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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始皇东巡首刻
古人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其中所说的东山即指峄山，与泰山南北对峙，位于山东省邹城市东南10公里处，被誉为“岱南奇观”。
峄山，古代也作绎山，群山连绵、络绎不绝的意思，现统称为峄山。峄山不高，海拔不足600米，但由于它距离儒家圣地仅30公里，所以在《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对峄山的记载，并在秦汉时期著称于世。在历史上，峄山以它独特的灵秀引来了许多帝王，诸如秦始皇、刘邦、拓跋焘、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乾隆等来朝拜，《峄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时所遗留的历史珍迹。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和齐六个国家，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制王朝。赢政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秦灭六国以后，许多六国子弟多有不服，各处造反不断，秦始皇为彰显武力，压服群雄，并想在高山之巅和大海边立碑刻传，更想到东海求仙人药，以获长生，于是决定东巡。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共五次东巡，刻石七块。司马迁《史记》记载：“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峄山刻石》为秦始皇东巡之首块刻石，朝廷上下非常重视，据传由当时丞相李斯书写。这就是《峄山刻石》的由来。
二、《峰山刻石》的刻本
统一六国的赢秦仅存在了15年，就被农民起义军和刘邦推翻。之后，《峄山刻石》在汉代还没有什么变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命途多舛，有了许多悲剧。唐《封氏闻见记》记载：尊孔且蛮横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达山东邹邑，登上峄山，见此刻石，想起秦赢政“焚书坑儒”的罪行非常气愤，立即着人把此碑推倒，然后去曲阜祭拜孔子，算是为儒家报仇雪恨。仆倒后的《峄山刻石》并没有严重损坏，但也无人问津。之后，重视文化的一些人发现了《峄山刻石》在文字学、史学和书法上的重要价值，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络绎不绝，峄山又成为文人和书法家的圣地。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如果现在某地有一块名碑，当地人必定大张旗鼓，广为宣传，因为能带来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商业效益。而当时没有市场观念，百姓和小官吏做拓片不但没有酬劳，还要赔上时间和金钱请来人吃饭送礼。长此以往，当地官民疲于送往迎来，心生怨恨。某一天，几个刁民便聚薪碑下，点起大火，把石头烧热，然后一盆凉水浇上去，从此秦《峄山刻石》荡然无存。
尽管没有了《峄山刻石》原石，但历代书法家对于峄山刻石的学习和继承从未间断。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又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只是字形偏于肥重，故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据此，唐时有摹刻《峄山刻石》原拓的“枣木传刻本”，现已佚。
五代时南唐徐铉（917-992）以小篆驰名江南，郑文宝（953-1013）为其门人。郑文宝曾亲至邹城峄山探访秦碑，一无所获，便于宋淳化四年（993）以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长安本”。
自郑文宝依徐铉摹本刊“长安本”后，历代翻刻甚多，皆翻自“长安本”，其中峄山所在的邹县就有两种刻本。据清代李调元《金石存·秦峄山碑》记载，一个是在宋元祜八年（1093）县令张文仲刻，置绎阴堂，现已佚；第二个是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县令宋德刻，三面刻字，另一面刻跋文，成四棱柱形，原在邹县县衙，后移至孟庙，现存邹城市博物馆。
除此数种外，还有青社本（1234）、绍兴本（1340）、江宁本（1343）、传李阳冰本和兖州本，以及传到海外的日本本和朝鲜本。
三、三个书法家
现在所传最好的《峄山刻石》为西安碑林的“长安本”，它与三位著名书法家密切相关，他们分别是秦代李斯、南唐徐铉和北宋郑文宝。
李斯（？——前208）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同时，李斯还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对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中国文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生了同源异流的现象，各个地方的文字字形差异极大。这种极大的字形差异使得秦始皇的政令在颁布过程中遇到了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李斯提出了“书同文”的主张，与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同在全国严格执行。他参考秦国的本土文字，借用六国的一些文字风格，整理出了方整谨严、风格流美的小篆；并组织编写文字教材，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分别撰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字学范本，供大家学习；还亲自书写秦始皇东巡刻石，以传天下，对于后世篆书和其他书体起了模范作用。李斯书写的刻石在字形上大小一致，章法上行列整齐，用笔上以中锋为主，为后世的隶书和楷书碑刻树立了形式上的典范，为中国书法树立了用笔上的典范。
