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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才是规则，活着则是意外”
首先，请允许我稍微占些篇幅，摘录一段书里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来自一名叫哈娃·沃洛维奇的女性的自述。她是1937年被捕的政治犯，并于同年被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劳改营，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古拉格群岛。
1942年，哈娃的女儿出生在一个没有母婴设施的劳改营里。“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象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转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地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她们像老人一样轻微地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过的声音在保育室里此起彼伏。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小膝盖抵着肚子，像鸽子一样咕咕地叫。
“保育员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她的胳膊扳到背后，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勺一勺把热粥灌进她的喉咙，也不给她时间下咽，就像在给火鸡填下饲料。”
在这个“托儿所”，虽然可以利用自己在锯木厂干活常偷些木柴贿赂保育员，哈娃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枯萎消瘦下去。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渐渐的，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地转过身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托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最后，哈娃说到：“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罪行，我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曾经活着的一个一岁半的小生命，在她无辜生命的最后一天，挣扎着离开妈妈的怀抱，宁可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床，独自死去。她对于这个世界怀了怎样的深深的，深深的，绝望。
你不用是一个对于意识形态或者极权社会抱有独立见解的人，把自己暂时带入到那个时刻吧，你只需是一个人，一个寻常的父亲或者母亲，想象自己就是80年前那个叫沃洛维奇的女人，感觉一下你此时的心情。
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吗
让人锥心不已的故事在这部书里俯拾皆是。就像囚徒们在诗里写下的：在古拉格，只有死人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终于解脱了。
在哈娃故事的两页之前，记录着女犯营房的噩梦：破败肮脏混乱不堪的小囚室里，每天晚上都人满为患。虽然有着男囚不许进入的禁令，但是没人在乎。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去里面破处……所有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几张床上同时进行。对于古拉格的女囚来说，只有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是仅有的防身手段——别的什么也不管用。
极端残酷的现实，让囚犯之间同样充满了血腥的绞杀：两个试图逃跑的刑事犯，一般会戴上一个不谙内情的轻刑犯，他们管这第三个人叫“口粮”。如果吃完了这个人，还没有逃出人迹罕至的荒野，两个心怀鬼胎的朋友，就会一宿一宿地睁着眼，等待着对方先于自己睡倒了，以便下手;极寒的冬天，有人在晚点名的时候倒下，一群人马上围过来，扒走他身上的帽子靴子裹脚布外套裤子和内衣……衣服扒光了，倒地者的头和手却抬了起来，微弱但清晰地说：太冷了。之后，头又重重落地，两眼终于蒙上了一层薄翳。
什么样的痛是最深的痛？就是这样用了冷静的笔触，去白描这样毛骨悚然的现实。你穷尽全篇，希望找到一点亮色，一个意外。但是没有。只有无尽的残忍和超越想象的虐杀。作者说，在奥斯维辛，你将死于毒气室，在科雷马，你将死于绝望。
我想这时候，你会从心里认同这样一个判断：能够产生这样人间惨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邪恶的存在;能够产生这样人道灾难的制度，一定是一个非人的制度。对于古拉格，不需要哲学性的思考和一分为二的辨识，在古拉格的围墙之内，一切的恶都在坦然地毫无羞耻地呈现着。铸起它的每块砖石都在拷问人类心灵里最基本的善恶，最起码的是非。
“凡是用手制造的东西，都可以用手将它化为齑粉”
你可以把《古拉格：一部历史》看做是按照一比一尺寸复原的关于古拉格的手绘模型。它几乎可以使你完全身临其境，从典型个案、人物命运到制度安排、历史沿革。在条分缕析中，静听惊雷。
如今古拉格的囚犯区已经成为供游人猎奇的景点，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一切也许就像旅游纪念品柜台里的镰刀锤子一样，对于我们的生活已不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政权的劳教制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也许你说，我不关心政治，我也不是刑事罪犯，这样的未来与我无关。这样的判断恐怕过于乐观了。古拉格的魔力在于，“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绝大部分被投入古拉格的公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属于某一类人。有些被劳教的人群相对明确，20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30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的外国人——这里就包括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和投奔社会主义制度而去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你并不会因为是马克思的信徒而幸免于难。事实是，“二战”前斯大林所杀害的德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甚至比希特勒还要多。 大规模抓捕中，大量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平民百姓被投入古拉格。你可能因为太饿偷拿了商店的一条面包，或者办公室的一支铅笔而被捕，你会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没有完成工厂的工作定额而死在古拉格;或者只是因为有一个企图偷越国境的远房亲戚而被判刑，虽然这辈子你们连面都没见过……急性子的列宁曾经签署命令把所有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的乘客抓起来送去劳教，因为他们看上去像百万富翁。这里有拒绝陪党的干部上床而判刑的女演员，也有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因为自己效力的球队不幸战胜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喜爱的球队，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而被投入劳改营。
当然了，古拉格的缔造者们有时也难逃请君入瓮的命运。参与亲手制造古拉格这部绞肉机的刽子手——前苏共党的高级干部叶若夫在临死前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随着古拉格的日趋膨胀，前苏联渐渐成为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
