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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M·德肖维茨（Alan Morton Dershowitz），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作家。他曾是辛普森案、泰森案、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以及美国总统大选案的首席辩护律师，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
他著有《最好的辩护》、《极度的不公》、《最高法院如何控制2000年的总统大选》、《合理的怀疑：刑事司法系统与O.J.辛普森案件》等全球畅销法律著作，是中国地区最受推崇的法律作者之一。
美国时间6月20日上午，德肖维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细解读斯诺登案背后的法律与隐私争议。
《财经》：斯诺登披露的事实是否令你感到惊讶？
德肖维茨：嗯，你知道这些事实其实一直存在，令我惊讶的是这件事被披露的方式。
《财经》：你指的是什么？
德肖维茨：因为这并不是来自一个为政府工作的人，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能获取这些秘密。在一般情况下，当你雇用一家咨询公司，你应该只给人们他们工作中必须用到的信息，永远不能让他们接近超出他们需要以外的更广泛的材料。同时你应该确保，一旦他们寻求获得任何超出他们权限的信息，警报就会响起。
就像朱利安·阿桑奇曾经告诉我的（我曾经就此问过他），“保守秘密的最好办法是不知道它。我们政府如果要保守一个秘密，最好的方式是不让任何人接近它”，所以很多的毛病存在于美国政府的安全设备以及该公司的安全设备中，因为这些，这个年轻人才会被他所看到的信息所诱惑，他本来应该是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
《财经》：他披露的监听程度让你吃惊吗？
德肖维茨：是的，监听的程度令我震惊……而美国政府需要记录你与谁通话、什么时候通话以及通话多久的这些事实，并不让我感到吃惊。这是美国政府长时间里一直在做的。
在有些领域，比如说当你发送了一封信给别人，政府有权拷贝信封上的信息——发送地址、接收地址、邮戳、日期等——信封内外的内容性质是不一样的。又如，当你寄出一张明信片，这是不涉及隐私问题的，因为明信片的两面都是公开的。同样，就电话而言，知道通话去向哪里，与监听电话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发现政府对每个美国人之间的每通电话都抱有兴趣，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存在震惊了世人，因为这基本上已经打破了外部和内部的阻隔：当你知道谁拨了这个电话，拨给了谁，你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通话内部，就开始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并分析其中的关系和联系。
我要说这不是一个“丑闻”。政府查看你的记录，不是为了打败你的组阁，或者对你施加压力，所以这不是水门事件，也不是当前国税局丑闻，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至于这是否是明智的做法，与它是否是丑闻完全不同。
《财经》：对于被披露的监听计划，总统奥巴马辩解它是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做出的适当平衡。你支持他的这种看法吗？
德肖维茨：总体来说是的。就我们要如何取得“平衡”，我曾写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绝对化。
首先，对隐私的期待变化了。例如，年轻的一代，我的学生和我的孙辈，他们和我这一代期望的隐私并不在同一程度上：他们都上Facebook，都用Twitter，他们把整个生活都放在那里，所以我们不应指望同等程度的隐私权。
此外，对安全的威胁增加了，恐怖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次斯诺登泄密事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名叫格伦·格林沃尔德（译者注：《卫报》记者）的人披露出来的。格林沃尔德讨厌美国，并认为美国应对世界上所有的罪恶负责。他也认为恐怖主义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他在揭露这个事件中，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角色。因为他没有“平衡”的概念。
但是对于任何理性的人，这种冲突是存在的，你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能同时最大程度地促进安全与隐私，其中必须有一些妥协，这是成年人生活的本质。
婚姻是一种妥协，生活是一种妥协，这个世界充满了妥协。现在美国，我们为了宪法权利、为了隐私、为了个人的完整性，在努力取得平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最后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自由”……这句话已经过时了，现在你必须作出一个适当的平衡。
《财经》：斯诺登说，他不是一个英雄，他也不是叛徒，他是一个美国人。什么是他说的“作为一个美国人”？
德肖维茨：首先他是正确的。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他也不是叛徒。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伤害美国，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我认为他与其他人相比，是寻求一个不同的美国愿景，因而他进行公民抵抗，并触犯了法律。
公民个人的抵抗行为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有些时候我们认同它，有些时候我们不认同，就像三K党，也是进行公民抵抗运动的。所以，仅仅是个人抵抗并没有是非对错。那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道德判断。
我的个人意见是，他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做对，他没有尝试其他的选择，比如先诉诸国会，或做其他事情。我认为他前进得太快，放弃了太多。
第二，我认为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直接投奔了中国香港。如果他能像阿桑奇那样一直保持中立，他就会好很多——阿桑奇是非常中立的，他并不更喜好任何一个国家，他只是喜好披露。所以我不认为斯诺登是一个英雄或者恶棍，他是一个受错误引导的美国人。
