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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生的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尤以人口众多的北京为典型。文章基于对走在垃圾无害化处理前列的城市——台北的深层调研，总结出台北市在垃圾处理政策设计、执行落实、专业流程、宣传教育等方面形成的一套完善的“台北模式”，进而结合北京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提出相关建议，希冀为北京市早日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实现“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城市。
〔关键词〕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回收；台北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39-12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城市垃圾量也与日俱增，舒缓资源损耗并减轻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性议题。2015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到2012年17081万吨，30年增加近6倍。由此带来的垃圾处理负担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分三大类：有机物质、不可回收利用垃圾和可循环再利用材料。目前中国城市垃圾除极少量可回收再利用，由居民从源头实行分类，自行送至回收点出售外，其它绝大部分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清运，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然后由卡车运到中转站。这种垃圾混合收集的方法虽简单易行，但导致了可回收垃圾被污染，降低了再利用的价值，不利于垃圾后续处理，且产生诸多污染。垃圾粗放式填埋不但侵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对环境造成了潜在的危害。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已走在前沿，垃圾管理模式成熟且完善，城市卫生和生活环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垃圾负担”已经转变成了“朝阳行业”。比如，德国早在1996年，就颁布《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确立污染者付费、垃圾无法再次循环利用才可以废弃等原则，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日本严格管理垃圾分类，目前人年均垃圾产量只有410kg，为世界最低。在美国，2011年废料回收再生原料超过1.35亿吨，相关产业提供了46万个工作岗位，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70亿美元。
北京作为2000年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经历十多年实践，目前效果并不理想，垃圾源头分类执行效果不佳，基本仍采取混合装运，大部分可回收资源被直接填埋、焚烧，垃圾围城问题凸显，环境压力增大。如何妥善处理大量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北京城市发展委员会解
读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提出将研究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垃圾处理系统进行改进和创新。
台北市是台湾地区实施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最成功的城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取“垃圾费随袋征收”“强制垃圾分类”等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推动市民进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分类回收，取得显著成效。台北家户垃圾量从1999年2970吨每日，降至2015年1008吨每日，减量66%，垃圾费随袋征收前资源回收率仅为2.4%，随袋征收后2015年资源回收率平均为56.56%。①最新数据显示，台北市2016年1月至9月底日平均一般垃圾量 1，020吨，较随袋征收前减量 65.7%， 1月至8月底资源回收量30万8，453吨，资源回收率达58.19%②。鉴于两岸居民在文化观念、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较为相似，生活垃圾特性也相近，相比于国外城市的做法，台北市处理生活垃圾的“台北模式”对大陆城市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状况的调研分析
台北的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9月。问卷调研采取纸质版问卷与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0份，有效问卷487份，回收率98%，有效率97.4%。调查对象男女比例47∶53，基本符合台北市居民性别结构，问卷中各年龄层、各个时期定居台北的居民均有分布。
访谈对象有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垃圾清运科、废弃物管理科、资源循环管理科）、民间环保组织（台湾环保联盟、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台湾绿盟）、一线清运人员，以及部分民众。实地观察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厂与周边有关垃圾处理设施。
1. 相关法律政策较为完善
关于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相关法令和政策均由台湾环保署出台，由台北环保局负责执行和实施。台湾在1974年就出台了《废弃物清理法》，到2006年经过9次修订，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版本，对废弃物的回收、清运、处理作了详细规定。此外，还出台了《废容器回收贮存清除处理方法及设施标准》、《回收废弃物变卖所得款项提拨比例及运用办法》、《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按日连续处罚执行准则》、《民众检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奖励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有赏有罚，具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和执行方案。以保证《废弃物清理法》的有效实施。具体内容见下表：
首先针对社区居民的政策手段主要有：
（1） 强制垃圾源头分类。在把垃圾丢进垃圾车前，市民必须自觉按要求进行分类，否则清运人员拒收垃圾。同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罚款1200～6000元新台币（1人民币约4.6新台币）。
（2） 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清运。市民直接将分类垃圾定点定时放到垃圾清运车上，取消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暂存和中转设施。如果居民错过了垃圾车经过的时间，只能到另一处投放或等待下一次的清运。
（3） 垃圾费随袋征收。市民需要使用内含垃圾费之专用垃圾袋盛装一般垃圾方可交清运队清理，不可用其他垃圾袋代替，若违反将被拒收。但资源回收物可以免费交给清洁队回收。丢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愈少，缴费愈少，从而促使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 回收，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近几年，为贴近民众生活需求， 具有购物袋及专用垃圾袋双重功能的环保二次袋也进入了各大卖场。每年取代消费型购物袋3600万个，充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4） 减量政策。环保署从2002年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减量政策。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限塑政策（限制购物用塑料袋使用、塑料类免洗餐具使用、塑料类托盘及包装盒使用）。二是一次用产品减量（免洗杯、免洗餐具、免洗筷减量）。三是包装减量（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签订志愿性包装减量）。四是有害物质减量（限制干电池重金属含量、限制含汞体温计）。
其次，针对产品生产商与回收商。1997年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以资金流为主线，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产品制造企业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将其补贴给产品回收者（包括社区民众、回收和处理企业），从而形成一个以经济刺激为导向的回收系统。从调研数据与结果看，这些法律政策对于推进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效果显著。
2. 组织机构健全，执行到位
台北市垃圾管理经历了由试点到强制执行、逐步培养市民垃圾分類观念的近20年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分阶段逐步实现“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台北市环保局目前下辖8科4室，各科室分工明确，细致，整体工作效率高，实现了整个城市环卫管理的有序运作。其中，由环境清洁管理科负责垃圾及回收物收集与清运等事项，由废弃物处理管理科负责废弃物处理设施工程规划、兴建、营运督导、废弃物处理回馈、垃圾清理收费规划、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管理等事项。由资源循环管理科负责资源循环城市规划、废弃物源头减量管理、资源回收规划管理、专用垃圾袋管理等事项。另设废弃物处理场负责复育公园与回馈设施管理，其下辖12区清洁队4696名清洁工。所属机关还管辖环保稽查大队、内湖垃圾焚化厂、木珊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
