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当代日语，说“告知”一般只会有一种内容：癌症。如果有人说“我父亲被医生告知了”，老先生得的肯定是癌症，而且很可能是末期的。
　　100年以前，日本人死因的第一名是肺炎，乃西班牙流感所引起的。1930年代，得结核去世的人最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抗生素的发明，结核成了可医治的病。1960年代起，脑溢血、心脏病、癌症则成了日本人的“三大死因”。1981年，癌症死亡率第一次超过了脑溢血。过去30年，因癌症而丧命的日本人最多。
　　越来越多人死于癌症，一个原因是平均寿命的增长。人活得越长，患上癌症的概率也就越高。据统计，活到74岁，将近一半的人得癌症，再说超过两成的同代人因癌症已不在世了。看我周围的状况，也确实是这样子。近几年过去的老龄亲戚几乎都有癌症，过了80岁则并发别的病，例如老年痴呆症。于是有些医生说，因癌症去世其实就是老死，从前所谓的“大往生”（寿终正寝）个案里，估计有相当多是癌症最后致死的。
　　尽管癌症去世如此普遍，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告知癌症等于宣判死刑，而且是冤枉判死刑似的。“告知”的语感跟“宣判”极其相似。所以，被医生“告知”了，就很难不埋怨大夫的残酷，虽然他只是例行公事，说出事实罢了。不过，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医生可以告诉病人事实了？保密向来是医生职务之一。以前，这保密也包括出于怜悯，对病人不说真正的病名。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之前，日本媒体都不敢报道他得的是胰腺癌。当时，不仅是天皇，连平民老人得了癌症，家人也不会告诉病人事实的。在那年代的日本，直呼癌症算是一种社会忌讳。医生对病人家属说明的时候，都用了“恶性肿瘤”等婉转的说法，免得不必要地伤害对方的感情。当时的社会有共识：既然癌症致死率颇高，直说病名会使病人绝望，搞不好导致寻短见，因此非得尽量回避不可。同一时期，我在加拿大生活，发现北美洲人对癌症“告知”的态度跟日本人呈着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病情属于隐私，最有权利知道的应该是患者本人，倘若医生先告诉别人，即使那是家属，就等于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
　　2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许多医院有明文规定：检查出来的结果，应该直接“告知”病人，而不可以先告诉家属，为的是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可见，日本社会对人权的敏感度如今赶上了北美。同时，毫无疑问，医院设定这类规则也为免被病人或家属追究法律责任。毕竟，“告知”本来是个法律用语，从前只有律师、法官、保险公司等才用的。现在，医疗工作者都用起法律用语来，自然是为法律利害起见的。
　　1993年9月6日，当年日本很著名的电视主播逸见政孝在记者招待会上告白：自己得的是胃癌。他当时48岁，在新闻节目、综艺节目都非常活跃，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公众人物。电视上的告白给广大社会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因为直到那一天，直呼癌症还是忌讳。在日本，名人公开承认患有癌症以他为嚆矢。
　　那恰巧也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式全球化迅速进展的年代。历来“以和为贵”的大和民族都不能不受影响。各媒体纷纷预告着：美国式“官司社会”即将来临日本了。
　　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改正医疗法，明文规定“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即公开资讯和取得患者同意，是医疗工作者的法律义务。也就是说.医生保密，即使出于怜悯，从此都成了违法行为。
　　全球化的风潮竟然影响到日本皇室。2002年底，宫内厅发表：明仁天皇得了前列腺癌。他父亲裕仁天皇曾被当作神，晚年得了癌症，不仅媒体不敢报道，而且医生都迟迟不敢在“玉体”上开刀的。儿子明仁的遭遇很不一样。他从小被美国教师叫做吉米长大，只当过人。医生根据当代法律与常识“告知”了他病名，也毫无犹豫地进行了摘除手术。后来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日本媒体似乎没有任何忌讳。最近明仁天皇也动了心脏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电视新闻都用图画解释得清清楚楚。倘若自己亲人的病情在媒体上那么露骨地被公布出来，相信多数人会觉得心痛的。可见，广大日本社会对天皇的敬畏已经不存在了。
　　2007年夏天，我父亲得了癌症，是他自己去医院接受定期体检时发现的。跟得了感冒一样，医生很机械性地“告知”了他本人。之前，我不知道“告知”其实分两种的。第一种是“告知”病名，第二种则是“告知”病情。医生告诉父亲：他得的是胰腺癌，但是处于早期，还能动手术。积极乐观的病情，患者听了以后还会高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可是，动完了手术，开始化疗之际，医生说明的病情前景就相当消极悲观了。
　　直到2000年左右，日本社会上还偶然能听到“你若得了癌症，要不要被告知？”一类的讨论。没几年工夫，已经没得选择了。我父亲并没有选择要被“告知”，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了。化疗的副作用很大，但是效果有限。癌细胞到处转移，导致胆管堵塞的模样，医生都用铅笔画着细密画详细地给他本人讲了。医生画的癌细胞看起来像花椰菜正盛开的样子，残酷地宣告着：没办法切除干净。表面上，父亲的情绪很稳定，常有笑容，从不放弃希望。他去世的3个月以前，医生相当清楚地说了：“再做化疗也没有用了。何不赶快出院回家享口福去？你不是很喜欢吃寿司的吗？”事后回想，父亲要想吃寿司，那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相信，医生除了遵守法律以外，还是替病人着想的。但是，对父亲来说，当时最大的希望不是吃寿司，而是根治癌症。出院回家，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好消息，然而对末期癌病人来说，却不是。
　　父亲回家过了两个月，最后什么也不能吃，连起身都很困难了。2009年1月2日，我们扶着他送去住院。但是，医生说：已经不可救药了，而且医院不能让无法治的患者留下来住，何况在元旦假期。父亲就是不愿意放弃希望，要医生给他做点什么，不管有没有用。我在旁边看情况，似乎唯一的答案是让父亲转到加收费的个人病房去，并请医生给他弄经管营养。那样子，父亲再过了一个月。直到去世前天，他意识特别清晰。那天看我儿子给他表演扑克牌魔术，父亲做出了吃惊、赞扬的表情，还拍了手。直到瞑目的刹那，他都没有承认自己即将离开人间了，也就是说，一贯不肯真正接受被医生“告知”的病情。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一套规矩。关于怎样结束生命，怎样度过人间最后的一段日子，个人能选择的始终不是很多。连天皇都如此，何况平民。我父亲1934年2月16日出生，2009年2月1日去世。享年75岁差半月，比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短了5年。虽说是大家都要走的一条路，但我还是觉得，他走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