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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经建：我今天的访谈打算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写了三部长篇，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同时你又是大学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是一个学者，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我想知道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这形成了你的创作的什么特色！
阎真：也许我可以算做一个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说作家我比较自信，因为毕竟自己写过三部长篇，其中《沧浪之水》出版十一年来，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52次，另外两部长篇《曾在天涯》和《因为女人》也多次重版。但是说学者我还是多少有些内怯，自信不足。虽然自己在大学教书已近30年，十多年前就评上正教授，现在又是博导，还出版过理论专著，在权威刊物比如《文学评论》发表过论文，但觉得自己离“学者”还有一定距离，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稍微勉强一点也可算个学者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双重身份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作家的感性思维和学者的理性思维在我这里没有矛盾，没有相互干扰，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这也决定了我的小说有相当明显的理性思维色彩。也曾有人认为这种色彩影响了艺术表达，但我宁可把它看成一种特色。我笔下的人物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中就是那么去思考和表达的。我把这种思考和表达写出来，难道不是现实主义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这种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如果回避，反而是不真实的。
杨经建：你说作家和学者这双重身份在你这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能不能结合你的创作和教学予以说明。
阎真：先说说学者身份对我创作的影响。我写小说不会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层面，感性的层面，而要深入思考那些触动我的感性生活后面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有着精神凝聚点或者说理论内核的。我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思考很久，做两千条左右的笔记，而后自己反复去读这些笔记，考虑其中可能包含的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命题，逐步形成小说的理论内核。这样就形成了我的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作家的身份也形成我在理论思考和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中的特色。比如，我多年来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就是“小说艺术”，给研究生开的课程就是“小说理论”，我相信，由于自己的艺术经验，会使我的理论表达更有说服力。
杨经建：创作中理论内核问题我们等会再谈，先谈谈从第一部长篇《曾在天涯》，经历了《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你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变化吗？
阎真：30年前，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我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文学观念，即“艺术本位”的文学观。我看一部作品的价值，首先不是看其在思想表达上有什么创意，而是看其艺术表达具有怎样的品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思想表达不重要。一部作品，精神上的创意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艺术表达的基础上，才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我看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它是否表达了有创意的思想，是否在精神上对生活有新的体验和发现，更要看这种体验和发现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因为我们是在谈文学，就应该首先用文学的眼光去考察、评判作品，而不是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眼光和标准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我的艺术本位论。所谓艺术本位论，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艺术性是评判文学作品层次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有今天被人们广为阅读吟诵的作品，都是艺术精品，几乎没有例外。过去几千年是这样选择的，古人的这种选择特别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别具有历史稳定性。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种眼光在我们今天已经失效。既然这种选择标准已经历了过去几千年的考验，那么在未来几千年它仍然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相信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终将以这样一种标准来选择。在这个意义我也许可以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由于其核心价值现是社会意义，而不是艺术表达，所以至今还没有在历史的稳定性上得到建构。
杨经建：你前面说到，你写小说要考虑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命题，逐步形成小说的理论内核，这是你的学者或者说教授身份所决定的。现在又说你关于文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艺术本位，这两者关系怎样，有矛盾吗？
阎真：在我的理念中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一种命题作为理论内核，必须经过充分的艺术化过程，才是在文学意义上的有效表达。如果没有充分艺术化，这种表达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苍白的、无效的。文学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我们试想一下，鲁迅对国民精神病态特别是精神胜利法的批评，如果不是通过阿Q这样一个形象，而是一篇论文来完成，能够有这样广泛的社会影响吗？因此，在我看来，理论内涵是重要的，而充分的艺术表达则更加重要。
杨经建：那我们来谈谈你的小说的理论内核。《曾在天涯》的理论内核在你的三部小说之中，似乎是最模糊的。
