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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
……
——艾青《桥》
一
桥，一直活在无法抵达的远方，它们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悄然观照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广州的桥，尽管我没有像摄影家一样，刻意地用镜头记录它们的风貌，但桥的群像早已映入脑际，这辈子也不会忘却。
我对桥的情感始于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的跨江大桥屈指可数，珠江桥、海珠桥、人民桥等桥梁构成了人们的交通深喉。我家在珠江北岸（广州人称为“河北”，珠江南岸即“河南”），逢年过节要到“河南”拜访亲戚。那时地铁还在图纸上，渡江只能乘公交车或轮船。在流水般的记忆里，我曾经坐过几回轮船，这些片段也随岁月流逝变得模糊。
庆幸的是，桥永远横亘在我心中，仿佛一种莫名的信仰，抚慰复杂的生活肌理。某年春节，我和父母如常到草芳围亲戚家拜年，没料到公交车在海珠桥上抛锚，司机让我们在车上静候下一趟车。草芳围离海珠桥不远，父母本想走路过桥，我却死活不肯，为的只是在桥上多待一会儿。现在看来，这理由似乎有点无稽，却不无道理：桥上的风景裹狭着丰富的蕴涵，人哪怕耗尽一生，也难以读懂悟透。
纵使走过许多城市的桥，总觉得广州的桥是最美的，这感觉可能夹杂着故土情怀，也可能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真切体悟。每天往返于桥两端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停下来欣赏桥上风景的人却少之又少。我偶尔也会站在桥的人行道上，倚着久经风雨洗礼的深灰栏杆，沉思片刻，边倾听过桥者的脚步声，边观赏由渐趋模糊的回忆拼凑而成的景致，老城的生命瞬间复活并得以延续。
衰老是桥无可避免的宿命。
每座桥的一生必然会历经几次修葺，而这些修葺只能是表面的，更多的疮疤根本无法弥补。我错过了桥的过去，目睹的只是它们的老境，而更多的追忆是从接近霉变的老照片中获取的。在当下，我们或许不必接触这些老去的桥梁，特别是新的进城者，他们根本没有一步一脚印过桥的经历，桥留给他们的印象不过是死寂的陪衬品，可有可无。即便是对桥情有独钟的人，也只是把它们当作拍摄照片的背景，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增添些许浪漫感。
我始终觉得，人和景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我们在拍照时往往重人轻景，更有人认为，景是用来衬托人的。在这种观点的熏陶下，可想而知，谁会关注身边的风景呢？又有谁会留意它们所历经的沧桑命运呢？桥历经了辉煌时期，如今进入了颓败期，像风烛残年的老树，但它依然要承受更长一段时光的考验。在我们这代人离世时，它们依旧屹立不倒，身躯当然是经过修整的，外貌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模样，恍如有一种无形力量支撑着它们的永生。逝水年华，如烟如雾，后来者是否也存在一种淡然的怀旧情结，无悔地爱着这些孤独的灵魂呢？我不知道，却很想穿越时空，窥探一二。
二
老照片是记忆碎片的黏合剂，也是桥的终极栖居地，不以时空为转移。我认识一位老人，年逾八十，住在我家附近。我上下班经常能见到他，起初只是打照面时寒暄几句，后来得知他的兴趣是拍摄广州的旧物，我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他并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每天下棋跳舞度日。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城市摄影师。似乎从未间断，他每天背着一部几近失灵的胶片相机，穿街过巷，步履沉重，若有所思。他的任务是拍摄广州所有即将消失的风景。许多人不能理解他，觉得他这把年纪大可不必如此，应该享受天伦之乐才对。老人的一句话让我心生敬意：“再不抓紧拍，以后就没有啰。”他说这话时愁容满布，心里装满了泪水，似乎这些旧物是他生命的全部。老人还说，他喜欢拍广州的桥梁。
就在某个周末，我走进了老人的住地。逼仄、凌乱、简朴，是我的第一印象。客厅里、房间里满目皆是堆积如山的相簿，散发着浓浓的年月沉淀的霉味，普通人可能随时待不住，逃之夭夭。难以想象，老人已经在此住了二十多年，冲晒照片所花的钱占了他过半的积蓄。
