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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共有五章：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和狗皮。其中最负盛名的两章为红高粱与高粱酒，张艺谋据小说改编获柏林国际影展金熊奖的电影《红高粱》中的大部分情节也出自这两章。周英雄先生在文中以整体视角分析了整篇小说，以求获得对作品更为完整的认知，本文将浅析周先生对这篇小说内涵与形式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历史演义小说
作者简介：彭博（1995-），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红高粱家族》通过讲述者的“奶奶”戴凤莲以及“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被英美学界重量级期刊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评为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之唯一中文小说；《亚洲周刊》评选它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第十八名。其中的《红高粱》篇获得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這篇小说与以往塑造正面抗日英雄的作品不同，参与抗战的群众大多没有救亡图存的家国意识，他们反抗的原因来源为自身生存的紧迫性。横行乡邻的“土匪”可能同时是英勇就义的“抗日英雄”，这种双重身份表达了“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 ‘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1]的求索，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让小说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原始生命力。
对于莫言的这篇代表作，学界不乏各个层面的分析，周英雄先生在其论文集《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2]中较早地以历史演义小说的视角分析了《红高粱家族》，讨论中心是：“我想就这个长篇，其中时间、人物与情节的特点，略加探讨，并突出这个作品的历史意义特色，以及其背后的涵义。”[3]同时融合了周先生对莫言笔法的个人观点。
一、叙述的合理性
周先生认为《红高粱演义》属于历史演义小说。在这本书里，“两代之间的差距正是这本小说索要突出的一大主体，而历史演义也正是突出此一主题的有效艺术途径。”[4]也正是这一文学形式，让《红高粱家族》能够在顾全历史格局的同时彰显丰富而饱满的人性。
在文章开头，周先生先探讨了叙述者的叙述合理性问题，一是小说的叙事是非连续性的，更像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其中包括很多意识流的描写。叙述人即兴说书，叙述跳跃，时间颠倒，但是即便是人物有很多看似荒诞的行径，但都是有因有果而非是失心狂发作的偶发行为。从演义本身的定义来讲，按照金人瑞《三国志演义序》所云：“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5]从这点来看，《红高粱家族》亦然，描写的就是正反相生，善恶难分的众生相。与其说是行文奇诡，倒不如说是另一种真实。
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黑白判分，正邪殊途，这正是事物最质朴也是最真实的本色。历史被现代加以接受、承认与诠释的效果正是由“我”追随父亲、爷爷的幻想，重新记录并传递记忆达到的。人物创造历史，而叙述人也同样透过诠释创造着历史。
《红高粱家族》中的历史观在周先生看来是“亦庄亦谐”，庄，是对历史与人物、事件整体的慎重，谐，是对个别的事件和人物的戏谑。在故事的细节层面，周先生认为“不妨在细节当中稍加推敲，找出其中的组织，甚至挑选其中若干主要的修辞程式（master tropes），并研究它们如何将故事某些脉络结合起来。”[6]这个细节，周先生抓住的是两个意象：高粱和狗，接下来的篇章主要从以上两个意象入手，研究它们对于整篇小说的篇章结构的脉络关系。
二、意象的讨论
高粱作为高密的一种常见作物，是文中常见的叙述背景，它是见证着高密人喜怒哀乐的舞台，逐渐也拥有了意义的图腾。在小说中，高粱的直接象征在周先生看来是“苦难中国百姓的生命力”[7]，很多场景都由高粱构成。
在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中，电影拍摄中也运用了大片的高粱，据周先生透露，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电影时吩咐提前种下一大片纯种高粱，但负责种高粱的人偷工减料，用的种子有一半是杂种高粱，杂种高粱长出来后高度不够，无法配合情节需要产生绵延茂密的视觉效果，也就无法衬托出高粱的象征意义，张艺谋只好用另一半高粱田当实景。影片著名的接亲戏就发生在一片茂密的高粱地里，这段长达5分钟的颠轿戏，没有发生任何情节推进，轿子外是轿夫们荒腔走板的歌声，脚下尘土飞扬，高粱宛如一堵墙，轿子里的九儿流干了泪，阳光透过红色轿顶映出她血色的脸，接下来出现了影片中，出现了一段独白：“这地方，不知道从哪年起，长出了百十亩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老家的人都说这是野高粱，还说这常闹鬼。”[8]为后面土匪打劫送亲队伍做了铺垫。
周先生认为高粱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高粱象征着野性又纯粹的生命力，它正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象征，他们粗野，蛮横，崇尚武力，但同时也率性，直爽、充满热血。