《财经》：在你看来，事件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德肖维茨：如果美国能如我所想的，拥有足够的智慧，以及够好的律师团队，他们不会以间谍罪名起诉他，而将以盗窃罪起诉他，因为他偷了属于美国、属于公司的材料。同时他们应该要尽可能将案件去政治化，将政治因素降到越低越好。他们可以说，“看，这是一个偷窃信息的人，把他带回美国，在那里他可以接受审判，让他为自己辩护。” 然后，他们必须决定在哪里审判他。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决定在旧金山硅谷审判他，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同情他的陪审团，而如果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审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绝情的陪审团。他们可能会尝试在犯罪发生地审判斯诺登，也可以把他放在引渡回美国后的落脚地审判。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决定。
如果斯诺登决定去冰岛——而他也做到了，那么他可能相对会是安全的，但他永远无法离开那里，因为会有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逮捕。所以，我认为他的选择是有限的。
《财经》：你认为这个事件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解决方式？
德肖维茨：不，它不会那么快，它将会持续几年的时间。有几个可能的结果，第一可能他去了冰岛或其他地方，美国将永远不会抓到他；第二，抓住他并把他带回来，或者能把他引渡回来，而他可能说：“你看，我做到了，我做了一件好事，把我关进监狱，我已经准备好去了。”
我认为，第三种方式也非常有可能，他会为之抗争，然后我们会产生一个伟大的法庭判例。当他被推上审判席时，这可能将是一个联邦审判，所以不会电视直播，但会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财经》：关于如何推进这个案件，如果你向美国政府提供法律意见，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德肖维茨：首先，我会委任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要非常关注公民自由，因而能监督美国政府在做什么，我不认为仅仅靠一些情报收集者来做这件事就足够好。
我认为，我们这个杰出委员会的元老应该由平民、男人、女人、有经验的人组成，这些能够定夺安全尺度并参与决定是否应该收集信息、收集一部分还是全部。现在，我们不能对这一切进行公开辩论，因为不能透露我们掌握了什么。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有他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必须要对此保密，但这必须确保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委员会。
现在，我不认为我们的程序是妥当的。我们有一个所谓的FISA法庭，即外国情报监视法庭。这是一场骗局，这个法庭是一个幌子——任命法庭法官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是非常保守的，因而法庭是由大多数极右翼的法官组成的，这样另一方就没有机会去陈述案情。
我们需要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当案件被呈上FISA法庭前，会有一个人站在另一边，一个魔鬼代言人，能呈现案件的另一边事实以抵抗授权。所以，我认为可以能做到不透露秘密，但又创造一种平衡。这也是我一直在讨论的。
《财经》：美国国家安全局现在是怎么工作的？
德肖维茨：首先，我们对此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工作有效性如何。我认为当人们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发生了，所以你的工作失败了”，这种论辩是可笑的。有一定类型的恐怖袭击是没有人能阻止的。我们一直说在纽约的戏院里安装炸弹很容易，你如何阻止自杀袭击的发生？我们无法阻止所有恐怖主义行为。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它从来没有有效过。极端分子的想法总是简单的，一类极端主义者会说，它一直在起作用；另一类极端分子则说，它从来没有有用过。我敢肯定，答案一定是，在某些时候它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否能频繁地起作用，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提高这个安全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需要有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委员会来观察它，这些人需要有情报方面的经验，也需要有实践公民自由的经验。这将有助于同时裨益安全和自由，这会是一个双赢。
《财经》：你可能为斯诺登辩护吗？
德肖维茨：哦，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的工作就是一名辩护律师。我不需要欣赏我当事人的行为才为他们辩护。斯诺登有权抗辩。
如果他被逮捕，他将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是否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盟友、一个认为他做了正确事情的人为他辩护？他可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还是找一个很好的律师，一个能用非常专业的方式提出其中问题的人。
大体说来，挑选好律师比挑选思想灵魂伴侣的人做得要好。
《财经》：对于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合作。从法律角度应该怎么看？
德肖维茨：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法律的一部分就要求它们甚至不能透露反对与政府合作的意向，因为这将揭露出这种合作。现在有许多公司会向国会说，“你看，我们不希望成为这一部分。”但不可避免地，它们是信息采集者。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收集和生成这些来自社交网络的所有数据。
在哈佛，我们也有自己的“小问题”，几年前我们发现院长声称她有权利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因为它在哈佛大学的服务器上，但我们不曾意识到这点。
你知道，我用哈佛大学的e-mail发送各种消息，我不想哈佛阅读我的邮件，但显然他们主张权利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规则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它被看到或读到，你就不去做它。
我们生活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有非常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数据——我们的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你知道，我希望我的卧室能免于政府监控，但没有人能绝对肯定。
《财经》：大多数人从来不会将美国视为一个“老大哥”的国家。现在，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从这方面来看，这次公开的意义是什么？
德肖维茨：首先，美国一直是一个“老大哥”的国家，所以这其中存在误解。自从胡佛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领后，也就是在1920年起，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老大哥”的状态。但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技术能力，去尽可能广泛地这么做。
