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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这时的毛岸英，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对其粗暴整人也感到震惊，认为他太缺乏政治家风度。
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
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的书《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中可以知道，康毛两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据此书所记：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可见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毛岸英归国（不知是否1937年随王明、康生、陈云那次乘苏联专机同返，那是被毛泽东称为“喜从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职。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
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书中记载：
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
此时，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调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说明康生与毛岸英不仅有养育关系，而且还有工作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康生老婆曹轶欧与毛岸英也有不同于一般的关系，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张、小李，却叫小曹，而且对外称曹轶欧侄子，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毛岸英对康生的钦佩之情
在康生教导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对康生的钦佩；康生同时也通过毛岸英增强了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转述了师哲（毛泽东俄文秘书）的一段回忆。
师哲在毛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书中又写，“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可见，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将毛岸英多次托付康生，给以培养锻炼的。
以上这些叙述可信，都有事实根据。
但是，由于康生现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书中对康生的描写，所用的词语，便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严重“左”偏。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对中农也采取排斥政策。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经验，在《晋绥日报》多次报道并加上“按语”推广。
归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新奇又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颂“康公真有办法”。
为康生的粗暴所震惊
土改工作的偏差，引起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土改反对‘左’的浪花”，是不点名地批评康生。
1948年2月，中央相继发布了几个党内指示，部分地区很快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工作。
这时的毛岸英，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团吃饭。饭桌上，华东局的杨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我们的伤病员在村里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搭腔。
回到张家集驻地，议论起白天的事，大家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也只能心照不宣。
没有经过整风运动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加上他性格直率，只有他敢把看法说出来：“今天康公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村子，乡亲们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然而，史敬棠等人不好对康生妄加评议，在毛岸英面前，还要替康生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压一压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张家集小组的同志，因对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偏离政策的现象顾虑重重，不便坚持己见，故而毛岸英和同志们产生了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所以才有了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的事情发生。
曾彦修说：“这就是毛岸英信里讲的‘放肆的批评’的原委。”
康生多行不义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老师田家英送毛岸英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关于康毛两家的关系，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没有反映，仅有一处提到曹轶欧。
那是1959年8月29日李敏结婚一天，请的客人中，请了三位夫人：蔡畅、邓颖超和曹轶欧。请曹的原因，李敏的说明是，“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我的父亲毛泽东》，276页）。
曹轶欧能找到辅导李敏画画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则讳而不提。但在书前所印的结婚合影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只标出了蔡畅、邓颖超的名字，站在邓颖超旁边的曹轶欧，虽保留形象，却隐去了名字，显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
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
（摘自《纵横》2015年第5期，《我的伯父毛岸英》，毛新宇著，长城出版社）
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
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的书《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中可以知道，康毛两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据此书所记：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可见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毛岸英归国（不知是否1937年随王明、康生、陈云那次乘苏联专机同返，那是被毛泽东称为“喜从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职。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
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书中记载：
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
此时，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调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说明康生与毛岸英不仅有养育关系，而且还有工作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康生老婆曹轶欧与毛岸英也有不同于一般的关系，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张、小李，却叫小曹，而且对外称曹轶欧侄子，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毛岸英对康生的钦佩之情
在康生教导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对康生的钦佩；康生同时也通过毛岸英增强了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转述了师哲（毛泽东俄文秘书）的一段回忆。
师哲在毛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书中又写，“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可见，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将毛岸英多次托付康生，给以培养锻炼的。
以上这些叙述可信，都有事实根据。
但是，由于康生现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书中对康生的描写，所用的词语，便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严重“左”偏。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对中农也采取排斥政策。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经验，在《晋绥日报》多次报道并加上“按语”推广。
归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新奇又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颂“康公真有办法”。
为康生的粗暴所震惊
土改工作的偏差，引起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土改反对‘左’的浪花”，是不点名地批评康生。
1948年2月，中央相继发布了几个党内指示，部分地区很快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工作。
这时的毛岸英，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团吃饭。饭桌上，华东局的杨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我们的伤病员在村里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搭腔。
回到张家集驻地，议论起白天的事，大家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也只能心照不宣。
没有经过整风运动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加上他性格直率，只有他敢把看法说出来：“今天康公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村子，乡亲们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然而，史敬棠等人不好对康生妄加评议，在毛岸英面前，还要替康生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压一压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张家集小组的同志，因对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偏离政策的现象顾虑重重，不便坚持己见，故而毛岸英和同志们产生了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所以才有了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的事情发生。
曾彦修说：“这就是毛岸英信里讲的‘放肆的批评’的原委。”
康生多行不义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老师田家英送毛岸英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关于康毛两家的关系，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没有反映，仅有一处提到曹轶欧。
那是1959年8月29日李敏结婚一天，请的客人中，请了三位夫人：蔡畅、邓颖超和曹轶欧。请曹的原因，李敏的说明是，“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我的父亲毛泽东》，276页）。
曹轶欧能找到辅导李敏画画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则讳而不提。但在书前所印的结婚合影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只标出了蔡畅、邓颖超的名字，站在邓颖超旁边的曹轶欧，虽保留形象，却隐去了名字，显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
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
（摘自《纵横》2015年第5期，《我的伯父毛岸英》，毛新宇著，长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