把自己再带入一下当时的情境试试看。你还有足够的自信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可以幸免吗？
可以说，20世纪每一次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事件——古拉格、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渊源：极权政治;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贬低、毁灭自己的一部分同类，把他们物化为虱子、臭虫和毒草，把他们贬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恶的人，以便达到清除的目的。
在契卡头子的回忆录中，把施加于全国的不停歇的恐怖行动，命名为“契卡主义”。而这个主义的真谛只有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对于秘密警察来说，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古拉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貌似聪明的劳教制度，如何把前苏联造就成为了一个只能靠外生性强制力来粘合的警察国家。当一个国家成为一座监狱，当所有的强权压力和来自民间的零星反抗越来越凝聚于一点，也就是说当你处于一个熵值极高的社会模式中的时候，也许，微不足道的一根火柴，就足以引爆整个世界。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虽然古拉格的罪行有目共睹，古拉格的罪证历历在目，但对于前苏联的劳改营制度，却从未像德国纳粹政权的灭绝营一样被彻底清算。整个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戈尔巴乔夫大赦全国政治犯，古拉格才真正寿终正寝。古拉格瓦解不久，前苏联及前苏共的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作者分析，全面而真诚的讨论前苏联历史将动摇前苏联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瞬间崩塌。“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正如一位俄国媒体人士所言：“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
但是，不面对历史，就只能背对未来。如果一个民族选择失忆，不去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就永远无法走出曾经噩梦般的渊薮。你或你的亲人还是会被投入到30年代同样阴冷恶臭的监狱;秘密警察还是会拆你的邮件，窃听你的电话，不经法院批准闯入你的家。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罪恶的勾当换个名称将继续登堂入室，你将再度被投入到最惊悚的噩梦都无法触及的幽暗。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会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古拉格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宽恕，但那必须在末日的审判之后;我们需要和解，但那必须在彻底的清算之后。这本书告诉我们，铭记，什么也不忘却，并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
有些书是这样的，你知道你虽然拥有了它，今天并不会翻开它，这个月不会，这一年也不会。但是你终将在有生之年的某一天拿起它，翻开它，同时你知道，从那一刻起，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将从此不同。
（摘自中信出版社《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作者：胡紫微）（图片 36 （14）.jpg 图注：劳改营里的儿童）
首先，请允许我稍微占些篇幅，摘录一段书里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来自一名叫哈娃·沃洛维奇的女性的自述。她是1937年被捕的政治犯，并于同年被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劳改营，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古拉格群岛。
1942年，哈娃的女儿出生在一个没有母婴设施的劳改营里。“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象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转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地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她们像老人一样轻微地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过的声音在保育室里此起彼伏。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小膝盖抵着肚子，像鸽子一样咕咕地叫。
“保育员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她的胳膊扳到背后，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勺一勺把热粥灌进她的喉咙，也不给她时间下咽，就像在给火鸡填下饲料。”
在这个“托儿所”，虽然可以利用自己在锯木厂干活常偷些木柴贿赂保育员，哈娃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枯萎消瘦下去。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渐渐的，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地转过身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托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最后，哈娃说到：“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罪行，我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曾经活着的一个一岁半的小生命，在她无辜生命的最后一天，挣扎着离开妈妈的怀抱，宁可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床，独自死去。她对于这个世界怀了怎样的深深的，深深的，绝望。
你不用是一个对于意识形态或者极权社会抱有独立见解的人，把自己暂时带入到那个时刻吧，你只需是一个人，一个寻常的父亲或者母亲，想象自己就是80年前那个叫沃洛维奇的女人，感觉一下你此时的心情。
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吗
让人锥心不已的故事在这部书里俯拾皆是。就像囚徒们在诗里写下的：在古拉格，只有死人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终于解脱了。
在哈娃故事的两页之前，记录着女犯营房的噩梦：破败肮脏混乱不堪的小囚室里，每天晚上都人满为患。虽然有着男囚不许进入的禁令，但是没人在乎。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去里面破处……所有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几张床上同时进行。对于古拉格的女囚来说，只有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是仅有的防身手段——别的什么也不管用。