阎真：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加拿大的经历。也许这部小说可以算作海外题材，但它的理论内核则是关于生命意义的审视。一个知识分子，他跟其他人的重要区别，就是对意义的思考，当然包括生命的意义。但这种思考的结论往往具有悲剧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结论的问题。小说中有这样的话：“对最后意义的追问总是被证明了没有最后的意义。”“在时间的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平庸的过程中产生着又消逝着，没有终极的目的，也不需要最后的证明，它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就是最后的证明。”等等。与这种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时间的感悟，如“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时间，它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等等。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时间是最深刻也是最肤浅的概念。说它深刻，是因为它涵盖了一切意义，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的观念，说它肤浅，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小说系统地表现了我对意义和时间的思考，第23节应该是最集中最突出的。也许这种思考太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这部小说并没有像后来的《沧浪之水》那样，能激活更多读者的内心激情。
杨经建：《沧浪之水》这部小说，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你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思考吗？
阎真：让我试一下吧。第一，关于小说的历史意味。小说表现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挑战，传统的思想资源如责任意识，人格意识已经不能有效面对当代的生活现实。第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小说对权力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彻底抛弃了道德化的考察方式和个别性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三，在艺术表现上，小说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上述的重大命题，把几个具有历史文化意味的人物如池大为，马垂章描写得比较鲜活。这部小说发表十多年来都比较畅销，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觉得认真写作是非常值得的。 杨经建：《因为女人》这部长篇最前面有一段“题记”它应该是小说要表达的思想的高度概括，可也有人认为这段题记与小说的叙事关系不是很密切，请说说你本人的看法。
阎真：题记有两段话，一段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的卷首语，一段是我的。波伏娃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形象完全是文化因素造成的。而我却认为，文化是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她们的生理特征也同样是重要的因素。我因此认为，性别本身就是文化。我不同意波伏娃的文化决定论，而认为要把先天的生理因素也考虑进去，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在欲望化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情感生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小说的理论内核，也是它的历史意味。小说要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了一个重新定义爱情的时代？
杨经建：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写作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范畴，如果属于，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写作中，知识分子的”道统“与现实的”世道“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阎真：我的三部长篇应该都是“知识分子写作”，其中《沧浪之水》更加典型。《曾在天涯》的精神内核是关于“意义”和“时间”，这完全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沧浪之水》所表达的就是“世道”对“道统”的冲击和解构。《因为女人》表现的是知识女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面临的情感生存挑战。这里我想讲一讲“道统”和“世道”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这种“道统”有很多方面的内涵，核心有两个，即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和以“义”为本的人格坚守。其它内涵都是从这两个核心点衍生出来的。责任意识就是知识分子与引车卖浆者流不同，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个人生存，而是天下国家，社会责任，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人格坚守就是君子精神，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根基，这两大根基是他们的“道统”，这个“道统”在市场经济和权力这两大时代的巨型化语，即所谓“世道”的冲击下，遭遇了强烈的挑战和危机。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只讲强者弱者，而不是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辩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是最重要的价值指标，屈原宁可放弃生命也要坚守一种君子立场，决不与小人合流。中国古代文化名人都是走的这条路线，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等。但市场经济将个人利益合法化，并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那种君子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解构了。这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成为了普遍的行动准则。这就是“世道”对“道统”的挑战，我想用小说来表现这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挑战。
杨经建：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你对自己的几部长篇有怎样的艺术评价？
阎真：作为一个作家，我永远不会满意自己写出的小说；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就更加不会对自己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感到满意。我只能说，我在写作中是忠于自己的艺术理念的，也是非常认真的。比如最后完成的《因为女人》这部小说，我调动了自己对文学语言的全部理解和才情。小说中有很多比喻和潜台词，心理描写也算细致入微。这部小说我前后修改不下三十遍。出版后觉得叙事不够简洁，又字斟句酌，删掉几万字，重新出版了修订版。我觉得自己的几部小说应该还算比较好读而且耐读的。只是艺术无止境，高峰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鞭策着我继续努力。
杨经建：时下文学出版已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畅销书机制，而且你的小说也处于畅销状态，在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你是怎么取舍的？
阎真：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当然，畅销也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我也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畅销。但是，我不会因为考虑市场而哪怕稍微改变自己的写作思路。