一线清运人员认真负责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部分清运人员接受过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科普，加上日常积累，基本具备做好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工作的能力。目前全市有184条清运路线，4053个收运点，大量的垃圾清运工默默奉献工作岗位上，其中不乏年轻人员。其工作流程是：一般家庭事先进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丢入垃圾车，清运车司机负责分类收集，对未分类完全的垃圾进行再分类，且有权拒收未分类的垃圾，严重者甚至可以处以罚款。而在一些公寓、学校、商业大厦中，由于无法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则会将清洁工作外包给清洁公司，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民众执行与配合意识显著。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与制度规范下，政策的要求已经很大程度地内化为民众的环保认同。通过观察可知，大部分台北市民会自觉进行源头分类，其中中小学生与年长者积极性更高。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做好垃圾分类的主要动力来源”时，4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大家共同的生活习惯”，也有部分（29%）受访者将 “分类对节能环保有好处”和“政策强制规定要分类（25%）”是自己垃圾分类的动力所在。在垃圾分类对生活的利弊影响方面，76%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让生活环境更整洁”，74%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之后“垃圾量减少，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有83%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有助于“节约资源能源”，49%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可以看出，环保意识到位是行动积极配合的有力保证。
3. 垃圾处理专业化
（1） 分类收集与中端清运
从1996年起，台北开始实行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三合一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垃圾车分资源回收车、一般垃圾车两类，主要对可回收物、一般垃圾、厨余垃圾三大类垃圾进行收集。具体的资源垃圾回收表如下：
调查结果显示，台北市居民对当前资源回收方式满意度很高，77.3%的受访表示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2） 末端处理
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系统”。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回收基金和社区民众四部分共同合作，促进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化。每部分各司其职，自主积极性强，回收者能够从中获益，经济因素带动了资源的回收率的有效提高。
对于厨余垃圾重点回收与利用。2003年底，台北市全面回收家户厨余，分“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两类回收。分别放入经过压缩式垃圾车改装的厨房垃圾收集车后方或侧面加挂的蓝、红塑料桶中，放入前要沥除水分，废泔水油则进行密封。厨房垃圾处理不需付费，若将普通垃圾杂物混入厨房垃圾排放将被罚款1500～6000元新台币。除去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厨房垃圾外，台北的餐饮业也日趋壮大，厨余垃圾量也随之增加，但厨余垃圾回收率不降反升，自2004年由4.57%上升至2013年的9.75%，10年间回收量增提高近2倍。回收的2类厨余垃圾中，养猪厨余公开标售给有相关证件的养猪户再利用，但必须经过预处理、高温蒸煮后方可喂猪；堆肥厨余经收集后先于垃圾焚化厂贮坑内专区暂置，经简易翻堆约3个月去除大部分水分后取出产制肥料，部分由焚化厂制成土壤改良剂。目前，环保局也在规划兴建台湾首座日处理量200公吨厨余生质能厂，彻底解决堆肥厨余去化处理问题，更能转废为能，节能减碳。
垃圾焚化处理。台北一般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焚化处理占垃圾处理总量约95%，全台已兴建完成26座可回收电能大型焚化厂，经过焚化后产生之剩余物质（如飞灰稳定化物或底碴）以掩埋作为最终处置。市内设三大焚化厂：内湖焚化厂（1991年运作，设计处理量900吨/日）、木栅焚化厂（1995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500吨/日）、北投焚化厂（1998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800吨/日）。附设完善空气污染等防治设施，可快速将垃圾安定化、减量化及回收热能发电。焚化底渣2005年10月起全面委外再利用，再利用方式为筛分稳定处理后再利用于沥青混凝土、道路及管沟回填工程、级配骨材等。自设飞灰水洗前处理厂，将处理过的飞灰作为部分土质替代生料，委交水泥业者掺配于水泥生料中，产制一般卜特兰水泥。台北市最大的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中，垃圾车的过磅，垃圾倾倒、垃圾粉碎等过程无不显示出先进的现代化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焚化厂负责人都会接待来自不同地区的团体比如学生、环保组织等参观学习，可见焚化厂在实用性与教育性上均发挥了作用。为了减轻居民对于焚化厂的排斥而产生的“邻避效应”，焚化厂配套有很多回馈居民的设施，如居民可以免费申请参观的洲美运动公园，还有可凭身份证免费使用的游泳馆（焚烧垃圾的热量可以提供温水）、篮球场、网球场、主题馆（含交谊厅、健身房、读书中心、视听室、餐厅）、地下停车场等，实现了与附近居民的和谐相处。 垃圾掩埋处理。2002 年台北提出“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对无法回收利用、焚化的垃圾才进行掩埋，掩埋量由实施的第 1 年 2001 年的每日1 300 t 降低至 2009 年的 59 t，减量达 95.5%，至今垃圾填埋量下降到零。原设有内湖垃圾掩埋场（1970启用，1984封闭，2013清除）、福德坑垃圾卫生掩埋场（1985开建，1994用罄封闭，1999进行复育工程）、山猪窟垃圾卫生掩埋场（1994开建）保留9公顷作为垃圾分类暂存使用，其余进行复育工程。
4. 宣传引导教育效果显著
在早期，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处理，政府联合媒体的力量，拍摄视频短片，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的益处和具体分类的操作方法，设计众多海报广告与大量分类标识，开展大型活动，派发分类宣传手册到家庭。时任负责人（“市长”、“环保局局长”等）都亲自上阵，参与短片拍摄，号召社会公众配合垃圾分类的推行。事实证明，这些宣传引导工作对于当时垃圾分类刚刚起步的台北市来说效果是显著的，问卷调查显示“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和广告倡导”是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的最有效途径。
环保团体在宣传引导教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主妇联盟”就是这样的组织。1986年一群教授的太太注意到台湾日益严重的垃圾和环境问题，自发成立了“主妇联盟”。她们从台湾大学教师宿舍区开始推广垃圾分类，逐渐扩展到学校、社区，一家一户地发宣传单与分类手册，引导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并自制小礼品奖励垃圾回收，在充分了解垃圾分类处理知识的基础上，办宣传讲座，举办大的活动提高民众兴趣，不断号召，吸引媒体扩大影响力。一年开展将近两百场宣讲。她们曾经跟随垃圾车参与垃圾回收清运过程，不仅对居民而且对清洁工和清洁单位本身，都做了大量的讲解和指导与说服工作，宣传垃圾分类意识，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分类进行。“台湾环保联盟分会”会长洪辉祥先生表示：垃圾分类说到底是一个意识问题，要让民众知道我们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垃圾分类的好处，作为环保团体，要让民众了解自身的工作和努力，号召更多的人参与。首先是把居民的环保意识提起来，再一个就是教给居民正确的办法。
台北学校细致的环境教育对于青少年分类的践行，有很重要的作用。清洁工们反映，目前小学生是做垃圾分类最为认真的群体，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产生的垃圾较为简单，另一方面是分类教育的大环境与背景影响。实地考察的台北市阳明山小学，一年级就设有专门讲解垃圾分类的课程，进行学习和考评，每个班级设置专门的同学负责，配合学校清洁人员，做好班级垃圾处理与监督。他们还采取海报的形式进行宣传评比，倡导鼓励同学们积极践行，同学们的表现都很认真。中学的老师也会带领学生参观垃圾焚化厂等场所，让学生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有更为清晰的认知，更能意识到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自身日常生活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在校园食堂、私人餐厅、宿舍等区域，都能发现大量关于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的创意宣传标识广告，传递着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回收利用的大量信息。
二、 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法律法规与政策
北京等城市目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可分为五大层次（如图）
作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实际执行成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立法上的确切规定，主要依靠民众自觉遵守，长效动力不足。首先，缺乏一部占主导地位和统领地位的法律，从而难以构建保障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回收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规定了防治包括城市垃圾在内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是城市垃圾管理及污染防治其他立法的基础，但该法中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并无具体规定。
其次，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得都是比较原则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分类收集和运输，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实施无害化处置。”但对于具体如何分类，在收集、清运、末端处理和回收各个流程应遵守什么样的标准以及主体责任，未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定。