老人热情地招呼我，他说我是唯一的客人，自从儿女出国后，他已很少与人交流，别人总把他当成异类。他激动地指着那些发黄的照片说：“这是1963年的珠江桥，这是1983年的珠江桥，这是1992年的人民桥……我拍这些照片时你还没出生吧？”我点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我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做这件事！”老人长叹一声，淤积多年的苦闷瞬间化为乌有。因为他找到了知音。老人说，他一生最引以为豪的是，为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留下历史影像。
一生人只做一件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老人呢？老人的回答是自我觉悟。在他退休那年，广州的桥已被列入他的拍摄计划。同一座桥，每天都发生着微妙变化，老人无惧风雨，坚持不懈地拍摄了大量关于桥的照片。他以年份标注，把照片装进不同的相簿，偶尔翻阅回味。他有一种预感：桥只有被定格，才能保留历久弥新的魅力。
时移世易，我们离那些桥梁渐行渐远，它们忽明忽暗的身影，让许多贪新忘旧的人望而却步。老人的一举一动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暂时的，更是永恒的。我不确定将来他的摄影作品会否载入史册，但必定会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指向，闪耀于曼妙旷远的城市星空。
三
自古至今，桥和水都是相生的关系。《说文解字》对桥的释义为：“桥，水梁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桥因水而生，水因桥而和，它们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俨然相濡以沫的夫妻。离开水的桥，便成了无根之木，变得黯然失色。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没有水作伴的桥与日俱增，它们栖居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仿佛为生活立传的蟒蛇。这些被我们唤作“天桥”的桥梁，其实并不与天空连接，也没有那种恢弘夺目的气派，只建于交叉口、广场、铁路等人流密集处，供人们行走之用，因而也称“人行天桥”。
我很好奇“天桥”一词的出处，故特意到图书馆翻查史书，却一无所获。苦苦搜索，终于在某本地方志上有所發现，原来天桥起初是清代北京的一座桥。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这座桥本是供皇帝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意为通天之桥，后几经修建，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拆除。但“天桥”这个地名却一直留存下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宝地。 当年的天桥只让天子通行，桥的两端用木栅栏围起来，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以致天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岁月更迭，当下的天桥变身为人皆共知的公共资源，承载的是老百姓喧嚣的日常，你看见它时不再陌生，也不再有君临天下的惊惧感，在天桥上俯瞰城市的繁华，恍如在天堂回望人间，别有一番感受。
作为土生土长的城市人，我对天桥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好感，它像时光隧道一样穿透生活的岔口，我甚至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在近郊打造一座天桥博物馆，分为悬挂式结构天桥、承托式结构天桥及混合式结构天桥三个展区。展品以天桥模型为主，辅以高科技VR演示，观众能逼真地体验天桥的建造过程。当然这只是我不切实际的幻想，若真有这样的博物馆，恐怕那时天桥已不复存在了。
天桥既然是人行的，那么必然会发生许多故事。小贩、乞丐、卖艺人等各色人等常年戍守桥上，没日没夜地为生计吆喝，他们虽身处底层，却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在中山大道的天桥上，我见到了一个卖手机保护壳的男孩，他看上去不到二十岁，骨瘦如柴，却少年老成。我跟他说，想换个机壳，再贴个钢化膜。男孩说，三十五块吧。我看出他眼神里的不屑，因为同时询问他的还有三四个人。他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理会我。待他忙完，已是黄昏时分，天桥上的路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不知男孩是否饿了，忽然迸出一句：“你明天再过来行吗？”没等我回答，他已抓紧时间收拾货物和工具，视我如无物。我说，明天你还来吗？他愕然地瞥我一眼说，不知道呀，或许来，或许不来。人生就是这样的了，谁都无法预测未来，你知道将来的自己活成什么了吗？百万富翁？翩翩绅士？一切皆有可能。
