，推行的是务实的大国平衡外交理念；在发展模式上，行动党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一切以经济发展为重。新加坡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也令世人瞩目。
正是由于行动党对国内外的环境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再加上其推行的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其独特的执政环境。行动党通过对其执政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了执政绩效的最大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
三、加强廉政建设，塑造政府良好形象
新加坡不但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人惊叹，而且廉政建设的水平同样赢得国内外的好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10分,新加坡得9.18分, 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5]在李光耀看来，好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廉洁。李光耀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6]由此可见，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最大化，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命运。行动党为了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在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廉政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
（一）领导人的表率作用
1959年，行动党以一把大扫帚作为参加竞选的道具，喊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向公众传达扫除政坛上一切污秽的寓意，从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和认同，登上了执政的舞台。行动党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发挥表率作用，特别是李光耀本人。他一直把为政清廉作为赢得人民信任的根本和新加坡得以生存的基础。在如何建成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问题上，李光耀认为领导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榜样，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曾经在一次国会辩论中说：“如果我要贪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其代价是整个制度的崩溃。”[7]虽然李光耀的一些政敌们经常指责他“专断独裁”、“压制民主”等，但是没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8]
（二）高薪养廉和中央公基金
贪污腐败是政府的毒瘤。为了克服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新加坡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高薪养廉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给予政府公务员高薪，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不必通过贪污去维持基本生活。据世界关系调查组统计，1995年各国政府首长的年薪状况如下：美国为20万美元，英国为12.9万美元，新加坡则为81.2万美元。[9]通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政府首长薪俸是最高的。1994年，政府发表题为《以具竞争性薪金建立贤能廉洁政府——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企业挂钩。此后，政府又多次提高了公务员的薪俸。正像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所说：“当薪酬变的不符合实际时，公共服务的诚实水平必然降低。如果薪酬太低，要保持政府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一个交通警察的薪金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必然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接受贿赂而不发传票给超速驾驶的司机。”[10]
与高薪养廉政策配套实施的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基金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政府强制实施的一种储蓄。通过这项制度，可以有效解决公务员的购房和养老问题，同时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抑制消费，有效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项制度是遏制贪污的一种强力而有效的手段。一旦有人以身试法，他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是惨重的。不但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所有的公基金将被没收。一般来说，随着缴纳公积金年数的增加，公积金数额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一旦被政府没收，晚年的生活就没有了保障。这两项制度相互配合，再加上政府设立的各项法律和法规：如《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和《反贪污法》等，使公务人员“不必贪”，“也不想贪”，“更不敢贪”。
四、以民为本，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新加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奉行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没有民众的认同, 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要获得民众的认同, 政府必须以民众为依归。[11]新加坡人民群众的认可，可以说是行动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源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也是行动党得以延续执政的主要原因。
（一）急群众之所急 ，供民众之所需
上台之初的行动党着手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全民就业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社会闲置劳动力。同时，注重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和招商引资项目，增加就业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末，行动党基本解决了居民的就业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住房难。住房问题是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大问题。当时的人民群众，不仅不能安居，更不能乐业。新加坡行动党仿照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推出了自己解决住房难题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行动党为贯彻执行这项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组建房屋发展局来制定建屋计划；第二，完善法律，包括《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第三，多元化筹措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到20世纪90年代，这项政策终于结出了硕果：先后建成二居室至六居室的组屋70万套，使全国260万中的220万人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占总人口的86%；还有12%的人住在自己建造的私宅；其中又有190万人实现了“自置私有”，占住进组屋总人数的85%。”[12]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这项房屋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改革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推行依法治国，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法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行动党看来，要想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政策的规范实施，必须推行依法治国。只有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地为新加坡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利益，夯实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行动党在实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了三个环节：第一，完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举例来说，新加坡的小贩的生存状态在早期混乱不堪，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为了规范小贩的行为，美化城市环境，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建立专门的小摊中心，发给执照，同时要求保证卫生达到合格标准，保证居民饮食健康。第二，法律周密而又严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法不容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个绰号叫“两鞭总统”，这来源于新加坡一个著名的案件。1993年，留学新加坡的美国青年麦克菲违规在20多辆轿车上涂鸦，并破坏交通基础设施，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将被鞭笞6下，监禁4个月。消息传到美国，惊动了克林顿。他亲自出面为该少年向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求情，碍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最后经内阁讨论决定将6鞭减为4鞭。“两鞭总统”的戏称由此而来。[13]第三，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地法制宣传来提高国民的法律素养，让人民有法可依。同时在国内推行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反抛垃圾运动”、“花园城市运动”等，来加强国民教育。
五、对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新加坡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理论和实践，对推进和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绩效提升的关系。执政绩效的提升，必须以执政合法性为依托。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既要求从根本上保证执政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同时更要保证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效能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科学性不会存在；而执政绩效的降低，也必然会导致执政合法性的降低。这两个因素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新加坡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同时，不断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做法，对中共正确处理执政合法性和提升执政效能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二）必须正确对待执政模式与执政效能的关系。执政模式的选择对于执政效能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对于执政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降低执政绩效，进而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只可借鉴而不可以机械的模仿，因为只有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执政模式才是最好的，最能为人民所认同的。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新加坡行动党的提升执政绩效的实践中来判断其执政能力的高低或评判其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我们只能吸收和借鉴人民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优秀做法，并根据自身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的不同，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中共要想真正的提高执政绩效，就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新形势，并根据政治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执政形态，不断优化执政环境，创新执政理念，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坚持执政为民。这是中共适应执政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中共提升执政绩效、夯实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黄明哲.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陈烈甫.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22.
