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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中，郑逸梅先生去世后，他收藏过的一批尺牍流出上海到了浙江，我在老家海宁陆陆续续见过一些，少说也有几十通吧，记得有白蕉、王蘧常、苏渊雷、俞平伯、潘景郑、周谷城等人，都还是毛笔，写在有光纸上。白蕉的那一通，只是一个便条，托人取东西：俞平伯那封，谢送书，可能落笔时有误，信纸上写错的地方剪掉了一块，又在挖补过的地方，工工整整又写上一字。信都很短，典型的应酬尺牍。收藏者想出让，每通开价在50至60元之间，不算贵，我嫌尺牍的内容太单调，又写在有光纸上，不好保存，没有要。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像这样一批典型的应酬书札，好像不能完全抹杀它们的价值，要了解旧时代过来的那辈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这批应酬“尺牍”就是很好的材料。等我明白过来，这批尺牍早已不知流落谁家之手。
有一年，还是在海宁，我见到一批从诗人朱大可家散出来的尺牍、诗稿，不敢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想起来应该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东西。这些文化老人晚年无事可做，日以敲诗为乐，写完了，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观，友朋们以诗代柬，互相唱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交流。这种体裁成为当时老年知识分子沟通感情、交流思想、驱赶岑寂的一条纽带，旧诗成了仅次于尺牍可以在小范围里流通的语体。我看到过他们以“电风扇”为题的吟咏，就是这样狭窄的题目，也没有束缚老诗人们的想像力，调动他们的全副知识背景，把一个枯燥乏味的题目做得兴趣盎然。收藏者则利用工具书查找确定尺牍、诗稿作者的来历，好向购藏者要价，这是名人墨迹。我那时只看重与艺术史有关的文字材料，除此之外的东西一瞥而过，看过也就看过了。
机会接二连三擦肩而过，但我还是零零星星收得一些小东西，如诗稿、文稿，内容已越过尺牍的范围，但和尺牍一样，为我喜欢。如沈禹钟题陈小翠“翠楼吟草”墨稿，写在朵云轩信笺上，寄给朱大可。沈禹钟是南社的捷才诗人，浙江嘉善人。沈先生的友交不乏著名书家，他本人的字写得实在不高明，看不出一点诗人气质，显得木讷板刻。我收沈先生诗稿的原因，是母亲与他同乡，而这又是题给著名女诗人陈小翠的。还有朱大可亲笔撰写的“仲弟其石事略”，这份小传用蝇头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子上，字写得很精，米粟大小的模样，一笔不懈，闲时展观，体味到这位报人兼诗人的老辈文化人深湛的书法功底，手迹是可以视作艺术品的。老一辈文化人不少有这样的功夫。我收藏的施蛰存先生双钩“寿”字也是如此，墨迹是这位已故的文坛老将70年代末写的。这些名人墨迹里的异品，当时收藏者可不那么看好，也多亏原他们不看重，我才得以用自己的作品和他们交换。
后来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都没赶上。像嘉兴的张振维、许明农先生去世，从他们家都流出过一些好东西。我曾在友人家里看到过一副蒲华的对联，原是张先生的旧藏。对联没有署款，从笔墨上看，却是标准的蒲家风范。像这样的东西，作为历史名城的嘉兴，以前是很多很多的，不值什么钱。张先生是黄宾虹的学生，虽然上的是新式艺术学院，但他酷爱中国传统里的精华。蒲华是嘉兴籍的海派书画家，张先生长期执掌嘉兴图书馆，对乡邦文物素抱关心，人家看不上的，他都收，结果物聚于所好，家里成了变相的嘉兴籍历史文化名人文物的避护所。张先生在对联的二边写满了跋语，考证对联的写作年代，兼及蒲华的佚事。藏家说，出很低的钱就买到了，这是很好的乡邦文献，可惜我没缘。我手头只保留着张先生写给我的二通尺牍，儒者风范，不言自见，今世已很难再遇到这样的敦厚长者了。
许明农先生是中医，我曾到“烟雨簃”去拜访过他。在他那间弥漫着药香的书斋里，把玩陈列在案头的黑陶印，欣赏张挂在壁间的名人书画，美不胜收。七八十年代许先生经常坐车到嘉兴周边县城走动，遇到可心的东西，就与主人商量，出少量的钱收过来，手头攒积了不少名人墨迹、印谱。他是真喜欢这些东西，视它们为生命。他自己除了做黑陶，刻印，也工书法，写得一手嘉道时期流行的碑体书，厚实中带着点拙涩，很得嘉兴前辈张廷济的音容笑貌。他写信从来就用毛笔，从从容容不迫促，写完还要加盖印章，我手上存的许先生书札通通都如此。许先生谢世后，他的珍藏先后散出。物聚物散，正像前人说的“有定数”的。我在北京，听着从江南传来的某人又收得许先生藏的某某东西之类的消息，只有翘首南望，独自黯然伤神了。
这类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发生。以我熟识的江蔚云先生为例，2000年初去世，他平生精力所聚的现当代名人墨迹又会流向何处呢?据我所知，江先生的藏品生前就散出过一些，我在上海看到过朵云轩藏的一通黄宾虹手札，就是写给他的。年轻时江先生仗着殷实的家底，广事现当代名人书画的收罗，居然十分可观。他是大户人家出身，解放后产业没有了，少爷脾气还那样，出手依然阔绰。到了晚年，积蓄渐渐盘空，微薄的退休金终于不敷家用，于是只得拿心爱的藏品去换柴米，尽管卖出去的都是小东西。但他守了大半辈子，有感情，到底还是有点难舍难分的。现在江先生走了，那些字画的“人缘”随之也散去了，真是“物是人非”，等待珍物的命运是不是就此“星散”，没法猜测也不敢去想。