从男孩身上，我捕捉到了对无常命运的另一种阐释：随遇而安。底层生活往往使一些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如在困境面前归降外敌的兵卒。他们只把生存囚禁于牢固的铁笼，沮丧，颓废，屈服，缺乏抵抗困苦的拼劲，错失了很多力争上游的机遇。相反，男孩站在这群人的对立面，他遥望到自己或明或暗的未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自身命运置若罔闻，却是大智若愚。在这群人还在郁郁寡欢、为生存忧虑之际，男孩已孤注一掷，越过阻挡前路的栅栏，奔往无止境的彼岸。
翌日我再次来到那座天桥，目的并不光是换手机壳，而是想印证男孩是否还会来。果不其然，男孩消失得无影无踪。听他旁边卖饰物的大婶说，男孩回家创业了，与朋友合伙开了家手机快修店，虽然规模不大，但总比在天桥上当小贩好。天桥给予他强大的支撑，磨炼他的韧性，更激发了他改变现状的动能。
深秋。黄昏。暮光照亮了天桥的每一角落。我仿佛看到了男孩厚实的身影，它随风而起，无惧阴霾，肆意奔放，向着或朦胧或清晰的远方出发。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重遇。
四
在我印象中，立交桥是城市的血管，在城市通行你很难绕开它。每座立交桥似乎都与繁华都市紧密绑定，正如唇与齿的关系。立交桥修建之初，便和“交通”牵绊在一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内其他城市还没有修建立交桥的规划，广州已建起了全国第一座道路立交桥，据说当时是为了配合白云机场而建的。与一般立交桥截然不同的是，它采用下穿式环形布置，上层的中央设中空环形花岛，南北走向的汽车既可在下层穿越，也能通过桥两侧的引道通行。话说回来，我与大北立交已结下不解之缘。三十年来，我已记不清在这座立交通过了多少次，按每天两次算，总归有两万多次吧。次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能确证时光给我留下的不只是嗟叹，还有偶然的美好。
不知为何，大北立交与我的相遇总是痛并快乐着，当中的缘由多半与暴风雨关联。暴风雨与上下班高峰期注定是一对欢喜冤家，比如临近下班，雨水和狂风便开始作祟，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它们用眼睛凝视大地的纷繁表情，如远离俗世的旁观者，企盼着一场润泽灵魂的人间喜剧。若遇下雨天，广州许多低洼地方都会发生“水浸”（指水淹）。
孩提时喜欢听《落雨大》这首童谣，总是把落雨当成一种乐趣，水浸并不令人忧虑，直到长大后才恍然大悟，“水浸街”并不是艺术加工的产物，而是具象的存在。对于广州来说，水浸在往昔似乎成为常态，立交桥的水浸更是成为一代人的噩梦。著名的水浸胜地如岗顶、华南师大正门、京溪路口，曾一度成为城中佳话。雨果说过：“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在南方生活多年，我很能揣摩这句话的深意。
那场雨是在我坐上公交后骤然变大的，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原本以为它不会下太久，因为天色并没有全黑，还透着些许霞光。我落下了心头大石。然而事情的发展永远与你的预期逆向而行，正当车子经过大北立交时，眼前所见简直把我吓呆了。在水漫金山的立交桥底，一辆辆汽车宛如航船，匍匐而行，司机生怕死火，时刻掌控着车速，唯恐积水吞噬了车子。暴雨没有怜悯积水的漫延而停下，反倒越下越疯狂，像趁火打劫的盗贼。公交上的乘客焦急万分，把头探出窗外四处张望，俨然一群被虚无囚禁的罪犯，呼吁着奇迹的诞生。谁料“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坐的那辆公交因涉水太久，也死火了。此刻，司机忍不住发话，让乘客自行淌水离开。司机的决定让某些乘客恼火，有人说凭什么赶我们下车，司机说这是为你们着想，退水需时太长。过了半小时，司机接二连三地劝告乘客下车，却无一人响应。大家宁愿被时光绑架，却不肯放下身段，做一个当众划破脸面的坦荡者。
夜灯淹没了聒噪，大家似乎都习惯了活在水里，不舍得返回正常轨道。一个小时过去了，水潮渐渐退去，大北立交重又恢复了平静，并未遗落暴雨过后的印迹。我走下那辆公交，亦步亦趋，遥望沿途被雾霭笼罩的夜景，竟有种无法言说的陌生感，恍如隔世。
梁智强，笔名里翔，1980年代出生，畢业于广州大学中文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编辑。作品发表于《清明》《星星》《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小说月报·大字版》等期刊，诗歌作品入选《广东青年作家诗歌精选》，散文作品入选高考语文模拟试题。现居广州。
