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推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奇才”的不断涌现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本身对完善中国的高考选拔机制而言,未尝不是一个进步。且公众的质疑同样有其可取之处,他更是在提醒着人们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校长:要有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从而促进校长们能按规则出好手中的“牌”,使中国学生的成才之路越来越宽广。
　　在今天,高考还是学子们进入梦寐以求的高校的主要方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弊端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一个大国的教育而言,在现在为止舍此之外又没有第二条更适合大众的理想公平的方式。但不可避免的是,在为了升学的氛围和压力下,许多学子只有埋头书堆题海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了,在得到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却也无形中消磨掉了许多创造火花。许多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的学生也因种种原因而无缘敲开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之门了。正因为创新型人才多年来的稀缺,“钱学森之问”才引起了今天国人深沉的思索。
　　翻开历史看看,许多在某一方面成绩突出而其他方面成绩平平甚至较差的名人可谓不少,如当年朱自清考大学时国文98分,数学却是0分;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如果没有当年他们被“慧眼识英才”,恐怕就不一定有后来的众多大师级人物了。因而,当今用“破格”录取的方式来招收有特殊才华的学生也应该自然地被提上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化选项,也应该被公众来广泛认同了。放眼世界,用综合素质来考察选拔人才在许多国家早已是一种常态,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也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录取方式和过程中汲取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2008年闻名全国的湖北女生张孟苏被新加坡理工学院录取的事例恐怕还未淡出我们的脑海,按她高考445分(文科)的分数,大概只能读个独立学院,但新加坡一所大学却在一次面试之后就预录了她,还给了她20万元的奖学金,其背后不就是看中了她所拥有的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二等奖等全面的综合素质及无意中闪现出的高尚人品吗?
　　当然,由于特殊的国情与历史文化渊源,在中国,人们最担心与最关心的是这种“特招”方式是否会成为某些人“变了味”的进入高校的捷径,这也许是众多担忧者的批评根源所在了。的确,这种忧虑不无根据,因为人们见到过太多的“曲线升学”的例子。但“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仅靠试卷来录取人才显然是不够的。试看,中国的奥赛成绩备受世界的注目,但同时创新型的、世界级的人才却又同这个大国的人才数极不相匹配,其原因和录取方式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今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完善人才录取的方式,让““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之类的破格录取方式也常态化,其中录取过程要在规则面前真正接受到公众的监督,如听证会、公示制等方式,并出台对是否推荐出“出类拔萃”人才的中学校长的激励或惩处办法,以制度来促使校长们自觉按规则“出牌”,让明明白白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依据来说话,让整个录取过程阳光化,从而拓宽一些确有“特长”的学子的成长天空,也为民族发展的人才库储备更多的优秀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市滨海区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