再次，北京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依据的相关法律基本都为倡导性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与台北设定了高额“不分类”罚款相比，缺乏强制性要求以及违规制裁的具体措施。
2. 管理架构与执行落实
目前，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分为两级，分別是国家级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机构，与城市一级的管理机构。国家一级的由建设部与环保部组成，城市一级的由地方政府的环卫部门组成。北京市环卫管理系统由三个层次6个部门构成：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处于最高层，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和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下辖市容环境管理处和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处，分别负责实施北京市巿界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城市市容标准，协调、监督、检查北京全市市容环境管理工作及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再下一级则是北京垃圾渣土管理处、北京市环卫设计科学院、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管理處。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负责指导、管理本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粪便、渣土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工作。另外，北京市东城区与西城区生活垃圾的垃圾收运工作是由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北京环卫集团公司负责的。对比台北，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下辖科室少，部分机构之间分工不够明确细致，也没有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垃圾处理流程在布局上没有得到体现。
从职能上看，居委会、街道、物业等部门具体负责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负责垃圾清运、处理，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这项系统工程工作量繁重，涉及机构部门较多，而在操作上各部门职能尚未形成合力。例如再生资源管理就呈现出政出多门、分头管理的特点，虽然各自的职责都有所划分，但在一些职能上又有所重叠，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种管理部门负责同一职能，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当遇到有利益的项目时，部门之间表现为争抢将其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当管理中出现漏洞和问题时，则表现为互相推卸责任，这样也会造成再生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割裂。 一线清运人员在没有强制推行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只单纯的收集运输混装垃圾，城市生活垃圾量的逐年增长使得城市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工作大、工作压力重，但清运人员的薪资水平却维持在低水平，近年来关于环卫工人被歧视被侮辱的社会报道又层出不穷，垃圾清运这项能够体现奉献精神的职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甚至被世人所不齿。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了解较少，践行层面也就大打折扣。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实际上只摆放一个垃圾桶，生活垃圾回收率只有不到5%。海淀环卫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向我们表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说实话，首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也在推进，但实效性不好，宣传上一阵风，热热闹闹，过后还是那样，每个小区里都有几个垃圾分类桶，但大家还是混合扔到桶里，小区里有收废品的捡有价值的纸板之类的，剩余的也就都混合装运走了。北京每个区都有市政管理委员会里负责垃圾分类的科室，也就出些宣传品、发些垃圾桶，做些小试点，但坚持不了多久就又恢复原状了。”
由于不存在长效分类激励和处罚机制，居民难以自觉形成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因此将各类生活垃圾打包投放或是直接倾倒进附近的大垃圾桶，是居民比较日常的做法。居民对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的认识，还浮于表面，并没有扎根于内心，内化成一种公民意识。2015年，我们在北京选择10个不同层次小区，3个公园，1个学校的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1份，回收580份，有效问卷550份，回收率96%，有效率91%。关于垃圾处理责任承担问题，只有39%的调查对象认为垃圾排放者应当承担分类的责任，从自身做起；而半数以上居民认为垃圾分类主要依靠政府和环卫部门，与自己关系不大，未能意识到自身责任。
3. 垃圾处理流程
目前北京市按照“大类粗分”的原则，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生活垃圾一般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由环卫部门收集、清运到中转站进行二次分拣，再进行处理。居民也可以选择从源头处实行分类，分离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自行送至回收服务站点出售或致电收购人员上门收购。
北京市厨余垃圾比重很大，但除了餐饮行业厨余垃圾进行单独回收外，家庭厨余未进行单独分类处理。丰台区的某个小区曾经是全市重点学习的垃圾分类先进社区，却在2014年被媒体报道指出“破旧的皮鞋被扔到厨余垃圾桶里”。混装垃圾、混合收集、混合运输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末端处理上，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有垃圾处理厂28处，采用卫生填埋11处、焚烧处理11处、堆肥处理4处、综合处理2处。无害化正规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垃圾处理需要，过半填埋场超负荷运行。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日处理量1000t，但实际日处理量达3585t，负荷率358%，垃圾填埋场未达使用年限就已达饱和状态。大量垃圾被简单填埋或直接露天放置在城乡结合地带，产生垃圾渗沥液、填埋气等臭味源同时，给周边环境埋下重大隐患。生活垃圾堆肥虽然发展起步早，但原料垃圾的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低，杂质多，堆肥不宜直接施用农作物，市场反响差。北京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呈上升趋势，虽然处理效率高，但由于源头不分类，塑料厨余等可回收物与一般垃圾混合，垃圾湿度大，会导致焚烧效率低，降低焚化炉使用寿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气体，从而引發居民对焚化厂建设的抵制。
4. 居民意识与宣传教育
通过调查了解到，居民目前对垃圾处理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环境资源主体责任意识缺乏。有关“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13%的受访者表示对垃圾分类知识很了解，知道大部分垃圾如何分类，44%的受访者表示比较了解，43%的受访者表示对分类知识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多数垃圾不知道该如何分类。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缺乏，必然导致其无法践行，加之意识不到垃圾分类的益处，缺乏对垃圾回收的认同与践行的动力，对垃圾分类处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清洁部门对垃圾混合装运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无意义，反馈出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垃圾桶设置不足等缺陷。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会在一些特定阶段进行密集的宣传，但目前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宣传深度和持久性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没有落实到每家每户，家庭社区垃圾分类氛围未真正形成。在学校教育方面，主要是在宏观上教育学生要节能环保低碳，与台北及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中小学环境教育相比，北京的学校尚缺失细致的环境教育和分类引导，学校在引导青少年确立的垃圾分类观念、掌握垃圾分类科学知识和养成分类习惯上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 对北京市生活垃圾
处理工作完善的建议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分阶段推进
根据台北分类意识推广快的阶段的特点，法律政策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调查显示台北市民垃圾分类的重要动因就是源于政策的规定。因而针对北京现行有关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加入强制性的法律内容。垃圾分类与民众利益挂钩，能快速有效引起民众的重视。另外，台北市的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政策也显现出其因地制宜、具有创意性的特点。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可实行性，能让民众、生产商、回收商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北京的相关政策也应考虑到垃圾分类整个流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能够细化到操作层面，既有普适性，又有区域的特色。更重要的，政策如何有效地传达给民众，需要相关机构制定切实的方案来执行。
