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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5—0008—06
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已经落下帷幕，无论海内外校友汇聚的盛况，还是众多媒体的传播效应、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的祝愿，毫无疑问，同济大学百年庆典成为五月的上海乃至中国的聚焦点，成为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虽然我们不能想象同济的百年校庆与当年北大校庆那样引起国内思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这样一所办学渊源独特和发展历史曲折的百年名校仍然值得我们做“校庆后”的认真思考。
(一)
如果宏观一点来审视同济百年里程，时代的特殊印痕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大学理念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两次循环”。概而言之，从1907年创校到1948年可以看作是同济发展史上的“战争”背景，1948年到1978年前后的“政治”因素产生重要影响，以及此后至今仍在经历着的“市场”时代，三个阶段一个前40年，两个后30年，构成大时代下同济历史叙写的中国语境。两次循环，基于学科建设，前40年初步完成了综合性大学的转型，有着现代大学理念的自觉意识；后60年又艰难地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直到当下综合性大学格局形成后面临着新的创造。
1907年德国人在上海创办同济大学的前身即德文医学堂和1912年增设的德文工学堂既有晚清政府教育制度改革、重视创办实业学校、技术救国理想的先决条件，也有德国国家利益的功利企图，特别是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扩张需要，0因而，初期的同济并不具备大学的预设，只是相当于德国的中等实业或技术学校，有典型的职业教育特点，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定位在实用的基础上，医学堂以培养施诊医生为目标，工学堂以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济德文医工学堂险遭夭折，但新生的同济结束了德国人办学阶段。由于学制以及具体教学等管理仍然沿袭德国制度，所以一直到40年代同济仍然有着与德国的重要联系。
1924年前后同济医工两科已经达到大学的标准，并获得德国的认可，教育和培养模式也一定程度上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科研作为大学的重要功能正式得以提出，一些德国教授应聘时也提出要有进行科研的条件，医工两科的教授均有不少科研成果发表。他们纷纷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目的是“促进近世中国学术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多学科的创设。1929年，德国就提出在同济建立法政专业的设想，这主要基于德国对华文化教育的反思，他们认为出于经济和商业的目的避开了人文学科的教育是片面的，应该在法学和政治学有所作为，德国驻华公使卜尔熙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商谈的具体方案，在同济设立法学及政治学系。由于国民政府其时正限制法政专业的增设，所以这一动议未能实现。教学与科研并重，增设人文学科的创议，显然在大学理念上受到德国大学特别是威廉姆·封·洪堡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的影响，但办学的总目标仍然显示出很强的国家功利目的：一方面满足德国对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满足国内急需的医工建设人才。
1937年7月，同济正式成立了理学院，这有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有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中规定必有三个学院才能始称大学的现实应对。到了40年代初，同济已经迁至昆明，校长赵士卿提出了参照国家需求工科要有发展重点，同时，溢出其时所有科系均是“实科”而创设文学院的设想以便“宣扬国光、吸收西洋文明”。虽然直到1945年、1946年文法学科才成立，但这是同济真正建设综合性大学的先声，学科设置自然体现了教育方针的变化，“实科”与文科并重的格局庶几可以看成是对威廉姆·封·洪堡古典主义大学教育思想的些微回应。
在前40年左右的时间长河中，同济之舟跟随着时代急流涌进，在动荡时代里从医学堂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德国工科大学的培养模式起着主导的作用，初始的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还贯穿始终。德国文化政策的影响渐次减弱，但中国境遇下实业救国的现实建设需求引领着更为现实的培养人才的办学目标，但现代大学框架的转型已经完成。
(二)
1927年8月同济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之一，谈论这一段历史，就不能避开蔡元培。当时同济大学面临多方困境，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代表政府到上海寻求解决同济大学问题的方式，明确支持同济成为国立大学。蔡元培对同济的亲睐既与同济的德国背景有关，也与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不无联系。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医工教育，大多采用美、日模式，而同济是德国模式，而美日的高等教育又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医工两科，则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他希望同济能够成为我国“最新式医工大学”。1931年5月，在同济校庆24周年之际，蔡元培应邀为生理学研究馆揭幕并发表演说，他认为理科本来就是医工两科的基础，而当时学术界的趋势，就是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对同济准备增设理科予以支持。
