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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看守所的椅子上，45岁的李文武似乎还不曾意识到自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他一脸平静地面对记者，谈话间不时露出笑容。
就在3个月前，李文武的身份还是安徽省临泉县谢集乡朱园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令外界难以置信的是，身为村支书的李文武，竟然成为一个特大盗抢耕牛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据临泉县警方介绍，该团伙涉嫌盗窃、抢劫多达178起，其中盗抢耕牛达130余头，价值30余万元。
一位在当地“有头有脸”，甚至“各方面工作都不错”的村支书，缘何成为“盗首”?隐藏在背后的，有着怎样的意味深长?
疯狂盗牛案写进人大代表议案
2006年2月，临泉县公安局接到一起报案：该县谢集乡李老汉家的两头耕牛被盗。盗贼的手法非常老到：在墙上挖洞入室，然后悄无声息地得手。李老汉家的大狼狗在当晚没有发挥看家护院作用，因为它已经被盗贼用毒药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除李老汉外，临泉县东南片多个乡镇的众多养牛户，也都被盗牛贼“眷顾”。
据警方介绍，自2005年年底到2006年7月，该县多个乡镇盗窃耕牛案此起彼伏，犯罪分子十分猖獗，有时一夜之间就有多个村庄数家的耕牛被盗，而且，一旦被发现，歹徒还会对受害者痛下毒手。一时之间，当地群众人心惶惶，公安机关接到的报案不断。
耕牛被盗案的高发，长时期的案件未破，让当地民众对公安机关渐渐产生不信任感，同时，其中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养牛。
盗牛案最终惊动了临泉县的一些人大代表。在2006年阜阳市的“两会”上，一些临泉籍人大代表将耕牛被盗案写进了议案，吁请有关部门重视，还民众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风暴中，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村
其实，临泉县警方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南数乡镇耕牛被盗抢现象。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以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抽调了大量精干警力，昼夜不停地展开侦破工作。
这伙盗贼十分狡猾，常常趁着夜深人静时作案，得手后循着偏僻的乡间小道快速逃逸。因此，尽管警方加强了围追堵截，但始终没能抓获现行。此外，不少群众因为害怕报复，在警方走访时欲言又止，致使有价值的线索寥寥无几。
临泉警方并不气馁，经过仔细研判分析，发现该县谢集乡是案发中心。由此向周围扩散20公里，是盗贼作案的主要区域。有受害群众还提供信息说，自家耕牛被盗后，他们曾经循着耕牛的脚印追赶，发现被盗耕牛进入了谢集乡。
就在警方围绕谢集乡区域加紧工作时，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在谢集乡，唯独朱园行政村破寨自然村极为罕见地在偷盗风潮中“独善其身”，始终没有发案。
破寨为何如此平稳，其背后是否另有原因?专案民警决定在破寨外围加紧侦查。
不久，破寨村民李家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查明，李家龙有盗窃前科，系“两劳”回归人员。有着4个孩子的他，近年来始终没有外出务工，也没有额外的副业收入，但是家中相当富裕。平日里，他大鱼大肉地吃喝，而且经常出入各种赌博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李家龙从不养牛，可家中却不时出现耕牛，且经常更换，十分可疑。
围绕李家龙，专案组展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与自己的叔叔李文武、吕寨镇洪庄村村民李形夫、渭集镇何楼村村民何家全等人来往密切。
与此同时，李文武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据调查，身为朱园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文武家境殷实。有4个子女的他不仅有车，而且消费档次较高，家中经常聚集一帮人吃吃喝喝。平日里，当地不少人到李家聚赌，形成了偏僻小村独特的热闹景象。李文武自己养牛，但他更重要的角色是牛贩子，经常收购耕牛卖到外边乡镇的屠宰市场，从中渔利。
警方在长期的调查中发现，一到夜晚，李形夫、李家龙等人便与李文武联系密切，而且联系网络以后者为中心。哪天的联系如果异常频繁，当天夜间就必定出现耕牛被盗案件，而且这一规律屡试不爽。同时也有群众反映，曾经在失窃后，循着耕牛的脚印找到破寨村。该群众有一个亲戚嫁到破寨，便通过这个亲戚找到李文武问个究竟。令亲戚没想到的是，李文武竟大大咧咧告诉她，丢牛的事情不要再问了，李文武答应今后在其他方面对其加以“照顾”。
