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4岁的希特勒混迹于慕尼黑，住在施莱斯海麦大街34号。同住在这条大街上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此时33岁的他正忙于写作《西方的没落》。当时住在这条大街106号的还有一位我们更熟知的人物——列宁。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三人此时彼此认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不曾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擦肩而过。他们是街坊，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希特勒是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死敌，这人所皆知。斯宾格勒介于两者之间，既反对共产主义，也认为希特勒注定会失败。
　　斯宾格勒的复杂性在于，他热切盼望在德国实现政治独裁，却不看好希特勒及其纳粹党。1933年7月希特勒上台半年，斯宾格勒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里表达了这种复杂态度：没有人比他更加期盼纳粹革命，可纳粹党是在自己搭建的空中楼阁里与世界对抗。
　　斯宾格勒是民族主义者，其民族观和希特勒不同，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而非人种基础上。他崇尚的是“血液战胜心灵”的古老的日耳曼人。作为“历史形态学”的创始人，他的认知背景自然要比普通民众宏阔、深远，其所断言的“西方的没落”，至今仍为许多人坚信。
　　西方（主要指西欧）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确实走上“末路”——斯宾格勒所指的“没落”，实际是指欧洲封建形态的全面崩溃和瓦解。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史是围绕欧洲封建制度建构起来的，当“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行将结束，意味着围绕这一历史形态建构的体系也将分崩离析。因此，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19世纪欧洲，四处弥漫着末世心态，仿佛末日即将来临：资本家忙于抢钱，政治家忙于吞并，军事家忙于战争，基督徒忙于祷告，工人阶级忙于革命——思想家也没闲着，他们在忙于建构，比如马克思出自对资本的疑虑和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建构出“科学社会主义”。
　　斯宾格勒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敏锐眼光看到，西方没落所带来的唯一的结果是一个新格局：俾斯麦以一己之力将德国缔造为强国，而更重要的是，德国成为现存体系的中心。
　　但“一战”后，在德国秩序重建问题上，斯宾格勒的理论远远偏离了现代政治轨道，他将民主制度下的秩序当作“日常的无政府状态”，将民主政治、代议制政体、国民自治政府当作虚幻景象，表示这样的秩序不能成为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家”。他区分了政府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属性，却又离奇地认为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不能代表国家。那么，到底在什么状态下才能代表“国家秩序”呢？答案是：诉诸强权。斯宾格勒思想呈现出反民主、反自由的特征。
　　基于此，他对“一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世界列强对德国莫名其妙的围攻；他批评战后的政治家不理解自己的任务和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赤裸裸地宣称“高级文化阶段的人类历史是政治力量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形成就是战争”，而和平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战争”。
　　斯宾格勒深刻意识到，欧洲正在走向“决定时刻”：“争夺世界主宰之位的赌博刚刚开始，谁在游戏中胜出，谁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他以迫切的口气反问德意志人，会不会与其他民族一道成为“世界主人”中的一员？
　　既然德意志面临着对未来决断的关键时刻，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对于斯宾格勒来说，尽管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喜欢希特勒，但德意志却必须出现一个希特勒——他的思想与希特勒扩张野心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致。
　　鉴于斯宾格勒的巨大影响，纳粹党掌权不久后，希望他成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并试图把他与尼采一道打造成纳粹的精神先驱，但遭到拒绝。在斯氏的观念中，“国家”是比种族更加高级的东西，国家不是与种族、语言或宗教结为一体的单位，而是凌驾于这些要素之上。他根本没把希特勒放在眼里。三个月后，《决定时刻》遭遇查禁。
　　斯宾格勒连宽泛意义上的纳粹分子都不是，他的理论却表达了全体德国人的精神寄托。正是德国人自己，在需要决定的时刻，用行动决定了希特勒的存在。而希特勒的出现，不仅是他个人的邪恶与偏执，整个德意志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