责任编辑 袁姣素
……
——艾青《桥》
一
桥，一直活在无法抵达的远方，它们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悄然观照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广州的桥，尽管我没有像摄影家一样，刻意地用镜头记录它们的风貌，但桥的群像早已映入脑际，这辈子也不会忘却。
我对桥的情感始于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的跨江大桥屈指可数，珠江桥、海珠桥、人民桥等桥梁构成了人们的交通深喉。我家在珠江北岸（广州人称为“河北”，珠江南岸即“河南”），逢年过节要到“河南”拜访亲戚。那时地铁还在图纸上，渡江只能乘公交车或轮船。在流水般的记忆里，我曾经坐过几回轮船，这些片段也随岁月流逝变得模糊。
庆幸的是，桥永远横亘在我心中，仿佛一种莫名的信仰，抚慰复杂的生活肌理。某年春节，我和父母如常到草芳围亲戚家拜年，没料到公交车在海珠桥上抛锚，司机让我们在车上静候下一趟车。草芳围离海珠桥不远，父母本想走路过桥，我却死活不肯，为的只是在桥上多待一会儿。现在看来，这理由似乎有点无稽，却不无道理：桥上的风景裹狭着丰富的蕴涵，人哪怕耗尽一生，也难以读懂悟透。
纵使走过许多城市的桥，总觉得广州的桥是最美的，这感觉可能夹杂着故土情怀，也可能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真切体悟。每天往返于桥两端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停下来欣赏桥上风景的人却少之又少。我偶尔也会站在桥的人行道上，倚着久经风雨洗礼的深灰栏杆，沉思片刻，边倾听过桥者的脚步声，边观赏由渐趋模糊的回忆拼凑而成的景致，老城的生命瞬间复活并得以延续。
衰老是桥无可避免的宿命。
每座桥的一生必然会历经几次修葺，而这些修葺只能是表面的，更多的疮疤根本无法弥补。我错过了桥的过去，目睹的只是它们的老境，而更多的追忆是从接近霉变的老照片中获取的。在当下，我们或许不必接触这些老去的桥梁，特别是新的进城者，他们根本没有一步一脚印过桥的经历，桥留给他们的印象不过是死寂的陪衬品，可有可无。即便是对桥情有独钟的人，也只是把它们当作拍摄照片的背景，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增添些许浪漫感。
我始终觉得，人和景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我们在拍照时往往重人轻景，更有人认为，景是用来衬托人的。在这种观点的熏陶下，可想而知，谁会关注身边的风景呢？又有谁会留意它们所历经的沧桑命运呢？桥历经了辉煌时期，如今进入了颓败期，像风烛残年的老树，但它依然要承受更长一段时光的考验。在我们这代人离世时，它们依旧屹立不倒，身躯当然是经过修整的，外貌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模样，恍如有一种无形力量支撑着它们的永生。逝水年华，如烟如雾，后来者是否也存在一种淡然的怀旧情结，无悔地爱着这些孤独的灵魂呢？我不知道，却很想穿越时空，窥探一二。
二
老照片是记忆碎片的黏合剂，也是桥的终极栖居地，不以时空为转移。我认识一位老人，年逾八十，住在我家附近。我上下班经常能见到他，起初只是打照面时寒暄几句，后来得知他的兴趣是拍摄广州的旧物，我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他并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每天下棋跳舞度日。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城市摄影师。似乎从未间断，他每天背着一部几近失灵的胶片相机，穿街过巷，步履沉重，若有所思。他的任务是拍摄广州所有即将消失的风景。许多人不能理解他，觉得他这把年纪大可不必如此，应该享受天伦之乐才对。老人的一句话让我心生敬意：“再不抓紧拍，以后就没有啰。”他说这话时愁容满布，心里装满了泪水，似乎这些旧物是他生命的全部。老人还说，他喜欢拍广州的桥梁。
就在某个周末，我走进了老人的住地。逼仄、凌乱、简朴，是我的第一印象。客厅里、房间里满目皆是堆积如山的相簿，散发着浓浓的年月沉淀的霉味，普通人可能随时待不住，逃之夭夭。难以想象，老人已经在此住了二十多年，冲晒照片所花的钱占了他过半的积蓄。
老人热情地招呼我，他说我是唯一的客人，自从儿女出国后，他已很少与人交流，别人总把他当成异类。他激动地指着那些发黄的照片说：“这是1963年的珠江桥，这是1983年的珠江桥，这是1992年的人民桥……我拍这些照片时你还没出生吧？”我点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我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做这件事！”老人长叹一声，淤积多年的苦闷瞬间化为乌有。因为他找到了知音。老人说，他一生最引以为豪的是，为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留下历史影像。