2006年7月3日中午，警方在临泉县城秘密抓获李文武。7月4日凌晨l时，警方组织40多名警力，冒着倾盆大雨，兵分三路展开行动。当夜，李形夫、李家龙、何家全、何兴普等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要让这伙有着较强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开口说话，的确非常艰难。无论警方采取什么审讯手段，他们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矢口否认。
攻克李文武的工作显得格外艰难。面对审讯，他始终表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干过违法犯罪的事情。直到他得知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相继落网后，才长叹一口气，最终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经过临泉公安五天五夜的连续奋战，犯罪嫌疑人纷纷交待，犯罪事实悉数浮出水面。
村支书缘何成“盗首”
由此，一个近30余人的特大盗窃、抢劫耕牛恶势力团伙的犯罪网络清晰成形。
据介绍，该团伙涉嫌盗窃、抢劫、销赃和赌博。团伙组成人员的关系主要是兄弟、父子、叔侄、村邻或者是狱友，联系十分紧密。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文武在家中公开设赌、吃喝玩乐，拉拢了同伙李形夫、何家全等人，在其侄子李家龙等人协助下，选择在凌晨1时至3时许，由李文武的儿子开车，将一伙人送到指定地点，实施盗窃。盗抢的耕牛被牵到李文武家中，由其负责卖出。每次交易，李文武以每头牛800元－1200元的低价付给李形夫等人报酬，然后以2000多元的高价卖出，从中牟取丰厚的利润。
李文武的身份是一名村支书，缘何最终蜕变成为“盗首”?他又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份组织起这样一个特大团伙?
据了解，仅有小学文化的李文武，在当地可谓“声名远播”。自22岁开始，李文武就担任行政村干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任村支书。在偏远小村破寨，李文武凭借着“门头高、辈分尊崇”，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
随着村干部生涯的持续，在不断接触外面的世界中，李文武的思想观念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追求高消费生活，抽烟喝酒档次非常高，还经常到城里潇洒。与此同时，由于嫌弃自家妻子越发“糟糠”，李文武在临泉县城结识了一名年轻女子。该女子为李文武生下一个孩子。为酬谢“红颜知己”，李文武给对方买了一套房子，并时常加以接济。
子女们纷纷长大需要成家，不愿放弃的高消费生活，加上不时接济“相好”，都迫使李文武想着办法弄钱。
李文武弄钱的第一步是开设赌场。由于李文武在当地关系十分深厚，上下运转协调十分自如。在临泉县个别要害部门，他还有亲戚。因此，在家中开设赌场时，其所在村庄的村民根本不敢举报。与此同时，上级部门也很难发现或是主动查及其“劣 迹”。自2004年开始，李文武的赌场生意逐渐“风生水起”，同村或邻村的不少村民云集李家“吃喝玩乐”。而李文武从中抽头，获得不菲的利润。
更让李文武感到高兴的是，经常在李文武家中聚赌的“常客”，难免有“输钱手紧”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向李文武借钱。利用“放债”，李文武也获取了一些额外收益。
由于没有太多的收入，一些赌徒在还钱时感到极为困窘。为了让债务人及时还钱，并尽可能地有资金来源在自家赌场里“挥霍”，李文武开始替他们出主意——偷牛。李文武给出的理由是，临泉县是养牛大县，境内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养牛，可供偷盗的“资源”十分丰厚。此外，临泉境内有相当庞大的屠宰市场，销赃渠道十分顺畅。
在李文武的策动下，一个特大盗抢耕牛团伙迅速形成，开始在临泉县境内制造起令民众普遍不安的系列盗牛案。
而李文武组织这一团伙获得的好处还有，团伙成员盗牛得手后，他们要么吃喝玩乐，要么继续在李文武家聚赌，将不义之财散得干干净净。而李文武则继续从涉赌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对于这个特大盗抢团伙，李文武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为了给团伙成员盗窃带来方便，李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开着自家的车辆，载着他们赶往目的地，以免除过分奔波之苦。只是李文武没有想到，他那父亲的“权威”，不仅没有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反而最终将他们送进了看守所。
村干部变质现象值得深思
在当地采访时，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村民在记者问起李文武时，要么缄口不言，要么称“不认识、说不清”，个个讳莫如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文武认为，自己各方面的工作都不错。在当村支书20多年间，乡里交付的各种任务诸如计划生育、收提留款等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他对此的解释非常简单：都是老少爷们，什么都好商量。但是，也有人反映，李文武“关系网复杂”，势力较大，一旦稍有不从，“日子会很难过”。