当我开始活跃在政坛，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了一本本厚厚的档案。几年前，我终于拿到了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他们并不擅长于此，但美国政府将美国变成“老大哥”国家的因素一直存在着。
像胡佛，他不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它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防止劳动工会的蔓延。因此，它一直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现在，不是政府改变了，而是收集数据的能力改变了。科学改变了一切。
我们有了20年前没有的DNA技术，能够在网络空间捕获每封邮件的发送，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科学和技术，改变了美国“老大哥”的性质，而不是中央政府，这不是一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事情。
我怀疑当奥巴马上台时，他对我们有多少数据感到震惊，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哇，如果我们有这个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呢？！”
《财经》：斯诺登说，他对奥巴马没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感到失望。这种说法公平吗？
德肖维茨：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奥巴马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在很努力地做到平衡。他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也不是一个做事情很快的人。比如我们最终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他将会用六年时间来做这件事。他的行动是缓慢渐进的。
他也会对国家安全局做一些事情，但会是不可见的，也不会很快。他是一个非常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因为他曾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
《财经》：在斯诺登披露这些事实后，美国和外国之间如何能做到互相谅解？
德肖维茨：首先，美国需要派人去其他国家，发出良好意愿，解释我们的所为，解释我们不是在监视每个来自英国、中国、以色列、法国人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他们必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知道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侵犯。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制定一些普遍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在我们拥有所有的技术优势——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技术优势，中国也在其列。
有趣的是，伊朗也是其中之一。伊朗是一个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因此，不只是我们的朋友拥有这项技术，我们的敌人也有。
他著有《最好的辩护》、《极度的不公》、《最高法院如何控制2000年的总统大选》、《合理的怀疑：刑事司法系统与O.J.辛普森案件》等全球畅销法律著作，是中国地区最受推崇的法律作者之一。
美国时间6月20日上午，德肖维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细解读斯诺登案背后的法律与隐私争议。
“这不是一个丑闻”
《财经》：斯诺登披露的事实是否令你感到惊讶？
德肖维茨：嗯，你知道这些事实其实一直存在，令我惊讶的是这件事被披露的方式。
《财经》：你指的是什么？
德肖维茨：因为这并不是来自一个为政府工作的人，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能获取这些秘密。在一般情况下，当你雇用一家咨询公司，你应该只给人们他们工作中必须用到的信息，永远不能让他们接近超出他们需要以外的更广泛的材料。同时你应该确保，一旦他们寻求获得任何超出他们权限的信息，警报就会响起。
就像朱利安·阿桑奇曾经告诉我的（我曾经就此问过他），“保守秘密的最好办法是不知道它。我们政府如果要保守一个秘密，最好的方式是不让任何人接近它”，所以很多的毛病存在于美国政府的安全设备以及该公司的安全设备中，因为这些，这个年轻人才会被他所看到的信息所诱惑，他本来应该是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
《财经》：他披露的监听程度让你吃惊吗？
德肖维茨：是的，监听的程度令我震惊……而美国政府需要记录你与谁通话、什么时候通话以及通话多久的这些事实，并不让我感到吃惊。这是美国政府长时间里一直在做的。
在有些领域，比如说当你发送了一封信给别人，政府有权拷贝信封上的信息——发送地址、接收地址、邮戳、日期等——信封内外的内容性质是不一样的。又如，当你寄出一张明信片，这是不涉及隐私问题的，因为明信片的两面都是公开的。同样，就电话而言，知道通话去向哪里，与监听电话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发现政府对每个美国人之间的每通电话都抱有兴趣，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存在震惊了世人，因为这基本上已经打破了外部和内部的阻隔：当你知道谁拨了这个电话，拨给了谁，你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通话内部，就开始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并分析其中的关系和联系。
我要说这不是一个“丑闻”。政府查看你的记录，不是为了打败你的组阁，或者对你施加压力，所以这不是水门事件，也不是当前国税局丑闻，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至于这是否是明智的做法，与它是否是丑闻完全不同。
《财经》：对于被披露的监听计划，总统奥巴马辩解它是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做出的适当平衡。你支持他的这种看法吗？
德肖维茨：总体来说是的。就我们要如何取得“平衡”，我曾写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绝对化。
首先，对隐私的期待变化了。例如，年轻的一代，我的学生和我的孙辈，他们和我这一代期望的隐私并不在同一程度上：他们都上Facebook，都用Twitter，他们把整个生活都放在那里，所以我们不应指望同等程度的隐私权。
