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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莫言作品的翻译与传播。许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葛浩文先生的翻译，才使得莫言的文学作品在全世界闻名。可见，葛浩文在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策略发挥了令人无法忽视的作用。本文试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与总结葛浩文在译前以及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希望对其它的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葛浩文；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作者简介】赵琳秀，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浙江省2016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葛译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FX2016027）”资助。
近年来，由于中国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渐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文化传递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就需要翻译这座桥梁，没有好的翻译，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走向世界。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葛浩文的翻译是居功至伟的，正是因为他翻译的莫言作品在海外收到了广泛关注与反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水到渠成了。
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与汉学家，他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成绩斐然，50多位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经他翻译走向了海外，而其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莫言的小说。在葛浩文翻译的十一部莫言小说中，《红高粱家族》是葛浩文选择翻译的第一部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是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社会最受读者和市场欢迎而且销量最多的当代中国文学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成功译介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为此，对英译本《红高粱家族》进行个案研究，从译前与翻译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总结葛浩文这个美国汉学家、翻译家的策略选择。这对其它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有一定借鉴价值。
一、葛浩文與文学翻译
葛浩文于 1939 年出生在美国加州的长滩，1961年从长滩州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他在越战期间加入了美国海军，并被派往台北担任通讯官，在此期间，葛浩文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在完成兵役后，葛浩文就进入台湾师范学院学习汉语。1968年回到美国后，葛浩文从旧金山州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并决定继续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在导师柳无忌的指导下，葛浩文决定博士论文以萧红为其研究对象。为了更好的了解萧红，葛浩文写了许多关于萧红的论文，并且翻译了一些她写的小说。在此过程中，葛浩文发现他自己非常喜欢翻译。获得博士学位后，葛浩文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开始翻译小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近当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先后翻译了萧红、莫言、贾平凹、李锐、王朔、苏童、姜戎、朱天文等五十多位中国作家的六十余部作品。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贾平凹的《浮躁》也凭借葛浩文的翻译获得 1989 年美孚飞马文学奖， 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1999年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此外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玉米》分别获得首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同时，葛浩文还是中西方文学界知名的学者，曾创作过中文文学作品，并参与创办了学术杂志《现代中国文学》，同时还担任了很多学术杂志的编辑。夏志清就盛赞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刘心武则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是最具水平的。莫言也称赞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戴乃迭认为葛浩文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更是把葛浩文喻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生婆”。为此，葛浩文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二、葛浩文译前的文本选择策略
葛浩文是最早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之一，在他近四十年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翻译了近六十部现代和当代中国小说，每一部都是高质量的，非常受欢迎，这应该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与他扎实的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此外，他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学小说，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相关教材并教授相应课程，同时对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批评性文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文学和文学翻译领域建立自己的声望。
