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政府的5任总统中，徐世昌是惟一的文职总统。他曾任清廷翰林院编修，因而被人们称为“翰林总统”。他能作好诗､能撰好文､能写好字､能绘好画，因此在清末民初的艺坛上尽领风骚。其充满爱国忠贞精神的晚年，更值得人们敬佩。
　　1922年5月底，68岁的徐世昌被迫离开坐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总统宝座，从北京迁居天津英国租界，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寓公”生活。
　　徐世昌下野之后，从不阅览报刊杂志，只是由曾任总统府收支处长的朱宝仁向他简述外界新闻。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却叫他的一个侄女每天为他读报。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更为关注时局的发展。他对身边的人说：“如果不能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政府必然会与东北军､西北军大动干戈，从而内战扩大，为日本提供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及至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和平解决后，徐世昌才大松了一口气。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徐世昌非常担忧国家民族的前景。一天，故友曹汝霖来访。在谈及时局问题时，曹汝霖却说：“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
　　听了这番话，徐世昌才明白曹汝霖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当说客，劝自己当汉奸，出面维持日本统治中国的局面。他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
　　曹汝霖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离去。徐世昌看着曹汝霖那卑缩的背影，感觉到一阵恶心，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从此以后，徐世昌称病，闭门谢客。
　　这时，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资历甚高，又当过总统，富有政治经验，是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的最佳人选，因此决意继续争取他。于是，日本人打算从徐世昌的内侄徐一达身上找突破口。
　　徐一达当时在北京做事。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自己的秘书柯昌泗到北京去游说徐一达。柯昌泗对徐一达说，日本军方想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果徐世昌答应出山，就把北京市长一职安排给他。
　　像伯父一样具有爱国心的徐一达，婉言拒绝了柯昌泗的要求，并将这一情形转报于伯父。徐世昌对徐一达的爱国举动颇为赞赏，并叮嘱他立即避出京津地区，以免被日本人要挟。于是，徐一达南下上海，并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时间。
　　然而，“有耐性的”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拖徐世昌下水。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坂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徐世昌却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得意门生金梁､章梫二人前往游说。
　　金梁､章梫都是宗社党主要成员，同在伪满洲国任职。他们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迫徐世昌就范。金､章二人在徐世昌的客厅面见老师之后，急切劝告道：“我们受坂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大佐的委派，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曾经是清朝重臣，一向对宣统帝很尊重。在宣统帝逊位后，他对清室经费､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所以他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名。但是，此时此刻，徐世昌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自己决不能图忠于旧主而有丝毫的让步。因此，他严正地拒绝道：“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
　　金､章二人听了这番话，面面相觑。思虑片刻，章梫加重了语气劝说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人人都有个晚节，还望老师明白这一点。”
　　徐世昌气愤至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你们太浑！”
　　金､章二人恼羞成怒，金梁彻底撕破了脸皮，反唇相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师执迷不悟，才是浑呢。”
　　徐世昌不禁潸然泪下，一字一句地说：“想不到我收了你们这两个不明是非的学生，更想不到我这把年纪，又碰到这种被人逼迫的事情。”说罢，拂袖上楼。
　　金､章二人尴尬至极，慌忙逃出客厅。
　　此后，日本侵略者也不再打徐世昌的主意。
　　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享年85岁。 6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