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邓英淘相知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1月8日，我从贵州到河南驻马店，拜访陈一谘和邓英淘，火车到驻马店的清晨，列车上广播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声一片。
　　 我见到了陈一谘，邓英淘却因周总理逝世回了北京。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寄到社科院，托邓力群（英淘的父亲）转交，他顺利收到，我们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成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下称农发组）的同事，结下终生的友情。
　　邓英淘生于1951年，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他出身高干家庭，但为人朴实、低调，农发组里大家都知道他是邓力群的儿子，但他从不主动提起。对父辈的事业，不管是对是错，他都怀着一种尊重和敬仰的态度。他尊重的是一代人的努力奋斗。对前辈的很多行为和过失，英淘持批判态度，但他的批判是有历史眼光的理性分析，不是简单扬弃。
　　 英淘曾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文革”期间，他去山西插队，干活儿比农民还上劲。他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投身农村改革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带领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是另一位風云人物，他就是陈一谘。1971年，邓英淘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一谘结识，两人交往日深，后来英淘又介绍陈认识了自己的父亲邓力群。
　　 英淘对陈一谘在河南发起的农民教育事业很感兴趣，遂从山西转到河南当知青。他一边劳动，一边担任农民大学的教员，既是学习，也是对人生的探索。任教期间，英淘读了大量的书，系统研读《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同时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
　　 1977年，英淘考上北大经济系，得以系统完善其经济学理论知识，他还读完了北大数学系三年半的课程。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英淘对数学有特殊偏好，他常说，一个经济问题如果不能用数学方式证明，这个问题就可能存在虚假性。
　　 接受系统、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后，邓英淘更加自信。他为人本就直率，敢于挑战自己，也敢于挑战所有人。别人跟他讨论问题时，常觉得他咄咄逼人。但多次交往之后，就会明白他的气势源于自信，而非天生的优越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理论界、知识界人士关心的热门话题。而8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关心的则是如何吃饱肚子这样的现实问题。还有一群年轻人同样关注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他们逐渐走到了一起，于风云际会的80年代创下一番业绩。
　　 1980年，已成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人民公社室助理研究员的陈一谘，想到建立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从农村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与变革。他将这一想法向邓力群作了汇报。邓力群立即予以首肯。英淘也积极参与，不仅是最早的呼应者，也成为农发组的创始人之一。
　　 1981年2月12日，农发组成立。这群年轻人随即投身其中，利用业余、课余时间，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改革。他们提交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很快受到中央领导赞赏，对当时的农村改革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参与组内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外，英淘还比较关注多样性，比如大家都集中精力调研“包产到户”的形式及这一形式的普遍性时，他会蹲点去调查不搞“包产到户”，坚持集体经济的类型。为此，他前往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等地，进行过认真研究。事实证明，多样性比单一性、一刀切好。
　　 英淘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只关心问题，关心研究，关心成果，关心“干货”，缺少个人情怀。其实，英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只是不善于表达。
　　 初到北京，我住在北大专家招待所，英淘在北大上学，念我孤身一人，他常会抽时间找我聊天。1981年过“五一”，当时农发组成员中，在北京没家的就只有我和罗小朋，他约我们到他家过节。
　　 英淘始终在读书、学习、在向前走，热衷于“再造一个中国”。1981年秋，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而狂欢，在校园内聚会游行，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英淘显得精神焕发，特地赶到我住的地方对我说，“中国有希望，中国大有希望。”
　　 英淘遇事有独立主张，不会受他人影响。所以，尽管他与陈一谘渊源深厚，但当陈一谘、王小强确定离开农发组，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时，他并未随行。他以为，中国农村发展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透，所以选择留下来。
　　 后来，他随农发组一起由社科院到国务院农研中心，继续从事农村发展和改革的研究工作。1989年，他又调回社科院，到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他还筹办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近年，英淘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与绝症苦斗的三年多里，他并未终止思考，依然从容淡定地研究中国的水资源、中国的新能源等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问题。
　　3月11日早上，惊闻英淘去世，我五内纠结，眼眶沁出泪水。回顾英淘的一生，他真可谓“无我无它，只谋人间春色。书生报国，穷尽一生心血”！
　　作者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