文人，特别是作家，都梦想自己的作品能在美国文学市场受欢迎。但不幸的是，美国出版商中很少有编辑真正欣赏外国文学。在美国出版市场，翻译作品仅占3%，其中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更少（出版商选择每年出版一到两部中国文学作品）。根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连小川，2009：40），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为362篇，其中小说282部，诗作80首。而同年出版诗作的总数为10，536首，小说47，541部，所以翻译的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市场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或接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人开始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和文化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更加倾向选择阅读文学作品这一便易方式而不是通过亲自访问这个国家，来获取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读者会选择阅读当代和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作品，读者更喜欢选择一些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喜欢阅读具有地方和历史风味的故事，关于讽刺社会现实和批评政府的故事，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等。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学品味，美国出版商选择出版一些讽刺政府和社会现实或中国人悲惨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莫言，贾平凹和余华等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及其作品比较符合要求，是出版商们的最佳选择。
文学翻译总是充满了文化的特殊性和认知表达的不稳定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跟源文本在语境，文化框架以及描述与思维模式相对称与对等的目标文本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那些包含了历史片段，文化特征和特定的语言形式的文本。这种困境清楚地表明，翻译永远不是静态和线性思维的结果。根据传统理论，与原作相比，翻译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译者就像原作者的“仆人”。 作为一名译者，葛浩文对文学翻译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访谈，论文和翻译作品中轻松概括出来。首先，葛浩文认为翻译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是译者选择合适的文学作品来翻译，而不是翻译过程。在挑选源文本的时候，葛浩文认为译者首先必须挑选自身喜欢的素材，不能太过注重商业利益。作为一名痴迷中国文学的爱好者，葛浩文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来翻译，同时他还认为翻译质量低劣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其次，在选择源文本时，葛浩文非常注重目标读者的偏好。作为目标读者之一，葛浩文通常选择他非常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偏好与其余大多数目标读者是一致的。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也是非常关注目标读者的，因为他认为目标文本的流畅性，可读性和接受性至关重要，没有了可读性与接受性，译本也就失去了传播的意义。再者，出版商是葛浩文在选择源文本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虽说，在选择源文本时，译者不能太过注重商业利益，但是又不能完全忽视商业利益（出版商的决定）。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是否适合翻译与出版发行，出版商有最终的决定权。葛浩文表示，他抽屉里积压了有十来部译作，其中有几部是翻译了大半，有几部几乎翻译好了甚至还有已经译好的，但是出版商对这些作品完全不感兴趣。最后，葛浩文认为，在选择源文本时，译者还需考虑作者的建议。贾平凹在邀请葛浩文帮其翻译《废都》时，葛浩文正在考虑选择翻译贾平凹的另外一部文学作品《高兴》。葛浩文认为相对于《废都》，《高兴》所描写的故事更加有趣，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然而贾平凹先生建议葛浩文先译《废都》，最终葛浩文选择了妥协。总而言之，葛浩文在选择源文时非常谨慎，并且会选择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和最合适的文学作品作为选择翻译素材。但与此同时，他在选择源文本时，会受到其他因素（读者，出版商和原作者）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优先考虑他的文学偏好，但有时他把读者的接待放在第一位，有时他必须对商业利益做出让步，同时也会考虑原作者的建议。
葛浩文选择翻译《红高粱家族》首先反映了他对莫言及其作品的偏爱，这完全符合他的文学偏好性。《红高粱家族》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莫言通过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和写作技巧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格，成功地创作出完整生动的形象。莫言所塑造的抗日英雄是邪恶与善良的结合，与其他抗战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喜欢的文学作品是那些侧重于描绘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描写，而不仅仅是事件发展所形成的故事。这也是葛浩文首先选择翻译《红高粱家族》的原因，虽然《天堂蒜之歌》才是葛浩文阅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除了他自己的文学偏好之外，葛浩文同时还考虑到翻译的小说是否具有潜在的市场和相当多的目标读者。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学市场流行的文学和最受欢迎的文学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显然，《红高粱家族》的“魔幻现实主义”完全符合美国主流文学的风格，同时迎合目标讀者，出版商甚至文学评论家的口味。另外，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电影“红高粱”被授予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宣传效果，促进目标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接受，这完全符合出版商的利益。根据统计，《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销量超过两万册，这意味着葛浩文的译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反映了葛浩文对源文本的睿智选择。
三、葛浩文英译时的主要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学翻译要尽最大可能给读者呈现原著的特色，并要突出原著作者是如果表达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尽可能忠实原文，让读者可以通过译作看到原文的风貌。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葛浩文则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其本质是沟通。如果翻译的作品对于目标读者而言过于模糊，那么翻译本身就没有价值。由于中英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完全忠实和对等原作是不可能的，“绝对忠实”反而会使译作模糊不清，缺乏原作的艺术品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原文是不可避免的。在葛浩文看来，翻译的本质是重写，但是译者必须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创作。同时葛浩文认为目标文本的流畅性，可读性和接受性在翻译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翻译时如果只考虑原文化而不考虑读者接受，翻译作品很有可能会让目标读者难以理解。因此，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同时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文学翻译领域的译者所采用的主导翻译策略。当然，忠实也是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学翻译时，译者也需要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写作风格与文化特征，让目标读者亲自体会原著作者写作的独特魅力，感受异国文化，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此时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必需的，不然目标读者就完全失去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乐趣。所以，当葛浩文认为译作的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度最为重要时，他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他认为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更为重要时，他便会选择异化策略。他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
