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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金秋时节，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到东语系报到后，首先面临选择专业的问题。那时候，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心目中，外语是革命的工具。尽管季羡林先生在全系新生大会上，鼓励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选择梵语、巴利语专业，却没有一个学生将梵语、巴利语填为第一志愿，最好的也是填为第二志愿，多数像我那样填为第三志愿。就这样，按照组织分配，我进入了建国后开办的第一个梵语、巴利语班。
经过政治学习和下乡劳动这样一些新生入学教育后，在初冬时节，正式上课了。一开始，我们是在外文楼一间阳光充足的教室里上课。没上几次，便通知我们换教室。那是外文楼后面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面的外文楼挡住了阳光，所以，这些平房比较昏暗，有时上课还要开灯。而且，平房里没有水暖设备，只在墙角边安个火炉。当时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煤炭供应不足，火炉只是怏怏地保持着低温。而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在这样的平房里上课总有冻手冻脚的感觉。课间休息时，大家就跺跺脚，搓搓手，也喜欢凑到火炉边暖和暖和。我们这些青年人尚且如此，何况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年已半百的老师呢！就在这样的平房中，季先生和金先生把我们带入了繁琐的梵语语法海洋之中。他们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我们书写，一个一个音节地教我们念诵，继而讲授语法、例句和课文。就这样，我们在外文楼后面的平房里度过了学习梵语的启蒙阶段。
直到后来，我们才听说是季先生主动将好教室让给系里的外国专家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趁着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我也曾特意到外文楼后面去看看。只见那里野草丛生，平房门窗洞开，桌椅残缺，炉子冰冷，一派凄凉景象，使我茫然的心中更添惆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一排平房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气宇轩昂的博物馆。那排平房是被拆除了，但它们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连同两位老师的谆谆教诲。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告别母校时，季先生与我们相约：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后，大家再到北大来，一起学习和工作。不曾想这个约言直到十余年后才得以实现。十年“文革”动乱后，季先生又出来工作。他没有违约，想组织我们翻译巴利语佛典《本生经》。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他让系里打印了一部分《本生经》原文，分发给我们。我拿到《本生经》的打印稿后，便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不料想，这就促成了我以后十余年与巴利语佛典结下不解之缘。
不久，我调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季先生主持的南亚研究所工作。那些岁月，是国内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年代。我与黄宝生合作译完《佛本生故事选》后，于１９８３年前往斯里兰卡佩伦德尼耶大学进修巴利语，主要从事巴利语佛典《经集》的翻译和研究，１９８５年回国。这时，《佛本生故事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我翻译的《经集》于１９９０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斯里兰卡回国后，我无形中已成为巴利语“专家”，主攻巴利语佛教。而当时巴利语三藏经典只有北大东语系图书馆存有一套，书的原主人是陈寅恪先生，藏在外文楼三层的一间小屋里。我每次从城里赶往北大借阅几册，工作起来，诸多不便。金克木先生还将他经过“文革”残存的几册天城体巴利语佛典赠送给我。后来，我与北京图书馆东编室朱小兰谈及此事，不想她很快征得领导同意，为北图订购了英国巴利圣典会出版的全套巴利语经典。这套巴利语经典为我的巴利语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也鼓起了我撰写《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专著的勇气。
《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专著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宗旨是，利用巴利语原典，向中国读者提供尽可能接近原始面目的佛陀生平传记和原始佛教思想。因为巴利语三藏毕竟是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资料。佛教源远流长，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教乃至密宗相比，其内容和形式变化之大，在世界宗教中实不多见。因此，研究佛教必须高度重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
无论如何，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还称得上是一个佛教研究发达的国家。可是，对于原始佛教的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这里面有佛教派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存在语言障碍。近代以来，陈寅恪、汤用彤和吕澄诸先生都学习和掌握梵语和巴利语，以求对佛教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开设梵语、巴利语班，也是意在继承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可惜，这届梵语、巴利语班学生毕业后，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经历种种波折，迄今还坚持从事梵语、巴利语文献研究的老同学，已寥寥无几。长期以来，我在巴利语佛教研究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不胜寂寞。欣慰的是，我的研究工作始终得到我的两位恩师季先生和金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我的译著和一些论文发表后，也能得到一些真正关心佛教研究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勉励。