在落实法律法规与政策时，可以按以下五个阶段推进，分别是规划宣传期、预先试用期、持续推广期、教育规劝期和处罚执行期。以保证民众充分适应接受和配合，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
2. 协调社会各界分工合作
政府、企业、民间环保团体、媒体、学校通力合作非常重要。建议政府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并授权独立的环保部门着力策划布局、执行与监督，给予相应资金、技术、人力支持，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环保部门要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组织架构，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可按垃圾处理各个流程中所要涉及的工作内容作为部门划分标准，并规划相关促进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方案和措施。同时寻求和企业、环保团体、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合作，在各个层面设立奖励激励机制，设立经济利益分享，让做环保有利可图，为做环保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动力，推动他们投入到垃圾无害化处理事业中。媒体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机构的相关措施，发挥自身的宣传、引导的优势，帮助群众逐渐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并科普相关知识。环保团体要吸纳榜样团体的优秀经验进行多方的探讨，发挥连接政府与民意的桥梁作用，联合专家学者提高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回收的专业性，向上积极反映问题，提交建议方案，并表达居民诉求，向下举办相应活动，推广宣传垃圾分类、指导带动民众践行。一线清运人员要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在了解垃圾分类基础上引导群众。学校需要对环境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相关宣传与实践活动，塑造学生的环保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宣传引导方面，建议分工：
3. 垃圾处理建议系统方案
一是生产管理环节。垃圾的前身是商品或商品的附属物，所以要达到垃圾减量的目的，源头在生产。政府应该引导厂商采取可回收材料，严格限制不可回收材料与污染环境的材料的使用，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惩治，主要通过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厂商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于生活垃圾回收相关的企业，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补偿金等政策，扶持垃圾处理企业和环保科技企业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引起民众及其他厂商的关注及效仿，一步步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生产源于需求，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首先应该确立环保意识、垃圾源头减量的意识，提倡公众减少使用不可回收物，可采取措施：利用名人的影响力带头践行；提供重复使用餐具，对一次性用品收费，对自带餐具者提供优惠；在学校、社区等地进行宣传教育等。
二是分类收集环节。北京市城市垃圾组成中厨余垃圾的含量最高达50%，其次塑料、纸类约占10%。建议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初期，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一般垃圾三大类。可回收物包括纸类、金属类，瓶类等（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可以对于资源可回收类的垃圾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体积较大之资源垃圾需通知清洁队特别安排或自行联络回收商进行回收。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北京应着重回收厨余垃圾。一般垃圾即指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之外的生活废弃物。而对于有害垃圾如日光灯管，干电池等，掩埋后可能渗出重金属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应单独处理避免二次污染。完善垃圾分类的各项基础设施，公共场合合理设置三种垃圾桶，到后期可逐渐撤掉部分垃圾桶，提倡“带着垃圾回家”。
设置垃圾站（定时开放）及垃圾站管理与监督员，严格监督，接收家户垃圾。只收专用垃圾袋（环保PE材质，不同规格不同价格）并随袋征收垃圾费，以经济因素促使居民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有利于资源回收。专用垃圾袋的推广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合作，初期可由政府免费发放给民众使用，作为强制垃圾分类及随袋征收政策的推广宣传，中后期则采取指定企业专门制作，民众付费购买的方式，可回收物有价征收。
三是清运与末端处理环节。每天定时定点清运垃圾站垃圾，可回收物送到可回收工厂，一般垃圾送到相应焚化厂，厨余送到厨余处理厂。学校、商业区、工作区的垃圾可外包给经过审核批准的清洁公司进行清运处理。
对于厨余垃圾处理，除台北外，还可借鉴英国在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经验，集中收集生产出有机肥料。既有利于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制造企业的兴起，也有利于一些闲置土地被投资开发利用。另外可发展厨余发电，2011年英国废物处理公司斯塔福德郡坎诺克市建设了全球首个全封闭式厨余垃圾发电厂，目前该厂平均每天可以处理12万吨垃圾，发电150万千瓦时，可供应数万户家庭24小时用电。
垃圾焚烧适合北京土地紧张，经济实力强，垃圾热值大的特点，要完善垃圾焚化处理技术，增加配套设施和惠民工程，将焚烧垃圾所产生的部分经济利益，回馈于民众，实现信息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将有利于化“邻避效应”为“邻喜效应”。
北京生活垃圾填埋可借鉴德国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将垃圾的机械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设立物质分拣系统，利用机械的分选设备原理，把垃圾中的高热值物质，金属和玻璃等有用物质分离，主要采用筛分、次选、破碎等，分选后的垃圾中的有机质经过生物的好氧堆肥（符合中国厨余垃圾比例大的特点）或厌氧消化后，对其剩余产物进行填埋。
四、 人才培养与教育普及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是个长期工程，目前北京的一大缺陷是对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不足，高级人才不愿意投身“垃圾”事业，“垃圾”事业带头的专家太少。从台湾环保组织联盟的经验来看，环保组织的背后需要有智力团体的支撑，为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知识背景，为宣传人员提供专业教育。从台北北投焚化厂参访体验来看，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背后是一群科技研究人才的深耕与自我牺牲。所以北京需要在教育与引导上下功夫，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一行业并进行系统的培养。同时，需要充分重视环境教育，发挥学校对于青少年环境资源意识强化，分类观念和分类习惯养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青少年在带动家庭垃圾分类方面的作用，学校与环保组织、社区对接，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与主体责任意识，形成相互促进，形成社会共识的局面。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当下，北京面临着垃圾围城困境和资源匮乏的严峻考验，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台北模式”对破解北京面临的“垃圾之围”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北京应从法律政策层面进行规范，明确主体责任，完善奖惩和激励机制，采取民众可接受的方式，加强分类宣传，普及环境教育，使政策设计深入民心，参与方都能从垃圾分类回收中获益，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垃圾处理的困境，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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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平）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disposal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Beijing， a cit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deep research on the city Taipei， which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harmless disposal of garba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ellestablished “Taipei model” formed by Taipei City in the aspects of garbage disposal policy design， implementation， professional proces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nd then combines the status of Beijing garbage sorting to make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hop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arbage sieg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Beijing， to achieve “garbage zero buried， full recovery of resources” and contribute to Beijings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resource recovery； Taipei model