此外，对安全的威胁增加了，恐怖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次斯诺登泄密事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名叫格伦·格林沃尔德（译者注：《卫报》记者）的人披露出来的。格林沃尔德讨厌美国，并认为美国应对世界上所有的罪恶负责。他也认为恐怖主义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他在揭露这个事件中，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角色。因为他没有“平衡”的概念。
但是对于任何理性的人，这种冲突是存在的，你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能同时最大程度地促进安全与隐私，其中必须有一些妥协，这是成年人生活的本质。
婚姻是一种妥协，生活是一种妥协，这个世界充满了妥协。现在美国，我们为了宪法权利、为了隐私、为了个人的完整性，在努力取得平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最后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自由”……这句话已经过时了，现在你必须作出一个适当的平衡。
“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
《财经》：斯诺登说，他不是一个英雄，他也不是叛徒，他是一个美国人。什么是他说的“作为一个美国人”？
德肖维茨：首先他是正确的。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他也不是叛徒。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伤害美国，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我认为他与其他人相比，是寻求一个不同的美国愿景，因而他进行公民抵抗，并触犯了法律。
公民个人的抵抗行为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有些时候我们认同它，有些时候我们不认同，就像三K党，也是进行公民抵抗运动的。所以，仅仅是个人抵抗并没有是非对错。那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道德判断。
我的个人意见是，他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做对，他没有尝试其他的选择，比如先诉诸国会，或做其他事情。我认为他前进得太快，放弃了太多。
第二，我认为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直接投奔了中国香港。如果他能像阿桑奇那样一直保持中立，他就会好很多——阿桑奇是非常中立的，他并不更喜好任何一个国家，他只是喜好披露。所以我不认为斯诺登是一个英雄或者恶棍，他是一个受错误引导的美国人。
《财经》：在你看来，事件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德肖维茨：如果美国能如我所想的，拥有足够的智慧，以及够好的律师团队，他们不会以间谍罪名起诉他，而将以盗窃罪起诉他，因为他偷了属于美国、属于公司的材料。同时他们应该要尽可能将案件去政治化，将政治因素降到越低越好。他们可以说，“看，这是一个偷窃信息的人，把他带回美国，在那里他可以接受审判，让他为自己辩护。” 然后，他们必须决定在哪里审判他。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决定在旧金山硅谷审判他，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同情他的陪审团，而如果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审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绝情的陪审团。他们可能会尝试在犯罪发生地审判斯诺登，也可以把他放在引渡回美国后的落脚地审判。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决定。
如果斯诺登决定去冰岛——而他也做到了，那么他可能相对会是安全的，但他永远无法离开那里，因为会有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逮捕。所以，我认为他的选择是有限的。
《财经》：你认为这个事件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解决方式？
德肖维茨：不，它不会那么快，它将会持续几年的时间。有几个可能的结果，第一可能他去了冰岛或其他地方，美国将永远不会抓到他；第二，抓住他并把他带回来，或者能把他引渡回来，而他可能说：“你看，我做到了，我做了一件好事，把我关进监狱，我已经准备好去了。”
我认为，第三种方式也非常有可能，他会为之抗争，然后我们会产生一个伟大的法庭判例。当他被推上审判席时，这可能将是一个联邦审判，所以不会电视直播，但会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期待杰出人士委员会
《财经》：关于如何推进这个案件，如果你向美国政府提供法律意见，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德肖维茨：首先，我会委任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要非常关注公民自由，因而能监督美国政府在做什么，我不认为仅仅靠一些情报收集者来做这件事就足够好。
我认为，我们这个杰出委员会的元老应该由平民、男人、女人、有经验的人组成，这些能够定夺安全尺度并参与决定是否应该收集信息、收集一部分还是全部。现在，我们不能对这一切进行公开辩论，因为不能透露我们掌握了什么。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有他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必须要对此保密，但这必须确保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委员会。
现在，我不认为我们的程序是妥当的。我们有一个所谓的FISA法庭，即外国情报监视法庭。这是一场骗局，这个法庭是一个幌子——任命法庭法官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是非常保守的，因而法庭是由大多数极右翼的法官组成的，这样另一方就没有机会去陈述案情。
我们需要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当案件被呈上FISA法庭前，会有一个人站在另一边，一个魔鬼代言人，能呈现案件的另一边事实以抵抗授权。所以，我认为可以能做到不透露秘密，但又创造一种平衡。这也是我一直在讨论的。
《财经》：美国国家安全局现在是怎么工作的？
德肖维茨：首先，我们对此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工作有效性如何。我认为当人们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发生了，所以你的工作失败了”，这种论辩是可笑的。有一定类型的恐怖袭击是没有人能阻止的。我们一直说在纽约的戏院里安装炸弹很容易，你如何阻止自杀袭击的发生？我们无法阻止所有恐怖主义行为。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它从来没有有效过。极端分子的想法总是简单的，一类极端主义者会说，它一直在起作用；另一类极端分子则说，它从来没有有用过。我敢肯定，答案一定是，在某些时候它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否能频繁地起作用，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提高这个安全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需要有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委员会来观察它，这些人需要有情报方面的经验，也需要有实践公民自由的经验。这将有助于同时裨益安全和自由，这会是一个双赢。