徐铉是南唐、北宋初年文学家、书法家，与弟徐锴有文名，人称“二徐”，曾受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解字》，经他们校订增补的《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宋史》记载：“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载：“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清代冯武《书法正传》称 “（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乃笔锋直下不侧，故锋常在画中。”从这些品论中，可以看出徐铉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文宝是北宋人，《宋史》记载：“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从小师事徐铉，其书法为后世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他所写的小篆小至手指甲大，颇具匠心。徐铉曾得意地向人夸耀说，篆字难于小而易于大，郑文宝的篆书小字胜过李阳冰，大字则与之不相上下。除跟随徐铉学书外，郑文宝还遍访各地名师和历代名碑。当他见到老师徐铉根据古拓本所临写的《峄山刻石》后，知道了山东邹县有秦代《峄山刻石》，但不知早已被毁灭，就心中挂念，彻夜难眠，遂长途跋涉来到峄山脚下，求访秦代刻石，“邀然无睹”，心中怅恨不已，觉得世上没有《峄山刻石》是极大的文化损失。出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对《峄山刻石》的深厚感情，郑文宝在淳化四年于长安国子学用老师徐铉的摹本刻下了《峄山刻石》，并加了跋文： “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摹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已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邀然无睹。逮于旬决，险怅于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宜都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
估计徐铉的摹本是剪裱本，而不是《峄山刻石》的原始面貌，郑文宝对于秦代刻石的形制也不清楚，就刻成了当时社会通行的碑的形制，碑阴、碑阳都有字，世称“长安本”，现藏西安碑林第五室。
四、书法价值
对于这个刻石，众家评说纷纭，宋代欧阳修首先提出质疑，在《集古录跋尾》中说：
“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
他说这是一个拙劣的伪作，直接否定了徐铉和郑文宝的贡献，其后有许多人附和。
历代也有对“长安本”的赞誉，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门人郑文宝于淳化四年刻之长安，精神奕烨，常侍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良非过也。”清代侯仁朔《侯氏书品》说：“宋人郑文宝摹《峄山碑》于长安，小篆风格得再见关中。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待。
《峄山刻石》经过徐铉的临摹，又经过郑文宝摹勒上石，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目前的面貌与李斯书写面貌有多大差距？现存李斯所书的刻石还有《泰山刻石》（残，现存泰安岱庙）和《琅琊刻石》（残，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泰山刻石》与《琅琊刻石》用笔沉着老到、一任自然，气质凝重、古厚浑朴，而《峄山刻石》用笔则显得细劲疏朗、柔婉刚媚；而《峄山刻石》在结构上保持李斯篆书平行、平均、对称的格局，这点与《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相同。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峄山刻石》遗失了李斯的部分古意，而增加了后世的妍美风貌，把“篆尚婉而通”的小篆书风发挥到了极则，形成另一种唯美的艺术特点。这一书风开启了后来细劲一脉的“玉箸篆”书风，影响深远。
五、对后世书法的影响
汉代篆书追求质朴浑厚，但有些方面也继承了秦代篆书的风格，许多小篆作品与《峄山刻石》异曲同工。例如《新莽嘉量》和《袁安碑》在字形结构上保持平行、对称和均匀，特别在一些汉代碑额中，更是完全继承了《峄山刻石》的唯美书风并有所发展，例如《孔宙碑额》《王舍人碑额》和《尹宙碑额》等，对线条及结构予以夸张、美化，形成装饰化的艺术格调。
唐代篆书以李阳冰为第一，他初师李斯《峄山刻石》，以瘦劲取胜，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其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其代表作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风格与《峄山刻石》相类，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宋代篆书名家释梦英（948-？）篆隶楷行草，无所不能，尤精篆书.西安碑林现存其所书《篆书千字文》和《篆书说文目录偏傍字源碑》，后人谓“阳冰死而梦英生”。
清代由于对小学的重视，出现了大批篆书名家，其中严格继承李斯衣钵并有所发展者有钱坫、邓石如、吴让之等人。钱坫（1744-1806）工篆书，自负不凡，尝刻一石章日：“斯、冰之后，直至小生。”邓石如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名帖，其篆书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邓石如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艺术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其代表作《白氏草堂记》既继承了李斯篆书的平正之美，又纵横捭阖、独开小篆新面。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其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秦汉篆法，“有守而不泥其迹，自放而不逾其矩”。其代表作《吴均帖》《崔子玉座右铭》流畅优美，重心上移，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开创唯美新境，与李斯篆书遥相呼应。
民国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中准确叙述了李斯篆书一脉的概况：
“篆自李斯而下，胡毋敬、赵高、扬雄、曹喜、班固、崔瑗、许慎、蔡邕皆称能乎，然尽守小篆之法而不变。晋及六朝善小篆者，盖不多见，至李阳冰而复昌，其篆之中兴乎！自李而下绝少概见，盖篆者与小学相依以为盛衰者也。及乎清初，汉学大昌，时则有钱坫、孙星衍诸人，皆确守小篆之法，故篆之统系，当以小篆为大宗矣。”