〔关键词〕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回收；台北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39-12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城市垃圾量也与日俱增，舒缓资源损耗并减轻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性议题。2015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到2012年17081万吨，30年增加近6倍。由此带来的垃圾处理负担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分三大类：有机物质、不可回收利用垃圾和可循环再利用材料。目前中国城市垃圾除极少量可回收再利用，由居民从源头实行分类，自行送至回收点出售外，其它绝大部分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清运，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然后由卡车运到中转站。这种垃圾混合收集的方法虽简单易行，但导致了可回收垃圾被污染，降低了再利用的价值，不利于垃圾后续处理，且产生诸多污染。垃圾粗放式填埋不但侵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对环境造成了潜在的危害。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已走在前沿，垃圾管理模式成熟且完善，城市卫生和生活环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垃圾负担”已经转变成了“朝阳行业”。比如，德国早在1996年，就颁布《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确立污染者付费、垃圾无法再次循环利用才可以废弃等原则，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日本严格管理垃圾分类，目前人年均垃圾产量只有410kg，为世界最低。在美国，2011年废料回收再生原料超过1.35亿吨，相关产业提供了46万个工作岗位，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70亿美元。
北京作为2000年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经历十多年实践，目前效果并不理想，垃圾源头分类执行效果不佳，基本仍采取混合装运，大部分可回收资源被直接填埋、焚烧，垃圾围城问题凸显，环境压力增大。如何妥善处理大量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北京城市发展委员会解
读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提出将研究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垃圾处理系统进行改进和创新。
台北市是台湾地区实施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最成功的城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取“垃圾费随袋征收”“强制垃圾分类”等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推动市民进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分类回收，取得显著成效。台北家户垃圾量从1999年2970吨每日，降至2015年1008吨每日，减量66%，垃圾费随袋征收前资源回收率仅为2.4%，随袋征收后2015年资源回收率平均为56.56%。①最新数据显示，台北市2016年1月至9月底日平均一般垃圾量 1，020吨，较随袋征收前减量 65.7%， 1月至8月底资源回收量30万8，453吨，资源回收率达58.19%②。鉴于两岸居民在文化观念、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较为相似，生活垃圾特性也相近，相比于国外城市的做法，台北市处理生活垃圾的“台北模式”对大陆城市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状况的调研分析
台北的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9月。问卷调研采取纸质版问卷与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0份，有效问卷487份，回收率98%，有效率97.4%。调查对象男女比例47∶53，基本符合台北市居民性别结构，问卷中各年龄层、各个时期定居台北的居民均有分布。
访谈对象有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垃圾清运科、废弃物管理科、资源循环管理科）、民间环保组织（台湾环保联盟、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台湾绿盟）、一线清运人员，以及部分民众。实地观察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厂与周边有关垃圾处理设施。
1. 相关法律政策较为完善
关于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相关法令和政策均由台湾环保署出台，由台北环保局负责执行和实施。台湾在1974年就出台了《废弃物清理法》，到2006年经过9次修订，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版本，对废弃物的回收、清运、处理作了详细规定。此外，还出台了《废容器回收贮存清除处理方法及设施标准》、《回收废弃物变卖所得款项提拨比例及运用办法》、《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按日连续处罚执行准则》、《民众检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奖励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有赏有罚，具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和执行方案。以保证《废弃物清理法》的有效实施。具体内容见下表：
首先针对社区居民的政策手段主要有：
（1） 强制垃圾源头分类。在把垃圾丢进垃圾车前，市民必须自觉按要求进行分类，否则清运人员拒收垃圾。同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罚款1200～6000元新台币（1人民币约4.6新台币）。
（2） 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清运。市民直接将分类垃圾定点定时放到垃圾清运车上，取消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暂存和中转设施。如果居民错过了垃圾车经过的时间，只能到另一处投放或等待下一次的清运。
（3） 垃圾费随袋征收。市民需要使用内含垃圾费之专用垃圾袋盛装一般垃圾方可交清运队清理，不可用其他垃圾袋代替，若违反将被拒收。但资源回收物可以免费交给清洁队回收。丢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愈少，缴费愈少，从而促使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 回收，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近几年，为贴近民众生活需求， 具有购物袋及专用垃圾袋双重功能的环保二次袋也进入了各大卖场。每年取代消费型购物袋3600万个，充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4） 减量政策。环保署从2002年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减量政策。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限塑政策（限制购物用塑料袋使用、塑料类免洗餐具使用、塑料类托盘及包装盒使用）。二是一次用产品减量（免洗杯、免洗餐具、免洗筷减量）。三是包装减量（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签订志愿性包装减量）。四是有害物质减量（限制干电池重金属含量、限制含汞体温计）。
其次，针对产品生产商与回收商。1997年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以资金流为主线，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产品制造企业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将其补贴给产品回收者（包括社区民众、回收和处理企业），从而形成一个以经济刺激为导向的回收系统。从调研数据与结果看，这些法律政策对于推进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效果显著。
2. 组织机构健全，执行到位
台北市垃圾管理经历了由试点到强制执行、逐步培养市民垃圾分類观念的近20年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分阶段逐步实现“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台北市环保局目前下辖8科4室，各科室分工明确，细致，整体工作效率高，实现了整个城市环卫管理的有序运作。其中，由环境清洁管理科负责垃圾及回收物收集与清运等事项，由废弃物处理管理科负责废弃物处理设施工程规划、兴建、营运督导、废弃物处理回馈、垃圾清理收费规划、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管理等事项。由资源循环管理科负责资源循环城市规划、废弃物源头减量管理、资源回收规划管理、专用垃圾袋管理等事项。另设废弃物处理场负责复育公园与回馈设施管理，其下辖12区清洁队4696名清洁工。所属机关还管辖环保稽查大队、内湖垃圾焚化厂、木珊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