《财经》：你可能为斯诺登辩护吗？
德肖维茨：哦，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的工作就是一名辩护律师。我不需要欣赏我当事人的行为才为他们辩护。斯诺登有权抗辩。
如果他被逮捕，他将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是否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盟友、一个认为他做了正确事情的人为他辩护？他可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还是找一个很好的律师，一个能用非常专业的方式提出其中问题的人。
大体说来，挑选好律师比挑选思想灵魂伴侣的人做得要好。
《财经》：对于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合作。从法律角度应该怎么看？
德肖维茨：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法律的一部分就要求它们甚至不能透露反对与政府合作的意向，因为这将揭露出这种合作。现在有许多公司会向国会说，“你看，我们不希望成为这一部分。”但不可避免地，它们是信息采集者。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收集和生成这些来自社交网络的所有数据。
在哈佛，我们也有自己的“小问题”，几年前我们发现院长声称她有权利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因为它在哈佛大学的服务器上，但我们不曾意识到这点。
你知道，我用哈佛大学的e-mail发送各种消息，我不想哈佛阅读我的邮件，但显然他们主张权利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规则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它被看到或读到，你就不去做它。
我们生活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有非常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数据——我们的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你知道，我希望我的卧室能免于政府监控，但没有人能绝对肯定。
美国一直是“老大哥”国家
《财经》：大多数人从来不会将美国视为一个“老大哥”的国家。现在，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从这方面来看，这次公开的意义是什么？
德肖维茨：首先，美国一直是一个“老大哥”的国家，所以这其中存在误解。自从胡佛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领后，也就是在1920年起，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老大哥”的状态。但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技术能力，去尽可能广泛地这么做。
当我开始活跃在政坛，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了一本本厚厚的档案。几年前，我终于拿到了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他们并不擅长于此，但美国政府将美国变成“老大哥”国家的因素一直存在着。
像胡佛，他不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它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防止劳动工会的蔓延。因此，它一直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现在，不是政府改变了，而是收集数据的能力改变了。科学改变了一切。
我们有了20年前没有的DNA技术，能够在网络空间捕获每封邮件的发送，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科学和技术，改变了美国“老大哥”的性质，而不是中央政府，这不是一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事情。
我怀疑当奥巴马上台时，他对我们有多少数据感到震惊，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哇，如果我们有这个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呢？！”
《财经》：斯诺登说，他对奥巴马没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感到失望。这种说法公平吗？
德肖维茨：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奥巴马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在很努力地做到平衡。他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也不是一个做事情很快的人。比如我们最终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他将会用六年时间来做这件事。他的行动是缓慢渐进的。
他也会对国家安全局做一些事情，但会是不可见的，也不会很快。他是一个非常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因为他曾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
《财经》：在斯诺登披露这些事实后，美国和外国之间如何能做到互相谅解？
德肖维茨：首先，美国需要派人去其他国家，发出良好意愿，解释我们的所为，解释我们不是在监视每个来自英国、中国、以色列、法国人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他们必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知道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侵犯。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制定一些普遍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在我们拥有所有的技术优势——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技术优势，中国也在其列。
有趣的是，伊朗也是其中之一。伊朗是一个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因此，不只是我们的朋友拥有这项技术，我们的敌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