我们可以把蔡元培长校北大时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与他对同济的希望比照进行研究。后人评价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论述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在《大学教育》这篇名文中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却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就学科建设上来说，在北大，蔡元培主要注重文科的革新，甚至主张把工科和商科转出北大。他认为大学设法商等科必设文科，设医工农等科必设理科；同时，大学必须设立大学院(即现在的研究院)。他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为阶梯”，大学将以文理为本，而应用的学科可办高等学校，以使“学”与“术”有所区分。显然，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实践是从精神层面吸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大学的理念，更加注大学之“学”的建设；对于同济，蔡元培是从学科建设的操作层面来考量的，基于德国工科大学的既成传统，强调理科建设的重要性，注重的是“术”与“学”的结合。当然，蔡元培也认为理想的大学是各科并举协同发展的，但限于种种条件，包括北大也只能是有所选择了。或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的北大模式和同济的医工传统，前者更多的是张扬着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化目标，以思想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后者更多的是注重国家民族现实需求的理性选择，以技术和实业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也符合他关于中国大学“通盘打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同学校学科布局互补)的原则。一是以文理为主，一是以医工为重，一北一南，两种模式的综合性大学发展在传统和现代的选择中互补共生。
1927年，蔡元培鼎立支持同济时，恰是他从 北大校长位置上卸任之时，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北大的改革和现代大学思想都受到新的挑战，蔡元培对同济这样一所有着德国背景的学府显然是有着特殊希冀的。果然，此后十年，同济在吴凇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全盛时代。
但是，同济人并不满足于三大学院的发展，上文已叙，在战乱之中、迁徙之途先后设立了法学、文史哲专业，到1948年，同济大学已经有了医、工、理、文、法五大学院，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格局得以确立。文、法学科的设立，可以看成是同济大学向着理想的大学精神的更进一步，由初创时期的实用人才的培育到注重教学与研究并重，再到理工的结合，再到综合学科的并进，是大学理念的突围与升华。1949年元旦，校长夏坚白在迎新会上发表演讲，对大学使命发表看法，“大学是文化递嬗和生根发芽的地方，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大学的使命”，文化在大学里传承、积累和创造，进而为民族、国家和人类尽责。他认为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教授、大师和好学深思的学生，把文化提高到大学使命的位置，把教师和学生置于大学的中心，虽然没有继续进行深入的论述，可以看到同济试图摆脱德国人开创的“实科”办学的方向，其宏图大愿，标志着同济的大学教育理想将孕育着新的嬗变。
殊为可惜的是，1949年开始的院系调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同济从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回到土木建筑这样单一的工科大学。这不仅是一个系科调整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学理想的跌落。同济向着现代大学理念的掘进受到影响，此后又进入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时期，几乎到文革结束整个30年，前40年形成的传统中断，同济进入了历史上又一次磨难期。
1977年，40年代毕业于同济、受洪堡基金资助留学德国学成后又回到母校任教的李国豪就任同济校长，经历“文革”等历次政治动荡后，学校恢复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和教育，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1979年初，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务院八位副总理批复教育部《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报告》，这就是同济历史上著名的“两个转变”，一是恢复德语教学的传统、恢复与德国的合作交流，二是把单一的土建类工科大学转变成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两个转变”给同济发展带来生机，尤其是对德交流成为同济此后办学的重要特色。其实，历史的书写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一开始两个转变中的第二个转变目标定位是综合性大学包括医科的恢复上。
由于种种原因综合性大学的建设规划未能得到同意。十年后的80周年校庆时，同济人才向世人宣布同济已经建成“以理工科为主，兼有管、文的多科性大学”。几乎又是一个十年，到2001年，围绕同济大学办学总体目标和思路，学校最终定位为“办成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一流现代大学”。从1949年到世纪之交，整整半个世纪，同济从土建类单科到多科再到综合，一路下来不可谓不艰辛。
同济大学在前40年的第一次循环中，虽然德国传统影响甚巨，现代大学的自觉意识、现代大学的观念和制度设计都顽强地体现出来，整个构建过程受到德国对华科技文化政策的牵制，同时也充分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在培养现代中国医工人才方面贡献卓越。在第二次循环的前30年，虽然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当年集中的土建类学科优势已经显现，在人才储备、学术研究上为后来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准备。李国豪长校后，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特别是威姆·封·洪堡影响的他一开始就显示用现代大学理念改造同济的良苦用心和战略姿态。由于受制于体制，高起点的规划并不能立即实现。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市场经济对大学的介入和高等教育很快由精英到大众教育等复杂因素，导致同济多科性大学建设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土建类工科仍然一支独秀，引领着潮流。前40年的工科传统得到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人才培养取得成效，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但从某种程度上又延缓了现代大学建设的进程。