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的例子，当然主要的翻译策略还是归化策略。为了使目标文本更加流畅，可读性更强，读者更加容易接受，葛浩文采用了增译、删减与省译、改写、拆分与重排等归化的翻译策略。
为了目标读者更好理解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和一些特殊概念，葛浩文采取了增译的方法。
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P35）
It was Qingming， 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 peach trees were in full red bloom， willows were green， a fine rain was falling. （P39）
奶奶回到娘家，倏忽三天，眼见着又是回婆家的日子了。（P78） After the wedding， Grandma returned to her parents’ home to spend three days before heading back to her in-laws’. （P86）
比如例1中“清明节”这一西方没有的节日，葛浩文先是音译为“Qingming”，然后增译“祭祖的日子”来向目标读者解释“清明节”的内涵。在例2中，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新娘婚后回娘家的习俗， 因此，翻译时必须加上“婚礼之后”， 不然读者就会误以为奶奶只是一次普通的回到她的父母家。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抵制，葛浩文省略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和有爭议的表达。原作第2章当中有一个描写余占鳌吃狗肉的场景，“吞了狗眼，吸了狗脑，嚼了狗舌，啃了狗腮”如此细致的描写也会让一些源文化读者感到不适，更不用说目标读者了，因为吃狗肉是西方文化的禁忌。此外，由于源文化语境与目标文化语境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像原文中多次出现“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等政治色彩较浓的字眼，葛浩文都通过删除来弱化译文的政治色彩。
由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背景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对等表述时，将采用重写。
“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P13）
“If I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 I’ll shoot your little prick off！” （P15）
例3中的“小舅子”这一粗俗语实际上是指男性生殖器。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被译成“姐夫”，它将困扰目标读者。另外在原著中，莫言使用了各种颜色表达，使他的描述更加生动和多变。例如，“绿色”，原文中有“青色”，“绿幽幽”，“草绿色”，“翠绿”，“葱绿色”和“新绿”等表述，然而，译文中葛浩文全部使用“green”，因为在英语中，颜色词不如中文那么丰富。
《红高粱家族》一个突出特点是时空交错。原著的五章分别创作于不同时期，最后被窜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莫言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倒叙，使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 在阅读时，即使是中国读者也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整理小说的叙事结构。 如果按照原著的叙述结构来安排译文，目标读者极有可能因为搞不清彼此的关联，而失去阅读的兴趣。 因此，葛浩文采用拆分段落、合并和重排原文顺序，使目标读者更容易识别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北方小说，其中包含许多文化负载词，成语，方言，民歌和谚语等。文学翻译，保持鲜明的文化特征也是至关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特色，使读者体验异域风情，葛浩文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有时甚至采用音译方法重现原文的语言特征。比如文中的“炕”音译为“kang”， “叩头”音译为“kowtow”。
虽然我奶奶与他已经在高粱地里凤凰和谐。（P89）
Even though by then he and Grandma had already done the phoenix dance in the sorghum field .（P99）
“凤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独特鸟类，常用于传达男女之间的情感。此处的“凤凰和谐”是一种涉及男女性关系的委婉说法。为了保留社会文化负载词，葛浩文采用直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误解。
四、结语
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这首先是因为他选择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同时《红高粱家族》的“魔幻现实主义”完全符合美国主流文学的风格，又迎合目标读者，出版商甚至文学评论家的口味，这已经使得这部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成功了一半。 此外，在《红高粱家族》翻译过程中，葛浩文采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相结合，既有对原著的“忠实”又有对原著的“背叛”。当葛浩文认为译作的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度最为重要时，他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他认为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更为重要时，他便会选择异化策略。他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翻译是对源语和译入语的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即重写；翻译是跨文化交流；这些翻译思想与策略是《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6.
[2]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 45-55.
[3]练小川.美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J].出版参考，2009：40-41.
[4]王晓蕾.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英译策略研究——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2014.
