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维持高速增长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GDP至上；高赋税；低福利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新中国成就的赞美之词不绝如缕，正如西方学者约翰·纳斯比特所言，“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亚洲，而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中心。”这句话被国人铭记，广为流传，但是他的《亚洲大趋势》中，有一句更有意义的话被忽略：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赶超美国，而是造福中国人。
　　
　　二、民生困局的原因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但统计的数字不代表一切。发展的终极目标首先应该是民生幸福，其次才是国家强盛。如果我们做不到美、日那样的国富民强，至少我们应该走上北欧国家的道路，保障民生福利。阅读主流的经济报道，你会看到GDP继续狂飙、奢侈品市场全线飘红，可惜它们并不是现实中国的全部。在汕头，9岁的小海因为父亲拿不出10元钱的医药费，用红领巾上吊自杀；北京，69岁的老人付达信持刀抢劫，只为在看守所里可以“不愁吃穿”；在廉江，一对姐妹因无法承担高昂的火化费用，无奈将母亲的遗体抛入水中；又如高昂的房价，困扰了多少的年轻情侣，让多少父母愁白了头。
　　
　　(一)GDP至上的社会环境
　　现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主要是以GDP的增长为主要依据，造成了政府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的增长上，而不是民生问题。更多的社会财富投入到能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业或部门例如房地产业，这就造成的整个经济结构发展畸形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化。无论官方话语体系怎么粉饰太平，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在“增长至上论”主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分配已经出现巨大鸿沟。中国人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20％下降到2007年的14％左右，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美国近几年是58％左右，德国53％，日本54％，英国55％。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说明了一个问题，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财富，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盲目的GDP崇拜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民生的改善。医疗产业化、房地产商业化曾经为GDP数字提高立下汗马功劳，但老百姓开始发现，自己已经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牺牲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福祉，换取光鲜的GDP数字，这样的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过去三十年，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它在产生了大批的受益者同时，也催生了大规模的利益受损群体，并有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像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看来这种经济增长实际属于一种不公平增长，它以剥夺一个阶层的生存资料来满足另一个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是某些不受限制的国家力量在参与剥夺。学者王绍光说，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長则往往带来社会不安甚至是社会动荡，当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又没有正当渠道可以发泄时，局部范围的社会冲突将一触而发。如果得不到有效疏导，暴躁而强大的民怨足以毁掉改革开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成果。
　　
　　(二)高赋税，低福利的经济政策以及利民政策的不规范落实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加上权利带来的隐形收入与福利，造成了国富民贫的社会现实。国家或者政府掌握了巨量的财富，公务员队伍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从每年不断增长的报考公务员人数就知道老百姓对于跻身这一群体的渴望。巨量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居高不下的赋税，而高赋税必然使得社会财富从老百姓手中流入到国家，再流入到高增长行业。有专家说，中国的赋税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说明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但是，他们没有说到的或者刻意回避的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福利待遇方面差距过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村村通等一系列的利民政策在落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同一型号，家电下乡，农机下乡产品要贵，造成了老百姓没得到实际的好处。这与政府政策无关，只是落实难度太大，监督太难。老百姓切实关心的，看病难，上学难，现在还有住房难，菜价高等等，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造成的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完善二次分配的均衡全面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对于决策者而言，为普通国民生存增进福祉，免于社会不公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