(三)
一个世纪，同济两次向着现代大学的理想迈进。第一次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受制于国家民族建立的总体目标；第二次是在和平年代下，先后受制于政治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有对前40年“实科”传统的惯性依赖甚至误读。但两次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届长校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现代大学的理念与框架设计。当下的同济仍处于第二次循环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大学理念的统摄下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曾经深受西方大学传统影响的同济，在中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并不发达的阶段，把现代大学理想作为目标，坚守精英教育应是题中之议。
从高等教育入学率来判断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时代，但并不是说精英教育从此消失。目前在众多高校中，虽然教育主管部门有一些分类(比如“985”高校、“211”高校，比如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的分类)，但对其科研教学培养目标等很少进行规范，比如一些教育专家抨击过的研究型大学从事职业教育等低层次教育现象等。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精英教育的方式和目标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实践。
其实，中外高等教育的实践和教育家的探索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发，蔡元培关于“学”与“术”的区分，其实就是以为精英教育的目标应该注重在“学”上；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大学运动”也区分过“好”与“实用”的关系，他认为实用的并不总是好的，但好的必定是实用的，提出一个人如果掌握的知识越具有经验性和特殊性，那他就越没有知识，教育就越不是自由的。西班牙教育家奥尔加特·加塞特针对西方大学将专业教育“演变成一项巨大的活动”而遗弃了文化的教学和传播，认为这是有害的，欧洲已经自食其果，他认为现代大学的职责是文化的传播、专业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如同奥尔加特·加塞特一样，我们并非是古典大学传统简单守护者，科技教育与研究、专业教育无疑已经超越古典大学的规范，成为现代大学的责任，但是大学的培养目标则应是针对“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学”与“术”、“好”与“实用”的区分和关系很值得我们注意。19世纪末叶，哈佛提议合并MIT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MIT的学生必须从哈佛的本科生学院毕业后才能开始学习工程技术，曾任哈佛校长的艾略特认为工程学科如同医学、法学等一样是职业教育，应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才能获得。1928年著名的《耶鲁报告》也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思维、趣味、判断和想象力等，技能和职业训练不应是大学的任务。
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过程中，也重走了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学发展的老路，对欧美大学现代性的反思则注意不够。高校改革中的合并、扩招，使一批研究型大学沦为简单的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学校，虽然“通识 教育”、“人文教育”等口号叫得很响，但往往是在课程设置上做些变动，在观念和系统操作层面缺乏反思。为数不多的高校谨慎地对待特别是本科的扩招，北大的“元培计划”，复旦的“复旦学院”都是走在前面的很好尝试。目前同济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也是一种实验，但并校、扩招所带来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精英教育这一理想和目标还需要我们有巨大的勇气提出并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概略地回顾一下西方现代大学的发展道路，大学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教学，就是知识的传授，这是大学的古典时期；第二阶段就是19世纪中期以威廉姆·封·洪堡开创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时期，第三阶段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美大学强调服务社会的功能时期。当代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基本上综合了上述大学纵向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功能，只不过不同的学校各有所侧重而已。目前国内985高校基本上都认同这三项基本功能。问题在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结合发生分离，大学服务社会出现偏差。这一偏差其实在西方大学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比如大学服务的标准、服务的范围、服务的程度等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广泛的讨论和反思。美国教育家亚伯·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远离社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紧跟社会也值得警惕，他在探讨大学与社会应该保持何种关系时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著名化学家巴斯德，在当时法国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包括蚕病、葡萄酒生产等，他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投入到对这写问题的研究，当他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又回到了实验室，“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户做顾问，他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他认为这种服务的方法是“学术”的。20世纪40年代同济在李庄的艰苦岁月也出现了同济的“巴斯德”，其时，川南地区多年流行俗称“麻脚瘟”的“痹病”，医学院教授唐哲、杜公振等通过研究找到致病原因，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案，成果公开发表后，此项研究就到此结束。