我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著作也是粗浅的。但路总是由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或者一段一段铺出来的，学术研究也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想我的这部著作将会成为国内原始佛教研究的垫底沙石，后来者必高于我。我坚信，中国的佛教研究前途无量。
经过政治学习和下乡劳动这样一些新生入学教育后，在初冬时节，正式上课了。一开始，我们是在外文楼一间阳光充足的教室里上课。没上几次，便通知我们换教室。那是外文楼后面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面的外文楼挡住了阳光，所以，这些平房比较昏暗，有时上课还要开灯。而且，平房里没有水暖设备，只在墙角边安个火炉。当时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煤炭供应不足，火炉只是怏怏地保持着低温。而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在这样的平房里上课总有冻手冻脚的感觉。课间休息时，大家就跺跺脚，搓搓手，也喜欢凑到火炉边暖和暖和。我们这些青年人尚且如此，何况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年已半百的老师呢！就在这样的平房中，季先生和金先生把我们带入了繁琐的梵语语法海洋之中。他们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我们书写，一个一个音节地教我们念诵，继而讲授语法、例句和课文。就这样，我们在外文楼后面的平房里度过了学习梵语的启蒙阶段。
直到后来，我们才听说是季先生主动将好教室让给系里的外国专家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趁着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我也曾特意到外文楼后面去看看。只见那里野草丛生，平房门窗洞开，桌椅残缺，炉子冰冷，一派凄凉景象，使我茫然的心中更添惆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一排平房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气宇轩昂的博物馆。那排平房是被拆除了，但它们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连同两位老师的谆谆教诲。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告别母校时，季先生与我们相约：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后，大家再到北大来，一起学习和工作。不曾想这个约言直到十余年后才得以实现。十年“文革”动乱后，季先生又出来工作。他没有违约，想组织我们翻译巴利语佛典《本生经》。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他让系里打印了一部分《本生经》原文，分发给我们。我拿到《本生经》的打印稿后，便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不料想，这就促成了我以后十余年与巴利语佛典结下不解之缘。
不久，我调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季先生主持的南亚研究所工作。那些岁月，是国内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年代。我与黄宝生合作译完《佛本生故事选》后，于１９８３年前往斯里兰卡佩伦德尼耶大学进修巴利语，主要从事巴利语佛典《经集》的翻译和研究，１９８５年回国。这时，《佛本生故事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我翻译的《经集》于１９９０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斯里兰卡回国后，我无形中已成为巴利语“专家”，主攻巴利语佛教。而当时巴利语三藏经典只有北大东语系图书馆存有一套，书的原主人是陈寅恪先生，藏在外文楼三层的一间小屋里。我每次从城里赶往北大借阅几册，工作起来，诸多不便。金克木先生还将他经过“文革”残存的几册天城体巴利语佛典赠送给我。后来，我与北京图书馆东编室朱小兰谈及此事，不想她很快征得领导同意，为北图订购了英国巴利圣典会出版的全套巴利语经典。这套巴利语经典为我的巴利语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也鼓起了我撰写《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专著的勇气。
《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专著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宗旨是，利用巴利语原典，向中国读者提供尽可能接近原始面目的佛陀生平传记和原始佛教思想。因为巴利语三藏毕竟是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资料。佛教源远流长，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教乃至密宗相比，其内容和形式变化之大，在世界宗教中实不多见。因此，研究佛教必须高度重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
无论如何，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还称得上是一个佛教研究发达的国家。可是，对于原始佛教的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这里面有佛教派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存在语言障碍。近代以来，陈寅恪、汤用彤和吕澄诸先生都学习和掌握梵语和巴利语，以求对佛教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开设梵语、巴利语班，也是意在继承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可惜，这届梵语、巴利语班学生毕业后，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经历种种波折，迄今还坚持从事梵语、巴利语文献研究的老同学，已寥寥无几。长期以来，我在巴利语佛教研究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不胜寂寞。欣慰的是，我的研究工作始终得到我的两位恩师季先生和金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我的译著和一些论文发表后，也能得到一些真正关心佛教研究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勉励。
我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这部著作也是粗浅的。但路总是由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或者一段一段铺出来的，学术研究也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想我的这部著作将会成为国内原始佛教研究的垫底沙石，后来者必高于我。我坚信，中国的佛教研究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