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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同2005年春天的“两会”一样，在今年春天的两会上，“教育公平”问题再一次成为众多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再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一年的时间，相对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进程而言，无疑是非常短暂的；而相对于人们急切的要求和期盼来说，又是相当漫长的。走向教育公平的道路并不平坦，所以呼唤与期待还要继续，与此同时，努力和行动也必须开始。
1“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文/陈初越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年春天的“两会”，“教育公平”的呼声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结果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校长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一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和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的不公平呢？
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元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例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 2”“3 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摘自《南风窗》）
2 追问教育不公平
文/李亚彪 张乐 郭奔胜
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成为2006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一个年复一年的“热点”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毕业还没摸过键盘。
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
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
“但愿明年的两会，这个热点能够降一些温。”高清代表等人期待地说。
两种“天平失衡”之痛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科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
“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平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享受到同样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校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校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
“这是一种‘马太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
三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80%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
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
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孙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
四根急需“打造”的调节杠杆
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
2005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一句句心里话，一件件议案、建议和提案，拨动着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的神经。（摘自：新华网）
3 “两会”代表委员给教育不公画像：一黑二斜三苦四丑
文/邬焕庆 顾瑞珍 周玮
在今年春天的“两会”上，在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声中，在社会关注、媒体聚焦之下，教育不公平再次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其“一黑二斜三苦四丑”的特点也暴露无遗。
“大家把这个问题揪出来谈，虽然是很不好看地给它画了个像，但目的是给它治病，希望教育能更加健康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说。
一黑：“择校费”的黑洞
据《新闻周报》披露，在重庆市八中，没有上该校录取分数线者，择校费的起步价是3.5万元，低于分数线者每少10分增加5000元。在重庆市巴蜀中学，择校费起步价4万元，490分以下每少10分增加5000元。在重庆最好的重点中学，每年收的择校费竟然高达3000万元！
任玉岭委员说，教育不公最大的问题就是“择校费”，老百姓感受最深的不公平也就是如“霸王条款”一样的“择校费”。由于监管错位，“择校费”已经成为吞噬教育公平的黑洞，导致富校更富，穷校更穷，形成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
二斜：教育经费向城市、东部倾斜，优质教育向强校倾斜
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此外，地方财政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优质教育资源向强校倾斜。“抓重点、树窗口、增政绩”，一些官员热衷于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都投入到重点、示范学校中，而对普通学校、特别是一些弱校则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导致了同一地区校际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黄泰康代表说，从这明显“倾斜”的两点看，我国本来就不多的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嫌贫爱富”的不公平现象。由于地区间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办学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同；而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学生接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两个“倾斜”使得不同背景的孩子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上都不公平。
三苦：苦了家长、苦了弱校、苦了农村
苦了家长：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择校费，让很多家长“望学兴叹”，而为了孩子能挤进“好学校”，家长们不惜降低生活标准供孩子上学，教育成本激增成为许多普通百姓的心头之苦。公民享有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家长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手段。
苦了弱校：全国共有55万所中小学，其中2%左右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至少在百亿元以上。而这笔巨额的费用，在被上级主管部门“提成”一部分后全部装进这2%“大款”学校的腰包，而其他98%的一般学校则只能维持生存。
苦了农村：在农村，由于乡级财政能力的不足，县际之间、乡际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义务教育实施受阻。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贫弱地位始终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适龄儿童上不了学现象依然存在。
周同甫、王晓秋委员认为，如果说因为孩子上学使家庭变得贫困，那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占GDP4%的指标应尽快落实，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统筹安排。
四丑：特权、霸道、垄断、腐败
和任何不公平一样，教育不公平的背后存在着很多丑恶现象，而教育不公平也导致、衍生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
代表、委员们认为，教育不公平首先暴露出的是特权思想和公权垄断。手中掌握教育资源的人家的孩子有好学上，有钱人家的孩子花钱买学上。一批政府重点扶植的优等学校，垄断了当地几乎所有优质教育资源，包括经费、师资、学生等。
而这种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又衍生出了霸道作风和教育领域内的腐败。这种霸道，不仅体现在民办学校被压缩生存空间，无法与公办学校公平竞争，也表现在个别好学校、特别是学校领导盛气凌人的作风上。而有了这些温床，必然滋生腐败，近几年教育系统频发腐败大案就是一个明证。
方廷钰委员说，富优贫劣、东“肉”西“汤”、城足乡缺、公霸民弱，这所有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形式，都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而教育不公导致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对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更是一剂“毒药”。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是人民群众切肤之痛的呼声，更是落实“十一五”规划的需要。