[5]文军，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6）：78-80.
[6]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作家出版社，2012.
[7]Goldblatt，Howard. Red Sorghum [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
【关键词】葛浩文；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作者简介】赵琳秀，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浙江省2016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葛译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FX2016027）”资助。
近年来，由于中国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渐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文化传递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就需要翻译这座桥梁，没有好的翻译，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走向世界。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葛浩文的翻译是居功至伟的，正是因为他翻译的莫言作品在海外收到了广泛关注与反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水到渠成了。
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与汉学家，他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成绩斐然，50多位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经他翻译走向了海外，而其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莫言的小说。在葛浩文翻译的十一部莫言小说中，《红高粱家族》是葛浩文选择翻译的第一部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是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社会最受读者和市场欢迎而且销量最多的当代中国文学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成功译介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为此，对英译本《红高粱家族》进行个案研究，从译前与翻译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总结葛浩文这个美国汉学家、翻译家的策略选择。这对其它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有一定借鉴价值。
一、葛浩文與文学翻译
葛浩文于 1939 年出生在美国加州的长滩，1961年从长滩州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他在越战期间加入了美国海军，并被派往台北担任通讯官，在此期间，葛浩文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在完成兵役后，葛浩文就进入台湾师范学院学习汉语。1968年回到美国后，葛浩文从旧金山州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并决定继续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在导师柳无忌的指导下，葛浩文决定博士论文以萧红为其研究对象。为了更好的了解萧红，葛浩文写了许多关于萧红的论文，并且翻译了一些她写的小说。在此过程中，葛浩文发现他自己非常喜欢翻译。获得博士学位后，葛浩文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开始翻译小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近当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先后翻译了萧红、莫言、贾平凹、李锐、王朔、苏童、姜戎、朱天文等五十多位中国作家的六十余部作品。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贾平凹的《浮躁》也凭借葛浩文的翻译获得 1989 年美孚飞马文学奖， 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1999年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此外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玉米》分别获得首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同时，葛浩文还是中西方文学界知名的学者，曾创作过中文文学作品，并参与创办了学术杂志《现代中国文学》，同时还担任了很多学术杂志的编辑。夏志清就盛赞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刘心武则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是最具水平的。莫言也称赞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戴乃迭认为葛浩文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更是把葛浩文喻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生婆”。为此，葛浩文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二、葛浩文译前的文本选择策略
葛浩文是最早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之一，在他近四十年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翻译了近六十部现代和当代中国小说，每一部都是高质量的，非常受欢迎，这应该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与他扎实的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此外，他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学小说，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相关教材并教授相应课程，同时对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批评性文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文学和文学翻译领域建立自己的声望。
文人，特别是作家，都梦想自己的作品能在美国文学市场受欢迎。但不幸的是，美国出版商中很少有编辑真正欣赏外国文学。在美国出版市场，翻译作品仅占3%，其中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更少（出版商选择每年出版一到两部中国文学作品）。根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连小川，2009：40），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为362篇，其中小说282部，诗作80首。而同年出版诗作的总数为10，536首，小说47，541部，所以翻译的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市场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或接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人开始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和文化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更加倾向选择阅读文学作品这一便易方式而不是通过亲自访问这个国家，来获取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读者会选择阅读当代和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作品，读者更喜欢选择一些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喜欢阅读具有地方和历史风味的故事，关于讽刺社会现实和批评政府的故事，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等。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学品味，美国出版商选择出版一些讽刺政府和社会现实或中国人悲惨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莫言，贾平凹和余华等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及其作品比较符合要求，是出版商们的最佳选择。