[3]赵大生.新加坡精英治国论的实践[J].东南亚纵横,2002(5).
[4][7][10][13]张建立.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什么[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
60,24,34,86.
[5][11]张春阳,吕元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
[6]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84.
[8]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73.
[9]世界关系调查组.世界各国公务服务人员年薪比较[N].联合早报,1999-2-25.
[12]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10.
作者简介：
赵晶（1985—），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200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郭小文（1983—），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200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绩效；实践；启示
执政绩效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要达到的工作目标、工作效果、社会效益以及人民满意程度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1]执政党的执政绩效，不仅可以体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高低，更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前景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的领导下，不但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声望，远远超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2]这些显性因素都体现出行动党优异的执政绩效。因此，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构建精英治国策略,提高决策科学化
所谓精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门知识或专业特长,个人素质较好,能力较强，可以在政府或其它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专家或行政官僚。[3] 由于李光耀本人从小就接受了最完备的教育，所以他有着独到的人才观。他提出，真正的人才要兼具分析力、想象力、务实感，还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坚定的意志，吃苦的精神，他深知人才的知识储备，工作效率，个人品质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水平。为了提高新加坡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李光耀曾指出“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罗致更多的人才，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生活的素质。”[4]可以看出他就是一位坚定的精英治国论者。因为李光耀知道，新加坡国小民微，没有发展资源，唯一可以用的只有人才。
为了发现、培养和吸引更多的精英，新加坡确立了人才立国的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各级教育的发展。第一，在教育中实施学生分流制度，让更多的精英凸显出来。一些获得政府奖学金的优秀人才，都将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据了解，现任政府部长的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奖学金的获得者。第二，对于政治精英人才的挑选，将会走更加严格的程序。大致过程为推荐、审查、考试、面试等几个重要阶段，其中，审查阶段是最受政府关注的。第三，吸引外来优秀人才为新加坡服务。迈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加坡面临人才外流和本国人口低生育的困扰，尽管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补救，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行动党开始放眼全球，面向世界寻找优秀的人才。在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看来，优秀的人才是组建一个好政府的关键因素。因此，寻求具备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政治精英来参与政府，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一直是行动党努力的方向。
二、优化执政环境，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执政环境，是执政党在执政期间影响其执政效能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一切资源的总和。能否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执政环境，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新加坡行动党在其执政的50多年里，能够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优绩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执政环境的不断优化。
（一）国内环境
行动党执政初期，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短缺、经济滞后、社会动荡、失业人口激增和环境污染严重的烂摊子。面对当时的国情，行动党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问题。例如通过推行“依法治国”、“居者有其屋”、“城市清洁运动”等有效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
（二）国际环境
新加坡建国初期，正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状态下，新加坡要想发展经济只能采用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在注重互利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需要保持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打出了“排共不排华”的论调，注意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其在发展国际关系上，推行的是务实的大国平衡外交理念；在发展模式上，行动党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一切以经济发展为重。新加坡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也令世人瞩目。
正是由于行动党对国内外的环境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再加上其推行的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其独特的执政环境。行动党通过对其执政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了执政绩效的最大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
三、加强廉政建设，塑造政府良好形象
新加坡不但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人惊叹，而且廉政建设的水平同样赢得国内外的好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10分,新加坡得9.18分, 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5]在李光耀看来，好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廉洁。李光耀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6]由此可见，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最大化，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命运。行动党为了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在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廉政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
（一）领导人的表率作用
1959年，行动党以一把大扫帚作为参加竞选的道具，喊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向公众传达扫除政坛上一切污秽的寓意，从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和认同，登上了执政的舞台。行动党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发挥表率作用，特别是李光耀本人。他一直把为政清廉作为赢得人民信任的根本和新加坡得以生存的基础。在如何建成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问题上，李光耀认为领导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榜样，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曾经在一次国会辩论中说：“如果我要贪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其代价是整个制度的崩溃。”[7]虽然李光耀的一些政敌们经常指责他“专断独裁”、“压制民主”等，但是没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8]
（二）高薪养廉和中央公基金
贪污腐败是政府的毒瘤。为了克服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新加坡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高薪养廉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给予政府公务员高薪，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不必通过贪污去维持基本生活。据世界关系调查组统计，1995年各国政府首长的年薪状况如下：美国为20万美元，英国为12.9万美元，新加坡则为81.2万美元。[9]通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政府首长薪俸是最高的。1994年，政府发表题为《以具竞争性薪金建立贤能廉洁政府——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企业挂钩。此后，政府又多次提高了公务员的薪俸。正像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所说：“当薪酬变的不符合实际时，公共服务的诚实水平必然降低。如果薪酬太低，要保持政府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一个交通警察的薪金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必然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接受贿赂而不发传票给超速驾驶的司机。”[10]