一生人只做一件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老人呢？老人的回答是自我觉悟。在他退休那年，广州的桥已被列入他的拍摄计划。同一座桥，每天都发生着微妙变化，老人无惧风雨，坚持不懈地拍摄了大量关于桥的照片。他以年份标注，把照片装进不同的相簿，偶尔翻阅回味。他有一种预感：桥只有被定格，才能保留历久弥新的魅力。
时移世易，我们离那些桥梁渐行渐远，它们忽明忽暗的身影，让许多贪新忘旧的人望而却步。老人的一举一动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暂时的，更是永恒的。我不确定将来他的摄影作品会否载入史册，但必定会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指向，闪耀于曼妙旷远的城市星空。
三
自古至今，桥和水都是相生的关系。《说文解字》对桥的释义为：“桥，水梁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桥因水而生，水因桥而和，它们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俨然相濡以沫的夫妻。离开水的桥，便成了无根之木，变得黯然失色。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没有水作伴的桥与日俱增，它们栖居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仿佛为生活立传的蟒蛇。这些被我们唤作“天桥”的桥梁，其实并不与天空连接，也没有那种恢弘夺目的气派，只建于交叉口、广场、铁路等人流密集处，供人们行走之用，因而也称“人行天桥”。
我很好奇“天桥”一词的出处，故特意到图书馆翻查史书，却一无所获。苦苦搜索，终于在某本地方志上有所發现，原来天桥起初是清代北京的一座桥。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这座桥本是供皇帝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意为通天之桥，后几经修建，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拆除。但“天桥”这个地名却一直留存下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宝地。 当年的天桥只让天子通行，桥的两端用木栅栏围起来，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以致天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岁月更迭，当下的天桥变身为人皆共知的公共资源，承载的是老百姓喧嚣的日常，你看见它时不再陌生，也不再有君临天下的惊惧感，在天桥上俯瞰城市的繁华，恍如在天堂回望人间，别有一番感受。
作为土生土长的城市人，我对天桥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好感，它像时光隧道一样穿透生活的岔口，我甚至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在近郊打造一座天桥博物馆，分为悬挂式结构天桥、承托式结构天桥及混合式结构天桥三个展区。展品以天桥模型为主，辅以高科技VR演示，观众能逼真地体验天桥的建造过程。当然这只是我不切实际的幻想，若真有这样的博物馆，恐怕那时天桥已不复存在了。
天桥既然是人行的，那么必然会发生许多故事。小贩、乞丐、卖艺人等各色人等常年戍守桥上，没日没夜地为生计吆喝，他们虽身处底层，却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在中山大道的天桥上，我见到了一个卖手机保护壳的男孩，他看上去不到二十岁，骨瘦如柴，却少年老成。我跟他说，想换个机壳，再贴个钢化膜。男孩说，三十五块吧。我看出他眼神里的不屑，因为同时询问他的还有三四个人。他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理会我。待他忙完，已是黄昏时分，天桥上的路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不知男孩是否饿了，忽然迸出一句：“你明天再过来行吗？”没等我回答，他已抓紧时间收拾货物和工具，视我如无物。我说，明天你还来吗？他愕然地瞥我一眼说，不知道呀，或许来，或许不来。人生就是这样的了，谁都无法预测未来，你知道将来的自己活成什么了吗？百万富翁？翩翩绅士？一切皆有可能。