这里，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是“适度”，二是“学术”，所谓适度就是服务要有边界，就是亚伯·弗莱克斯纳反对的“大学不应该涉足的事”包括大量底层次的服务性工作；所谓学术的，就是指服务的非功利目的或者说这种服务的非商业意识、直接的商业活动。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是当今大学的“最大挑战”，他认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仍然是教学和学术活动，“大学其他的主要活动只有与教学和学术相关联才具有合法性”。
现代社会体系复杂性，特别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商业社会，不可能让我们完全坚守着古典的立场顽固不化，但应当有充分的制度设计，来控制大学服务社会的边界，而最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大学理念深入人心、化为师生的自觉意识。
一百年来，同济通过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直接服务国家民族和社会，服务社会成为学校四大功能之一，但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服务的边界问题和服务中的学术性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温家宝总理用“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结合”、“学科和社会的结合”概括同济的特色，并说这个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前者提出的就是综合性之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后者就是大学如何服务社会的问题。科技部部长、同济大学前任校长万钢在百年庆典的演讲中也认为大学在服务社会时“没有自己的私利，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也是具有反思意义的。
百年同济在精神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本文仅从百年发展中学科建设蕴涵的教育思想流变、现代大学理念以及中国语境三个角度来重构百年同济历史传统，试图阐释同济在与本土现实结合过程中现代大学理念的承继、演变，揭示同济在两次现代大学理念的循环过程的艰难和不同特点，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同济如何认识、发扬和承继传统，在创造性转化的同时如何设计、应对和选择。
(责任编辑：曾 静)
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已经落下帷幕，无论海内外校友汇聚的盛况，还是众多媒体的传播效应、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的祝愿，毫无疑问，同济大学百年庆典成为五月的上海乃至中国的聚焦点，成为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虽然我们不能想象同济的百年校庆与当年北大校庆那样引起国内思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这样一所办学渊源独特和发展历史曲折的百年名校仍然值得我们做“校庆后”的认真思考。
(一)
如果宏观一点来审视同济百年里程，时代的特殊印痕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大学理念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两次循环”。概而言之，从1907年创校到1948年可以看作是同济发展史上的“战争”背景，1948年到1978年前后的“政治”因素产生重要影响，以及此后至今仍在经历着的“市场”时代，三个阶段一个前40年，两个后30年，构成大时代下同济历史叙写的中国语境。两次循环，基于学科建设，前40年初步完成了综合性大学的转型，有着现代大学理念的自觉意识；后60年又艰难地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直到当下综合性大学格局形成后面临着新的创造。
1907年德国人在上海创办同济大学的前身即德文医学堂和1912年增设的德文工学堂既有晚清政府教育制度改革、重视创办实业学校、技术救国理想的先决条件，也有德国国家利益的功利企图，特别是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扩张需要，0因而，初期的同济并不具备大学的预设，只是相当于德国的中等实业或技术学校，有典型的职业教育特点，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定位在实用的基础上，医学堂以培养施诊医生为目标，工学堂以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济德文医工学堂险遭夭折，但新生的同济结束了德国人办学阶段。由于学制以及具体教学等管理仍然沿袭德国制度，所以一直到40年代同济仍然有着与德国的重要联系。
1924年前后同济医工两科已经达到大学的标准，并获得德国的认可，教育和培养模式也一定程度上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科研作为大学的重要功能正式得以提出，一些德国教授应聘时也提出要有进行科研的条件，医工两科的教授均有不少科研成果发表。他们纷纷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目的是“促进近世中国学术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多学科的创设。1929年，德国就提出在同济建立法政专业的设想，这主要基于德国对华文化教育的反思，他们认为出于经济和商业的目的避开了人文学科的教育是片面的，应该在法学和政治学有所作为，德国驻华公使卜尔熙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商谈的具体方案，在同济设立法学及政治学系。由于国民政府其时正限制法政专业的增设，所以这一动议未能实现。教学与科研并重，增设人文学科的创议，显然在大学理念上受到德国大学特别是威廉姆·封·洪堡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的影响，但办学的总目标仍然显示出很强的国家功利目的：一方面满足德国对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满足国内急需的医工建设人才。