一线清运人员认真负责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部分清运人员接受过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科普，加上日常积累，基本具备做好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工作的能力。目前全市有184条清运路线，4053个收运点，大量的垃圾清运工默默奉献工作岗位上，其中不乏年轻人员。其工作流程是：一般家庭事先进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丢入垃圾车，清运车司机负责分类收集，对未分类完全的垃圾进行再分类，且有权拒收未分类的垃圾，严重者甚至可以处以罚款。而在一些公寓、学校、商业大厦中，由于无法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则会将清洁工作外包给清洁公司，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民众执行与配合意识显著。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与制度规范下，政策的要求已经很大程度地内化为民众的环保认同。通过观察可知，大部分台北市民会自觉进行源头分类，其中中小学生与年长者积极性更高。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做好垃圾分类的主要动力来源”时，4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大家共同的生活习惯”，也有部分（29%）受访者将 “分类对节能环保有好处”和“政策强制规定要分类（25%）”是自己垃圾分类的动力所在。在垃圾分类对生活的利弊影响方面，76%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让生活环境更整洁”，74%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之后“垃圾量减少，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有83%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有助于“节约资源能源”，49%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可以看出，环保意识到位是行动积极配合的有力保证。
3. 垃圾处理专业化
（1） 分类收集与中端清运
从1996年起，台北开始实行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三合一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垃圾车分资源回收车、一般垃圾车两类，主要对可回收物、一般垃圾、厨余垃圾三大类垃圾进行收集。具体的资源垃圾回收表如下：
调查结果显示，台北市居民对当前资源回收方式满意度很高，77.3%的受访表示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2） 末端处理
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系统”。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回收基金和社区民众四部分共同合作，促进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化。每部分各司其职，自主积极性强，回收者能够从中获益，经济因素带动了资源的回收率的有效提高。
对于厨余垃圾重点回收与利用。2003年底，台北市全面回收家户厨余，分“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两类回收。分别放入经过压缩式垃圾车改装的厨房垃圾收集车后方或侧面加挂的蓝、红塑料桶中，放入前要沥除水分，废泔水油则进行密封。厨房垃圾处理不需付费，若将普通垃圾杂物混入厨房垃圾排放将被罚款1500～6000元新台币。除去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厨房垃圾外，台北的餐饮业也日趋壮大，厨余垃圾量也随之增加，但厨余垃圾回收率不降反升，自2004年由4.57%上升至2013年的9.75%，10年间回收量增提高近2倍。回收的2类厨余垃圾中，养猪厨余公开标售给有相关证件的养猪户再利用，但必须经过预处理、高温蒸煮后方可喂猪；堆肥厨余经收集后先于垃圾焚化厂贮坑内专区暂置，经简易翻堆约3个月去除大部分水分后取出产制肥料，部分由焚化厂制成土壤改良剂。目前，环保局也在规划兴建台湾首座日处理量200公吨厨余生质能厂，彻底解决堆肥厨余去化处理问题，更能转废为能，节能减碳。
垃圾焚化处理。台北一般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焚化处理占垃圾处理总量约95%，全台已兴建完成26座可回收电能大型焚化厂，经过焚化后产生之剩余物质（如飞灰稳定化物或底碴）以掩埋作为最终处置。市内设三大焚化厂：内湖焚化厂（1991年运作，设计处理量900吨/日）、木栅焚化厂（1995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500吨/日）、北投焚化厂（1998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800吨/日）。附设完善空气污染等防治设施，可快速将垃圾安定化、减量化及回收热能发电。焚化底渣2005年10月起全面委外再利用，再利用方式为筛分稳定处理后再利用于沥青混凝土、道路及管沟回填工程、级配骨材等。自设飞灰水洗前处理厂，将处理过的飞灰作为部分土质替代生料，委交水泥业者掺配于水泥生料中，产制一般卜特兰水泥。台北市最大的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中，垃圾车的过磅，垃圾倾倒、垃圾粉碎等过程无不显示出先进的现代化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焚化厂负责人都会接待来自不同地区的团体比如学生、环保组织等参观学习，可见焚化厂在实用性与教育性上均发挥了作用。为了减轻居民对于焚化厂的排斥而产生的“邻避效应”，焚化厂配套有很多回馈居民的设施，如居民可以免费申请参观的洲美运动公园，还有可凭身份证免费使用的游泳馆（焚烧垃圾的热量可以提供温水）、篮球场、网球场、主题馆（含交谊厅、健身房、读书中心、视听室、餐厅）、地下停车场等，实现了与附近居民的和谐相处。 垃圾掩埋处理。2002 年台北提出“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对无法回收利用、焚化的垃圾才进行掩埋，掩埋量由实施的第 1 年 2001 年的每日1 300 t 降低至 2009 年的 59 t，减量达 95.5%，至今垃圾填埋量下降到零。原设有内湖垃圾掩埋场（1970启用，1984封闭，2013清除）、福德坑垃圾卫生掩埋场（1985开建，1994用罄封闭，1999进行复育工程）、山猪窟垃圾卫生掩埋场（1994开建）保留9公顷作为垃圾分类暂存使用，其余进行复育工程。
4. 宣传引导教育效果显著
在早期，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处理，政府联合媒体的力量，拍摄视频短片，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的益处和具体分类的操作方法，设计众多海报广告与大量分类标识，开展大型活动，派发分类宣传手册到家庭。时任负责人（“市长”、“环保局局长”等）都亲自上阵，参与短片拍摄，号召社会公众配合垃圾分类的推行。事实证明，这些宣传引导工作对于当时垃圾分类刚刚起步的台北市来说效果是显著的，问卷调查显示“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和广告倡导”是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的最有效途径。
环保团体在宣传引导教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主妇联盟”就是这样的组织。1986年一群教授的太太注意到台湾日益严重的垃圾和环境问题，自发成立了“主妇联盟”。她们从台湾大学教师宿舍区开始推广垃圾分类，逐渐扩展到学校、社区，一家一户地发宣传单与分类手册，引导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并自制小礼品奖励垃圾回收，在充分了解垃圾分类处理知识的基础上，办宣传讲座，举办大的活动提高民众兴趣，不断号召，吸引媒体扩大影响力。一年开展将近两百场宣讲。她们曾经跟随垃圾车参与垃圾回收清运过程，不仅对居民而且对清洁工和清洁单位本身，都做了大量的讲解和指导与说服工作，宣传垃圾分类意识，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分类进行。“台湾环保联盟分会”会长洪辉祥先生表示：垃圾分类说到底是一个意识问题，要让民众知道我们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垃圾分类的好处，作为环保团体，要让民众了解自身的工作和努力，号召更多的人参与。首先是把居民的环保意识提起来，再一个就是教给居民正确的办法。
台北学校细致的环境教育对于青少年分类的践行，有很重要的作用。清洁工们反映，目前小学生是做垃圾分类最为认真的群体，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产生的垃圾较为简单，另一方面是分类教育的大环境与背景影响。实地考察的台北市阳明山小学，一年级就设有专门讲解垃圾分类的课程，进行学习和考评，每个班级设置专门的同学负责，配合学校清洁人员，做好班级垃圾处理与监督。他们还采取海报的形式进行宣传评比，倡导鼓励同学们积极践行，同学们的表现都很认真。中学的老师也会带领学生参观垃圾焚化厂等场所，让学生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有更为清晰的认知，更能意识到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自身日常生活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在校园食堂、私人餐厅、宿舍等区域，都能发现大量关于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的创意宣传标识广告，传递着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回收利用的大量信息。
二、 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法律法规与政策
北京等城市目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可分为五大层次（如图）
作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实际执行成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立法上的确切规定，主要依靠民众自觉遵守，长效动力不足。首先，缺乏一部占主导地位和统领地位的法律，从而难以构建保障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回收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规定了防治包括城市垃圾在内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是城市垃圾管理及污染防治其他立法的基础，但该法中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并无具体规定。
其次，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得都是比较原则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分类收集和运输，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实施无害化处置。”但对于具体如何分类，在收集、清运、末端处理和回收各个流程应遵守什么样的标准以及主体责任，未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定。
再次，北京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依据的相关法律基本都为倡导性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与台北设定了高额“不分类”罚款相比，缺乏强制性要求以及违规制裁的具体措施。
2. 管理架构与执行落实