极端残酷的现实，让囚犯之间同样充满了血腥的绞杀：两个试图逃跑的刑事犯，一般会戴上一个不谙内情的轻刑犯，他们管这第三个人叫“口粮”。如果吃完了这个人，还没有逃出人迹罕至的荒野，两个心怀鬼胎的朋友，就会一宿一宿地睁着眼，等待着对方先于自己睡倒了，以便下手;极寒的冬天，有人在晚点名的时候倒下，一群人马上围过来，扒走他身上的帽子靴子裹脚布外套裤子和内衣……衣服扒光了，倒地者的头和手却抬了起来，微弱但清晰地说：太冷了。之后，头又重重落地，两眼终于蒙上了一层薄翳。
什么样的痛是最深的痛？就是这样用了冷静的笔触，去白描这样毛骨悚然的现实。你穷尽全篇，希望找到一点亮色，一个意外。但是没有。只有无尽的残忍和超越想象的虐杀。作者说，在奥斯维辛，你将死于毒气室，在科雷马，你将死于绝望。
我想这时候，你会从心里认同这样一个判断：能够产生这样人间惨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邪恶的存在;能够产生这样人道灾难的制度，一定是一个非人的制度。对于古拉格，不需要哲学性的思考和一分为二的辨识，在古拉格的围墙之内，一切的恶都在坦然地毫无羞耻地呈现着。铸起它的每块砖石都在拷问人类心灵里最基本的善恶，最起码的是非。
“凡是用手制造的东西，都可以用手将它化为齑粉”
你可以把《古拉格：一部历史》看做是按照一比一尺寸复原的关于古拉格的手绘模型。它几乎可以使你完全身临其境，从典型个案、人物命运到制度安排、历史沿革。在条分缕析中，静听惊雷。
如今古拉格的囚犯区已经成为供游人猎奇的景点，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一切也许就像旅游纪念品柜台里的镰刀锤子一样，对于我们的生活已不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政权的劳教制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也许你说，我不关心政治，我也不是刑事罪犯，这样的未来与我无关。这样的判断恐怕过于乐观了。古拉格的魔力在于，“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绝大部分被投入古拉格的公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属于某一类人。有些被劳教的人群相对明确，20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30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的外国人——这里就包括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和投奔社会主义制度而去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你并不会因为是马克思的信徒而幸免于难。事实是，“二战”前斯大林所杀害的德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甚至比希特勒还要多。 大规模抓捕中，大量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平民百姓被投入古拉格。你可能因为太饿偷拿了商店的一条面包，或者办公室的一支铅笔而被捕，你会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没有完成工厂的工作定额而死在古拉格;或者只是因为有一个企图偷越国境的远房亲戚而被判刑，虽然这辈子你们连面都没见过……急性子的列宁曾经签署命令把所有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的乘客抓起来送去劳教，因为他们看上去像百万富翁。这里有拒绝陪党的干部上床而判刑的女演员，也有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因为自己效力的球队不幸战胜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喜爱的球队，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而被投入劳改营。
当然了，古拉格的缔造者们有时也难逃请君入瓮的命运。参与亲手制造古拉格这部绞肉机的刽子手——前苏共党的高级干部叶若夫在临死前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随着古拉格的日趋膨胀，前苏联渐渐成为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
把自己再带入一下当时的情境试试看。你还有足够的自信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可以幸免吗？
可以说，20世纪每一次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事件——古拉格、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渊源：极权政治;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贬低、毁灭自己的一部分同类，把他们物化为虱子、臭虫和毒草，把他们贬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恶的人，以便达到清除的目的。
在契卡头子的回忆录中，把施加于全国的不停歇的恐怖行动，命名为“契卡主义”。而这个主义的真谛只有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对于秘密警察来说，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古拉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貌似聪明的劳教制度，如何把前苏联造就成为了一个只能靠外生性强制力来粘合的警察国家。当一个国家成为一座监狱，当所有的强权压力和来自民间的零星反抗越来越凝聚于一点，也就是说当你处于一个熵值极高的社会模式中的时候，也许，微不足道的一根火柴，就足以引爆整个世界。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虽然古拉格的罪行有目共睹，古拉格的罪证历历在目，但对于前苏联的劳改营制度，却从未像德国纳粹政权的灭绝营一样被彻底清算。整个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戈尔巴乔夫大赦全国政治犯，古拉格才真正寿终正寝。古拉格瓦解不久，前苏联及前苏共的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作者分析，全面而真诚的讨论前苏联历史将动摇前苏联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瞬间崩塌。“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正如一位俄国媒体人士所言：“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
但是，不面对历史，就只能背对未来。如果一个民族选择失忆，不去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就永远无法走出曾经噩梦般的渊薮。你或你的亲人还是会被投入到30年代同样阴冷恶臭的监狱;秘密警察还是会拆你的邮件，窃听你的电话，不经法院批准闯入你的家。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罪恶的勾当换个名称将继续登堂入室，你将再度被投入到最惊悚的噩梦都无法触及的幽暗。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会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古拉格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宽恕，但那必须在末日的审判之后;我们需要和解，但那必须在彻底的清算之后。这本书告诉我们，铭记，什么也不忘却，并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
有些书是这样的，你知道你虽然拥有了它，今天并不会翻开它，这个月不会，这一年也不会。但是你终将在有生之年的某一天拿起它，翻开它，同时你知道，从那一刻起，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将从此不同。
（摘自中信出版社《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作者：胡紫微）（图片 36 （14）.jpg 图注：劳改营里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