1937年7月，同济正式成立了理学院，这有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有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中规定必有三个学院才能始称大学的现实应对。到了40年代初，同济已经迁至昆明，校长赵士卿提出了参照国家需求工科要有发展重点，同时，溢出其时所有科系均是“实科”而创设文学院的设想以便“宣扬国光、吸收西洋文明”。虽然直到1945年、1946年文法学科才成立，但这是同济真正建设综合性大学的先声，学科设置自然体现了教育方针的变化，“实科”与文科并重的格局庶几可以看成是对威廉姆·封·洪堡古典主义大学教育思想的些微回应。
在前40年左右的时间长河中，同济之舟跟随着时代急流涌进，在动荡时代里从医学堂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德国工科大学的培养模式起着主导的作用，初始的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还贯穿始终。德国文化政策的影响渐次减弱，但中国境遇下实业救国的现实建设需求引领着更为现实的培养人才的办学目标，但现代大学框架的转型已经完成。
(二)
1927年8月同济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之一，谈论这一段历史，就不能避开蔡元培。当时同济大学面临多方困境，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代表政府到上海寻求解决同济大学问题的方式，明确支持同济成为国立大学。蔡元培对同济的亲睐既与同济的德国背景有关，也与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不无联系。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医工教育，大多采用美、日模式，而同济是德国模式，而美日的高等教育又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医工两科，则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他希望同济能够成为我国“最新式医工大学”。1931年5月，在同济校庆24周年之际，蔡元培应邀为生理学研究馆揭幕并发表演说，他认为理科本来就是医工两科的基础，而当时学术界的趋势，就是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对同济准备增设理科予以支持。
我们可以把蔡元培长校北大时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与他对同济的希望比照进行研究。后人评价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论述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在《大学教育》这篇名文中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却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就学科建设上来说，在北大，蔡元培主要注重文科的革新，甚至主张把工科和商科转出北大。他认为大学设法商等科必设文科，设医工农等科必设理科；同时，大学必须设立大学院(即现在的研究院)。他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为阶梯”，大学将以文理为本，而应用的学科可办高等学校，以使“学”与“术”有所区分。显然，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实践是从精神层面吸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大学的理念，更加注大学之“学”的建设；对于同济，蔡元培是从学科建设的操作层面来考量的，基于德国工科大学的既成传统，强调理科建设的重要性，注重的是“术”与“学”的结合。当然，蔡元培也认为理想的大学是各科并举协同发展的，但限于种种条件，包括北大也只能是有所选择了。或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的北大模式和同济的医工传统，前者更多的是张扬着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化目标，以思想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后者更多的是注重国家民族现实需求的理性选择，以技术和实业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也符合他关于中国大学“通盘打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同学校学科布局互补)的原则。一是以文理为主，一是以医工为重，一北一南，两种模式的综合性大学发展在传统和现代的选择中互补共生。
1927年，蔡元培鼎立支持同济时，恰是他从 北大校长位置上卸任之时，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北大的改革和现代大学思想都受到新的挑战，蔡元培对同济这样一所有着德国背景的学府显然是有着特殊希冀的。果然，此后十年，同济在吴凇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全盛时代。
但是，同济人并不满足于三大学院的发展，上文已叙，在战乱之中、迁徙之途先后设立了法学、文史哲专业，到1948年，同济大学已经有了医、工、理、文、法五大学院，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格局得以确立。文、法学科的设立，可以看成是同济大学向着理想的大学精神的更进一步，由初创时期的实用人才的培育到注重教学与研究并重，再到理工的结合，再到综合学科的并进，是大学理念的突围与升华。1949年元旦，校长夏坚白在迎新会上发表演讲，对大学使命发表看法，“大学是文化递嬗和生根发芽的地方，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大学的使命”，文化在大学里传承、积累和创造，进而为民族、国家和人类尽责。他认为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教授、大师和好学深思的学生，把文化提高到大学使命的位置，把教师和学生置于大学的中心，虽然没有继续进行深入的论述，可以看到同济试图摆脱德国人开创的“实科”办学的方向，其宏图大愿，标志着同济的大学教育理想将孕育着新的嬗变。
