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北京的三月仍似寒冬，在穆旦描述为“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不到傍晚六点，窗外便又冷又昏黄。位于东城的后拐棒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
105岁的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30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他刘此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9平米火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漆已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了打字机，就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眯眯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会以手掩口，仿佛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一个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记者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Oeaa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他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讲一会儿。
“两头真”
周有光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20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学，后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被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返国。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20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战争苦难，他反而生出一利-乐观精神来，解放后接踵而至的“反有”、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1955年10月，年近50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1957年“反右”，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的一个博士生也自杀了，他都不知道。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坐20年牢。
周有光在语言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列。“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敬爱。
张允和93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4岁，她去世了，我想我也快了，所以把家里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1989年离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90岁到100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一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历史是不讲道德的
《瞭望东方周刊》：《朝闻道集》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你认为小康是现实，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周有光：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西方到东方，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有理想出现。文化太低的时候没有理想，只有迷信。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2500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什么是小康?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不是一人一个月拿2000块钱，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生活。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要发展经济，同时政治、文化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
周有光：经济上，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outsoucmg，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这不是什么“光索”，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是“世界办公室”。
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15年，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它批判中国说参加WTO还不是受人家的“剥削”吗?是“剥削”，但是这跟老的“剥削”不一樣。以前是你什么都没有，所有好处都是我的，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虽然我吃得多你吃得少，但是你愿意受我“剥削”。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实现双赢。
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历史是不讲道德的。
《瞭望东方周刊》：可是现在贫富分化更严重了。
周有光：现在存在两大问题：贫富并不均等，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但他们的“四大家族”把 国家资产廉价买来，造成垄断，这是贪污；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打掉了，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是贪污；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苏共的头头们……中国呢，国营翻牌变成私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很难避免的。假如中国搞得好，可以相对好一点。
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没有，只是初步工业化。外包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外包水平越低，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在改，外包的技术要提高。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愿意来。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吗?
周有光：信息化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但是今天碰到大问题了。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记者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按照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保密了，因为信息化是一直伸到每个人家里面的。我们的办法是拦，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样，现在不是有twitter吗?Google不是最后的东西，很快要被新技术超过。到时候要怎么应对?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那政治方面的发展呢?
周有光：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有君权国家，有民权国家，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
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廠，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剥削”人，事情就复杂了。
《瞭望东方周刊》：按你总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周有光：凡是专制都会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五千年，你们只有两百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
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制定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订了一些很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它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认为进入民主有两个前提，一方面上面要开放，一方面群众思想水平要提高。毛泽东能写字作诗，但是没有现代文化，有的是古代文化；邓小平去过法国，看过世界，就进了一步。另外群众水平要提高，现在一批批留学生回来，会有影响。但有人说如果中国都是留学生了，那个时候就好办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从美国回来照样有私心，有了权照样会贪污。
“双文化”是今天的主流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方面呢，中国是否已经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
周有光：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学科学，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关于经济学，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否定资本家，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可现在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创造。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
我有一次看到中央党校的教科书，哈哈大笑。外面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讲的很多是凯恩斯。这个应当说是进步。
政治学，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全世界的官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据说中国有数千万的官，实在太多了。 教育学糟得不得了，现在中国教育有两大问题。第一大学缺乏学术自由；第二存在大量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比如来一个大人物，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这怎么可以?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还远远不够?
周有光：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中国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但是后来开始衰落。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经过了几百年演变，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比如中医、雕塑、建筑、歌舞等等。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这是第三个时期。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85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
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18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陕，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
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
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国学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 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水平不够，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于丹请出孔子跟群眾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人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你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上世纪50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历史要重新估价
《瞭望东方周刊》：你看待事物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第二版我们尺度放松了，同意是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我们的历史书也在进步。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全球化思路，将来的历史都要重新写，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尤其需要重新评估。
周有光：我们提的几个东西是对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都很好。我们的确做了不少好事情，这要承认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上台的时候中国穷得不得了。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到了经济破产的边缘，这句话不对，早就已经破产了。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级”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家里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这还不是破产吗?
