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央安排的“特殊任务”
　　我原名叫刘智，丁兰是我到了延安才取的名字。我191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草坝场的一个富裕家庭，于1932年离川赴沪，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专攻妇产科专业。1937年2月，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上海“生生”教会医院。抗战爆发后，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救护伤员、抗战募捐等活动，并来到延安。第二年，我即被批准入党，并先后在“陕西公学”及“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到延安后，我正式改名为丁兰。
　　1939年11月1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这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最高医疗机构。当时，整个延安既受过完全的高等医学教育，又有过正规医院临床经验的女性妇科医生，似乎仅我一人，因此，我被通知到中央医院任妇科医生。
　　我到中央医院半年左右，1940年6月底，医院妇产科接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特殊重要任务：为即将临产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接生。
　　中央医院上上下下都把“为江青接生”这事儿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从医院领导到妇产科，都为此紧张忙碌起来，不仅给江青安排了一间独立的专门病房，而且专派一位护士对其“特级护理”。
　　具体执行接生任务的妇产科，成立了以科主任金茂岳大夫为首的一个“接生医疗组”，成员有我以及助产士黎平、护士长龙静娴等。具体接生任务主要由我负责，黎平及龙静娴为我当助手。
　　7月上旬，江青住进了中央医院，比预产期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
　　分娩时江青哭喊了5个多小时
　　江青在医院住了十来天，毛泽东抽空来医院看望。江青一见毛泽东，就大闹情绪，一会儿说医院环境不安静，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又说这里不卫生，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等，说着说着，就又哭又闹起来，坚决要回杨家岭去。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对她说：“进了医院，就必须听医院的意见，谁说的都不能作数，连我说了的也不算数。”稍停又郑重地对江青说，“延河每年夏天都要泛滥，万一临产过不了河，那可就太危险了。”
　　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折腾，1940年8月3日，终于迎来了江青的分娩时刻。这天早饭后，江青出现了临产症状。10点左右，其产前阵痛开始。本来，这是每个临产女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但江青哪里受得了这番“痛楚”，她任性地大哭大闹，一声接一声地哭喊叫唤。她这一哭闹，把本来已精心做好各方面准备、严阵以待的接生专家组，也弄得十分紧张。
　　从江青出现临产症状起，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就赶到病房来亲自督阵，以保证万无一失。本来，以我的医疗实践和经验，为一个顺产的产妇接生，简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这天接生的对象是最高领袖的妻子，而江青又极端不配合，院长也亲临现场，这阵势自然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这天，从江青有临产症状开始，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没敢离开一步，整整站守了6个多小时。
　　阵痛开始后，江青一痛得支持不住，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如此反反复复，硬把我那只手抓得又青又紫，疼痛不已。可是为保证江青顺利平安分娩，再痛，我也得咬牙忍受着，而且还要尽量保持平静，不时询问江青的感受怎样，以便及时作出判断、采取对策，并鼓励江青不要紧张，努力坚持。
　　其实，比江青更紧张的是我。那天，为保证接生顺利，不出意外，我先后洗了五六次手，又换了五六次手套，弄得全身是汗，连头发和衬衫都湿透了，也不敢稍微休息放松一下。
　　下午3时许，一个五斤多重的婴儿从我的手上降临人世。一出世，婴儿就哇哇大哭起来，声音响亮———这就是后来取名李讷的江青唯一的女儿。听到婴儿的哭声，满屋子的人，包括病房外守候消息者都长长松了一口气。整个延安中央医院上上下下，人人笑容满面，皆大欢喜。
　　不过，实事求是地评价，江青也有温情的一面。产后第二天，我到病房看望，江青无意中发现我手上的青紫色块，当即连声道歉，说：“我非常感谢你，真是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中秋节毛泽东宴请医护人员
　　江青出院后大约一个月，就是传统的中秋节。毛泽东年届半百喜得小女，很高兴，在中秋节那天，就特意以他和江青的名义，邀请中央医院各科室主任以上人员及相关医护人员，到他家里做客。
　　生过孩子，又经过一个月保养的江青，给人的感觉比以前稍胖，肤色也更白净，举手投足间更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姿韵味。她的性情似乎也温和了一些，大概是第一次身为人母，使之产生了心态上的微妙变化。
　　虽说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到领袖家里做客，但毛泽东的平易近人，以及言谈间不时的幽默，让我们很感动，也很开心。当然，有一点是我事先没预料到的，那就是毛泽东生活之简朴，居室陈设之简单和随便，让人意外之下很觉惊讶。
　　此前，毛泽东对我的印象很好，是江青待产之前就有的。有一天，毛泽东来医院探望住院的谢觉哉，抵达时，恰好是医院查房的时间。毛泽东就没进去，而是自觉地在外面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静静等候。这时，恰好我从病室出来，一眼看见毛泽东带着一名卫士坐在石凳上等候，很觉不妥，赶忙过去问候，又一定要带毛泽东去病房探望。毛泽东摆摆手，连说：“使不得，使不得！”
　　看我不解，毛泽东解释道：“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也要遵守医院的规定啊。你说是不是？”之后，他亲切地与我拉家常，问我是四川人还是湖北人，又问来延安之前的一些情况。
　　当得知我是上海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又在外国人办的医院里做过医生，为革命理想放弃上海舒适的环境投奔延安时，毛泽东连声夸奖。毛泽东对我说：一个像你这种从大都市跑到黄土坡来的知识分子，为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在很不容易。
　　之后，毛泽东讲起了历史上有名的花木兰从军的典故，不禁感叹地对我说，古时候有木兰从军，你小小一个女孩子，从上海到延安来投军，在大家眼中，就是当代花木兰！“丁兰，丁兰，真是个花木兰！”毛泽东用浓浓的湖南口音连说了两次，说得我激动万分。
　　那天在毛泽东家做客时，毛泽东见到个头不高的我，不觉又联想到上次在医院夸我是“花木兰”的情形，忍不住又当众说：“丁兰，丁兰，花木兰！”这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自己更是开心极了。闲谈中，毛泽东还问了些四川的风土人情，毛泽东一面听，一面赞许地点头。餐后吃过水果，兴致依旧很高的毛泽东和江青又分别同客人合影留念。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大家才尽兴而归。
　　成功为江青接生，也使我因此而有了“名气”。后来我不仅在妇产科任职，还被挑选到为中央领导同志担任保健工作的医疗组中，为一些党的领袖兼任保健医生。先后给朱德总司令以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担任过保健医生。
　　（摘自新华网201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