殊为可惜的是，1949年开始的院系调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同济从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回到土木建筑这样单一的工科大学。这不仅是一个系科调整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学理想的跌落。同济向着现代大学理念的掘进受到影响，此后又进入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时期，几乎到文革结束整个30年，前40年形成的传统中断，同济进入了历史上又一次磨难期。
1977年，40年代毕业于同济、受洪堡基金资助留学德国学成后又回到母校任教的李国豪就任同济校长，经历“文革”等历次政治动荡后，学校恢复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和教育，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1979年初，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务院八位副总理批复教育部《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报告》，这就是同济历史上著名的“两个转变”，一是恢复德语教学的传统、恢复与德国的合作交流，二是把单一的土建类工科大学转变成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两个转变”给同济发展带来生机，尤其是对德交流成为同济此后办学的重要特色。其实，历史的书写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一开始两个转变中的第二个转变目标定位是综合性大学包括医科的恢复上。
由于种种原因综合性大学的建设规划未能得到同意。十年后的80周年校庆时，同济人才向世人宣布同济已经建成“以理工科为主，兼有管、文的多科性大学”。几乎又是一个十年，到2001年，围绕同济大学办学总体目标和思路，学校最终定位为“办成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一流现代大学”。从1949年到世纪之交，整整半个世纪，同济从土建类单科到多科再到综合，一路下来不可谓不艰辛。
同济大学在前40年的第一次循环中，虽然德国传统影响甚巨，现代大学的自觉意识、现代大学的观念和制度设计都顽强地体现出来，整个构建过程受到德国对华科技文化政策的牵制，同时也充分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在培养现代中国医工人才方面贡献卓越。在第二次循环的前30年，虽然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当年集中的土建类学科优势已经显现，在人才储备、学术研究上为后来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准备。李国豪长校后，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特别是威姆·封·洪堡影响的他一开始就显示用现代大学理念改造同济的良苦用心和战略姿态。由于受制于体制，高起点的规划并不能立即实现。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市场经济对大学的介入和高等教育很快由精英到大众教育等复杂因素，导致同济多科性大学建设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土建类工科仍然一支独秀，引领着潮流。前40年的工科传统得到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人才培养取得成效，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但从某种程度上又延缓了现代大学建设的进程。
(三)
一个世纪，同济两次向着现代大学的理想迈进。第一次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受制于国家民族建立的总体目标；第二次是在和平年代下，先后受制于政治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有对前40年“实科”传统的惯性依赖甚至误读。但两次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届长校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现代大学的理念与框架设计。当下的同济仍处于第二次循环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大学理念的统摄下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曾经深受西方大学传统影响的同济，在中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并不发达的阶段，把现代大学理想作为目标，坚守精英教育应是题中之议。
从高等教育入学率来判断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时代，但并不是说精英教育从此消失。目前在众多高校中，虽然教育主管部门有一些分类(比如“985”高校、“211”高校，比如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的分类)，但对其科研教学培养目标等很少进行规范，比如一些教育专家抨击过的研究型大学从事职业教育等低层次教育现象等。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精英教育的方式和目标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实践。
其实，中外高等教育的实践和教育家的探索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发，蔡元培关于“学”与“术”的区分，其实就是以为精英教育的目标应该注重在“学”上；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大学运动”也区分过“好”与“实用”的关系，他认为实用的并不总是好的，但好的必定是实用的，提出一个人如果掌握的知识越具有经验性和特殊性，那他就越没有知识，教育就越不是自由的。西班牙教育家奥尔加特·加塞特针对西方大学将专业教育“演变成一项巨大的活动”而遗弃了文化的教学和传播，认为这是有害的，欧洲已经自食其果，他认为现代大学的职责是文化的传播、专业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如同奥尔加特·加塞特一样，我们并非是古典大学传统简单守护者，科技教育与研究、专业教育无疑已经超越古典大学的规范，成为现代大学的责任，但是大学的培养目标则应是针对“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学”与“术”、“好”与“实用”的区分和关系很值得我们注意。19世纪末叶，哈佛提议合并MIT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MIT的学生必须从哈佛的本科生学院毕业后才能开始学习工程技术，曾任哈佛校长的艾略特认为工程学科如同医学、法学等一样是职业教育，应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才能获得。1928年著名的《耶鲁报告》也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思维、趣味、判断和想象力等，技能和职业训练不应是大学的任务。