（作者单位：张爱民曲阜师范大学；何效义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古人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其中所说的东山即指峄山，与泰山南北对峙，位于山东省邹城市东南10公里处，被誉为“岱南奇观”。
峄山，古代也作绎山，群山连绵、络绎不绝的意思，现统称为峄山。峄山不高，海拔不足600米，但由于它距离儒家圣地仅30公里，所以在《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对峄山的记载，并在秦汉时期著称于世。在历史上，峄山以它独特的灵秀引来了许多帝王，诸如秦始皇、刘邦、拓跋焘、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乾隆等来朝拜，《峄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时所遗留的历史珍迹。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和齐六个国家，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制王朝。赢政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秦灭六国以后，许多六国子弟多有不服，各处造反不断，秦始皇为彰显武力，压服群雄，并想在高山之巅和大海边立碑刻传，更想到东海求仙人药，以获长生，于是决定东巡。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共五次东巡，刻石七块。司马迁《史记》记载：“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峄山刻石》为秦始皇东巡之首块刻石，朝廷上下非常重视，据传由当时丞相李斯书写。这就是《峄山刻石》的由来。
二、《峰山刻石》的刻本
统一六国的赢秦仅存在了15年，就被农民起义军和刘邦推翻。之后，《峄山刻石》在汉代还没有什么变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命途多舛，有了许多悲剧。唐《封氏闻见记》记载：尊孔且蛮横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达山东邹邑，登上峄山，见此刻石，想起秦赢政“焚书坑儒”的罪行非常气愤，立即着人把此碑推倒，然后去曲阜祭拜孔子，算是为儒家报仇雪恨。仆倒后的《峄山刻石》并没有严重损坏，但也无人问津。之后，重视文化的一些人发现了《峄山刻石》在文字学、史学和书法上的重要价值，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络绎不绝，峄山又成为文人和书法家的圣地。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如果现在某地有一块名碑，当地人必定大张旗鼓，广为宣传，因为能带来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商业效益。而当时没有市场观念，百姓和小官吏做拓片不但没有酬劳，还要赔上时间和金钱请来人吃饭送礼。长此以往，当地官民疲于送往迎来，心生怨恨。某一天，几个刁民便聚薪碑下，点起大火，把石头烧热，然后一盆凉水浇上去，从此秦《峄山刻石》荡然无存。
尽管没有了《峄山刻石》原石，但历代书法家对于峄山刻石的学习和继承从未间断。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又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只是字形偏于肥重，故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据此，唐时有摹刻《峄山刻石》原拓的“枣木传刻本”，现已佚。
五代时南唐徐铉（917-992）以小篆驰名江南，郑文宝（953-1013）为其门人。郑文宝曾亲至邹城峄山探访秦碑，一无所获，便于宋淳化四年（993）以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长安本”。
自郑文宝依徐铉摹本刊“长安本”后，历代翻刻甚多，皆翻自“长安本”，其中峄山所在的邹县就有两种刻本。据清代李调元《金石存·秦峄山碑》记载，一个是在宋元祜八年（1093）县令张文仲刻，置绎阴堂，现已佚；第二个是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县令宋德刻，三面刻字，另一面刻跋文，成四棱柱形，原在邹县县衙，后移至孟庙，现存邹城市博物馆。
除此数种外，还有青社本（1234）、绍兴本（1340）、江宁本（1343）、传李阳冰本和兖州本，以及传到海外的日本本和朝鲜本。
三、三个书法家
现在所传最好的《峄山刻石》为西安碑林的“长安本”，它与三位著名书法家密切相关，他们分别是秦代李斯、南唐徐铉和北宋郑文宝。
李斯（？——前208）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同时，李斯还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对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中国文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生了同源异流的现象，各个地方的文字字形差异极大。这种极大的字形差异使得秦始皇的政令在颁布过程中遇到了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李斯提出了“书同文”的主张，与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同在全国严格执行。他参考秦国的本土文字，借用六国的一些文字风格，整理出了方整谨严、风格流美的小篆；并组织编写文字教材，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分别撰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字学范本，供大家学习；还亲自书写秦始皇东巡刻石，以传天下，对于后世篆书和其他书体起了模范作用。李斯书写的刻石在字形上大小一致，章法上行列整齐，用笔上以中锋为主，为后世的隶书和楷书碑刻树立了形式上的典范，为中国书法树立了用笔上的典范。