（摘自：新华网）
1“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文/陈初越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年春天的“两会”，“教育公平”的呼声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结果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校长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一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和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的不公平呢？
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元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例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 2”“3 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摘自《南风窗》）
2 追问教育不公平
文/李亚彪 张乐 郭奔胜
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成为2006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一个年复一年的“热点”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毕业还没摸过键盘。
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
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
“但愿明年的两会，这个热点能够降一些温。”高清代表等人期待地说。
两种“天平失衡”之痛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科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
“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平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享受到同样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校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校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
“这是一种‘马太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
三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80%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
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
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孙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
四根急需“打造”的调节杠杆
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
2005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一句句心里话，一件件议案、建议和提案，拨动着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的神经。（摘自：新华网）
3 “两会”代表委员给教育不公画像：一黑二斜三苦四丑
文/邬焕庆 顾瑞珍 周玮
在今年春天的“两会”上，在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声中，在社会关注、媒体聚焦之下，教育不公平再次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其“一黑二斜三苦四丑”的特点也暴露无遗。
“大家把这个问题揪出来谈，虽然是很不好看地给它画了个像，但目的是给它治病，希望教育能更加健康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说。
一黑：“择校费”的黑洞
据《新闻周报》披露，在重庆市八中，没有上该校录取分数线者，择校费的起步价是3.5万元，低于分数线者每少10分增加5000元。在重庆市巴蜀中学，择校费起步价4万元，490分以下每少10分增加5000元。在重庆最好的重点中学，每年收的择校费竟然高达3000万元！
任玉岭委员说，教育不公最大的问题就是“择校费”，老百姓感受最深的不公平也就是如“霸王条款”一样的“择校费”。由于监管错位，“择校费”已经成为吞噬教育公平的黑洞，导致富校更富，穷校更穷，形成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
二斜：教育经费向城市、东部倾斜，优质教育向强校倾斜
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此外，地方财政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优质教育资源向强校倾斜。“抓重点、树窗口、增政绩”，一些官员热衷于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都投入到重点、示范学校中，而对普通学校、特别是一些弱校则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导致了同一地区校际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黄泰康代表说，从这明显“倾斜”的两点看，我国本来就不多的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嫌贫爱富”的不公平现象。由于地区间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办学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同；而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学生接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两个“倾斜”使得不同背景的孩子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上都不公平。
三苦：苦了家长、苦了弱校、苦了农村
苦了家长：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择校费，让很多家长“望学兴叹”，而为了孩子能挤进“好学校”，家长们不惜降低生活标准供孩子上学，教育成本激增成为许多普通百姓的心头之苦。公民享有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家长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手段。
苦了弱校：全国共有55万所中小学，其中2%左右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至少在百亿元以上。而这笔巨额的费用，在被上级主管部门“提成”一部分后全部装进这2%“大款”学校的腰包，而其他98%的一般学校则只能维持生存。
苦了农村：在农村，由于乡级财政能力的不足，县际之间、乡际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义务教育实施受阻。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贫弱地位始终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适龄儿童上不了学现象依然存在。
周同甫、王晓秋委员认为，如果说因为孩子上学使家庭变得贫困，那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占GDP4%的指标应尽快落实，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统筹安排。
四丑：特权、霸道、垄断、腐败
和任何不公平一样，教育不公平的背后存在着很多丑恶现象，而教育不公平也导致、衍生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
代表、委员们认为，教育不公平首先暴露出的是特权思想和公权垄断。手中掌握教育资源的人家的孩子有好学上，有钱人家的孩子花钱买学上。一批政府重点扶植的优等学校，垄断了当地几乎所有优质教育资源，包括经费、师资、学生等。
而这种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又衍生出了霸道作风和教育领域内的腐败。这种霸道，不仅体现在民办学校被压缩生存空间，无法与公办学校公平竞争，也表现在个别好学校、特别是学校领导盛气凌人的作风上。而有了这些温床，必然滋生腐败，近几年教育系统频发腐败大案就是一个明证。
方廷钰委员说，富优贫劣、东“肉”西“汤”、城足乡缺、公霸民弱，这所有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形式，都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而教育不公导致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对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更是一剂“毒药”。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是人民群众切肤之痛的呼声，更是落实“十一五”规划的需要。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