据了解，朱园行政村是临泉县一个典型的贫困边远乡村，1400多名农民一年辛苦下来仅能填饱肚皮。由于村里缺少挣钱的门路，大量青壮劳力选择外出务工，留守村内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极为“胆小怕事”。对于“有能力和势力”的李文武，他们只能选择“敬畏”。
有知情人还指出，李文武确实“能量不一般”。身为村支书的他，曾经因为超计划生育被罚款和党内处分，但是，村支书的位置一直没有旁落，显得“稳当得很”。很多村民也因此对其更加“敬畏不已”。由此，李文武“逍遥法外”的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
李文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宣称，村干部的活太累，工资又非常微薄，自己曾经多次向上级请求“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对此，谢集乡一位知情人士断然否认：“他在说谎，要是他真不想干，还能找不出适合干的其他人选吗?”至于李文武缘何能够长时间出任村支书的真正原因，有知情人认为：李文武家族势力庞大；李文武在要害部门“有人”。而关于这两点，记者在采访中，均得到了印证。
针对李文武的表现，阜阳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李文武不一定算得上村霸，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恶人”。其长时期出任村支书而“不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恶人治村”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
阜阳市一位熟悉农村的人士告诉记者，当下的农村，主要有4种不同的村级治理形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而当前的“恶人治村”中的“恶人”，凭借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还包括宗族关系或者“上面有人”。恶人治村危害甚烈，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欠发达地区却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恶人治村”能保证“政令畅通”。如果官员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必然会受到农民的抵制。这时候，“恶人村官”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动用一切手段，迫使农民就范。二、“恶人治村”能保证“基层稳定”。“恶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各方面的矛盾统统摆平。推究李文武的20余年村干部生涯，不难发现有上述两大因素闪现其中。
从李文武这一极为特殊的个案观察：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村干部特别是偏远落后乡村的村干部全面加强监管，将极个别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另据临泉县警方介绍，目前，此案已经基本侦查终结，已于2006年年底移交至检察机关，等待审查起诉。(此文谢绝转载)
就在3个月前，李文武的身份还是安徽省临泉县谢集乡朱园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令外界难以置信的是，身为村支书的李文武，竟然成为一个特大盗抢耕牛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据临泉县警方介绍，该团伙涉嫌盗窃、抢劫多达178起，其中盗抢耕牛达130余头，价值30余万元。
一位在当地“有头有脸”，甚至“各方面工作都不错”的村支书，缘何成为“盗首”?隐藏在背后的，有着怎样的意味深长?
疯狂盗牛案写进人大代表议案
2006年2月，临泉县公安局接到一起报案：该县谢集乡李老汉家的两头耕牛被盗。盗贼的手法非常老到：在墙上挖洞入室，然后悄无声息地得手。李老汉家的大狼狗在当晚没有发挥看家护院作用，因为它已经被盗贼用毒药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除李老汉外，临泉县东南片多个乡镇的众多养牛户，也都被盗牛贼“眷顾”。
据警方介绍，自2005年年底到2006年7月，该县多个乡镇盗窃耕牛案此起彼伏，犯罪分子十分猖獗，有时一夜之间就有多个村庄数家的耕牛被盗，而且，一旦被发现，歹徒还会对受害者痛下毒手。一时之间，当地群众人心惶惶，公安机关接到的报案不断。
耕牛被盗案的高发，长时期的案件未破，让当地民众对公安机关渐渐产生不信任感，同时，其中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养牛。