第二个重要意象就是狗。狗这个意象并不难理解，狗在生活里很常见，在文学作品中活跃度也很高，周先生认为读懂了文中的“狗”这一人们熟知的意象，也就掌握了《红高粱家族》中很多碎片化的描述。与高粱代表原始与旺盛生命力不同，“至于狗类，它的意义可就复杂多了”[9]，周先生认为《狗道》一章写的是狗的劣根性：不合作，不信任，互相勾结、离间，为眼前利益苟且，而这也正是人类的劣根性，书中也有“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10]但在另一方面，“我”父亲大病一场，病愈滋补身体全靠吃狗肉，“我”冬天靠穿狗皮做的衣服取暖，狗也为人获利良多。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别说是狗，人的变节也是如此无奈。高密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也是在基本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压后爆发，民族大义等深层次的动因远排在其后。 莫言笔下高粱和狗的形象与内涵和他笔下的山东高密人的性格和事迹形成了夸张的呼应和对照，这种修辞手法与历史演义的叙述手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历史小说往往把着眼点放在次人物身上，通过他们的遭遇来反应和衬托时代的总体变迁；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却往往着墨于大人物的行为与思想，相比之下历史演义小说侧重个人对历史事件的整体影响力，比如《三国演义》中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物事迹。何谓英雄？周先生认为莫言在这篇历史演义小说中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以“我的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人物而言，他们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人并没完成什么惊天伟业，但这两个人物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豪爽的英气，这正是叙述人“我”这一代回溯过去所能汲取的最大的养分。
三、总结
分析至此，周先生对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分析接近完成，但这篇作品收录在周英雄先生的著作集《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中，其实包含了一个隐藏问题：这篇文章如何在小说诠释中展示“比较文学”的？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总而言之，《紅高粱家族》表现的是现代精神，使用的也不乏现代技巧，可是小说的哲学基础中也充满了反现代的历史观，暗示所谓’种的退化’。”[11]但并未依此深发下去，而是以两个问题做结尾，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到底文明的发展指向何方？而理性、爱情、礼教、国家民族等观念，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求更复杂，值得我们再三思考？”[12]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这篇对《红高粱家族》的分析中似乎并不是很明显。综合全书来看，第一章的三篇文章《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结构、语言与文学》和《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中周先生讨论了国内文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程度；第二章《传统小说》；第三章《当代小说》，也是收录了《<红高粱>演义》的一章；第四章《自我与性别》探讨《性别·自我·人格》等四篇；最后一章《民间文学》。由此可以看出这本书第一章表达周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看法，第二章至第五章则是他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因此要想得知周先生对于比较文学“诠释”小说的看法，就必须回到第一章进行阅读。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篇《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中，周先生写到：“大体来说，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关系复杂、暧昧，甚至矛盾。若干支持文学理论的人认为，透过文学理论的后设语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不致沦为繁琐的史料追纵（即狭义的影响研究），或文学现象之肤浅比附（即狭义局部平行研究）。”[13]而相反的，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往往喧宾夺主，为了提炼文学的普遍性，寻求文学的深层结构，忽略甚至压制比较文学所侧重的差异性与个别性。”[14]针对这两种论争，周先生的态度是十分模糊且谨慎的，他认为无论是否使用文学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其目的不是寻找文学的共相寻求内在结构，就是比较异相追求文本个别性。并提到当时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阐明法（illumination），在当时中国学派尚未在方法论上独树一帜，有很多问题还亟待一一理清，也可以解释为何这篇发表于198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观点和立场如此暧昧。
考虑到周先生创作这本书的时间尚处在中国比较文学发轫期，理论构架尚不完善，各种讨论才刚刚起步，这种贯穿全书的对理论应用有所顾忌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1]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前言.
[2]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
[3]同注释②，第138页.
[4]同注释②，第139页.
[5]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6]同注释②，第145页.
[7]同注释②，第145页.
[8]电影《红高粱》中台词.
[9]同注释②。第149页.