文学翻译总是充满了文化的特殊性和认知表达的不稳定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跟源文本在语境，文化框架以及描述与思维模式相对称与对等的目标文本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那些包含了历史片段，文化特征和特定的语言形式的文本。这种困境清楚地表明，翻译永远不是静态和线性思维的结果。根据传统理论，与原作相比，翻译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译者就像原作者的“仆人”。 作为一名译者，葛浩文对文学翻译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访谈，论文和翻译作品中轻松概括出来。首先，葛浩文认为翻译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是译者选择合适的文学作品来翻译，而不是翻译过程。在挑选源文本的时候，葛浩文认为译者首先必须挑选自身喜欢的素材，不能太过注重商业利益。作为一名痴迷中国文学的爱好者，葛浩文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来翻译，同时他还认为翻译质量低劣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其次，在选择源文本时，葛浩文非常注重目标读者的偏好。作为目标读者之一，葛浩文通常选择他非常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偏好与其余大多数目标读者是一致的。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也是非常关注目标读者的，因为他认为目标文本的流畅性，可读性和接受性至关重要，没有了可读性与接受性，译本也就失去了传播的意义。再者，出版商是葛浩文在选择源文本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虽说，在选择源文本时，译者不能太过注重商业利益，但是又不能完全忽视商业利益（出版商的决定）。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是否适合翻译与出版发行，出版商有最终的决定权。葛浩文表示，他抽屉里积压了有十来部译作，其中有几部是翻译了大半，有几部几乎翻译好了甚至还有已经译好的，但是出版商对这些作品完全不感兴趣。最后，葛浩文认为，在选择源文本时，译者还需考虑作者的建议。贾平凹在邀请葛浩文帮其翻译《废都》时，葛浩文正在考虑选择翻译贾平凹的另外一部文学作品《高兴》。葛浩文认为相对于《废都》，《高兴》所描写的故事更加有趣，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然而贾平凹先生建议葛浩文先译《废都》，最终葛浩文选择了妥协。总而言之，葛浩文在选择源文时非常谨慎，并且会选择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和最合适的文学作品作为选择翻译素材。但与此同时，他在选择源文本时，会受到其他因素（读者，出版商和原作者）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优先考虑他的文学偏好，但有时他把读者的接待放在第一位，有时他必须对商业利益做出让步，同时也会考虑原作者的建议。
葛浩文选择翻译《红高粱家族》首先反映了他对莫言及其作品的偏爱，这完全符合他的文学偏好性。《红高粱家族》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莫言通过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和写作技巧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格，成功地创作出完整生动的形象。莫言所塑造的抗日英雄是邪恶与善良的结合，与其他抗战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喜欢的文学作品是那些侧重于描绘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描写，而不仅仅是事件发展所形成的故事。这也是葛浩文首先选择翻译《红高粱家族》的原因，虽然《天堂蒜之歌》才是葛浩文阅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除了他自己的文学偏好之外，葛浩文同时还考虑到翻译的小说是否具有潜在的市场和相当多的目标读者。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学市场流行的文学和最受欢迎的文学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显然，《红高粱家族》的“魔幻现实主义”完全符合美国主流文学的风格，同时迎合目标讀者，出版商甚至文学评论家的口味。另外，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电影“红高粱”被授予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宣传效果，促进目标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接受，这完全符合出版商的利益。根据统计，《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销量超过两万册，这意味着葛浩文的译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反映了葛浩文对源文本的睿智选择。
三、葛浩文英译时的主要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学翻译要尽最大可能给读者呈现原著的特色，并要突出原著作者是如果表达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尽可能忠实原文，让读者可以通过译作看到原文的风貌。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葛浩文则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其本质是沟通。如果翻译的作品对于目标读者而言过于模糊，那么翻译本身就没有价值。由于中英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完全忠实和对等原作是不可能的，“绝对忠实”反而会使译作模糊不清，缺乏原作的艺术品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原文是不可避免的。在葛浩文看来，翻译的本质是重写，但是译者必须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创作。同时葛浩文认为目标文本的流畅性，可读性和接受性在翻译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翻译时如果只考虑原文化而不考虑读者接受，翻译作品很有可能会让目标读者难以理解。因此，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同时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文学翻译领域的译者所采用的主导翻译策略。当然，忠实也是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学翻译时，译者也需要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写作风格与文化特征，让目标读者亲自体会原著作者写作的独特魅力，感受异国文化，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此时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必需的，不然目标读者就完全失去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乐趣。所以，当葛浩文认为译作的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度最为重要时，他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他认为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更为重要时，他便会选择异化策略。他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