盗牛案最终惊动了临泉县的一些人大代表。在2006年阜阳市的“两会”上，一些临泉籍人大代表将耕牛被盗案写进了议案，吁请有关部门重视，还民众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风暴中，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村
其实，临泉县警方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南数乡镇耕牛被盗抢现象。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以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抽调了大量精干警力，昼夜不停地展开侦破工作。
这伙盗贼十分狡猾，常常趁着夜深人静时作案，得手后循着偏僻的乡间小道快速逃逸。因此，尽管警方加强了围追堵截，但始终没能抓获现行。此外，不少群众因为害怕报复，在警方走访时欲言又止，致使有价值的线索寥寥无几。
临泉警方并不气馁，经过仔细研判分析，发现该县谢集乡是案发中心。由此向周围扩散20公里，是盗贼作案的主要区域。有受害群众还提供信息说，自家耕牛被盗后，他们曾经循着耕牛的脚印追赶，发现被盗耕牛进入了谢集乡。
就在警方围绕谢集乡区域加紧工作时，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在谢集乡，唯独朱园行政村破寨自然村极为罕见地在偷盗风潮中“独善其身”，始终没有发案。
破寨为何如此平稳，其背后是否另有原因?专案民警决定在破寨外围加紧侦查。
不久，破寨村民李家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查明，李家龙有盗窃前科，系“两劳”回归人员。有着4个孩子的他，近年来始终没有外出务工，也没有额外的副业收入，但是家中相当富裕。平日里，他大鱼大肉地吃喝，而且经常出入各种赌博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李家龙从不养牛，可家中却不时出现耕牛，且经常更换，十分可疑。
围绕李家龙，专案组展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与自己的叔叔李文武、吕寨镇洪庄村村民李形夫、渭集镇何楼村村民何家全等人来往密切。
与此同时，李文武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据调查，身为朱园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文武家境殷实。有4个子女的他不仅有车，而且消费档次较高，家中经常聚集一帮人吃吃喝喝。平日里，当地不少人到李家聚赌，形成了偏僻小村独特的热闹景象。李文武自己养牛，但他更重要的角色是牛贩子，经常收购耕牛卖到外边乡镇的屠宰市场，从中渔利。
警方在长期的调查中发现，一到夜晚，李形夫、李家龙等人便与李文武联系密切，而且联系网络以后者为中心。哪天的联系如果异常频繁，当天夜间就必定出现耕牛被盗案件，而且这一规律屡试不爽。同时也有群众反映，曾经在失窃后，循着耕牛的脚印找到破寨村。该群众有一个亲戚嫁到破寨，便通过这个亲戚找到李文武问个究竟。令亲戚没想到的是，李文武竟大大咧咧告诉她，丢牛的事情不要再问了，李文武答应今后在其他方面对其加以“照顾”。
2006年7月3日中午，警方在临泉县城秘密抓获李文武。7月4日凌晨l时，警方组织40多名警力，冒着倾盆大雨，兵分三路展开行动。当夜，李形夫、李家龙、何家全、何兴普等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要让这伙有着较强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开口说话，的确非常艰难。无论警方采取什么审讯手段，他们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矢口否认。
攻克李文武的工作显得格外艰难。面对审讯，他始终表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干过违法犯罪的事情。直到他得知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相继落网后，才长叹一口气，最终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经过临泉公安五天五夜的连续奋战，犯罪嫌疑人纷纷交待，犯罪事实悉数浮出水面。
村支书缘何成“盗首”
由此，一个近30余人的特大盗窃、抢劫耕牛恶势力团伙的犯罪网络清晰成形。
据介绍，该团伙涉嫌盗窃、抢劫、销赃和赌博。团伙组成人员的关系主要是兄弟、父子、叔侄、村邻或者是狱友，联系十分紧密。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文武在家中公开设赌、吃喝玩乐，拉拢了同伙李形夫、何家全等人，在其侄子李家龙等人协助下，选择在凌晨1时至3时许，由李文武的儿子开车，将一伙人送到指定地点，实施盗窃。盗抢的耕牛被牵到李文武家中，由其负责卖出。每次交易，李文武以每头牛800元－1200元的低价付给李形夫等人报酬，然后以2000多元的高价卖出，从中牟取丰厚的利润。
李文武的身份是一名村支书，缘何最终蜕变成为“盗首”?他又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份组织起这样一个特大团伙?
