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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追求和期待，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认为，当前还难于完成构建，可以说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还在路上。理由如次：
其一，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理论是对文艺现实的总结和抽象，在创作成就不足、创作积淀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还难于完成“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
其二，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者中缺乏像王国维、鲁迅那样的文艺理论“大师”，更缺少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难于有人担当起“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重任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①的《前言》开头写道：“针对钱学森之问，这是对我很大的刺痛，也是鞭策。”温家宝总理说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感受。2010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用钱学森的话让大家来反思。从上文可以见出：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并且，钱学森的看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②彭国华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如果缺乏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很难对其进行较好解答的。
其三，当前的社会环境令人忧虑。在过分量化（甚至有些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下，不少文艺理论研究者被迫一门心思追求课题、获奖，急功近利，即使具备某种能力也难于静下心来构建体系。我们可以将当前社会环境存在的现实问题梳理、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术管理部门太过重视学术管理。近些年来，学术管理部门对学术管理非常重视，且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其负面影响也不小，比如说“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指标化”、学术界“官本位”、“全民学术”“学术大跃进”、过分重视“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等等现象，就與学术管理界的“太过重视”学术管理不无关系。第二，学术管理的方法太过繁杂。近些年来，由于学术管理界越来越重视“学术管理”，理所当然“学术管理”的方法（门径、手段）便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在高校系统，有各种级别（即行政级别）的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基金，有各种级别的研究基地、研究平台、研究团队，有各种级别的研究计划、研究指标，有各种级别的验收、评估、评比、评奖，有各种级别的“建设工程”“人才工程”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这样的结果是造成高校的办公室、实验室经常有人在加班加点，甚至是通宵达旦，可他们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在做迎合“学术管理”需要、为“学术管理”服务的材料（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假材料）。第三，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太多。由于现在是“全民学术”时代，加之相当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借助学术研究去获取现实利益（包括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等），因此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甚众，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辑委员会就是由全部学校负责人和二级机构负责人组成，科研成果奖、教学成果奖、重大（重要）科研项目如果没有重要的行政负责人主持就不可能取得，等等。第四，学术管理太过苛严。学术管理界对学术研究的管理、要求之严，给学术研究者施加的压力之大，从纵向看可谓史无前例，从横向看也可能是世（全世界）所罕见。高校的主要工作和工作目标都是围着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转，高校负责人和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乃至兴奋点）都被迫放在应对考核、统计、打分、评优上面。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在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简单重复、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则是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学术腐败。第五，用于“计划学术”的经费过多。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经费不断增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也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和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但是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主要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学术经费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学术管理者的手中，所以得利的主要是学术管理者自己和一部分学阀、学霸、学术掮客乃至学术腐败者。
不过，尽管现实如此，但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我们还是应该有积极的追求和期待。我认为从思维方式和寻找路径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借用著名哲学学者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的命题。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2006年提出的，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准确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和现实道路。
注释：
①石毓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俞立平：《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 》，引自“俞立平教授博客”2011年11月6日。
③彭国华：《关于“大师难产之问”的两点思考》，《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
其一，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理论是对文艺现实的总结和抽象，在创作成就不足、创作积淀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还难于完成“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
其二，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者中缺乏像王国维、鲁迅那样的文艺理论“大师”，更缺少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难于有人担当起“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重任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①的《前言》开头写道：“针对钱学森之问，这是对我很大的刺痛，也是鞭策。”温家宝总理说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感受。2010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用钱学森的话让大家来反思。从上文可以见出：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并且，钱学森的看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②彭国华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如果缺乏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很难对其进行较好解答的。
其三，当前的社会环境令人忧虑。在过分量化（甚至有些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下，不少文艺理论研究者被迫一门心思追求课题、获奖，急功近利，即使具备某种能力也难于静下心来构建体系。我们可以将当前社会环境存在的现实问题梳理、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术管理部门太过重视学术管理。近些年来，学术管理部门对学术管理非常重视，且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其负面影响也不小，比如说“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指标化”、学术界“官本位”、“全民学术”“学术大跃进”、过分重视“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等等现象，就與学术管理界的“太过重视”学术管理不无关系。第二，学术管理的方法太过繁杂。近些年来，由于学术管理界越来越重视“学术管理”，理所当然“学术管理”的方法（门径、手段）便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在高校系统，有各种级别（即行政级别）的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基金，有各种级别的研究基地、研究平台、研究团队，有各种级别的研究计划、研究指标，有各种级别的验收、评估、评比、评奖，有各种级别的“建设工程”“人才工程”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这样的结果是造成高校的办公室、实验室经常有人在加班加点，甚至是通宵达旦，可他们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在做迎合“学术管理”需要、为“学术管理”服务的材料（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假材料）。第三，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太多。由于现在是“全民学术”时代，加之相当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借助学术研究去获取现实利益（包括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等），因此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甚众，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辑委员会就是由全部学校负责人和二级机构负责人组成，科研成果奖、教学成果奖、重大（重要）科研项目如果没有重要的行政负责人主持就不可能取得，等等。第四，学术管理太过苛严。学术管理界对学术研究的管理、要求之严，给学术研究者施加的压力之大，从纵向看可谓史无前例，从横向看也可能是世（全世界）所罕见。高校的主要工作和工作目标都是围着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转，高校负责人和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乃至兴奋点）都被迫放在应对考核、统计、打分、评优上面。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在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简单重复、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则是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学术腐败。第五，用于“计划学术”的经费过多。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经费不断增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也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和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但是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主要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学术经费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学术管理者的手中，所以得利的主要是学术管理者自己和一部分学阀、学霸、学术掮客乃至学术腐败者。
不过，尽管现实如此，但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我们还是应该有积极的追求和期待。我认为从思维方式和寻找路径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借用著名哲学学者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的命题。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2006年提出的，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准确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和现实道路。
注释：
①石毓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俞立平：《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 》，引自“俞立平教授博客”2011年11月6日。
③彭国华：《关于“大师难产之问”的两点思考》，《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