[10]同注释②，第150页.
[11]同注释②，第 153页.
[12]同注释②，第153页.
[13]同注释②，第15页.
[14]同注释②，第15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
[2]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
[3]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历史演义小说
作者简介：彭博（1995-），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红高粱家族》通过讲述者的“奶奶”戴凤莲以及“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被英美学界重量级期刊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评为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之唯一中文小说；《亚洲周刊》评选它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第十八名。其中的《红高粱》篇获得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這篇小说与以往塑造正面抗日英雄的作品不同，参与抗战的群众大多没有救亡图存的家国意识，他们反抗的原因来源为自身生存的紧迫性。横行乡邻的“土匪”可能同时是英勇就义的“抗日英雄”，这种双重身份表达了“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 ‘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1]的求索，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让小说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原始生命力。
对于莫言的这篇代表作，学界不乏各个层面的分析，周英雄先生在其论文集《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2]中较早地以历史演义小说的视角分析了《红高粱家族》，讨论中心是：“我想就这个长篇，其中时间、人物与情节的特点，略加探讨，并突出这个作品的历史意义特色，以及其背后的涵义。”[3]同时融合了周先生对莫言笔法的个人观点。
一、叙述的合理性
周先生认为《红高粱演义》属于历史演义小说。在这本书里，“两代之间的差距正是这本小说索要突出的一大主体，而历史演义也正是突出此一主题的有效艺术途径。”[4]也正是这一文学形式，让《红高粱家族》能够在顾全历史格局的同时彰显丰富而饱满的人性。
在文章开头，周先生先探讨了叙述者的叙述合理性问题，一是小说的叙事是非连续性的，更像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其中包括很多意识流的描写。叙述人即兴说书，叙述跳跃，时间颠倒，但是即便是人物有很多看似荒诞的行径，但都是有因有果而非是失心狂发作的偶发行为。从演义本身的定义来讲，按照金人瑞《三国志演义序》所云：“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5]从这点来看，《红高粱家族》亦然，描写的就是正反相生，善恶难分的众生相。与其说是行文奇诡，倒不如说是另一种真实。
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黑白判分，正邪殊途，这正是事物最质朴也是最真实的本色。历史被现代加以接受、承认与诠释的效果正是由“我”追随父亲、爷爷的幻想，重新记录并传递记忆达到的。人物创造历史，而叙述人也同样透过诠释创造着历史。
《红高粱家族》中的历史观在周先生看来是“亦庄亦谐”，庄，是对历史与人物、事件整体的慎重，谐，是对个别的事件和人物的戏谑。在故事的细节层面，周先生认为“不妨在细节当中稍加推敲，找出其中的组织，甚至挑选其中若干主要的修辞程式（master tropes），并研究它们如何将故事某些脉络结合起来。”[6]这个细节，周先生抓住的是两个意象：高粱和狗，接下来的篇章主要从以上两个意象入手，研究它们对于整篇小说的篇章结构的脉络关系。
二、意象的讨论
高粱作为高密的一种常见作物，是文中常见的叙述背景，它是见证着高密人喜怒哀乐的舞台，逐渐也拥有了意义的图腾。在小说中，高粱的直接象征在周先生看来是“苦难中国百姓的生命力”[7]，很多场景都由高粱构成。
在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中，电影拍摄中也运用了大片的高粱，据周先生透露，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电影时吩咐提前种下一大片纯种高粱，但负责种高粱的人偷工减料，用的种子有一半是杂种高粱，杂种高粱长出来后高度不够，无法配合情节需要产生绵延茂密的视觉效果，也就无法衬托出高粱的象征意义，张艺谋只好用另一半高粱田当实景。影片著名的接亲戏就发生在一片茂密的高粱地里，这段长达5分钟的颠轿戏，没有发生任何情节推进，轿子外是轿夫们荒腔走板的歌声，脚下尘土飞扬，高粱宛如一堵墙，轿子里的九儿流干了泪，阳光透过红色轿顶映出她血色的脸，接下来出现了影片中，出现了一段独白：“这地方，不知道从哪年起，长出了百十亩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老家的人都说这是野高粱，还说这常闹鬼。”[8]为后面土匪打劫送亲队伍做了铺垫。
周先生认为高粱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高粱象征着野性又纯粹的生命力，它正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象征，他们粗野，蛮横，崇尚武力，但同时也率性，直爽、充满热血。