与高薪养廉政策配套实施的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基金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政府强制实施的一种储蓄。通过这项制度，可以有效解决公务员的购房和养老问题，同时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抑制消费，有效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项制度是遏制贪污的一种强力而有效的手段。一旦有人以身试法，他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是惨重的。不但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所有的公基金将被没收。一般来说，随着缴纳公积金年数的增加，公积金数额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一旦被政府没收，晚年的生活就没有了保障。这两项制度相互配合，再加上政府设立的各项法律和法规：如《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和《反贪污法》等，使公务人员“不必贪”，“也不想贪”，“更不敢贪”。
四、以民为本，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新加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奉行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没有民众的认同, 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要获得民众的认同, 政府必须以民众为依归。[11]新加坡人民群众的认可，可以说是行动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源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也是行动党得以延续执政的主要原因。
（一）急群众之所急 ，供民众之所需
上台之初的行动党着手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全民就业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社会闲置劳动力。同时，注重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和招商引资项目，增加就业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末，行动党基本解决了居民的就业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住房难。住房问题是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大问题。当时的人民群众，不仅不能安居，更不能乐业。新加坡行动党仿照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推出了自己解决住房难题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行动党为贯彻执行这项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组建房屋发展局来制定建屋计划；第二，完善法律，包括《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第三，多元化筹措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到20世纪90年代，这项政策终于结出了硕果：先后建成二居室至六居室的组屋70万套，使全国260万中的220万人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占总人口的86%；还有12%的人住在自己建造的私宅；其中又有190万人实现了“自置私有”，占住进组屋总人数的85%。”[12]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这项房屋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改革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推行依法治国，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法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行动党看来，要想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政策的规范实施，必须推行依法治国。只有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地为新加坡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利益，夯实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行动党在实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了三个环节：第一，完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举例来说，新加坡的小贩的生存状态在早期混乱不堪，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为了规范小贩的行为，美化城市环境，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建立专门的小摊中心，发给执照，同时要求保证卫生达到合格标准，保证居民饮食健康。第二，法律周密而又严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法不容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个绰号叫“两鞭总统”，这来源于新加坡一个著名的案件。1993年，留学新加坡的美国青年麦克菲违规在20多辆轿车上涂鸦，并破坏交通基础设施，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将被鞭笞6下，监禁4个月。消息传到美国，惊动了克林顿。他亲自出面为该少年向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求情，碍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最后经内阁讨论决定将6鞭减为4鞭。“两鞭总统”的戏称由此而来。[13]第三，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地法制宣传来提高国民的法律素养，让人民有法可依。同时在国内推行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反抛垃圾运动”、“花园城市运动”等，来加强国民教育。
五、对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新加坡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理论和实践，对推进和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绩效提升的关系。执政绩效的提升，必须以执政合法性为依托。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既要求从根本上保证执政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同时更要保证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效能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科学性不会存在；而执政绩效的降低，也必然会导致执政合法性的降低。这两个因素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新加坡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同时，不断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做法，对中共正确处理执政合法性和提升执政效能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二）必须正确对待执政模式与执政效能的关系。执政模式的选择对于执政效能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对于执政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降低执政绩效，进而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只可借鉴而不可以机械的模仿，因为只有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执政模式才是最好的，最能为人民所认同的。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新加坡行动党的提升执政绩效的实践中来判断其执政能力的高低或评判其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我们只能吸收和借鉴人民行动党提升执政绩效的优秀做法，并根据自身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的不同，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中共要想真正的提高执政绩效，就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新形势，并根据政治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执政形态，不断优化执政环境，创新执政理念，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坚持执政为民。这是中共适应执政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中共提升执政绩效、夯实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黄明哲.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陈烈甫.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22.
[3]赵大生.新加坡精英治国论的实践[J].东南亚纵横,2002(5).
[4][7][10][13]张建立.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什么[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
60,24,34,86.
[5][11]张春阳,吕元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
[6]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84.
[8]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73.
[9]世界关系调查组.世界各国公务服务人员年薪比较[N].联合早报,1999-2-25.
[12]李韶鉴.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10.
作者简介：
赵晶（1985—），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200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郭小文（1983—），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200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