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的例子，当然主要的翻译策略还是归化策略。为了使目标文本更加流畅，可读性更强，读者更加容易接受，葛浩文采用了增译、删减与省译、改写、拆分与重排等归化的翻译策略。
为了目标读者更好理解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和一些特殊概念，葛浩文采取了增译的方法。
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P35）
It was Qingming， 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 peach trees were in full red bloom， willows were green， a fine rain was falling. （P39）
奶奶回到娘家，倏忽三天，眼见着又是回婆家的日子了。（P78） After the wedding， Grandma returned to her parents’ home to spend three days before heading back to her in-laws’. （P86）
比如例1中“清明节”这一西方没有的节日，葛浩文先是音译为“Qingming”，然后增译“祭祖的日子”来向目标读者解释“清明节”的内涵。在例2中，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新娘婚后回娘家的习俗， 因此，翻译时必须加上“婚礼之后”， 不然读者就会误以为奶奶只是一次普通的回到她的父母家。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抵制，葛浩文省略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和有爭议的表达。原作第2章当中有一个描写余占鳌吃狗肉的场景，“吞了狗眼，吸了狗脑，嚼了狗舌，啃了狗腮”如此细致的描写也会让一些源文化读者感到不适，更不用说目标读者了，因为吃狗肉是西方文化的禁忌。此外，由于源文化语境与目标文化语境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像原文中多次出现“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等政治色彩较浓的字眼，葛浩文都通过删除来弱化译文的政治色彩。
由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背景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对等表述时，将采用重写。
“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P13）
“If I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 I’ll shoot your little prick off！” （P15）
例3中的“小舅子”这一粗俗语实际上是指男性生殖器。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被译成“姐夫”，它将困扰目标读者。另外在原著中，莫言使用了各种颜色表达，使他的描述更加生动和多变。例如，“绿色”，原文中有“青色”，“绿幽幽”，“草绿色”，“翠绿”，“葱绿色”和“新绿”等表述，然而，译文中葛浩文全部使用“green”，因为在英语中，颜色词不如中文那么丰富。
《红高粱家族》一个突出特点是时空交错。原著的五章分别创作于不同时期，最后被窜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莫言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倒叙，使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 在阅读时，即使是中国读者也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整理小说的叙事结构。 如果按照原著的叙述结构来安排译文，目标读者极有可能因为搞不清彼此的关联，而失去阅读的兴趣。 因此，葛浩文采用拆分段落、合并和重排原文顺序，使目标读者更容易识别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北方小说，其中包含许多文化负载词，成语，方言，民歌和谚语等。文学翻译，保持鲜明的文化特征也是至关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特色，使读者体验异域风情，葛浩文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有时甚至采用音译方法重现原文的语言特征。比如文中的“炕”音译为“kang”， “叩头”音译为“kowtow”。
虽然我奶奶与他已经在高粱地里凤凰和谐。（P89）
Even though by then he and Grandma had already done the phoenix dance in the sorghum field .（P99）
“凤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独特鸟类，常用于传达男女之间的情感。此处的“凤凰和谐”是一种涉及男女性关系的委婉说法。为了保留社会文化负载词，葛浩文采用直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误解。
四、结语
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这首先是因为他选择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同时《红高粱家族》的“魔幻现实主义”完全符合美国主流文学的风格，又迎合目标读者，出版商甚至文学评论家的口味，这已经使得这部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成功了一半。 此外，在《红高粱家族》翻译过程中，葛浩文采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相结合，既有对原著的“忠实”又有对原著的“背叛”。当葛浩文认为译作的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度最为重要时，他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他认为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更为重要时，他便会选择异化策略。他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翻译是对源语和译入语的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即重写；翻译是跨文化交流；这些翻译思想与策略是《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6.
[2]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 45-55.
[3]练小川.美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J].出版参考，2009：40-41.
[4]王晓蕾.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英译策略研究——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2014.
[5]文军，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6）：78-80.
[6]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作家出版社，2012.
[7]Goldblatt，Howard. Red Sorghum [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