杨经建：能透露一点你正在写作的下一部小说的信息吗？
阎真：我已经写了三部长篇，正在写作的应该是最后一部长篇了。我在高校当教师已近三十年，我在写的是一部关于高校教师的小说，也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也许可以说，是一部更加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小说。
阎真：也许我可以算做一个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说作家我比较自信，因为毕竟自己写过三部长篇，其中《沧浪之水》出版十一年来，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52次，另外两部长篇《曾在天涯》和《因为女人》也多次重版。但是说学者我还是多少有些内怯，自信不足。虽然自己在大学教书已近30年，十多年前就评上正教授，现在又是博导，还出版过理论专著，在权威刊物比如《文学评论》发表过论文，但觉得自己离“学者”还有一定距离，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稍微勉强一点也可算个学者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双重身份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作家的感性思维和学者的理性思维在我这里没有矛盾，没有相互干扰，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这也决定了我的小说有相当明显的理性思维色彩。也曾有人认为这种色彩影响了艺术表达，但我宁可把它看成一种特色。我笔下的人物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中就是那么去思考和表达的。我把这种思考和表达写出来，难道不是现实主义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这种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如果回避，反而是不真实的。
杨经建：你说作家和学者这双重身份在你这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能不能结合你的创作和教学予以说明。
阎真：先说说学者身份对我创作的影响。我写小说不会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层面，感性的层面，而要深入思考那些触动我的感性生活后面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有着精神凝聚点或者说理论内核的。我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思考很久，做两千条左右的笔记，而后自己反复去读这些笔记，考虑其中可能包含的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命题，逐步形成小说的理论内核。这样就形成了我的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作家的身份也形成我在理论思考和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中的特色。比如，我多年来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就是“小说艺术”，给研究生开的课程就是“小说理论”，我相信，由于自己的艺术经验，会使我的理论表达更有说服力。
杨经建：创作中理论内核问题我们等会再谈，先谈谈从第一部长篇《曾在天涯》，经历了《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你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变化吗？
阎真：30年前，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我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文学观念，即“艺术本位”的文学观。我看一部作品的价值，首先不是看其在思想表达上有什么创意，而是看其艺术表达具有怎样的品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思想表达不重要。一部作品，精神上的创意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艺术表达的基础上，才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我看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它是否表达了有创意的思想，是否在精神上对生活有新的体验和发现，更要看这种体验和发现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因为我们是在谈文学，就应该首先用文学的眼光去考察、评判作品，而不是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眼光和标准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我的艺术本位论。所谓艺术本位论，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艺术性是评判文学作品层次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有今天被人们广为阅读吟诵的作品，都是艺术精品，几乎没有例外。过去几千年是这样选择的，古人的这种选择特别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别具有历史稳定性。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种眼光在我们今天已经失效。既然这种选择标准已经历了过去几千年的考验，那么在未来几千年它仍然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相信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终将以这样一种标准来选择。在这个意义我也许可以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由于其核心价值现是社会意义，而不是艺术表达，所以至今还没有在历史的稳定性上得到建构。
杨经建：你前面说到，你写小说要考虑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命题，逐步形成小说的理论内核，这是你的学者或者说教授身份所决定的。现在又说你关于文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艺术本位，这两者关系怎样，有矛盾吗？
阎真：在我的理念中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一种命题作为理论内核，必须经过充分的艺术化过程，才是在文学意义上的有效表达。如果没有充分艺术化，这种表达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苍白的、无效的。文学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我们试想一下，鲁迅对国民精神病态特别是精神胜利法的批评，如果不是通过阿Q这样一个形象，而是一篇论文来完成，能够有这样广泛的社会影响吗？因此，在我看来，理论内涵是重要的，而充分的艺术表达则更加重要。
杨经建：那我们来谈谈你的小说的理论内核。《曾在天涯》的理论内核在你的三部小说之中，似乎是最模糊的。
阎真：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加拿大的经历。也许这部小说可以算作海外题材，但它的理论内核则是关于生命意义的审视。一个知识分子，他跟其他人的重要区别，就是对意义的思考，当然包括生命的意义。但这种思考的结论往往具有悲剧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结论的问题。小说中有这样的话：“对最后意义的追问总是被证明了没有最后的意义。”“在时间的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平庸的过程中产生着又消逝着，没有终极的目的，也不需要最后的证明，它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就是最后的证明。”等等。与这种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时间的感悟，如“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时间，它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等等。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时间是最深刻也是最肤浅的概念。说它深刻，是因为它涵盖了一切意义，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的观念，说它肤浅，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小说系统地表现了我对意义和时间的思考，第23节应该是最集中最突出的。也许这种思考太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这部小说并没有像后来的《沧浪之水》那样，能激活更多读者的内心激情。