目前，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分为两级，分別是国家级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机构，与城市一级的管理机构。国家一级的由建设部与环保部组成，城市一级的由地方政府的环卫部门组成。北京市环卫管理系统由三个层次6个部门构成：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处于最高层，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和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下辖市容环境管理处和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处，分别负责实施北京市巿界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城市市容标准，协调、监督、检查北京全市市容环境管理工作及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再下一级则是北京垃圾渣土管理处、北京市环卫设计科学院、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管理處。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负责指导、管理本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粪便、渣土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工作。另外，北京市东城区与西城区生活垃圾的垃圾收运工作是由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北京环卫集团公司负责的。对比台北，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下辖科室少，部分机构之间分工不够明确细致，也没有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垃圾处理流程在布局上没有得到体现。
从职能上看，居委会、街道、物业等部门具体负责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负责垃圾清运、处理，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这项系统工程工作量繁重，涉及机构部门较多，而在操作上各部门职能尚未形成合力。例如再生资源管理就呈现出政出多门、分头管理的特点，虽然各自的职责都有所划分，但在一些职能上又有所重叠，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种管理部门负责同一职能，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当遇到有利益的项目时，部门之间表现为争抢将其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当管理中出现漏洞和问题时，则表现为互相推卸责任，这样也会造成再生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割裂。 一线清运人员在没有强制推行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只单纯的收集运输混装垃圾，城市生活垃圾量的逐年增长使得城市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工作大、工作压力重，但清运人员的薪资水平却维持在低水平，近年来关于环卫工人被歧视被侮辱的社会报道又层出不穷，垃圾清运这项能够体现奉献精神的职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甚至被世人所不齿。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了解较少，践行层面也就大打折扣。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实际上只摆放一个垃圾桶，生活垃圾回收率只有不到5%。海淀环卫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向我们表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说实话，首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也在推进，但实效性不好，宣传上一阵风，热热闹闹，过后还是那样，每个小区里都有几个垃圾分类桶，但大家还是混合扔到桶里，小区里有收废品的捡有价值的纸板之类的，剩余的也就都混合装运走了。北京每个区都有市政管理委员会里负责垃圾分类的科室，也就出些宣传品、发些垃圾桶，做些小试点，但坚持不了多久就又恢复原状了。”
由于不存在长效分类激励和处罚机制，居民难以自觉形成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因此将各类生活垃圾打包投放或是直接倾倒进附近的大垃圾桶，是居民比较日常的做法。居民对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的认识，还浮于表面，并没有扎根于内心，内化成一种公民意识。2015年，我们在北京选择10个不同层次小区，3个公园，1个学校的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1份，回收580份，有效问卷550份，回收率96%，有效率91%。关于垃圾处理责任承担问题，只有39%的调查对象认为垃圾排放者应当承担分类的责任，从自身做起；而半数以上居民认为垃圾分类主要依靠政府和环卫部门，与自己关系不大，未能意识到自身责任。
3. 垃圾处理流程
目前北京市按照“大类粗分”的原则，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生活垃圾一般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由环卫部门收集、清运到中转站进行二次分拣，再进行处理。居民也可以选择从源头处实行分类，分离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自行送至回收服务站点出售或致电收购人员上门收购。
北京市厨余垃圾比重很大，但除了餐饮行业厨余垃圾进行单独回收外，家庭厨余未进行单独分类处理。丰台区的某个小区曾经是全市重点学习的垃圾分类先进社区，却在2014年被媒体报道指出“破旧的皮鞋被扔到厨余垃圾桶里”。混装垃圾、混合收集、混合运输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末端处理上，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有垃圾处理厂28处，采用卫生填埋11处、焚烧处理11处、堆肥处理4处、综合处理2处。无害化正规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垃圾处理需要，过半填埋场超负荷运行。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日处理量1000t，但实际日处理量达3585t，负荷率358%，垃圾填埋场未达使用年限就已达饱和状态。大量垃圾被简单填埋或直接露天放置在城乡结合地带，产生垃圾渗沥液、填埋气等臭味源同时，给周边环境埋下重大隐患。生活垃圾堆肥虽然发展起步早，但原料垃圾的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低，杂质多，堆肥不宜直接施用农作物，市场反响差。北京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呈上升趋势，虽然处理效率高，但由于源头不分类，塑料厨余等可回收物与一般垃圾混合，垃圾湿度大，会导致焚烧效率低，降低焚化炉使用寿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气体，从而引發居民对焚化厂建设的抵制。
4. 居民意识与宣传教育
通过调查了解到，居民目前对垃圾处理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环境资源主体责任意识缺乏。有关“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13%的受访者表示对垃圾分类知识很了解，知道大部分垃圾如何分类，44%的受访者表示比较了解，43%的受访者表示对分类知识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多数垃圾不知道该如何分类。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缺乏，必然导致其无法践行，加之意识不到垃圾分类的益处，缺乏对垃圾回收的认同与践行的动力，对垃圾分类处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清洁部门对垃圾混合装运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无意义，反馈出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垃圾桶设置不足等缺陷。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会在一些特定阶段进行密集的宣传，但目前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宣传深度和持久性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没有落实到每家每户，家庭社区垃圾分类氛围未真正形成。在学校教育方面，主要是在宏观上教育学生要节能环保低碳，与台北及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中小学环境教育相比，北京的学校尚缺失细致的环境教育和分类引导，学校在引导青少年确立的垃圾分类观念、掌握垃圾分类科学知识和养成分类习惯上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 对北京市生活垃圾
处理工作完善的建议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分阶段推进
根据台北分类意识推广快的阶段的特点，法律政策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调查显示台北市民垃圾分类的重要动因就是源于政策的规定。因而针对北京现行有关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加入强制性的法律内容。垃圾分类与民众利益挂钩，能快速有效引起民众的重视。另外，台北市的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政策也显现出其因地制宜、具有创意性的特点。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可实行性，能让民众、生产商、回收商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北京的相关政策也应考虑到垃圾分类整个流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能够细化到操作层面，既有普适性，又有区域的特色。更重要的，政策如何有效地传达给民众，需要相关机构制定切实的方案来执行。
在落实法律法规与政策时，可以按以下五个阶段推进，分别是规划宣传期、预先试用期、持续推广期、教育规劝期和处罚执行期。以保证民众充分适应接受和配合，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
2. 协调社会各界分工合作