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过程中，也重走了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学发展的老路，对欧美大学现代性的反思则注意不够。高校改革中的合并、扩招，使一批研究型大学沦为简单的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学校，虽然“通识 教育”、“人文教育”等口号叫得很响，但往往是在课程设置上做些变动，在观念和系统操作层面缺乏反思。为数不多的高校谨慎地对待特别是本科的扩招，北大的“元培计划”，复旦的“复旦学院”都是走在前面的很好尝试。目前同济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也是一种实验，但并校、扩招所带来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精英教育这一理想和目标还需要我们有巨大的勇气提出并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概略地回顾一下西方现代大学的发展道路，大学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教学，就是知识的传授，这是大学的古典时期；第二阶段就是19世纪中期以威廉姆·封·洪堡开创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时期，第三阶段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美大学强调服务社会的功能时期。当代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基本上综合了上述大学纵向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功能，只不过不同的学校各有所侧重而已。目前国内985高校基本上都认同这三项基本功能。问题在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结合发生分离，大学服务社会出现偏差。这一偏差其实在西方大学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比如大学服务的标准、服务的范围、服务的程度等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广泛的讨论和反思。美国教育家亚伯·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远离社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紧跟社会也值得警惕，他在探讨大学与社会应该保持何种关系时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著名化学家巴斯德，在当时法国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包括蚕病、葡萄酒生产等，他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投入到对这写问题的研究，当他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又回到了实验室，“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户做顾问，他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他认为这种服务的方法是“学术”的。20世纪40年代同济在李庄的艰苦岁月也出现了同济的“巴斯德”，其时，川南地区多年流行俗称“麻脚瘟”的“痹病”，医学院教授唐哲、杜公振等通过研究找到致病原因，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案，成果公开发表后，此项研究就到此结束。
这里，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是“适度”，二是“学术”，所谓适度就是服务要有边界，就是亚伯·弗莱克斯纳反对的“大学不应该涉足的事”包括大量底层次的服务性工作；所谓学术的，就是指服务的非功利目的或者说这种服务的非商业意识、直接的商业活动。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是当今大学的“最大挑战”，他认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仍然是教学和学术活动，“大学其他的主要活动只有与教学和学术相关联才具有合法性”。
现代社会体系复杂性，特别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商业社会，不可能让我们完全坚守着古典的立场顽固不化，但应当有充分的制度设计，来控制大学服务社会的边界，而最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大学理念深入人心、化为师生的自觉意识。
一百年来，同济通过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直接服务国家民族和社会，服务社会成为学校四大功能之一，但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服务的边界问题和服务中的学术性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温家宝总理用“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结合”、“学科和社会的结合”概括同济的特色，并说这个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前者提出的就是综合性之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后者就是大学如何服务社会的问题。科技部部长、同济大学前任校长万钢在百年庆典的演讲中也认为大学在服务社会时“没有自己的私利，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也是具有反思意义的。
百年同济在精神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本文仅从百年发展中学科建设蕴涵的教育思想流变、现代大学理念以及中国语境三个角度来重构百年同济历史传统，试图阐释同济在与本土现实结合过程中现代大学理念的承继、演变，揭示同济在两次现代大学理念的循环过程的艰难和不同特点，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同济如何认识、发扬和承继传统，在创造性转化的同时如何设计、应对和选择。
(责任编辑：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