从男孩身上，我捕捉到了对无常命运的另一种阐释：随遇而安。底层生活往往使一些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如在困境面前归降外敌的兵卒。他们只把生存囚禁于牢固的铁笼，沮丧，颓废，屈服，缺乏抵抗困苦的拼劲，错失了很多力争上游的机遇。相反，男孩站在这群人的对立面，他遥望到自己或明或暗的未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自身命运置若罔闻，却是大智若愚。在这群人还在郁郁寡欢、为生存忧虑之际，男孩已孤注一掷，越过阻挡前路的栅栏，奔往无止境的彼岸。
翌日我再次来到那座天桥，目的并不光是换手机壳，而是想印证男孩是否还会来。果不其然，男孩消失得无影无踪。听他旁边卖饰物的大婶说，男孩回家创业了，与朋友合伙开了家手机快修店，虽然规模不大，但总比在天桥上当小贩好。天桥给予他强大的支撑，磨炼他的韧性，更激发了他改变现状的动能。
深秋。黄昏。暮光照亮了天桥的每一角落。我仿佛看到了男孩厚实的身影，它随风而起，无惧阴霾，肆意奔放，向着或朦胧或清晰的远方出发。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重遇。
四
在我印象中，立交桥是城市的血管，在城市通行你很难绕开它。每座立交桥似乎都与繁华都市紧密绑定，正如唇与齿的关系。立交桥修建之初，便和“交通”牵绊在一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内其他城市还没有修建立交桥的规划，广州已建起了全国第一座道路立交桥，据说当时是为了配合白云机场而建的。与一般立交桥截然不同的是，它采用下穿式环形布置，上层的中央设中空环形花岛，南北走向的汽车既可在下层穿越，也能通过桥两侧的引道通行。话说回来，我与大北立交已结下不解之缘。三十年来，我已记不清在这座立交通过了多少次，按每天两次算，总归有两万多次吧。次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能确证时光给我留下的不只是嗟叹，还有偶然的美好。
不知为何，大北立交与我的相遇总是痛并快乐着，当中的缘由多半与暴风雨关联。暴风雨与上下班高峰期注定是一对欢喜冤家，比如临近下班，雨水和狂风便开始作祟，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它们用眼睛凝视大地的纷繁表情，如远离俗世的旁观者，企盼着一场润泽灵魂的人间喜剧。若遇下雨天，广州许多低洼地方都会发生“水浸”（指水淹）。
孩提时喜欢听《落雨大》这首童谣，总是把落雨当成一种乐趣，水浸并不令人忧虑，直到长大后才恍然大悟，“水浸街”并不是艺术加工的产物，而是具象的存在。对于广州来说，水浸在往昔似乎成为常态，立交桥的水浸更是成为一代人的噩梦。著名的水浸胜地如岗顶、华南师大正门、京溪路口，曾一度成为城中佳话。雨果说过：“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在南方生活多年，我很能揣摩这句话的深意。
那场雨是在我坐上公交后骤然变大的，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原本以为它不会下太久，因为天色并没有全黑，还透着些许霞光。我落下了心头大石。然而事情的发展永远与你的预期逆向而行，正当车子经过大北立交时，眼前所见简直把我吓呆了。在水漫金山的立交桥底，一辆辆汽车宛如航船，匍匐而行，司机生怕死火，时刻掌控着车速，唯恐积水吞噬了车子。暴雨没有怜悯积水的漫延而停下，反倒越下越疯狂，像趁火打劫的盗贼。公交上的乘客焦急万分，把头探出窗外四处张望，俨然一群被虚无囚禁的罪犯，呼吁着奇迹的诞生。谁料“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坐的那辆公交因涉水太久，也死火了。此刻，司机忍不住发话，让乘客自行淌水离开。司机的决定让某些乘客恼火，有人说凭什么赶我们下车，司机说这是为你们着想，退水需时太长。过了半小时，司机接二连三地劝告乘客下车，却无一人响应。大家宁愿被时光绑架，却不肯放下身段，做一个当众划破脸面的坦荡者。
夜灯淹没了聒噪，大家似乎都习惯了活在水里，不舍得返回正常轨道。一个小时过去了，水潮渐渐退去，大北立交重又恢复了平静，并未遗落暴雨过后的印迹。我走下那辆公交，亦步亦趋，遥望沿途被雾霭笼罩的夜景，竟有种无法言说的陌生感，恍如隔世。
梁智强，笔名里翔，1980年代出生，畢业于广州大学中文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编辑。作品发表于《清明》《星星》《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小说月报·大字版》等期刊，诗歌作品入选《广东青年作家诗歌精选》，散文作品入选高考语文模拟试题。现居广州。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