杨经建：《沧浪之水》这部小说，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你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思考吗？
阎真：让我试一下吧。第一，关于小说的历史意味。小说表现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挑战，传统的思想资源如责任意识，人格意识已经不能有效面对当代的生活现实。第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小说对权力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彻底抛弃了道德化的考察方式和个别性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三，在艺术表现上，小说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上述的重大命题，把几个具有历史文化意味的人物如池大为，马垂章描写得比较鲜活。这部小说发表十多年来都比较畅销，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觉得认真写作是非常值得的。 杨经建：《因为女人》这部长篇最前面有一段“题记”它应该是小说要表达的思想的高度概括，可也有人认为这段题记与小说的叙事关系不是很密切，请说说你本人的看法。
阎真：题记有两段话，一段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的卷首语，一段是我的。波伏娃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形象完全是文化因素造成的。而我却认为，文化是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她们的生理特征也同样是重要的因素。我因此认为，性别本身就是文化。我不同意波伏娃的文化决定论，而认为要把先天的生理因素也考虑进去，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在欲望化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情感生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小说的理论内核，也是它的历史意味。小说要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了一个重新定义爱情的时代？
杨经建：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写作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范畴，如果属于，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写作中，知识分子的”道统“与现实的”世道“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阎真：我的三部长篇应该都是“知识分子写作”，其中《沧浪之水》更加典型。《曾在天涯》的精神内核是关于“意义”和“时间”，这完全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沧浪之水》所表达的就是“世道”对“道统”的冲击和解构。《因为女人》表现的是知识女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面临的情感生存挑战。这里我想讲一讲“道统”和“世道”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这种“道统”有很多方面的内涵，核心有两个，即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和以“义”为本的人格坚守。其它内涵都是从这两个核心点衍生出来的。责任意识就是知识分子与引车卖浆者流不同，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个人生存，而是天下国家，社会责任，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人格坚守就是君子精神，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根基，这两大根基是他们的“道统”，这个“道统”在市场经济和权力这两大时代的巨型化语，即所谓“世道”的冲击下，遭遇了强烈的挑战和危机。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只讲强者弱者，而不是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辩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是最重要的价值指标，屈原宁可放弃生命也要坚守一种君子立场，决不与小人合流。中国古代文化名人都是走的这条路线，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等。但市场经济将个人利益合法化，并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那种君子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解构了。这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成为了普遍的行动准则。这就是“世道”对“道统”的挑战，我想用小说来表现这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挑战。
杨经建：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你对自己的几部长篇有怎样的艺术评价？
阎真：作为一个作家，我永远不会满意自己写出的小说；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就更加不会对自己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感到满意。我只能说，我在写作中是忠于自己的艺术理念的，也是非常认真的。比如最后完成的《因为女人》这部小说，我调动了自己对文学语言的全部理解和才情。小说中有很多比喻和潜台词，心理描写也算细致入微。这部小说我前后修改不下三十遍。出版后觉得叙事不够简洁，又字斟句酌，删掉几万字，重新出版了修订版。我觉得自己的几部小说应该还算比较好读而且耐读的。只是艺术无止境，高峰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鞭策着我继续努力。
杨经建：时下文学出版已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畅销书机制，而且你的小说也处于畅销状态，在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你是怎么取舍的？
阎真：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当然，畅销也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我也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畅销。但是，我不会因为考虑市场而哪怕稍微改变自己的写作思路。
杨经建：能透露一点你正在写作的下一部小说的信息吗？
阎真：我已经写了三部长篇，正在写作的应该是最后一部长篇了。我在高校当教师已近三十年，我在写的是一部关于高校教师的小说，也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也许可以说，是一部更加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