徐铉是南唐、北宋初年文学家、书法家，与弟徐锴有文名，人称“二徐”，曾受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解字》，经他们校订增补的《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宋史》记载：“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载：“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清代冯武《书法正传》称 “（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乃笔锋直下不侧，故锋常在画中。”从这些品论中，可以看出徐铉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文宝是北宋人，《宋史》记载：“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从小师事徐铉，其书法为后世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他所写的小篆小至手指甲大，颇具匠心。徐铉曾得意地向人夸耀说，篆字难于小而易于大，郑文宝的篆书小字胜过李阳冰，大字则与之不相上下。除跟随徐铉学书外，郑文宝还遍访各地名师和历代名碑。当他见到老师徐铉根据古拓本所临写的《峄山刻石》后，知道了山东邹县有秦代《峄山刻石》，但不知早已被毁灭，就心中挂念，彻夜难眠，遂长途跋涉来到峄山脚下，求访秦代刻石，“邀然无睹”，心中怅恨不已，觉得世上没有《峄山刻石》是极大的文化损失。出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对《峄山刻石》的深厚感情，郑文宝在淳化四年于长安国子学用老师徐铉的摹本刻下了《峄山刻石》，并加了跋文： “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摹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已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邀然无睹。逮于旬决，险怅于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宜都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
估计徐铉的摹本是剪裱本，而不是《峄山刻石》的原始面貌，郑文宝对于秦代刻石的形制也不清楚，就刻成了当时社会通行的碑的形制，碑阴、碑阳都有字，世称“长安本”，现藏西安碑林第五室。
四、书法价值
对于这个刻石，众家评说纷纭，宋代欧阳修首先提出质疑，在《集古录跋尾》中说：
“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
他说这是一个拙劣的伪作，直接否定了徐铉和郑文宝的贡献，其后有许多人附和。
历代也有对“长安本”的赞誉，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门人郑文宝于淳化四年刻之长安，精神奕烨，常侍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良非过也。”清代侯仁朔《侯氏书品》说：“宋人郑文宝摹《峄山碑》于长安，小篆风格得再见关中。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待。
《峄山刻石》经过徐铉的临摹，又经过郑文宝摹勒上石，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目前的面貌与李斯书写面貌有多大差距？现存李斯所书的刻石还有《泰山刻石》（残，现存泰安岱庙）和《琅琊刻石》（残，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泰山刻石》与《琅琊刻石》用笔沉着老到、一任自然，气质凝重、古厚浑朴，而《峄山刻石》用笔则显得细劲疏朗、柔婉刚媚；而《峄山刻石》在结构上保持李斯篆书平行、平均、对称的格局，这点与《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相同。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峄山刻石》遗失了李斯的部分古意，而增加了后世的妍美风貌，把“篆尚婉而通”的小篆书风发挥到了极则，形成另一种唯美的艺术特点。这一书风开启了后来细劲一脉的“玉箸篆”书风，影响深远。
五、对后世书法的影响
汉代篆书追求质朴浑厚，但有些方面也继承了秦代篆书的风格，许多小篆作品与《峄山刻石》异曲同工。例如《新莽嘉量》和《袁安碑》在字形结构上保持平行、对称和均匀，特别在一些汉代碑额中，更是完全继承了《峄山刻石》的唯美书风并有所发展，例如《孔宙碑额》《王舍人碑额》和《尹宙碑额》等，对线条及结构予以夸张、美化，形成装饰化的艺术格调。
唐代篆书以李阳冰为第一，他初师李斯《峄山刻石》，以瘦劲取胜，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其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其代表作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风格与《峄山刻石》相类，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宋代篆书名家释梦英（948-？）篆隶楷行草，无所不能，尤精篆书.西安碑林现存其所书《篆书千字文》和《篆书说文目录偏傍字源碑》，后人谓“阳冰死而梦英生”。
清代由于对小学的重视，出现了大批篆书名家，其中严格继承李斯衣钵并有所发展者有钱坫、邓石如、吴让之等人。钱坫（1744-1806）工篆书，自负不凡，尝刻一石章日：“斯、冰之后，直至小生。”邓石如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名帖，其篆书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邓石如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艺术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其代表作《白氏草堂记》既继承了李斯篆书的平正之美，又纵横捭阖、独开小篆新面。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其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秦汉篆法，“有守而不泥其迹，自放而不逾其矩”。其代表作《吴均帖》《崔子玉座右铭》流畅优美，重心上移，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开创唯美新境，与李斯篆书遥相呼应。
民国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中准确叙述了李斯篆书一脉的概况：
“篆自李斯而下，胡毋敬、赵高、扬雄、曹喜、班固、崔瑗、许慎、蔡邕皆称能乎，然尽守小篆之法而不变。晋及六朝善小篆者，盖不多见，至李阳冰而复昌，其篆之中兴乎！自李而下绝少概见，盖篆者与小学相依以为盛衰者也。及乎清初，汉学大昌，时则有钱坫、孙星衍诸人，皆确守小篆之法，故篆之统系，当以小篆为大宗矣。”
（作者单位：张爱民曲阜师范大学；何效义陕西省书法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