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
《瞭望东方周刊》：你当年从美国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作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所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105岁的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30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他刘此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9平米火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漆已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了打字机，就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眯眯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会以手掩口，仿佛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一个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记者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Oeaa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他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讲一会儿。
“两头真”
周有光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20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学，后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被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返国。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20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战争苦难，他反而生出一利-乐观精神来，解放后接踵而至的“反有”、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1955年10月，年近50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1957年“反右”，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的一个博士生也自杀了，他都不知道。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坐20年牢。
周有光在语言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列。“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敬爱。
张允和93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4岁，她去世了，我想我也快了，所以把家里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1989年离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90岁到100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一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历史是不讲道德的
《瞭望东方周刊》：《朝闻道集》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你认为小康是现实，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周有光：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西方到东方，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有理想出现。文化太低的时候没有理想，只有迷信。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2500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什么是小康?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不是一人一个月拿2000块钱，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生活。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要发展经济，同时政治、文化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
周有光：经济上，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outsoucmg，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这不是什么“光索”，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是“世界办公室”。
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15年，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它批判中国说参加WTO还不是受人家的“剥削”吗?是“剥削”，但是这跟老的“剥削”不一樣。以前是你什么都没有，所有好处都是我的，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虽然我吃得多你吃得少，但是你愿意受我“剥削”。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实现双赢。
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历史是不讲道德的。
《瞭望东方周刊》：可是现在贫富分化更严重了。
周有光：现在存在两大问题：贫富并不均等，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但他们的“四大家族”把 国家资产廉价买来，造成垄断，这是贪污；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打掉了，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是贪污；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苏共的头头们……中国呢，国营翻牌变成私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很难避免的。假如中国搞得好，可以相对好一点。
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没有，只是初步工业化。外包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外包水平越低，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在改，外包的技术要提高。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愿意来。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吗?
周有光：信息化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但是今天碰到大问题了。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记者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按照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保密了，因为信息化是一直伸到每个人家里面的。我们的办法是拦，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样，现在不是有twitter吗?Google不是最后的东西，很快要被新技术超过。到时候要怎么应对?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那政治方面的发展呢?
周有光：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有君权国家，有民权国家，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
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廠，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剥削”人，事情就复杂了。
《瞭望东方周刊》：按你总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周有光：凡是专制都会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五千年，你们只有两百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
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制定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订了一些很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它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认为进入民主有两个前提，一方面上面要开放，一方面群众思想水平要提高。毛泽东能写字作诗，但是没有现代文化，有的是古代文化；邓小平去过法国，看过世界，就进了一步。另外群众水平要提高，现在一批批留学生回来，会有影响。但有人说如果中国都是留学生了，那个时候就好办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从美国回来照样有私心，有了权照样会贪污。
“双文化”是今天的主流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方面呢，中国是否已经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
周有光：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学科学，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关于经济学，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否定资本家，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可现在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创造。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
我有一次看到中央党校的教科书，哈哈大笑。外面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讲的很多是凯恩斯。这个应当说是进步。
政治学，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全世界的官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据说中国有数千万的官，实在太多了。 教育学糟得不得了，现在中国教育有两大问题。第一大学缺乏学术自由；第二存在大量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比如来一个大人物，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这怎么可以?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还远远不够?
周有光：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中国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但是后来开始衰落。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经过了几百年演变，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比如中医、雕塑、建筑、歌舞等等。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这是第三个时期。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85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
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18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陕，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
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
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国学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 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水平不够，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于丹请出孔子跟群眾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人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你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上世纪50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历史要重新估价
《瞭望东方周刊》：你看待事物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第二版我们尺度放松了，同意是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我们的历史书也在进步。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全球化思路，将来的历史都要重新写，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尤其需要重新评估。
周有光：我们提的几个东西是对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都很好。我们的确做了不少好事情，这要承认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上台的时候中国穷得不得了。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到了经济破产的边缘，这句话不对，早就已经破产了。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级”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家里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这还不是破产吗?
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
《瞭望东方周刊》：你当年从美国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作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所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