还记得一位旅美学者去年在北京对我说过一句话：电脑时代，我们的尺牍文化真的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不是悲情主义者，想想，也真是一个问题。面对前人的书札墨迹，我们能为还在延续的尺牍文化做些什么呢。
有一年，还是在海宁，我见到一批从诗人朱大可家散出来的尺牍、诗稿，不敢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想起来应该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东西。这些文化老人晚年无事可做，日以敲诗为乐，写完了，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观，友朋们以诗代柬，互相唱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交流。这种体裁成为当时老年知识分子沟通感情、交流思想、驱赶岑寂的一条纽带，旧诗成了仅次于尺牍可以在小范围里流通的语体。我看到过他们以“电风扇”为题的吟咏，就是这样狭窄的题目，也没有束缚老诗人们的想像力，调动他们的全副知识背景，把一个枯燥乏味的题目做得兴趣盎然。收藏者则利用工具书查找确定尺牍、诗稿作者的来历，好向购藏者要价，这是名人墨迹。我那时只看重与艺术史有关的文字材料，除此之外的东西一瞥而过，看过也就看过了。
机会接二连三擦肩而过，但我还是零零星星收得一些小东西，如诗稿、文稿，内容已越过尺牍的范围，但和尺牍一样，为我喜欢。如沈禹钟题陈小翠“翠楼吟草”墨稿，写在朵云轩信笺上，寄给朱大可。沈禹钟是南社的捷才诗人，浙江嘉善人。沈先生的友交不乏著名书家，他本人的字写得实在不高明，看不出一点诗人气质，显得木讷板刻。我收沈先生诗稿的原因，是母亲与他同乡，而这又是题给著名女诗人陈小翠的。还有朱大可亲笔撰写的“仲弟其石事略”，这份小传用蝇头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子上，字写得很精，米粟大小的模样，一笔不懈，闲时展观，体味到这位报人兼诗人的老辈文化人深湛的书法功底，手迹是可以视作艺术品的。老一辈文化人不少有这样的功夫。我收藏的施蛰存先生双钩“寿”字也是如此，墨迹是这位已故的文坛老将70年代末写的。这些名人墨迹里的异品，当时收藏者可不那么看好，也多亏原他们不看重，我才得以用自己的作品和他们交换。
后来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都没赶上。像嘉兴的张振维、许明农先生去世，从他们家都流出过一些好东西。我曾在友人家里看到过一副蒲华的对联，原是张先生的旧藏。对联没有署款，从笔墨上看，却是标准的蒲家风范。像这样的东西，作为历史名城的嘉兴，以前是很多很多的，不值什么钱。张先生是黄宾虹的学生，虽然上的是新式艺术学院，但他酷爱中国传统里的精华。蒲华是嘉兴籍的海派书画家，张先生长期执掌嘉兴图书馆，对乡邦文物素抱关心，人家看不上的，他都收，结果物聚于所好，家里成了变相的嘉兴籍历史文化名人文物的避护所。张先生在对联的二边写满了跋语，考证对联的写作年代，兼及蒲华的佚事。藏家说，出很低的钱就买到了，这是很好的乡邦文献，可惜我没缘。我手头只保留着张先生写给我的二通尺牍，儒者风范，不言自见，今世已很难再遇到这样的敦厚长者了。
许明农先生是中医，我曾到“烟雨簃”去拜访过他。在他那间弥漫着药香的书斋里，把玩陈列在案头的黑陶印，欣赏张挂在壁间的名人书画，美不胜收。七八十年代许先生经常坐车到嘉兴周边县城走动，遇到可心的东西，就与主人商量，出少量的钱收过来，手头攒积了不少名人墨迹、印谱。他是真喜欢这些东西，视它们为生命。他自己除了做黑陶，刻印，也工书法，写得一手嘉道时期流行的碑体书，厚实中带着点拙涩，很得嘉兴前辈张廷济的音容笑貌。他写信从来就用毛笔，从从容容不迫促，写完还要加盖印章，我手上存的许先生书札通通都如此。许先生谢世后，他的珍藏先后散出。物聚物散，正像前人说的“有定数”的。我在北京，听着从江南传来的某人又收得许先生藏的某某东西之类的消息，只有翘首南望，独自黯然伤神了。
这类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发生。以我熟识的江蔚云先生为例，2000年初去世，他平生精力所聚的现当代名人墨迹又会流向何处呢?据我所知，江先生的藏品生前就散出过一些，我在上海看到过朵云轩藏的一通黄宾虹手札，就是写给他的。年轻时江先生仗着殷实的家底，广事现当代名人书画的收罗，居然十分可观。他是大户人家出身，解放后产业没有了，少爷脾气还那样，出手依然阔绰。到了晚年，积蓄渐渐盘空，微薄的退休金终于不敷家用，于是只得拿心爱的藏品去换柴米，尽管卖出去的都是小东西。但他守了大半辈子，有感情，到底还是有点难舍难分的。现在江先生走了，那些字画的“人缘”随之也散去了，真是“物是人非”，等待珍物的命运是不是就此“星散”，没法猜测也不敢去想。
还记得一位旅美学者去年在北京对我说过一句话：电脑时代，我们的尺牍文化真的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不是悲情主义者，想想，也真是一个问题。面对前人的书札墨迹，我们能为还在延续的尺牍文化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