据了解，仅有小学文化的李文武，在当地可谓“声名远播”。自22岁开始，李文武就担任行政村干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任村支书。在偏远小村破寨，李文武凭借着“门头高、辈分尊崇”，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
随着村干部生涯的持续，在不断接触外面的世界中，李文武的思想观念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追求高消费生活，抽烟喝酒档次非常高，还经常到城里潇洒。与此同时，由于嫌弃自家妻子越发“糟糠”，李文武在临泉县城结识了一名年轻女子。该女子为李文武生下一个孩子。为酬谢“红颜知己”，李文武给对方买了一套房子，并时常加以接济。
子女们纷纷长大需要成家，不愿放弃的高消费生活，加上不时接济“相好”，都迫使李文武想着办法弄钱。
李文武弄钱的第一步是开设赌场。由于李文武在当地关系十分深厚，上下运转协调十分自如。在临泉县个别要害部门，他还有亲戚。因此，在家中开设赌场时，其所在村庄的村民根本不敢举报。与此同时，上级部门也很难发现或是主动查及其“劣 迹”。自2004年开始，李文武的赌场生意逐渐“风生水起”，同村或邻村的不少村民云集李家“吃喝玩乐”。而李文武从中抽头，获得不菲的利润。
更让李文武感到高兴的是，经常在李文武家中聚赌的“常客”，难免有“输钱手紧”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向李文武借钱。利用“放债”，李文武也获取了一些额外收益。
由于没有太多的收入，一些赌徒在还钱时感到极为困窘。为了让债务人及时还钱，并尽可能地有资金来源在自家赌场里“挥霍”，李文武开始替他们出主意——偷牛。李文武给出的理由是，临泉县是养牛大县，境内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养牛，可供偷盗的“资源”十分丰厚。此外，临泉境内有相当庞大的屠宰市场，销赃渠道十分顺畅。
在李文武的策动下，一个特大盗抢耕牛团伙迅速形成，开始在临泉县境内制造起令民众普遍不安的系列盗牛案。
而李文武组织这一团伙获得的好处还有，团伙成员盗牛得手后，他们要么吃喝玩乐，要么继续在李文武家聚赌，将不义之财散得干干净净。而李文武则继续从涉赌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对于这个特大盗抢团伙，李文武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为了给团伙成员盗窃带来方便，李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开着自家的车辆，载着他们赶往目的地，以免除过分奔波之苦。只是李文武没有想到，他那父亲的“权威”，不仅没有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反而最终将他们送进了看守所。
村干部变质现象值得深思
在当地采访时，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村民在记者问起李文武时，要么缄口不言，要么称“不认识、说不清”，个个讳莫如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文武认为，自己各方面的工作都不错。在当村支书20多年间，乡里交付的各种任务诸如计划生育、收提留款等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他对此的解释非常简单：都是老少爷们，什么都好商量。但是，也有人反映，李文武“关系网复杂”，势力较大，一旦稍有不从，“日子会很难过”。
据了解，朱园行政村是临泉县一个典型的贫困边远乡村，1400多名农民一年辛苦下来仅能填饱肚皮。由于村里缺少挣钱的门路，大量青壮劳力选择外出务工，留守村内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极为“胆小怕事”。对于“有能力和势力”的李文武，他们只能选择“敬畏”。
有知情人还指出，李文武确实“能量不一般”。身为村支书的他，曾经因为超计划生育被罚款和党内处分，但是，村支书的位置一直没有旁落，显得“稳当得很”。很多村民也因此对其更加“敬畏不已”。由此，李文武“逍遥法外”的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
李文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宣称，村干部的活太累，工资又非常微薄，自己曾经多次向上级请求“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对此，谢集乡一位知情人士断然否认：“他在说谎，要是他真不想干，还能找不出适合干的其他人选吗?”至于李文武缘何能够长时间出任村支书的真正原因，有知情人认为：李文武家族势力庞大；李文武在要害部门“有人”。而关于这两点，记者在采访中，均得到了印证。
针对李文武的表现，阜阳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李文武不一定算得上村霸，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恶人”。其长时期出任村支书而“不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恶人治村”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
阜阳市一位熟悉农村的人士告诉记者，当下的农村，主要有4种不同的村级治理形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而当前的“恶人治村”中的“恶人”，凭借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还包括宗族关系或者“上面有人”。恶人治村危害甚烈，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欠发达地区却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恶人治村”能保证“政令畅通”。如果官员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必然会受到农民的抵制。这时候，“恶人村官”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动用一切手段，迫使农民就范。二、“恶人治村”能保证“基层稳定”。“恶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各方面的矛盾统统摆平。推究李文武的20余年村干部生涯，不难发现有上述两大因素闪现其中。
从李文武这一极为特殊的个案观察：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村干部特别是偏远落后乡村的村干部全面加强监管，将极个别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另据临泉县警方介绍，目前，此案已经基本侦查终结，已于2006年年底移交至检察机关，等待审查起诉。(此文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