政府、企业、民间环保团体、媒体、学校通力合作非常重要。建议政府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并授权独立的环保部门着力策划布局、执行与监督，给予相应资金、技术、人力支持，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环保部门要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组织架构，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可按垃圾处理各个流程中所要涉及的工作内容作为部门划分标准，并规划相关促进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方案和措施。同时寻求和企业、环保团体、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合作，在各个层面设立奖励激励机制，设立经济利益分享，让做环保有利可图，为做环保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动力，推动他们投入到垃圾无害化处理事业中。媒体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机构的相关措施，发挥自身的宣传、引导的优势，帮助群众逐渐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并科普相关知识。环保团体要吸纳榜样团体的优秀经验进行多方的探讨，发挥连接政府与民意的桥梁作用，联合专家学者提高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回收的专业性，向上积极反映问题，提交建议方案，并表达居民诉求，向下举办相应活动，推广宣传垃圾分类、指导带动民众践行。一线清运人员要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在了解垃圾分类基础上引导群众。学校需要对环境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相关宣传与实践活动，塑造学生的环保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宣传引导方面，建议分工：
3. 垃圾处理建议系统方案
一是生产管理环节。垃圾的前身是商品或商品的附属物，所以要达到垃圾减量的目的，源头在生产。政府应该引导厂商采取可回收材料，严格限制不可回收材料与污染环境的材料的使用，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惩治，主要通过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厂商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于生活垃圾回收相关的企业，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补偿金等政策，扶持垃圾处理企业和环保科技企业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引起民众及其他厂商的关注及效仿，一步步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生产源于需求，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首先应该确立环保意识、垃圾源头减量的意识，提倡公众减少使用不可回收物，可采取措施：利用名人的影响力带头践行；提供重复使用餐具，对一次性用品收费，对自带餐具者提供优惠；在学校、社区等地进行宣传教育等。
二是分类收集环节。北京市城市垃圾组成中厨余垃圾的含量最高达50%，其次塑料、纸类约占10%。建议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初期，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一般垃圾三大类。可回收物包括纸类、金属类，瓶类等（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可以对于资源可回收类的垃圾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体积较大之资源垃圾需通知清洁队特别安排或自行联络回收商进行回收。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北京应着重回收厨余垃圾。一般垃圾即指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之外的生活废弃物。而对于有害垃圾如日光灯管，干电池等，掩埋后可能渗出重金属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应单独处理避免二次污染。完善垃圾分类的各项基础设施，公共场合合理设置三种垃圾桶，到后期可逐渐撤掉部分垃圾桶，提倡“带着垃圾回家”。
设置垃圾站（定时开放）及垃圾站管理与监督员，严格监督，接收家户垃圾。只收专用垃圾袋（环保PE材质，不同规格不同价格）并随袋征收垃圾费，以经济因素促使居民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有利于资源回收。专用垃圾袋的推广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合作，初期可由政府免费发放给民众使用，作为强制垃圾分类及随袋征收政策的推广宣传，中后期则采取指定企业专门制作，民众付费购买的方式，可回收物有价征收。
三是清运与末端处理环节。每天定时定点清运垃圾站垃圾，可回收物送到可回收工厂，一般垃圾送到相应焚化厂，厨余送到厨余处理厂。学校、商业区、工作区的垃圾可外包给经过审核批准的清洁公司进行清运处理。
对于厨余垃圾处理，除台北外，还可借鉴英国在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经验，集中收集生产出有机肥料。既有利于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制造企业的兴起，也有利于一些闲置土地被投资开发利用。另外可发展厨余发电，2011年英国废物处理公司斯塔福德郡坎诺克市建设了全球首个全封闭式厨余垃圾发电厂，目前该厂平均每天可以处理12万吨垃圾，发电150万千瓦时，可供应数万户家庭24小时用电。
垃圾焚烧适合北京土地紧张，经济实力强，垃圾热值大的特点，要完善垃圾焚化处理技术，增加配套设施和惠民工程，将焚烧垃圾所产生的部分经济利益，回馈于民众，实现信息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将有利于化“邻避效应”为“邻喜效应”。
北京生活垃圾填埋可借鉴德国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将垃圾的机械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设立物质分拣系统，利用机械的分选设备原理，把垃圾中的高热值物质，金属和玻璃等有用物质分离，主要采用筛分、次选、破碎等，分选后的垃圾中的有机质经过生物的好氧堆肥（符合中国厨余垃圾比例大的特点）或厌氧消化后，对其剩余产物进行填埋。
四、 人才培养与教育普及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是个长期工程，目前北京的一大缺陷是对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不足，高级人才不愿意投身“垃圾”事业，“垃圾”事业带头的专家太少。从台湾环保组织联盟的经验来看，环保组织的背后需要有智力团体的支撑，为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知识背景，为宣传人员提供专业教育。从台北北投焚化厂参访体验来看，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背后是一群科技研究人才的深耕与自我牺牲。所以北京需要在教育与引导上下功夫，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一行业并进行系统的培养。同时，需要充分重视环境教育，发挥学校对于青少年环境资源意识强化，分类观念和分类习惯养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青少年在带动家庭垃圾分类方面的作用，学校与环保组织、社区对接，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与主体责任意识，形成相互促进，形成社会共识的局面。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当下，北京面临着垃圾围城困境和资源匮乏的严峻考验，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台北模式”对破解北京面临的“垃圾之围”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北京应从法律政策层面进行规范，明确主体责任，完善奖惩和激励机制，采取民众可接受的方式，加强分类宣传，普及环境教育，使政策设计深入民心，参与方都能从垃圾分类回收中获益，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垃圾处理的困境，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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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平）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disposal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Beijing， a cit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deep research on the city Taipei， which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harmless disposal of garba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ellestablished “Taipei model” formed by Taipei City in the aspects of garbage disposal policy design， implementation， professional proces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nd then combines the status of Beijing garbage sorting to make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hop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arbage sieg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Beijing， to achieve “garbage zero buried， full recovery of resources” and contribute to Beijings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resource recovery； Taipei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