第二个重要意象就是狗。狗这个意象并不难理解，狗在生活里很常见，在文学作品中活跃度也很高，周先生认为读懂了文中的“狗”这一人们熟知的意象，也就掌握了《红高粱家族》中很多碎片化的描述。与高粱代表原始与旺盛生命力不同，“至于狗类，它的意义可就复杂多了”[9]，周先生认为《狗道》一章写的是狗的劣根性：不合作，不信任，互相勾结、离间，为眼前利益苟且，而这也正是人类的劣根性，书中也有“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10]但在另一方面，“我”父亲大病一场，病愈滋补身体全靠吃狗肉，“我”冬天靠穿狗皮做的衣服取暖，狗也为人获利良多。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别说是狗，人的变节也是如此无奈。高密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也是在基本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压后爆发，民族大义等深层次的动因远排在其后。 莫言笔下高粱和狗的形象与内涵和他笔下的山东高密人的性格和事迹形成了夸张的呼应和对照，这种修辞手法与历史演义的叙述手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历史小说往往把着眼点放在次人物身上，通过他们的遭遇来反应和衬托时代的总体变迁；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却往往着墨于大人物的行为与思想，相比之下历史演义小说侧重个人对历史事件的整体影响力，比如《三国演义》中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物事迹。何谓英雄？周先生认为莫言在这篇历史演义小说中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以“我的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人物而言，他们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人并没完成什么惊天伟业，但这两个人物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豪爽的英气，这正是叙述人“我”这一代回溯过去所能汲取的最大的养分。
三、总结
分析至此，周先生对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分析接近完成，但这篇作品收录在周英雄先生的著作集《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中，其实包含了一个隐藏问题：这篇文章如何在小说诠释中展示“比较文学”的？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总而言之，《紅高粱家族》表现的是现代精神，使用的也不乏现代技巧，可是小说的哲学基础中也充满了反现代的历史观，暗示所谓’种的退化’。”[11]但并未依此深发下去，而是以两个问题做结尾，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到底文明的发展指向何方？而理性、爱情、礼教、国家民族等观念，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求更复杂，值得我们再三思考？”[12]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这篇对《红高粱家族》的分析中似乎并不是很明显。综合全书来看，第一章的三篇文章《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结构、语言与文学》和《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中周先生讨论了国内文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程度；第二章《传统小说》；第三章《当代小说》，也是收录了《<红高粱>演义》的一章；第四章《自我与性别》探讨《性别·自我·人格》等四篇；最后一章《民间文学》。由此可以看出这本书第一章表达周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看法，第二章至第五章则是他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因此要想得知周先生对于比较文学“诠释”小说的看法，就必须回到第一章进行阅读。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篇《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中，周先生写到：“大体来说，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关系复杂、暧昧，甚至矛盾。若干支持文学理论的人认为，透过文学理论的后设语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不致沦为繁琐的史料追纵（即狭义的影响研究），或文学现象之肤浅比附（即狭义局部平行研究）。”[13]而相反的，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往往喧宾夺主，为了提炼文学的普遍性，寻求文学的深层结构，忽略甚至压制比较文学所侧重的差异性与个别性。”[14]针对这两种论争，周先生的态度是十分模糊且谨慎的，他认为无论是否使用文学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其目的不是寻找文学的共相寻求内在结构，就是比较异相追求文本个别性。并提到当时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阐明法（illumination），在当时中国学派尚未在方法论上独树一帜，有很多问题还亟待一一理清，也可以解释为何这篇发表于198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观点和立场如此暧昧。
考虑到周先生创作这本书的时间尚处在中国比较文学发轫期，理论构架尚不完善，各种讨论才刚刚起步，这种贯穿全书的对理论应用有所顾忌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1]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前言.
[2]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
[3]同注释②，第138页.
[4]同注释②，第139页.
[5]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6]同注释②，第145页.
[7]同注释②，第145页.
[8]电影《红高粱》中台词.
[9]同注释②。第149页.
[10]同注释②，第150页.
[11]同注释②，第 153页.
[12]同注释②，第153页.
[13]同注释②，第15页.
[14]同注释②，第15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
[2]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
[3]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